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與“公權力”

在庾信《哀江南賦》中，有一段描繪“盛世”的文字：

“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于海陵，跨橫塘于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艷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為什么能有這樣的一個“盛世”局面的出現？因為這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期：“班超為定遠之侯，王歙為和親之使。馬武無預于甲兵，馮唐不論于將帥。”

沒有戰爭就可以叫做“和平”。戰爭當然不好，但為什么會有戰爭？金圣嘆曾經講過一個“因緣生法”的比喻：一對夫婦有過親密關系這個“因緣”，然后有子女出生，這就是“因緣生法”。戰爭的出現當然也有其“因緣生法”。本人相信，價值信念和公義信念的解體這對“夫婦”，就是導致和平秩序瓦解而出生戰爭的“因緣”。

何謂“價值信念和公義信念的解體”？金圣嘆曾經在《水滸傳．序二》中說過這個道理：“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殺人越貨而有伯夷顏淵之譽，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節之榮，揭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既已名實抵牾，是非乖錯，至于如此之極，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以為高山景行，而心向往者哉！”當代公開崇拜宋江的名人，香港人皆知有黃毓民。

金圣嘆又說：

“《水滸傳》中有大段正經處，只是把宋江深惡痛絕，使人見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從來人卻是不曉得。《水滸傳》獨惡宋江，亦是殲厥渠魁之意，其余的便饒恕了。”“山東及時雨”宋江由“慈善家”而為反賊，由反賊而為神棍、政棍，由神棍、政棍而為戰爭販子。最后，施耐庵沒有讓他成為高太尉、蔡太師第二，卻讓他毒殺李逵，可謂神來之筆。

宋江當寨主后，梁山泊打出的旗號是“自動獻身”的“替天行道”，等待“招安”。但“智多星”吳用早在宋江出場之前，就預先誘導三阮說出他們想到梁山泊入伙的真正底因，其實也就是梁山泊能夠發展壯大的真正底因：

－－如今該管的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涂，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
－－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一個邪惡腐敗的盛世，有什么比財富與權勢更值得炫耀的？黃毓民就最以他兒子說過的一句話而沾沾自喜：“你老爸窮，我老爸不算窮。”但中國古人卻是在“仁民愛物”的基礎上來確立價值信念與公義信念的。人類社會無疑是以自然環境為條件而發生發展的。中共在世界民族自主的大潮涌動之下而建政，立國后所面對的又是世界科技及生產力發展突飛猛進的大潮。地大物博的中國的政權所管治的區域擁有可以無限升值的無盡資源。此時，維護一個民族主義公權力的政權就是“仁民愛物”的必然手段。

但與此同時，這個作為民族主義公權力的政權的組織元素－－各級官員們的身價，無疑也會因管治下的區域所擁有的可以無限升值的無盡資源而水漲船高。

在西方強盜的眼中，只要中國的民族主義公權力不斷瓦解，他們就可以通過“市場”而隨心所欲地劫掠無窮的財富；在政治豺狼的眼中，只要中國的民族主義公權力不斷瓦解，他們就可以通過賣國而肆無忌憚地侵私吞無窮的財富。“反對制度，不反對個人”的西方滅華政策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出籠。他們所反對的“制度”其實就是中共原有的民族主義公權力建制，他們所不反對的個人其實就是中共叛國賣國竊國的漢奸匪孽、貪官污吏。

維護民族主義公權力的道路必然是辯證的。林彪口頭上高呼“一句一頂萬句”、“句句是真理”的謊言就是為了實質反毛。金圣嘆早就說過：“六經皆圣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為從事于經學也。”毛澤東也早就“反對本本主義”。西方強盜走卒“批毛”，則因為毛澤東是中共的“開國之君”，不批毛，就無法徹底瓦解中共的民族主義公權力。

“統一”也要看真假。回收港澳，在形式上有點像是統一了，實質上卻是被港澳的黃賭毒黑貪“反統一”了。港澳成了貪官污吏叛國賣國竊國的跳板，就如《水滸傳》中朱貴主持的李家道口酒店，對岸則是美國的“金沙灘”。

“民主”要看真假。如果“民主”只是為了顛覆民族主義公權力，讓移國大盜合法化，這樣的“民主”有可能是真的嗎？美國人人都有權選總統，問題是，他們選出來的總統一旦得罪了利益集團，隨時可能被暗殺。

資本主義就如名貴的中藥“冬蟲夏草”(Cordyceps sinensis)一樣，解放前的三座大山像冬蟲夏草菌一樣寄生在名為社會主義中國的蝠蛾幼蟲之上，成了西方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的滋補藥材。但請問作為民族主義公權力建制，其價值信念、公義信念在實踐中體現在哪里？

對于“黃賭毒是人性”的說法，對也好錯也好，不必太過認真地去反駁。孟子早就說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稀！”但誰也無法否認人應該有價值信念、公義信念，否則，人類社會的秩序無法維持、人類的文明無從進展。因此，有必要指出內內外外的盜賊們顛覆公權力的行為錯在哪里？人民有權追究內內外外的盜賊們顛覆公權力的罪行的理據在哪里？

正因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稀”，所以人往往只需要一個藉口，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作惡。宋江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用作這樣的藉口。找一個藉口，肆無忌憚地作惡，這就是“宋江主義”的精粹。在西方歷史上，“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而生”的控訴，也是出于這個原因。

世界歷史上禍害深重的極端潮流，莫不是出自“找一個藉口，肆無忌憚地作惡”這種“宋江主義”。而具體又可以分為“拜物教”與“話語主義”兩大支派。有人宣稱“金錢萬惡”，但同時卻又宣稱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之分，只要實行財產公有，就什么社會問題都永遠徹底地解決了，這是最赤裸裸的“拜物教”了。

還有一種要用“主義”、“家”來治國。這同樣是“拜物教”，但拜的是“話語”，因此，可稱為“話語主義”。特別要說明一下的是：民族主義本身沒錯，但民族主義一旦與“宋江主義”有了“因緣生法”，就會變成“納粹”之類了。

古人說事論理，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往往是正面立言、大權示見。后世行險徼幸之徒而無法正確理解前賢往哲者，誤以為古人大名鼎鼎只是騙術高明，往往想打他們的招牌來招搖行騙。事實上，孔孟并不騙人、耶穌并不騙人、佛祖并不騙人、老莊并不騙人，后世想打其招牌以行騙者，若能正確理解他們，想必也不會做“拜話語”教徒了。

古人說“殷憂啟圣”，實際上殷憂所啟，往往是高俅、宋江、張都監、西門慶等等。歷史上的殷憂時代，往往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便是這個道理。

就以“動心忍性”為例，并非只有賢圣才能“動心忍性”，高俅、宋江、張都監、西門慶等等何嘗不曾“動心忍性”？人也并非只有“良知良能”，而還有“邪知邪能”，否則，高俅、宋江、張都監、西門慶等等從何而來？讀孔孟之書，要能從“邪知邪能”看到高俅、宋江、張都監、西門慶等等，才叫做登堂入室了。

然則，價值信念、公義信念落實的希望在哪里？公權力實現的希望在哪里？

金圣嘆說：“夫當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轉掠十郡，而十郡官軍莫之敢嬰也。此時豈復有人謂其饑獸可縛、野火可撲哉？一旦以朝廷之靈，而有張叔夜者至。夫張叔夜，則猶十郡之長官耳，非食君父之祿獨多，非蒙國家之知遇獨厚者也。且宋江，則亦非獨雄于十郡，而獨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則恣其劫殺，無敢如何；后則一朝成擒，如風迅掃者。此無他，十郡之長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貲重，各有其祿位，各有其性命，而轉顧既多，大計不決，馳驟乘之，措手莫及也。張叔夜不過無妻子可戀，無貲重可憂，無祿位可求，無性命可惜。”

張叔夜是一個精神上的孤兒，與孟子所說的“孤臣孽子”差幾近矣：“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這又是正面立言、大權示見的說法，高俅、宋江、張都監、西門慶等等，又何嘗不是“孤臣孽子”呢？

《水滸傳》以“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來揭橥趙宋政權的“血酬”本質。又以端王這個“孽子”和高俅這個“孤臣”來開篇。“水滸”之路是從王進開始走出來的。凡是侮辱過高俅的尊嚴的人，都要付出代價。一個盜賊進了朝廷，不但使朝臣全都成了孤臣孽子，也使天下都成了盜賊的天下。高俅可以用私權力來擄劫公權力，但公權力卻不會因此而改變其“血酬”本質。這就是宋江、方臘之亂的底因。

美國人善于以欺騙治國：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被質疑為騙局，登月也被質疑為騙局，這些都是往事。但到了港澳回歸，成了美國接引中國盜賊的李家道口酒店以后，美國的忠義之士與所有人民也全都成了孤臣孽子。最后出了九一一這個更大的騙局。

沒有私權力不關涉到公權力。因為沒有私權力不牽涉到個群關系。而公權力就是要在個群關系中維護價值、落實公義。民主制度也好、專制制度也好，盡管形式不同，但都有責任在個群關系中維護價值、落實公義。西哲認為：公義就是如何恰如其份地報答每一個人。

自由主義也好、托派主義也好，一旦與宋江主義有了“因緣生法”，必然催生極端的潮流。它們將個人主義絕對化、片面化，不能正確理解個群關系，也就失去價值信念、道德信念的載體，必然歸結到道德虛無主義。日前的英國騷亂，被認為是全社會的道德淪亡所致。公權力就是特權，問題只在于究竟是公義的特權還是不義的特權。

晃蓋以劫奪生辰綱的不義之財起事，自是義舉；但宋江私放晃蓋，卻絕對是大逆不道，他進行“化公為私”的慈善家操作，視全社會的公義如無物。當代的中國盜賊們，有了港澳來當李家道口酒店，自然不憂晃蓋們來劫奪，一切貪官污吏的財產都可以安然轉移到美國的金沙灘。有了港澳的例子，全世界都看得到不義的特權是如何禍國殃民、荼毒生類的。

魯迅熟讀中國小說，他的“人血饅頭”的小說，未始不是受到《水滸傳》的啟發。有了港澳的優秀基地，有了“反對制度不反對個人”的好藉口，中國內內外外的盜賊們就有了吃盡中國祖宗與子孫的人血饅頭豪情勝慨，而謂之盛世。盛世什么都有，包括內內外外的盜賊和他們的一切肆無忌憚的惡行，就是不讓你有公義的公權力。這一點內外的盜賊們是完全一致的。無論他們偽民主、偽自由也好，偽馬列、偽左翼也好，都想要通過拜物教的極端方式而轉移社會上追求公義公權力的目標。

“盛世”的代價是什么？自然生態的極度破壞尚在其次，內內外外的盜賊們為了私心極欲，對公權力的固有公義秩序的極度破壞更加喪心病狂。在價值信念與公義信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固有公權力，是千百年來無數追求公義的孤臣孽子們摩頂放踵、心盡氣絕，而后依循血酬定律以建立起來的，絕對不是那種“一星期打六天老婆，星期天不打，她就會認為你對她很好”的欺騙性。“君子愛人以德”，盜跖對他的嘍啰們很好，認為這就是“仁義道德”，實則是喂他們吃古今無數志士仁人的“人血饅頭”。

沒有人不愛他的時代，曹雪芹若不愛他的時代，為何要創作《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的曲與詞，實則都是哀悼詞。十二釵有善有惡，但曹雪芹只有無限懷念。哀悼已失去了家園，哀悼即將逝去的時代，寫出他的“天問”，這就是“紅樓夢”。庾信的《哀江南賦》難道不是以家國之悲來哀掉他那逝去的年華和與他的年華一起逝去的時代嗎？

在一個公權力分崩離析的時代，要到哪里去找尋以價值信念和公義信念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寄托？又應如何去考較民族主義公權力圓缺盈虧？“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庾信如此描繪其時代的“私權力英杰”：

“彼奸逆之熾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負其牛羊之力，肆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璇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為，尚有欲于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于大夏，識鳥卵于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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