討論今年的春晚之前，且先說下對于春晚“時代背景”的看法：和“文學已死”的流行論斷相反，近年來中國社會反而進入了“文學時代”，當代中國正呈現出高度的文學性，其戲劇色彩與荒誕程度，令人嘆為觀止。春晚之前幾個月，一起河北車禍，一起浙江車禍，讓現實變得像一出美劇，充滿著公平正義的控訴，匪夷所思的偵探推理，以及叵測而迷人的陰謀氣氛。自從“正龍拍虎”以來，躲貓貓，喝開水，深夜荒郊俯臥撐……就這般天馬行空的魔幻而言，哪位純文學小說家，堪比網易新聞首頁？怎樣的后現代寫作，有網易新聞跟帖狂歡戲謔？

　　毫無疑問，當代中國高度文學化，和正處于“改革”三十年來劇烈的轉型期密切相關，而且，這種轉型越是劇烈，文學化程度越高，藝術家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和房地產開放商相似，應該也是一種巨大的幸運。然而，與之對應的，卻是想象力的高度萎縮。今年春節半個月之前，“國家形象宣傳片”在紐約時報廣場首映，從章子怡到楊利偉，各界名人機械地輪番亮相的方式，以此展現“中國形象”。進入2011年，奧運、世博、亞運盛會落幕，美則美矣，但是否清晰地說清楚了“中國故事”？大而言之，21世紀第一個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年，大歷史正在中國發生，復雜甚或荒誕的現實，能否找到自己的語法？

　　某種程度上，每當經歷了一年異彩紛呈的文學時代，春晚就是年度“中國故事”的標準答卷。理想的狀態是，它必須消化掉一年來所有的雜音，給出一個“可信”的主旋律。講一個主旋律的故事，這不是文學，怎么講得“可信”才是。這個難度不小，你面對的是同一批觀眾，但是要讓觀眾們覺得“舞臺”比“生活”真實。

　　更麻煩的是，“中國故事”不能自行呈現，它依賴一個不那么專心的作者：央視。央視在“中國故事”的大邏輯之外，還有一套自己的小邏輯，它同時要考慮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同時，春晚和明星之間——比如趙本山的團隊——還充滿著微妙的博弈，春晚的規范在不同的節目中，得到程度不等的改寫。在這個意義上，春晚盡管嘗試生產出高度清晰的敘述，但節目內部難以避免地密布罅隙。故而，春晚是“文化研究”的絕佳樣本，沒有什么其它作品，像春晚這樣深刻卷進了時代的諸種沖突之中，而且還幻想著整合這錯綜復雜的一切。

　　二

　　且以今年春晚為例，在歌舞、魔術、雜技這類相對形式化的節目外，一共有十個語言類節目。先說最普遍的一個類別，包括相聲《專家指導》、相聲劇《還錢》、小品《美好時代》、《午夜電話亭》、《“聰明”丈夫》、《新房》在內，這一大半的節目都是同類的“道德劇”，以道德訓誡的方式化解矛盾，尋求社會問題的治心之道。作為語言類第一個節目，姜昆的群口相聲，選擇以“專家”為笑料。這倒是網絡笑話的主旋律，在網絡上“專家”已經被改寫為“磚家”。看得出，姜昆對于網絡下過大功夫，登臺亮相，第一個拋出的包袱是“小月月”；此外，姜昆一身古怪的“混搭”造型，也隱隱地有模仿另一位網絡名人“犀利哥”混搭之意。然而，網絡的自由戲謔，其尺度是春晚無法消化的。在姜昆這里，穿鑿附會地借來幾個新詞之外，很小心地將對于“專家”的諷刺控制在“日常生活”的范圍里：四位專家分別是養生、理財、文物、情感專家。顯然，這是一個安全的處理，節目中大量出現的對于“綠豆”的譏諷，更讓人聯想到央視已經批評過的的張悟本，痛打落水狗而已。問題在于，無法像其他的節目制造“誤會”（這是春晚娛樂的通用技巧，矛盾往往來自于“誤會”），又不能真正展開諷刺，整個節目再次重復姜昆近年相聲的通病，流于高度程式化的平淡。

　　延續《專家指導》下來，相聲劇《還錢》、小品《美好時代》同樣討論“信任”的主題。

　　這一“信任危機”不僅僅是單純的信任問題，不需諱言，如果一直以利益調節，而非彼此信任，這樣的社會結構更像是巨型公司，而不是有明確認同的共同體，由此談論作為共識的“中國故事”，豈非夢中囈語？由此，無論《還錢》亦或《美好時代》，都是以兩筆“橫財”（撿來的十萬與中彩票的五百萬）為范例，宣傳如何在利益面前，自我克制，維護信任。

　　老實說，這是一個極其干癟的主題，其干癟不在于宣揚道德，而在于這種宣揚抽空了道德。“拾金不昧”這種古老主題，如果抽空了歷史情境，和貼在幼兒園里的標語口號毫無區別。表現這樣的主題，不僅要“真實”，還要“有趣”，實在難為這些演員了。針對“真實”的要求，馮鞏他們的策略，就是嘗試“軟化”這個堅硬的道德劇主題，強調人物受誘惑的可能性，盡可能把通過“主題思想”之路，扭曲地百轉千回。比如，在《還錢》中，結尾處清潔工夫婦內心涌起“私念”，“老公，咱給人撿了十萬，他不返咱五千？”“等會，找你五千！”；在《美好時代》中，貫穿始終的是小夫妻面對五百萬的掙扎，甚至考慮到“這個朋友不要了”來吞下這筆飛來橫財。當然，無論怎么曲折，結局是預設了的，道德毫無意外終將戰勝。由此也決定了，對于“有趣”的回應，這些節目更加勉為其難，只能拼貼一些市民喜劇的老套路，比如小舅子借錢不換，孩子不是我的，以及2010年度的北京特色“堵車”，以這些敷衍應對。

　　更直白地是，為了強化“主題”，春晚甚至不惜打破節目的邊界，將“現實”直接投射到節目中。《還錢》開場，演員很罕見地先對節目做一介紹：“我們這個節目叫《還錢》”“錢，在我們生活當中……”《美好時代》結尾更進一步，居然請出了人物原型，“因為在現實生活當中有一位先生，他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答案！”此時主持人出現，“好的，剛才提到的那位朋友現在就在我們的身邊，他的名字叫趙書兵……剛才您看到的那個小品，就是根據趙樹兵的一段親身經歷所改編的……”這種高度的宣傳性結構，近乎是三四十年代“活報劇”、“街頭劇”歸來。有讀者或不熟悉戲劇史這段往事，所謂“活報劇”，簡而言之就是演員在街頭表演，鼓動宣傳，喚醒民眾，“戲劇”和“現實”完全混成一片。往昔國難當頭，內憂外患，“活報劇”有其合理之處，如今轉世歸來，此中肯綮，頗費思量。

　　《還錢》、《美好時代》單調平淡，流于空泛，還談不算多糟。小品《新房》、《“聰明”丈夫》卻不明智地以天怒人怨的“高房價”作為示范，更加凸顯了這種“道德劇”的弊病。對于“中國夢”的最大威脅，當下就在于“高房價”，北京上海等地房價完全抽空了誠實勞動的意義，人生變成了一場“拼爹”競賽（“我爸是XX”），特權與財富的魅力被加倍放大。這個主題本來銳利無比，春晚偏偏迎難而上，嘗試予以消化。《新房》對應著“丈母娘抬高房價”的論調，將“高房價”背后的政治經濟問題，本末倒置成婚俗文化問題，再次在道德劇的框架里展開故事，“我只會養豬，不會騙人”，“這不是房子的事，我生氣的是你們騙我”等等。和上述的道德劇一致，在這樣的框架中，笑料只能拼貼堆砌。估計編劇考慮到“丈母娘抬高房價”涉及青年男女，這次堆砌的笑料是微博、《愛情買賣》之類，但是微博的話語政治、《愛情買賣》作為“神曲”的戲謔顛覆，完全被抽空掉了，殘留空洞的形式，甚至于推動情節發展也十分虛假——丈母娘居然通過微博發現小情侶借房搪塞的真相。或是也感覺到和現實的斷裂，《新房》選擇以更加荒誕的熱舞結尾，在2010南非世界杯主題曲“Waka Waka”的狂熱伴奏中，丈母娘模仿原唱歌手Shakira大跳貼面舞，以怪誕的青春活力、極度夸張的音樂形式來淹沒斷裂。

　　不是婚俗文化沖擊房價，而是房價沖擊婚俗文化，以此重構道德關系，這是舞臺下的真相。和《新房》相比，《“聰明”丈夫》處理地更為虛偽，近乎可恥。“聰明”打上引號，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譏諷房地產公司“銷售冠軍”老王為了爭一套獎勵的房子，與妻子假離婚。結尾處真相泄露，公司同事與初戀女友紛紛表示“我看不起你”，老板更早已將房子獎給另一位銷售冠軍老王，“老板說了，老王夫妻恩愛，家庭和睦，只有對家庭負責任的人，才能對公司業務負責任”。這個細節十分重要，這個小品中房地產商貌似缺席，實則在場，他們被暗示為尊重家庭倫理，和為了房子出賣妻子名譽的房奴們相比，房地產商才是道德楷模。與之相對，房子的問題被歸結為房奴們的貪婪，“做人真的不能太貪心啊”。其解決之道同樣微妙，如何挽回道德的污點，繼續為房地產商“奮斗”即可，“你放心，明年我繼續努力，我還是銷售狀元”。在這樣的結構中，高房價所攜帶的復雜問題被完全屏蔽了，一切被指向了道德問題，而且還是房奴們的道德問題。春晚今年所有的道德劇，毫不夸張，《“聰明”丈夫》是最惡劣的一個。

　　相對過得去的，是《午夜電話亭》，敘事結構還算精致，“誤會”也勉強可信，而且安全地討論家庭內部的小風波，不出彩，也不出格。但是笑料同樣是貼上去的，而且頻頻使用“小姐”這類性暗示的段子，貌似好笑，實則刻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這六個道德劇之后，春晚在趙本山小品之前，請出了郭明義等六位2010年度全國道德模范（該評比從2007年開始），“在新的一年里，愿文明的新風，繼續吹遍神州大地”。以此收束全部的道德劇節目，算是春晚“中國故事”的主題句。

　　三

　　和上述六個道德劇相比，相聲《獨家錄制》、《四海之內皆兄弟》、《芝麻開門》更為抽象，算是兩個半儀式性的節目（半個是《芝麻開門》，容后細說）。為什么是儀式性的？這三個相聲分別代表民間、洋人與青年，演員分別是民間演員（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民間相聲代表郭德綱，而是與郭德綱斷絕關系的弟子）、外國演員、“80后”演員。其抽象在于，如果說道德劇還試圖“反映現實”，整合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那么這幾個相聲并不考慮“內容”，演出者的“身份”比內容更為重要。

　　合乎邏輯，既然重點不在于內容上，無論《獨家錄制》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節目的重點是形式：對于“聲音”的模擬，不在于說什么，而在于怎么說，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像不像。《獨家錄制》的演員假托愛好收錄聲音，以此表現口技，模仿虛擬的錄音筆里的聲音，先后有京劇《智取威虎山》、歌曲《青藏高原》、山東快書《兔年說兔》、雜技《巧耍花壇》，并且意料之中的以繞口令結尾。整段相聲非常貧乏，在劇場相聲的淋漓酣暢與晚會相聲的主題鮮明之間，可謂不倫不類。

　　《四海之內皆兄弟》與之類似，對于外國朋友而言，漢語也可被視為一種特殊的口技。這個節目的安排暗含象征性：一口流利漢語的洋笑星大山，帶領來自美國、俄羅斯、東歐（匈牙利）、澳洲（澳大利亞）、非洲（肯尼亞）的五位孔子學院洋同學，說一段“好好學漢語”的群口相聲，段子則基本以唐詩等傳統典故構成。僅僅從相聲本身來講，這個節目自然不算精彩，但聯系演出者身份，“漢語”暗指著“中國價值觀”的輸出。這里有一個頗為纏繞的邏輯：“中國價值觀”就本身而言是一個對于“西方價值觀”的防御性概念，如同春節前夕天安門廣場立起的孔子像，以“傳統中國”作為“中國特色”的一種辯護與聲明；然而，“中國價值觀”又回避掉理論辯論，無論孔子學院亦或國學復習，在文化實踐中高度儀式化，更近似一種價值立場，而不是理論資源。就像這個相聲所象征的，“中國故事”的域外投射，或是面對世界的合法性論爭，依然是高度抽象的，僅僅靠“語音”層面，恐怕講不清“中國故事”。如何整合五千年的“傳統中國”與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依靠的不是語音，而是語法，但是當代中國還沒有產生自己的敘述學，更典型的是奧運會開幕式上下半場的斷裂。

　　《芝麻開門》同樣是一個儀式性的節目，相聲以“拍客”文化為主題，由“80后”演員演出，春晚或是嘗試消化“80后”為代表的青年文化。兩位青年演員還是不錯，段子也不算生硬，和上述兩個相聲相比，有可看之處，算是半個儀式性節目。然而，這個節目如果在“80后”文化自身的邏輯里來衡量，和《饅頭血案》、《網癮戰爭》這類充滿天馬行空般想象力的戲謔杰作相比，顯得蒼白刻意。“80后”的文化表達，和春晚的成規范式之間，終究是格格不入。在春晚的華麗舞臺上，“80后”的狂歡式顛覆，只能是零點之后作為邊緣亞文化的一種點綴。真正有活力有影響的作品，還是在網上，無論是韓寒式的博文寫作，或是胡戈、“搬運9課”的“惡搞”視頻。

　　四

　　在道德劇和儀式性節目之外，最后的一個語言類節目，也是最重頭的節目，是趙本山小品。和其他依賴春晚出名的演員相比，趙本山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與聲望，可以相對地擺脫春晚的限定，他的節目，尤其以新世紀以來以《賣車》、《賣拐》為標志，說教的色彩較淡（絕非沒有，比如《火炬手》），更為看重的是娛樂性，這也是趙本山小品顯得比其他節目好看的重要原因。一個富于象征色彩的細節是，今年春晚，趙本山小品被安排在全國道德模范代表講話之后，主持人迅速轉換話題，從機械僵硬的套話中脫身，以“問問大家伙，想看誰啊”引出趙本山的節目。春晚就此有自知之明，每年的好看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趙本山。

　　從2005年標志《賣拐》系列終結的《功夫》算起，趙本山小品這幾年的核心結構，是在東北農村的背景下，表現農民與“現代”的遭遇，這是他“娛樂”的奧秘，其象征性的細節，就是“攝像機”闖進農家生活。試回顧《策劃》（2007）、《火炬手》（2008）、《不差錢》（2009）、《捐助》（2010）：《策劃》是一個面對攝像機講述的農村故事，牛群扮演一位炒作公雞下蛋的記者，闖入“白云、黑土”的生活。農村生活則被完全邊緣化，只有因為公雞下蛋，才有幸成為“獵奇”的看點，再次進入決定著“何為生活”的攝像機（一開場白云就指著鏡頭說，“我太想這玩意了”）；《火炬手》同樣如此，小品的笑料，來自于農民與“現代”的距離：一千米/二里地、拳擊/耍猴、太極/麻將等等。黑土在“現代”的召喚前，還不是一個合格的主體，典型的段落，就是黑土的獲選感言：面對麥克風，黑土變得語無倫次（發言之前黑土還撞在了麥克風上），除了喊“好！”外，無法組織起有意義的語言；《不差錢》同樣是農民面對攝像機（想象中的央視“星空大道”現場）的各種洋相，同樣是在麥克前的語無倫次（比如“我是水貨”、“我感謝你八輩祖宗”）；去年的《捐助》，依然是記者帶著攝像機闖入農民生活，以“現場直播”為象征的現代話語試圖重新組織這個故事，笑料同樣來自農民與“現代”的距離，比如孩子家長面對鏡頭的感謝：“感謝中央氣象臺”。

　　今年的《同桌的你》，第一次，攝像機所代表的現代世界不再闖入，這是一個以“同桌的你”為中心的“鄉村愛情故事”，完全發生在東北農村內部。然而，難題也隨之到來，不再依賴于農民與現代世界的落差，笑點在哪里？趙本山的策略，是以民間娛樂的方式展開，大都是這個類型中常見的套路：人與動物的模糊（“驢臉”），兩性關系的模糊（“你爹下手早”）。整個小品近乎一出俗套電視劇的濃縮版：孤兒身世，十八年前的秘密，以及舊情難忘。有趣的是，據說是趙本山的臨場發揮，他在小品結尾處，反諷了自己的“俗”：當王小利表示一會看趙本山小品，趙本山回答說，“你像我們這些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兒太俗，受不了”。

　　熟悉趙本山小品的讀者會發現，這句話曾經出現在2006年《說事》，同樣是一個表現農民與現代世界相遇的小品（只不過場景發生在央視演播大廳），趙本山曾在小品中譏諷“作家”宋丹丹：她是作家，不喜歡這玩意（二人轉）。然而，吊詭之處在于，《同桌的你》恰恰是趙本山近年來最俗的一個節目，這個“俗”并非貶義，而是“娛樂”所依賴的模式與套路，趙本山的反諷，反而暴露了潛意識的不安。

　　老實說，這種“俗”的娛樂性，并無新意與突破，春晚后觀眾也有些“受不了”。《同桌的你》這種感傷的“校園民謠”，和趙本山團隊的風格很沖突，二人轉的藝術特色，很難容納這種校園題材。結果，沒有辦法做到像以二人轉為主的《不差錢》富于生氣，只能搬運“期末考試抄題，把名字也抄上來了”這類老套的段子。而且，極富癥候色彩的是，小品的核心笑料，“此處刪去多少字”，來自于十八年前轟動一時的禁書《廢都》。從1993年到2011年，十八年往復循環（有意思的是小品中小沈陽就是十八年前撿回來的“孤兒”，恍若從天而降的大眾文化，十八年來已經成大成人），只不過昔日作為商業包裝策略的“此處刪去多少字”，從彼時的被學界批判被官方查禁，到今天占據了春晚舞臺的中心。然而，援引“漫長的90年代”興起時的經典，反而印證了此刻的疲憊，這是一個循環，又是一個開始。“此處刪去多少字”已然耗盡，“口口口口口口”終究要填補進內容。當已然老去的趙本山需要吸氧堅持時，誰來講述新的故事？

　　五

　　誰來講述“中國故事”，回到最樸素的辯證法上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人”。春晚在今年有一個特別的版塊：“我要上春晚”，由觀眾投票決定，確定的三個節目分別是西單女孩《回家》、旭日陽剛《春天里》、民工街舞團《咱們工人有力量》。無論西單女孩的成名曲，西單地下通道中的《隱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單中堅強/每一次，就算很受傷也不閃淚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隱形的翅膀/ 帶我飛，飛過絕望”），亦或旭日陽剛的成名曲，民工簡陋窩棚里的《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在這春天里），這些在清晨、在夜晚、在風中、在街上、在橋下、在田野中曾經“無人問津的歌謠”，深深打動了由幾億普通人組成的“沉默的中國”。任月麗、王旭、劉剛、兩億民工，他們才是鮮活的“中國故事”，他們的背后，是活的中國，有感情、有夢想、有血性、有活力的中國。

　　由此，以民工版的《咱們工人有力量》結尾，這個安排充滿象征色彩，這既是導演的偶然，又是歷史的必然，歷史才是真正的導演。超過兩億的農民工，在階級認同的意義上重建共同體，唱起“咱們工人有力量”，這一幕百味雜陳。尤有深意的是，這是只唱了一半的《咱們工人有力量》，回頭細聽這個節目會發現，春晚在節目中間不無怪誕地插入《我的太陽》，以此贊美農民工，同時巧妙地覆蓋了《咱們工人有力量》的另一半。以西洋經典音樂來贊美固然不錯，但是中國有自己的講法，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脈絡中，有更貼切的對于工農（農民工可謂既“工”且“農”）的贊美。就在《咱們工人有力量》，有一句關鍵的歌詞，演員們或許忘了：“為什么？為了求解放！”去年是虎年，21世紀第一個十年完結；今年是兔年，21世界第二個十年開始。虎兔相逢大夢歸，這充滿象征色彩的一幕，將是“中國故事”的結局么？

　作者簡介：黃平，1981年生于遼寧桓仁，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兼任《現代中文學刊》責任編輯，“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提名評委。近年來發表核心論文近二十篇，曾獲《當代作家評論》2008年度優秀論文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