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于2010-04-18 組長:單車上的騎士
我在想,以后我的孩子年少時,應該讓他看誰的歷史作品才不至于變成一根筋的憤青或者全無筋的犬儒?陳郢客的作品應該是首選之一。
這位同時具有大半個黑格爾腦袋、滿肚子豐富史料和一手生花文章的低調青年學人,她的作品如《溫故知新沈崇案》等很好地克服了雅俗界限、派系之爭,語言風趣幽默移步換景深入淺出,思想扎實靈動豐富辯證功力深厚,群眾喜聞樂見,學子心悅誠服。能把如此豐富的歷史大場面與我們個人的時代感覺結合起來并揚棄后者,這個路向在當代較難得。當代多見的是那種一根筋還自以為很有人性很有邏輯的學蟲。
陳郢客,在早慧中經歷了1989,在不經意中經歷了1999,當然,還有身后一段令無數英雄遐想的身世~~
見沒人建小組,我就建了。
但我猜其實以前有人建過,但是沒通過審核,或者后來被封了。
所以我建一個看看是不是會被拒絕或者被封。
人家陳郢客就跟地下熔巖似的,潛流暗涌,熱透地背。前天解放日報剛剛發出了凌河的響應文章《重提一下“沈崇事件”》,沒提人名,但很是惺惺相惜。
西西河的粉絲們估計也沒想在過來建小組。
所以,咳咳,不聲不響建小組兮以為存照,瞞天過海貼文章兮以為存念……
別被大家發現最好~~ 向西西河的左翼寫手陳郢客MM致敬
作者:凡爾賽過客
之所以來到西西河,并在這里注冊ID,完全是因為陳郢客MM的原因。我并不諱言,本人讀過陳MM幾篇文章之后,便成為她的粉絲。當年,無意中在烏有之鄉中讀到別人轉貼的、不完整的“沈崇案”,很驚奇,會有如此功力的文章,于是想辦法尋找全文,于是找到了西西河,這還是我第一次知道這條河。讀到陳MM的文章,我不得不驚呼,網上的大牛太多了,不得不再次感嘆,中國真是大國,連網絡上都藏龍臥虎,高人屢見。這些還都是一些民間的“好事者”,這樣一些“好事者”越多,中國就會越有希望。如果大家都不斷地“好事”,不斷地寫這樣一些富有理性和占有資料的文章,而不是陷于意氣之爭,定然對形成更好的網絡氛圍有利。不過,很可惜,在不少不同的網絡論壇里逛過,許多論壇都是意氣用事的“憤青”(不論是左憤還是右憤)。憤來憤去,不過發泄而已,于是無補,反而在互相對罵中使得各自的情緒不斷升級,最后淪為罵街表演。這是非常可悲的。
不過,西西河比較好,情緒比較少,比較多理性的寬容的討論,這是難能可貴的。
從陳郢客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她扎實的史學功底,感受到她的博學和理性,深入細致分析史料的杰出能力,以及冷靜卻又不失同情的理解能力,最為難得的,在于她對吾國吾族的體認與同情。沒有一種強大的愛國之心在后面,沒有對大歷史的深刻洞察,就無法理解她對“土共”的理解和同情和支持,而這樣一種大歷史的視角和民族情懷,卻往往是許多知識分子所缺乏的,哪怕是有名的知識分子。以不久前去世的季羨林為例,讀他的散文,覺得無論文字還是思想,皆是中流水平,不知為何一直被捧為大師,后來才明白,一切來自于《牛棚雜憶》,其前言中直接將那個時代形容為人類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最恐怖的地獄。據說,“牛棚”中主要是右派、干部、知識分子,許多人雖然被迫接受勞動改造,但是工資是照發的,而且仍然與原單位掛鉤,將來改造好了,仍然是可以回原單位的。而且,雖然勞動,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當然,這些人與他們原有的地位和生活比起來,固然是一落千丈。但是,我們如果聯想一下今天社會存在的下崗工人、山西的黑窯工、遍地可見的紅燈區小姐,今天這些才叫真正的地獄。不過,季老的這本書,自然是迎合了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他作為北大教授的背景(他本人亦是一名學霸),使得無數的人捧他。不過,許多知識分子,從個人際遇出發,因此永遠無法理解民族與國家的大命運,知識分子太把自己當回事,老喜歡談什么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老喜歡談什么啟蒙,擺出一副教訓人的老師面容,實際上,買他們帳的人越來越少了。
知識分子的衰微的同時,則是網絡的興起。網絡的興起,也慢慢強化了知識分子的分野和網民的分裂,于是左右分流的趨勢變得越來越明顯。自從文革之后,號稱從政治敘事中解放的歷史編輯學,卻悄悄地背上了另一種政治敘事的功能,即將1949-1978年的歷史妖魔化,“傷痕文學”就是代表之一。在前三十年,知識分子,或者說精英,這群“被侮辱與損害的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氣,重新爬上他們高高在上的、壓迫人民的位置,不但加強了對人民的“侮辱與損害”、剝削與壓迫,而且也加強了有利于他們的敘事。唯有那30年打扮成他們的“失去的30年”,才能為他們現在的大撈特撈尋找合法性根據。在紙質媒體一統天下的時代,他們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們成功地俘獲了青年們的心。但是,網絡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不同于他們的異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他們的歷史敘事。三千萬、十年浩劫等等說法,也開始越來越遭到質疑,而近十年來的社會中頗頗出現的怪現狀,也促使人們去反思改革的弊端與前三十年的優點,于是開始出現一些人懷疑毛時代,于是開始有人提倡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于是。。。。。。總之,網絡的出現和左派的興起,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件。
總體說來,左派的學養與右派有相當大的差距。右派多年的經營,使得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傾向于他們的主張。而傾向于左派的人,則被右派動不動批為憤青。而網上可見的文章之中,右派中不乏一些善于掉書袋的人,動不動就說哈耶克等。不過,近年來,左派中也不斷涌現出高手。雖然我不知道陳郢客本人或者會反對,在未經同意就給她貼標簽,但至少可以肯定,她是同情左派的,而且她的文章完全可以歸入左派。她的文章,是我所見過的左派歷史類文章中,最善于掉書袋,最關于講道理,最善于分析問題的。前途不可限量。
越來越多的高人加入左派,越來越多的高人,學會站在民族的角度和高度來思考問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告別右派民主崇拜(民主解決一切問題)的簡單思維,若果真如此,則民族幸甚。說真的,我雖然是左派,但完全贊同右派的一些主張,但我無法容忍的是,他們為了實現那些抽象的民主、自由、憲政,可以置國家的利益于不顧,可以任中國的民族尊嚴被侮辱而不顧,可以崇洋到美國的垃圾都是香的之程度。可以肯定,這樣的右派是沒有希望的,也將是越來越沒有市場的。
很高興的看到,現在的年輕人,不論什么立場,大都能夠認識到,中國的利益需要維護,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與統一需要捍衛。這也意味著,右派那些憑著西方的抽象名相來嚇人的話語,將越來越失去市場。
行文到后一半,好象是在用希望來代替陳述。寫作據說是一件危險的事業,寫著寫著會自己都不知所之。
最后,再次向陳郢客MM致敬,祝她的文章越來越精彩,人越活越年輕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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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引這話的顧炎武,本身就是文史大家;魯迅也很不耐煩才子佳人小說的意淫;可見真正有點出息的人,也像我們一樣討厭唧唧歪歪傷春悲秋的文學青年們的。各行均有下流;亦有上等;于是顧炎武提出“亡國”、“亡天下”之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于是魯迅沉痛地說中國無非有兩個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語道破治亂循環,驚醒世人,這等視界眼光,便是他們勝于常人處。
去年初我和一好友居然吵了一架。她對我津津樂道于丹,我便有些不耐,那一陣子逢人就有人問我對于于丹觀感的,一直支吾“還好呀”打發了事;這下對好友便傾懷而倒了,“她的書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句論語翻譯一句外加一個卡耐基故事嗎?”亦有些詫異好友怎會上了套;好友一時氣結,說,我俗,行吧?我就覺得挺好的。你們看書功夫比她強,你們不占領這個陣地,活該人家出名!我說就說普及的,臺灣傅佩榮先生講論語講莊子便要好一些。十博士后來抗議,當日竊以為借此推銷之意太盛;可見真的做點事情,總要落人眼角的;不管是講普及的于丹,還是對她有些句子太過當下解讀心存不滿的十博士們。什么都不做,創意存在腦子里,那是絕對錯不了的。正是一番爭吵,使我動了些歷史觀普及的心思;大傳統和小傳統的溝通,不管有人致力于此還是閑情一顧,都是上佳好事。思考者和實踐者往往是不同的人,自家俱樂部小圈子里的心得不能與勇于實踐的人互動溝通,一些時代觀察不過流于碎影泡沫;既可惜亦浪費,也許還耽誤世事。我至今感謝這位朋友,因為她使我真正懂得了于丹的好處,在民眾向傳統文化有所需求的今日,她站在了溝通者的節點上;或許學術界沒幾個人中意她的學問,可是她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觀眾讀者從此入門,將來會到更深的地方去;幾年之后讀者心里也許未必看得上她;可就此否認引領之功,那就不甚厚道了。近日在某賓館看到某衛視在放傅先生的《論語》,心說趨勢果然如此;再過幾年,傅先生恐也要越過的。何為生機何為死地,自命為精英的人們,有時真未必能看清的。明朝哪個讀書人不寫詩的?前后七子種種,大家懷著超唐趕宋的志向,多少人一生心血較真于此,到頭來,明代傳到今日,最膾炙人口的反而是唐寅自然民風的《桃花庵歌》,真真殘酷無比;倒是當日無名的小人物施耐庵、羅貫中借小說得以不朽。《金瓶梅》似是一精英所寫的,可是他只敢留作“蘭陵笑笑生”,無他,寫小說在精英圈子里是被看不起的。造化之作弄,歷史之吊詭,敢不敬畏?元代庾吉甫一度曾位列元曲四家,可憐他寫了15種雜劇,今皆不存;無可奈何,自然被有作傳世的踢出場子了。身后之事,實在很需要幾分運氣的。
今天我們讀史,自然有居高臨下之感,實是后生地勢之故;另一層易被忽略的淺易常識是:史書里但凡能占據一席之地的主兒,都比我們普通人牛掰得多。當然歷史亦有謙卑的誤會,當日席勒、歌德之時代,兩位感嘆的都是牛人在哪里啊牛人在哪里啊,孰不知日后他們卻會無比接近于神。(果然謙卑出人才啊)所以讀史多經歷兩個時期,初時看見條新鮮材料便躍躍欲試,一心圖以翻案的;不翻案何以一鳴驚人,揚名立萬?越到后來,不免收了頤指氣使,將己代入當日之境,遂別有一番體會。此時卻是不容易做文章,又或者太過平實,不易引人注目。讀史者亦須胸懷,胸懷大者所見者大,若心胸不堪與前人對話,那也就止于此了;真正牛掰的作史者,史實史見兩手均硬,就像湯因比和陳寅恪,嚴謹和大局觀、想象力、好奇心兼具,確是不世出的人才。
讀史,最重要的是“知人論世”。若評價一個人,先讀他寫的東西,再把別人評價他的話,他評價別人的話讀過,再考察諸種細節,可翻當日報刊,交往圈子,再和當日事態一一印證;但凡能言之成理,那都可備作一家參考的。這就是“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原因。后人有權加入自己心得;但必須體貼考慮當日情境。毛公為何對《海瑞罷官》極為不滿,因他敏感之故;吳晗因而受罪而死,國人對此自有公道看法。不過毛公敏感我們亦可了解,河里夏崗兄不是憶過四.五之時,大家聰明地“二月里來”,聲漸高昂,一吐郁悶。當日為彭將軍心有不平的大有人在,嘴里不說心里腹誹不行嗎?他借此示威,并非無故。最為可憐的卻是吳晗并無此心,我們不得不嘆吳先生雖做官僚,學者心到底占了上風,遂有如此災禍。嗚呼!
魯迅說顧先生“禹是一條蟲”之語,他是太炎先生弟子(章太炎國學根底,令人高山仰止。當然他給女兒們起太過古雅的名字,以至于女兒們結婚都有些麻煩,這亦是民國佳話一則了),對于顧氏考證之瑕,自然入不得眼;我覺得他批評此事并無不可;當然魯迅提了不止一次就有些過分了。至于魯迅與陳源所爭,但凡知道些內情的誰也不會站在陳源一方的。當日3.18事件,北師大劉和珍君、楊德群君因魯迅的悼文而致千古;陳源當時確是一副“精英”“國家主義”的嘴臉,說學生們“自蹈死地”,魯迅之悲憤,可想而知。此事當日知識分子亦站成兩派,陳源等“正人君子”一派;周氏兄弟、林語堂《語絲》一派;胡適亦是同情學生的,不過他兩邊都有些交情。陳源后來編《西瀅閑話》亦不敢收入此文,梁實秋還吹捧他不提與魯迅之爭是寬厚,竊以為不過自家心虛而已!梁實秋自己當初罵魯迅,春秋筆法甚多,亦說拿了共產盧布,魯迅哪堪如此,他雄筆而回;今日之我們便只記住他刻薄了。而且,梁氏長壽,日后尚可撿有利于己的地方自陳幾番;可憐魯迅,亦只能失聲靜默。我們只讀他的,沒讀別人怎么發難的,對他觀感自然易惡。還有筒子不是說美味天天吃,已膩了嘛;這亦是事物認識的正常過程,天天家常菜,便要吃些日餐西餐圖個新鮮;再過一階段,就會發現適合自己腸胃的還是家常菜而已。周作人、張愛玲文學聲望最高的時候是剛解禁之時,那時眾人看他們宛如神仙;流行了這么多年,有些筒子們便也膩了,亦會捎帶批評兩句了。他們必會有一席之地;座次亦會恰如其分;入不得席和首席莫屬都有些過了,特殊時期,必然如此;也必然會走過的。單論魯迅與人爭議,有大義處;亦有捎帶處;但均因事而來,并非無風起浪;我們得舍去那些刻薄語捎帶語,卻不能舍去那些大義。
魯郭茅,巴老曹。這是土共當日定下的文學排位;就像歷代孔孟的地位亦會根據統治者的變化有所不同。孟子說了些民本主義的話,精明的統治者們一直是精明地干晾著他的;孟子是什么時候才被官方承認為“亞圣”的呢?——蒙元時代。竊以為這實在是因為草原首領們不知底細,望文生義;他們哪里曉得這么微妙的內情呢。漢人朱元璋登得帝位,看見孟子“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等話語當即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于是廢了孟子的配享牌位。后來亦知面子撕破了大是有害,于是再平反牌位,可是那些話斷然是留不得的,于是刪掉《離婁篇》85條(只剩下170多條,刪去三分之一還多),明令這些部分“不以命題”,“不以取士”。然而孟子的偉大亦在于此。孔孟當日均是落魄之人,孔子周游列國,悻悻而歸;孟子的辯論術極強,可是儼然沒有張儀、蘇秦這般切用。春秋戰國學說種種,法家實帝王所愛,孔孟以教化天下人而已,霸道遂穿上王道之衣;墨子為底層張目之說亦便失傳。歷史先是有所選擇,再是有所涂抹有所改編;向來如此,以后也難免如此。但是被選中的人,都是有幾把刷子的;品行大義亦不容有失的。中國從不缺乏有才能的人,若蔣公未失大陸江山,日后官方推重的文學牌位里斷不會有魯迅的,想必會有胡適,但必會刪改掉他一些要命的話。就統治術而言,這兩位都是死了好供,活著難容的主兒。其偉大亦在于此。諸君若讀過胡適晚年文章,當有所了解。共產黨批判他以致敬;國民黨亦對《自由中國》種種發難,他晚年日子并不好過。恰與毛公說魯迅“若在今日,要么沉默要么坐牢”相映成趣。今天有些憤青反到祖師爺頭上,“魯迅有幸未見全面抗戰未經嚴峻考驗”,看了不免失笑,魯迅死得太早,實不過方便了日后土共使用;哪里是自家僥幸呢。當年魯迅即看出太祖有“山大王氣”,毛公眼神如炬,對魯迅的敬畏防范實可見英雄相惜;我們這等小人物,還是少以己身度牛人胸懷吧。
魯迅先生膾炙人口的《戰士與蒼蠅》,“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這是為誰而作的呢?是為開創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1925年孫先生逝世于北京,當日北洋政府不希望民眾到天安門哀悼(眼熟吧?),亦有種種風涼話出場(我愿為諸位show一下當日妙語:1925年4月2日《晨報》所載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寫道:“孫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縣’、‘中山公園’等等名稱,鬧得頭昏腦痛,……索性把‘中華民國’改為‘中山民國’,……‘亞細亞洲’改稱‘中山洲’,……‘國民黨’改稱‘中山黨’,最干脆,最切當。”),魯迅于是寫了這篇文章。時人亦對中山先生“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有所非議(李敖絕不是計較于此的第一人,不說同代人,史學家唐德剛亦有共識,反對黨總要比當權黨許以別人更多的好處,袁大頭之《二十一條》亦事出有因,我少時即讀到這些史料,河里也必有人知道,體驗歷史復雜曖昧即可,孫先生之理想之一生奔波仍值敬重;故鄉無圣人,同代亦無圣人;誠哉此言),魯迅在與許廣平的信中說(這自是他心曲),“倘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又作別論才。……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責任,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么?……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么手段,而況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后來他到中山大學任文科教授,寫了篇《黃花節后的雜感》,“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我并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于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為著后來的人們呢。”只從教科書一瞥其片段的人們也許會詫異,的確,這太不像教科書里的那個魯迅了。即使到了1935年,魯迅致楊霽云的信中說,“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于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約必如來函所言,其實在那時,就已經給陳炯明的大炮擊過了。”可見他對于中山先生之尊重公允,可稱私人化的堅守某處立場的解讀。
今日魯迅以及郭茅曹等人的背光在于幾乎死于教科書;被人立為雕塑,便失生動。美國好萊塢多少電影變著法兒謳歌憲法、國會、愛國;老實說看多了也就識破廣告了,不過人家軟廣告拍得確實比我們硬板書可愛的多。中宣部又從不肯低下頭顱搞些親民的玩意,民眾之惡大半也因倦了。陳丹青于是說:但愿我們個人都能有一個私人化的魯迅,明白他的“有趣”。唉。今人拿身邊文學青年觀感來套這些人士,實不知他們中很多人都別有專業;因興趣志向轉向于此,又以才能成為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哪里是身邊文青一般人物?魯迅學醫,自不必說(醫生出身對寫作大有好處的,冷靜而深邃;毛姆、余華亦是學醫出身);郭沫若也是學醫的;郁達夫有陣子國內謀教職靠的是他經濟系的本業;而創造社成仿吾,東京帝大造兵科槍炮專業出身!圖以喚醒諸人靈魂,一也;自家亦成就天賦,二也。少時甚不喜郭沫若的諂媚之詞,后來讀到他的《女神》,一下子將中國初生新詩推高了一層;再讀《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于史用力處,深自佩服。郭氏對不起日本人安娜,后代亦不諒解;但在風雨飄搖之際拋妻別子,回到中國,亦值敬重。這幾位名號都是勇來的,付過種種代價的,作品不錯,大節不失,才登得上壇子;像周作人,再怎么家世之累,各方勸他離開是非之地,到底沒有,終有污名。魯迅也曾是復興會熱血青年,民國初理智青年,體驗種種絕望憤怒,最終生成眾人眼中愛憎分明的刀筆客。我們不解當日之黑暗,先有劉和珍等人繼有柔石5人又有瞿秋白楊杏佛史量才(史量才資料)等人,他逝世之后亦有李公樸聞一多等人!熱情的愛國者如是之死的命運,這些暗夜里的血,以及一些精英的無謂,倘若我們身臨其境,能熟視無睹嗎?今日之精英很多人學會了老舍的一句話,“我愛我的國,可是國愛我嗎”;這話《茶館》里老板用得,老舍本人用得,他們都是悲壯正劇;今日特權精英們使用,卻是十足的喜劇!精英們占用了這句話,底層又該如何呢?
今日有人批魯迅一年買書1000多元,每月亦有100多元;這可是民國大洋,中小學教師當日月薪大約有20元大洋,可比今日人民幣值錢多了。我愿說句實話,精英們大抵是有精英們的生活的。當日教授300元,換算到今日,頗為嚇人。他們就是這樣的高薪階級。歷史上必有一席之地的魯迅、胡適、宋美齡均是精英階層中一員;宋美齡的廬山別墅可是自家陪嫁,后來亦不免精修;當然其爭取美援方面是頗為有功的。胡適衣著亦極講究,家中甚有珍籍;當然他雖內心悲觀但必戰方能求和,唯有苦撐待變,后任駐美大使,亦是功臣。但是戰場的兵士必然多是底層之人,也必有戀家戀生硬被拉來的壯丁;是的。賣命的事兒必然是底層大有承擔的;從來必是這樣;今日恐也如此。陳可辛《投名狀》最真切之處便在于此。龐青云必須以過半人員代價獲得后面軍隊的不再觀望,你成功有望,人家便共享功勞;你要輸了人家絕不趟這水的。手里牌少,也只有如此。他們戰死會有幾塊錢交到家人手里,他們活著不打仗呢便不能提供家人衣食,唯有打仗。就像今日煤窯工,他們唯有如此,才能賺得家用;他們死去,家人會有20萬撫恤。下窯是個理性選擇,當兵,很多時候,也是無奈的理性選擇。這亦是1944年河南農民繳國軍械的原因,水旱蝗湯(湯恩伯),天災更兼人禍。1942年,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由于在中條山失陷之前,該省還要向駐守山西南部的軍隊和駐守在比較窮困的陜西省的軍隊提供給養,因而,負擔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陜西省的四十萬駐軍的主要任務是‘警戒’共產黨。”“有很可靠的證據表明,向農民征收的軍糧是超過實際需要的。中國軍官的一個由來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慣例,就是向上級報告的部隊人數超過實際所有的人數。這樣他們就可以吃空額,謀私利。洛陽公開市場上的很大一批糧食,就是來自這個方面……”
1943年2月《大公報》一篇《豫災實錄》:“記者首先告訴讀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凄楚字眼……”“在河南已恢復了原始的物物交換時代。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麥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饃八元一斤,鹽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沒有救災辦法,糧價不會跌落的,災民根本也沒有吃糧食的念頭。老弱婦孺終日等死,年輕力壯者不得不鋌而走險,這樣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災了,而需要清鄉防匪,維持地方的治安。”
是日軍的軍糧使得不少人活了下來;這亦是五六萬日軍38天打贏了40萬國軍(豫中戰役)的關鍵。這亦是令人五味雜陳的抗戰歷史的一部分(豫湘桂大潰敗,這便是其中鏡頭之一),這些民眾的選擇亦是個人理性的選擇;餓死的已有300萬人,你還能讓他們怎樣?后來作家劉震云為他的故鄉特意寫了篇小說《溫故1942》。(馮小剛一心想拍此片,拖了這么多年,還未通過審查,一嘆)劉震云一語道破,“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干凈、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注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當日天災,收成不到三成,課稅卻亦有三成或還多。《大公報》王蕓生(這位可是深感9.18事變,在《大公報》開創《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的先覺者,擬從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寫到1931年“九一八”。專欄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當日引起巨大反響;1957年周恩來多次希望王將當日專欄盡快整理成書;因文革中斷1979年重新啟動修訂工作;王1980年去世,因此書文革中提前“解放”;毛公和田中角榮都提過此書;近年有新版修訂,誠向諸位推薦),這位中日問題研究專家,忍不住為《豫災實錄》寫了篇時評《看重慶,念中原》,“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捐,餓著肚皮納糧,賣了田納糧。憶舊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到今日的事實。今天報載中央社魯山電,謂‘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糧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所謂:‘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發豪商巨富的資產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政府雖無心救災,這次卻反應神速。《大公報》當晚就收到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劉震云剖析極精,“蔣有一著名的理論,‘攘外必先安內’。這口號從民族利益上講,是狹隘的,容易激起民憤的;如果從蔣的統治利益出發,又未嘗不是一個統治者必須采取的態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敵人發展起來,不是比前方的敵人更能直搗心臟嗎?”要而簡之,政權利益未必是國家利益所在也!
是的。石敬瑭、袁世凱誰想賣國?袁世凱日朝之戰可是立下大功亦因此發達的!一方之主誰不想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不過是為了小政權利益,罔顧國家大義也。當日蔣公政權,無非也是因此。他抗日是絕對要抗的;但是亦不想他家做大,遂如此主張。但他能選定抗戰勝利和統一中國那個微妙的平衡點嗎?僅僅在那個點上,政權的利益和國族的利益是能雙全的;實在是slim chance,他確不惜拿全國人民的利益做這番豪賭。今天我們思來,真應有冷汗涔涔的慶幸。若沒有張學良這位紈绔公子知恥而后勇,和楊虎城將軍協力兵諫,國運亦由之一轉,我們恐怕生來就是亡國奴的命運了。張將軍的命尚好;楊將軍一家亦為民族大業凜然犧牲(楊將軍死于抗戰勝利后4年,日期也極微妙,1949年9月17日,他和江姐這批人一起死的,而且是蔣公親令誅殺),抗戰史是絕不能含蓄避過的,倘若今日為統戰權宜不敢宣張其犧牲,我們的良心又何在?我們今日衣食無憂亦可以罵當日河南底層百姓為“漢奸”,網上亦有這種論調;當日河南是野狗的天堂(死尸太多),易子而食的慘劇并不罕見,先摸摸自己心口,設身處地一番,看能不能居高臨下說出刻薄話來?
是的。這就是魯迅較于陳源、梁實秋諸人偉大之處。梁實秋后在臺灣寫《關于魯迅》,因我尚熟悉民國當日論戰內情,看文能看出他的春秋和小氣來,很不佩服。“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但可惜,為外界糾纏太多,“態度不夠冷靜”。倒是一語驚醒了我,我忽然明白魯迅的偉大即在于當日他的心不能安靜!
是的。我們讀魯迅文章,便知他耿耿于方孝孺選擇的一瞬間;耿耿于秋瑾先生的后事,對王金發的關注亦因此而起;耿耿于祥林嫂“可有天堂”的發問;耿耿于當日刺殺清府要人的志士們的碑無字無名且早已荒蕪而3.18新血又生……他不能安于一個精英的安適生活。他幼年和閏土相交,長大了深感兩人間的隔膜,他黯然失落;惘然失落而不是安然,通感弱者犧牲者而不是安然,便是他和當日一般精英大有不同之處。魯迅先生若活到豫災的那一天,他必有悲憤所書,而絕不會像陳源當日輕描學生們“自蹈死地”一般,“漢奸”罪名能輕易出口的!這就是我所言,對弱者不幸者之通感,實乃文學偉大者(如托爾斯泰、魯迅)和不朽之文章必備之要素。他們說不出一般精英們的狠話和呆話。他們固然身處精英之列,亦享受精英之生活,但他們內心的分裂,不肯坐視于此;這便是偉大的起點和源頭。那些不知疾苦欲加之罪無恥之極的話他們永遠說不出來。
梁氏雖不情愿亦得承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價值,評《史記》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言亦出自此書,魯迅風格精而深,此書至今尚是研究者必備書目;而且,必將不朽。因為魯迅實在是身兼研究者和創作者苛求冷靜和熱情兩種相異性格要素的少數天才,百年一遇絕不過分;陳源、梁實秋這些人的天分老實說遠不及他,他們當日不解也罷挖苦也罷,希望魯迅能埋頭自己的事情中,不要被俗世耽誤了;這亦是他們的價值取向,享受生活,成就自我,足矣。梁實秋所言不錯,魯迅的確為此未能完成他的天分。他不能安于躲在精英閣樓里,寫些日后和平安定年代人們更有共鳴的閑適平靜文章;是的,我正因為翻了不少民國史料才對這些人的平靜有所保留;定要直言:魯迅之偉大,恰在于他當日心不大能靜!為此他耽誤了去寫他最感興趣的《楊貴妃》(雖我無比好奇魯迅如何去寫《楊貴妃》,只能永為遺憾了),這是一本他說了多次卻始終空白的小說;為此他亦耽誤了金石研究諸種學問,而去寫那些精英們認為會速朽的雜文。
其實他是希望他的雜文速朽的。當然他亦是有意識主動去寫的。“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者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即證明著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為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為現在和未來的戰斗的作者,因為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里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著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于上海之且介亭。”
之所以叫“且介亭”,“租界”各取半邊而已;示主權殘缺耳。有人不滿他呆在租界;正如他當日為孫中山直言一樣,孫先生亦是終生來往于通商口岸的;實在租界這片化外之地,才能為革命者愛國者提供幾分安全;也就幾分而已,君不見吉鴻昌將軍如何在天津租界被捕轉入北平殺害的;君不見當日史量才先生執念租界非國府能轄之地雖批評不抵抗也自信無虞,卻果然在滬杭公路這條自家資助鄉里的公路上被軍統暗殺了!1910年加入同盟會的元老楊杏佛1933年6月18日可是被槍殺在上海亞爾培路!楊氏入殮之日,特務要繼續暗殺出席葬禮的同仁風聲甚盛;之前因通緝傳言、柔石被殺、1.28炮火魯迅搬家暫避過;而這次他不僅沒有搬家,和蔡元培先生一起出席了楊杏佛的葬禮,甚至,他連家門鑰匙也沒有帶。是的。我們都知道他死于1936年;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一天他下的決心。(至于魯迅一生所遭遇險境幾何,付出代價幾何,請看所附參考文,--稍等)“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時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這是魯迅流傳極廣的一首詩,亦是毛公生前最愛魯迅所寫的一首詩,——這首詩即是為同仁(他們都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楊杏佛先生所作。我們中很多人都為這首詩感懷過;今天不妨略添足些背景。倘若用公道的辯證法,當日如被逼到租界外無以生存,只能棲居于此,恰可見非同常人的勇氣和風骨。不信?民國北洋政府3.18慘案他痛斥“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上了段祺瑞政府的候補通緝名單;1930年因自由運動大同盟,上海報刊頗有“魯迅被捕”的消息的;后又名列藍衣社“勾命單”上,楊杏佛先生亦因此而死;設身處地,就知他捍衛民國理念之誠摯之勇敢了。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當代史亦會變成歷史。我愿意再贊譽一次為故鄉寫出《溫故1942》的劉震云先生。我也愿意贊譽拍出《小武》、《三峽好人》的賈樟柯先生。他們都是和魯迅一樣,以才能從底層的命運攀爬而出的(大約魯迅祖上好些,不過和周恩來先生一樣,破落戶出身)。當年明月寫了本《明朝那些事兒》,讀者身臨其境,宛如在讀勵志小說或個人奮斗小說;穿越文里連雍正四爺這等堅硬手辣之人都能贏得一堆擁躉,可見“代入”實乃“同情”之良策;可惜前幾年影視業一直在忙活辮子戲,魯迅和眾人相見的機緣大抵也就是教科書里,青翠花朵們與之相看兩厭,教科書外的空地也是留給金庸、古龍們的。很多人熟悉魯迅也不過是教科書里拗著句子罵起人來很兇有時還莫名其妙罵人的暴脾氣的主兒。魯迅少年喪父,那個十幾歲踮著腳兒到藥鋪高高的桌板上拿藥的少年;那個孝敬母親擔負諸弟費用非常委屈自己的長兄(他雖是過客的信徒,希望正如失望一樣虛妄;但在《我要騙人》里說,“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躕,答道真有的罷。”);那個本想和朱安一世孤寂卻因許害馬勇往無前羞澀窘迫亦有些甜蜜的中年人;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的。1.28滬戰,他的住所亦是戰場,他一家和三弟一家連女傭10人得內山之助,暫住書店,10個人擠于一室。啊,你為什么躲?難道一個平民應被炸死方為烈士?我們太樂于讓別人當烈士了,但凡我們有些穿越文讀者的心態,怕也不會如此有恃無恐吧,周海嬰1929年9月出生,此時尚不到3歲,是的,他是一個弱子的父親。這次避居,他還先后輾轉住過3個居所,奔波過幾家醫院,——周海嬰此時病了。我們不會如此代入,不過就因為他被釘進了教科書、官方意識形態里;我們討厭于斯遂也一并討厭了。這年7月,1.28事變時一并在內山書店里避居過的山本初枝(炮彈不長眼睛,日本僑民也要躲的)回國,他托內山書店轉交了兩首詩幅,其中一首是《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避難之時亦恰是柔石等人的周年。再越一年,1933年2月7日,魯迅在日記上寫到:“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這就是《為了忘卻的紀念》,7000多字,寫了兩天。
對于犧牲者的好記性實乃魯迅可敬重處。國步艱難,多少人無聲無息地死去了;如果他們有幸認識魯迅或被魯迅所知的話,那么就會被文學莊重祭祀。陳丹青先生固然困惑,這些文章又能換得了什么呢?這種留存的價值除了他們的性情笑貌,他們的死被記錄下來,還有可能作為價值觀的凝視,注視著后人;驅使后人為一種好的可能性竭盡努力。這便是我對陳先生疑問的答案,不,準確說,是期望。
在我的視界里,有一架天平。這邊是魯迅,那邊是張居正。他們幾乎等重,偉大不可稱重。魯迅是不安于精英生活為底層為犧牲者祭祀的思想者文學者;張居正是為了王朝利益為了底層民眾利益不惜造精英階層的反,身死之后家族因之噩運的實干者。魯迅死前為7歲的周海嬰留下“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的遺囑(依他本意,“空頭”也沒有的,聽人勸加上了)此處清明,當為后人感懷。張居正以10歲神宗皇帝帝師、丞相(內閣首輔大學士,我以功能論之)的特殊身份,推行一條鞭法,此處國家增收民眾負擔亦有所減輕,擠掉的是官僚階層的油水;為此他不惜和馮保太監合作愉快,馮保要錢,多少沒問題,給你;我來管事即可。這迥異于一些重道德重氣節的大臣和太監內斗得不可收拾的做法。他沒功夫沒時間計較于此;當日“私家日富,公室日貧”,民怨群生,如何富國強兵,是擺在他面前的嚴峻命題。萬歷之前是短命的穆宗,只在位6年;穆宗之前是精明、自我都到了一個境界的嘉靖,電視劇里經常陪伴他的有嚴嵩父子。張居正和戚繼光同代,一聽戚繼光我們就知那時外患重重,因為這位仁兄先在東南忙著抗倭,又到薊州苦守長城16年。張居正并沒怎么重用海瑞;他們本就不是一路人,海瑞后來評價張居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可見這位以道德清官出名的官員其深諳國情的智慧,亦可見張居正“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的天真和悲壯。我想,這位當年的神童,后來的首輔不會不清楚自己及家族可能的下場;但國家在心,無暇顧及。于是其身后被抄家,險遭戮尸;長子被逼自殺;余子被發配充軍到“煙瘴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戚繼光和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居正死,亦被排擠。等到天啟2年,明代將亡,張居正必然被人追念,張氏家族于是被平反,明亡之時張氏家族亦殉國不存。什么時候我們民族不再推重海瑞而在推重張居正時,才是大有希望之時。1943年朱東潤先生所寫的《張居正大傳》在序里特意引了《法顯行傳》的“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當此四顧茫然之際,“惟有踏著前人底足跡,作為自己前進的路線”,于張氏之追思,頗近明亡之際,這自是抗戰時人心曲。
內憂外患之際,必有一些精英能夠不安于自己的生活,甚至背叛精英階層的利益;這些目光更遠大心胸亦為國所系的人們,才能把改革推向好的可能性;將國家推向好的可能性。土共當年實是一批為了國家勇于背叛自己階級利益的精英所聚(河里草紋之老外公《蔣萬根傳》可見一斑);國共合作之時,北伐軍何等雄姿英發;1927年清黨,實因國民黨部分人士因不能確定未來利益干脆和上海金融界買辦們聯手,走了條捷徑;此捷徑亦是其最終失去大陸江山的原因。改革改不下去;再改就動搖了自家利益和統治基礎;這亦是豫災悲劇的原因;河南底層民眾當日繳國軍械和淮海戰役里的小推車亦是一個道理的兩面:河南災民已無活路,而淮海戰役的小推車主人們卻是在保衛他們分來的土地。——一個較為光明的可能性。前幾天,我走過附近場館,恰從吃飯的民工中穿過,那時我意識到我們是不同的人,我多少是有幾分幸存感的,僥幸家族兩三代前的努力,于是今日不至于此。他們大口地在吃豆腐白菜,臉黑黑的,不會注意到我這個路過者。中國奧運場館就是這些人修起來的,中國的公路、市政建設也是這些人修起來的,這些沒有足夠福利保障的人們,每天工作都是扎扎實實的任務,他們為特權精英們呈上了所要的一切排場、威儀;自己的血汗,甚至還有子孫們的命運。
他們多數不會上網(上網和手機短信都是需要拼音的),也不知道國家投資黑石損失的錢得他們多少血汗;他們不知道錢生錢的竅門。在這樣的金融世界里,他們必然被蠶食,甚至被遺忘。小資們會調侃他們有時肩摟著肩,太像gay了,沒多少人真正關心他們的性生活。這些一年到頭呆在臨時建筑里的人們,一座樓房建好了,幾乎一個房格都意味著一戶人家花百萬住進了;這跟他們儼然無關。他們轉向另一個工地。去年廣州暴雪,那些在火車站里心急如焚涌動著的螞蟻們,當日我還有些躁急,“這些人干嘛非要回家?添亂嘛。”身邊的老媽悠悠地說,“他們一年只能回一次家啊。恐怕有些人好幾年都沒回家了。”是的。我險些就將他們視為愚昧不靈光了,一些語詞簡直沖腦而來;這實在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就像墻一樣隔離了我們。他們在公交上在商場里很好認出,人們的目光很快注意到他們身上的土性,很快地將眼神回避一旁;沉默的不討人喜歡的風景,這就是他們的存在。我們并沒有為他們做過事情,我們習慣了用自家階層的標準去要求他們,這意味著用一些詞將他們固定,不過如此而已。我們想不到,他們的命運和我們息息相關。
2005年12月26日,清華大學副教授(女)熊沈蜀被殺于自家上地東里小區的樓道里。詳情當日這新聞不過也是因為學校的緣故;這亦是一朋友笑說如自己暴死起碼也能上個社會版的道理。來京無業人員龐某,這也是我們所習慣的兇手描述,有心的或許還會看下他的省籍,防范名單上再添一省(北京是河南、東北、山西……上海或是安徽蘇北……廣州或是廣西、湖南……);快元旦了,有人想搞點錢回家,這就是此案背景。我們只曉得年關之際盜案搶案必是高峰,不會推及這些盜、搶中有多少是道德敗壞又有多少是走投無路?有陣子我很愛看竇文濤的《文濤拍案》,印象最為難忘的是少年阿星事件。這孩子和他的同鄉們不同,他本來是看不慣砍手黨寧可自己打工的人;然而,因被克扣工資,怒火中燒,他卻干下了比他的砍手黨同鄉更可怕的事情:他把這位主管給殺了!這直接讓一個家庭陷入困境,主管死后,“家里只剩下3個女人,我都不敢想今后該怎么辦。”被害人女兒說。
當我聽到這位副教授被殺案的時候,很是有些頭皮發麻,我對幾個朋友說,“天,他不知道我們身上現金哪里會有多少呢;現在都是卡了。不過一兩百零用而已。就算哪天帶了幾千現金,他搶,我絕對給的,而且也絕對不報警的,算消災或捐款罷了;可是如果搶到他一兩年的工資,他多半會殺了我的,他哪里知道這些錢于我們并不是巨款呢?哪里會相信我們非常在乎自己的生命價值絕不會看重這點錢呢?你看,這簡直難以談判;真是要命。”
朋友們多熟悉我的聯想推理,一個朋友說,算了,算了,又沒到那時候,何必自己嚇自己呢?沒人能說:你是杞人憂天。其實,我多么盼望這句話啊。熊沈蜀1970年出生,15歲考入清華大學,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其中被SCI或EI收錄30余篇;申請發明專利8項;是IEEE和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員。尚處在有為上升期,國家和家族付出種種代價培養出來的人,她的生命,在35歲時終結,最終上的卻是社會新聞版。
慚愧地說,這恰是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命運與我們相關的起點。否則,有一天,他們中某一個人會拉上我們中的一個人陪葬的。我自認我們這些人還是有些價值的,某種程度上我喜歡俱樂部式的小圈子,浸淫其中,也頗有些年頭;我們互相欣賞互相喜歡,大家湊在一起更容易覺得自己的聰明,而且并不孤單。
事實上,不管我們愿不愿意,那些花了百萬買了民工眼中一空格的人的確和他們的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在了一起。本世紀初外企小資意味著什么,如今光環卻大不如前,大家開始拼命擠公務員了。如果你對時代多少有些記憶,定知我所言不虛。姜巖,這位去年底因卑劣前夫墜落高樓的女子,我敢說本世紀初她在論壇上和一些朋友們相交并在生活中暢談暢游的日子大約是她一生中最輕松快樂的時候;當她以雪鐵龍中層的身份死去之時,工作壓力、房貸壓力,以及房本上并無她的名字,她并不樂觀的未來和抑郁癥,更兼直面超過每個人忍受神經的卑劣,讓她終于從24樓一躍而下。這件事并不單純是一個剛進入老女人之列的人被小三和前夫算計,不身處中國的人是沒法理解那些巨大的籠罩在人們心里的種種暗影。所以天涯上許多時尚的廣告業中層默默地達成了共識,前夫別想在這行混了;因為每個人,即便是小資、四大中層、中產的人們,終于明白我們每個人都在承受綏靖的代價,代價已然高昂得不堪承受;我們捍衛這個女子用死示警的價值,其實不過是捍衛自己。所以我會忍不住拿她和王國維投湖,梁濟投湖相提并論,固然后兩位都是大師,但當日之死所為何來,竊以為卻是相似的。好人苦不堪活;是的,包括人大博導余虹自殺,這世界的苗頭,讓人觸目驚心。
我的童年是安穩的平均主義時代,世道已新,仁厚尚在。當我看到《小武》時,悲憫和鑒賞有趣的心均存,那的確是我尚不熟悉的生活;賈樟柯的家境遠比我家惡劣,所以這位做了移動“我能,我可以”廣告的人,在他成名安穩之后寫了篇我難受我現在的生活,此文讓我刻骨難忘。他將自己從小混混、當兵(當兵回去可是可能有崔英杰的命運的)、煤窯工的命運可能中拔身而出;還幫了表弟韓三明,這位窯工,即使本色也好歹拿了獎。他拍《三峽好人》的訪談訪談錄更讓我震撼,所有的變化都已完成;現在惟欠普通人正視并作出決定。于此我亦有同感;其不凡恰在于他從來沉浸時代之中全心感受,并用鏡頭直面時代;他拍的電影和魯迅寫的雜文一脈相承;其實也真的是一件事。這就是日本資深影人早已將賈樟柯視為黑澤明的緣故;雖然他還年輕,他在電影史的地位早已決定;堪稱大陸的侯孝賢;后世他的地位遠遠高于今天電影院里25元尚冷場的待遇。北大首映時我去了,票價不過5元。我們多少習慣了電視里的辮子戲宮廷戲,事實上現在的人們看電影也多少有些美國大蕭條時代鄧波兒走紅的意味;我們不是不知道現實,老兄,拜托,生活已經很累了能不能讓我在電影里快活會兒?我干嘛到這里還要直面沉重呢?那些巨資大片自有它們的好處,每個人都不懷指望甚至不懷好意地去湊熱鬧,正好借著電影笑罵一番一抒郁悶——這就是我看見某些影評者對此較真堅持不專業者不要發文反而要失笑的緣故,群眾一點不傻,倒是您沒發現,這些大片所具備的社會心理學意味。
真的。當你看見有些呆子們自以為是,張口塔可夫斯基、費里尼以嚇人時,你只好無奈而笑。電影在下雖也是頗下過一番功夫,可你也得知道群眾醉翁之意絕不在酒;李承鵬才深知這個時代,你看人家的文章,哪里是在說足球,弄潮并按摩大眾心理而已。這才是清楚的聰明人。這也確是這樣的時代。
我來到西西河,亦出于偶然;大家萍聚于此,這里的“土共”說法,亦給了我極大提示。我寫《伶人往事及其他》(上)、伶人往事及其他(下)的時候,無非當日讀史頗有些五味雜陳。文革整死了不少高貴者,老舍、傅雷夫婦等每一想起便不免血沖于頂;可是,在(下)附注本起意于友朋娛樂,沒存正經作文之心;遠點算倒可追溯一幕場景中“此書氣象略失我望,勢利語、關系語、軟骨、矯情……華麗袍上的虱子,小處甚為不適。唉。漢唐六朝世家氣象早已不存,倒似早入城籍者急扯幕幛,令人一嘆。看此書別生一種悲涼,金玉早失,縱有千金,卻無處可買遺骨了。”也是心聲。湖廣會館即是張居正故居,雖好伶人佳曲,思及早已不存的張氏家族,不免別生情緒,當代各路人馬都敢言稱貴族,可是謝安謝玄之貴族王羲之王獻之貴族張居正孔融家族之貴族?貴族是自有其氣象代價的。今天有些小資青年們跟著某些人全面否定文革,先看祖上什么出身,若爺爺輩爸爸輩還是底層,若無毛公之翻身中國,未必有你讀書當小資的機會!這絕不是民主社會的走向,民工們的子孫,若聰穎者當有權利借知識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才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標志。亦是封建社會千年科舉取士的合理所在。歐陽修在沙子上練成的書法,學得的文字;范進中舉便可改變自己命運,這其實是合理的。
于是將《伶人往事》作為文化政治學文本解讀一番;巴金之《隨想錄》當不朽,因為他直面自己身于其中的作為,也追問文革的得失;結果此書他不過收獲了敬重,“文革博物館”的心愿官方可有此意?官方不過孜孜于呼吸機、營養液,使他的卒年成為一個奇跡,不過如此而已。我曾在某日發現了中國文革網,down了些資源,當日沒down全,如今可再也上不去了。這又因何?小豬和陳經俱是大才,陳經“官辦經濟”之坦率;小豬于當日工業化、醫療的發掘,兩者均立足今日,亦有力于今日。我們生來就開放了;以開放之心度當日冷戰場景,便有些天真。現代中國最偉大的科技人員必是鄧稼先和袁隆平;勒褲腰帶也要搞核絕對沒錯;不過今日偏偏流行在美國體制里不易聲望養老又跑到中國享其厚待的楊振寧,群眾雖然對他嫉恨,但是每個人多少都懷著他的心思。楊振寧走的是一條傳統精英們主流默認的道路:少年艱苦,中年有成,老年享受。只有少數人,像張居正,以及現代之鄧稼先、魯迅,能斬斷這條自我的道路,投身于我以此心薦軒轅的大道上。這條路極不容易,代價亦極高,于己于家族也未必有什么好處;毛公當年是希望精英能夠改造成這樣的,卻不幸斷送了一批實心眼的真人,心涼了一批搖擺不定的好人;對此不甘亦不服的人們,日后占了上風,實乃歷史之吊詭。
是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到了該反思的時候。青年們看《血色浪漫》時是否意識到了鐘躍民等人“以資源殼”而為某公司高層的不妥?權錢結合,銳不可當;有如“回避”“太平”之吆喝,一路清道。我們現在默契流行的或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是很有些問題的。近幾年來不知為何,我越來越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教科書確實要命,時代就算過去,尚有受教育之遺存,承受價值觀之沉默注視,那些人今日還能幸存嗎?有些人不是已經被打回原形了嗎?它們存在便讓人不安,于是專家們建議把“狼牙山五壯士”去掉,把階級弟兄這樣不稱大家的過時的報告文學去掉,這和臺灣教科書辛亥革命“起義”改成“起事”是一個道理。我雖然大家們的書讀得相當不少,卻覺得,大家之作,課外閱讀補本多列就好,也不必非要褫奪了這兩三篇;這幾篇還是頗有留存的價值的。若無這幾篇,后來的孩子們,絕不會知道曾經還有這樣的時代的。這并非復古翻案之心,而是有助于他們取用曾經前人的經驗教訓,發現并解決他們時代的問題。否則,發現恐怕都要費上半天力氣。如果你翻古書或民國報刊,你會明白,太陽之下,永無新事;不過名目換以種種,一套特權精英們自己用的,是為霸道;一套特權精英們說給別人聽的,是為王道。你還會知道,曾經的有識之士其熱血或理智高見,亦是太陽之下,應有盡有,不過當日扔在一邊,日后束之高閣而已,能看到它們的,不過是少數之少數;然后他們寫研究報告或論文,靠這個搞定自己職稱與前途,不過也就如此而已。官方養士,無非一些人為我所用,為我張目;另一些人,養為沉默或小眾,不接地氣,如此,如上帝第7日之言,——可也,臻于至善。 當一個美國人在考慮政府建設問題時,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創造權威和集中權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權威和分散權力。……信奉洛克哲學的美國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強烈的反政府傾向,以至于將政府本身和對政府的限制混為一談。怎樣去設計一個有最大權利和權威的政治體系,美國人沒有現成的答案。他的基本公式就是政府應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之上。
對于許多現代化之中的國家來說,這個公式是無濟于事的。進行有意義選舉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準的政治組織。問題不在舉行選舉,而在建立組織。在許多——如果不是絕大多數——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選舉只會加強那些鬧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動的社會勢力,瓦解公共權威的結構。……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在那些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恰恰缺少了權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聽任離心離德的知識分子、剛愎自用的軍官和鬧事的學生的擺布。
制度利益和制度中的個人利益是有區別的。凱恩斯富于洞見的話——“從長遠觀點看,我們都已死去”——只適用于個人,而不適用于制度。個人利益必然是短期的。制度的利益則會于世長存。制度的衛道士必然會為這個制度千秋萬代的利益著想。亞里士多德說:“對于民主政體和寡頭政體同樣適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種能確保民主或寡頭本身最大限度膨脹的政策,而是能確保它們能長久地延續壽命的政策。”
大道至簡。果然。以上我均摘錄自亨廷頓之《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是那位以“文明的沖突”聞名的亨廷頓。)有時看到網上一群人為民主爭論不休,很詫異,為何不去看看這本書;我要是中宣部就把這本書統一下發;堪比抗戰時毛公的《論持久戰》;不過也許美國人或者某些特權精英們并不想我們大眾看見這本書。這本書一直在知識界里圈養著;因為這實在是一本能夠使今日的中國人迅速達成民主共識的書;或會免于將珍貴的人力資源陷于內斗;爭論;混沌。
于是我忍不住在臺海文章里說,“大家言必稱“美國”,單說一條觀察:美國總統斷乎不會跑路。美國是最強大之國,他無處可去。……若精英尤其首腦可以溜之大吉,又如何可信他一心為民?大陸今日之可慮,在于精英多懷跑路之心;但首腦尚無處可去。……今日全球化地球村,卻是弱勢亞非地區首腦精英糟蹋完河山有處可去,人民疾苦,公道無處可尋。”
美國的制度建立在三權分制的基礎上,而且思想、文化、傳統亦相適應,制度內的互相制約足矣,民眾亦相應輕松,大政方針未定,大家討論;一旦最終拍板,那就指到哪兒打到哪兒,服從命令聽指揮。愛國人士,在美國是比較好當的。
中國的問題要復雜的多。傳統的制衡是依靠“士”階層里理想主義者與“士”階層里實利主義者搏斗,前者力量微弱,即使像張居正獨權十年,終不免人亡政息,家族亦慘遭連累;中國的改革者,商鞅、吳起、王安石、張居正下場都不算很好。王安石最幸運,因為趙家寬厚,據說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人”的祖訓。大部分時候,就像吳思的潛規則說的一樣:官僚機器運轉起來,縱使皇帝反體制反貪污,亦無濟于事。做了官,是人上人;老百姓,卻難以堂堂正正當個人的。這是我們的傳統,直到今天,我們的官本位尚有很多殘余;一不小心還會烈焰炙熱;這是真的,6.4本來也是沖這個去的,但是外國的手伸入使事情變得復雜;而且中國的問題絕不是一夜間倒戈易幟、廣場上呼喊民主口號或者強力組織執行民主就可以一舉功成的。體制和人是同代一體的,大家都知不好,可是公車不能坐不舒服飯單不報銷不爽再說我自己清廉也得打點別人啊……為啥公車改革是贖買制?就這樣還推行不下去了?——自己割腕,很痛的。民主的真諦不過確立“分水的人享用最少的一碗或者每碗平均”的原則,這就是所謂制度原則上的保障;我們不是缺乏招數,某地不過“下班時公車必須歸位”嚴格執行,公車就極難私用了。改革之難正如割腕之難;茍且拖著必墮治亂循環。
這就是今天海外人士把美國“愛國即無條件支持政府”硬套在中國并不恰當的原因。這也是我強調魯迅必須作為今日重要思想根源的原因。問題并不是我們閉上眼就能繞過的;劉震云的《溫故1942》馮小剛籌劃了太多年卻一直未通過審查,因為今日電影是比小說更為深廣的媒介(小說的受眾相對較少),“政權利益未必和國族利益一致”,這條覺悟如成民眾共識,實乃民主社會的未來基石!這才是美國民主的奧妙,美國人民對政府天然不信任;配槍權亦是因此而來,我們若學,此覺悟方為重中之重。
我們必須睜開眼睛,面對這一切;特權精英們的確存在糟蹋完江山跑路的可能;這也是亞非民主國家往往大有問題的原因;不正視這個盲點堵上這個漏洞,人家對我們喊民主我們就民主了,中國分裂可料;民眾利益仍未足保障。
這也是國內理智群眾的主流民意。包圍著我們的是什么呢?
北京的車越堵越好,證明了經濟發展……高校上漲費用是對的,我們收費比美國低多了……林林總總,這樣的驚人語出自國內經濟學者們,似乎專業人士便可具備突破常識的資格;而另一群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和投機分子把“民主”當草標一樣推銷販賣……
群眾在地攤上翻了半天,唉,還是捧著舊家什敝帚自珍吧。比起那幫替別人數錢的民主斗士,不如忍耐些現實。文革之后,誰情愿砸倒了重來?
我們終于打碎了對民主一廂情愿的幻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之后。但僅僅這樣,并不能保證我們自然擁有美好的未來。
天涯上有人笑說,民主斗士們簡直是特權精英們派來玩無間道的;某種程度上說,確像同盟,妨礙我們選擇更準確的道路;我們的忍耐度更高,后代多半會指責我們太軟弱太綏靖了。
千禧年時,我忽然明白了,當代的我們亦會成為古人,我們今日亦會成為歷史。所有的歷史亦都是曾經的當時。也曾經擁有種種的可能性,比如崇禎沒有殺袁崇煥,比如柴榮沒有英年早逝,比如西安事變沒有發生……這些關鍵節點一旦落為現實,后面幾十年走向遂不可逆轉。
是的。我們今日同樣,好的可能性和壞的可能性并存,等待我們以作為最終定格。
不客氣地說,若不是網絡時代,中國八九年之后政經迅速右轉再無底層顧及的惡果流弊,怕不是我們所能想象;也非我們所能承受。
網絡時代初興時,作為一個理智的人,我固然看出了高科技的泡沫,這么燒錢怎能長久;但熬過艱難的幾年后,網絡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卻是自詡理智的人估量不足的。90年代大家還寫信,如今能收到明信片都算古典了;今天香港的中學生可以到清華北大找個家教,skype授課足矣;很多人在淘寶上買東西,網銀付賬,我們逛商場和去銀行的次數隨之減少;宅男宅女們亦可以大門不出,soho工作,訂餐外賣,呼朋喚友……還有不少因此成家的;55bbs和大眾點評這種資訊+口碑排行榜網站的成功,增強了顧客和商家的互動,亦彰顯了民意的力量;就民主來說,網絡極大地推進了透明化和常識啟蒙;亦為整合資源、達成共識、齊心合力解決問題提供了不小的可能性。
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山西黑窯童工案進入公眾視野的過程。這得追溯到一個16歲少年肖海星的失蹤。是的。確是他的失蹤,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其父尋子未果,求助于“見過世面”的妹妹辛艷華。辛艷華居住在河南鄭州,多年從事青少年素質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她顯然是一名習慣網絡生活熟悉網絡語言的“網民”。肖海星運氣很好,5月26日就被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一行解救,并被兩位尋子家長送回鄭州;于是辛艷華得以接觸到黑窯案的內幕,出于感謝她決定幫助這些尋子未果的家長們。之前家長們多次向河南省呼吁跨省解救,河南省有關部門非常無奈,山西不配合,他們亦無辦法。辛的丈夫供職于河南一家法制報社,他們也嘗試過求助媒體,但只有都市報寫了篇400字的短文,登出亦無反響。即使河南電視臺都市頻道(付記者所在頻道)為此制作了專題,因未上星,反響僅僅限于省內。6月6日,網民辛艷華在《大河報》網站“大河論壇”上發出了《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的帖子。之前,她慎重考慮過安全問題,在朋友公司的電腦上發帖,以“中原老皮”署名,不易泄露身份;她曾經想發在新華網上,因涉及敏感,很快被刪;最后發在“大河論壇”,以跟貼而非主貼的形式。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頻道報道圖片的專帖被大河論壇置頂。截至6月18日,該帖點擊率突破30萬。而被第一時間轉載至天涯社區的帖子,點擊率高達58萬。
接下來的進程我們就比較熟悉了。一傳十,十傳百……鼠標一點,email朋友,或僅僅頂頂頂,頂到首頁去!各行各業的人們投入其中,并行動起來,能寫抒情文的寫抒情文,這是文宣;能分析官窯勾結的剖析關節,這是參謀;忍不住訴以當地情景種種的,這是線人;法律、制度、風土各個角度都有人普及知識,達成共識;還有黃絲帶藍絲帶這樣以qq群為媒介的行動解救派……各大網站轉載,主流媒體關注,最終驚動高層,山西省的拖延之計終于落到實處,處理了一些相關人員。黑窯案志存《南方周末》如是評論,“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憤怒,喧騰躁動,他們在彼此交談,彼此相識。這憤怒必須被聽到,必須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來自政治的確認和回饋。民憤,以及平民憤,逐漸成為今日中國的政治游戲原則。憤怒,就此成為道義的武器,為民眾參與,找到一條委婉的路線。也許要說,不幸的是,我們只有憤怒;也許要說,幸運的是,我們仍有憤怒。”
當日心說《時代網刊》年度人物——網民我!名不虛傳也;亦想起孔子“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置換到今日,豈不是“網民以上,可以語上也;網民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今日世界,一個人不諳拼音或五筆,生活大有不便;但只要他成為一個網民,專注于求知,便足可改變自己的命運,甚至救助他人,推進民主。
網絡實太有助于中國了,資源共享,求知有門,想想中國多么龐大的人力資源!民主亦因此別開生面,因為屏幕前的我們因問題而來,奔問題而去,既可達成共識,又可各擅專長;發帖的人多不會一日一頂,熱情者冷靜者攜手而進;屏幕前亦無尊卑,各行各業,參與討論,付諸行動,天,這豈不就是毛公神往已久的大民主?請原諒我在此處的聯想力吧。不過催喚我想起他“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確是因為去年以來的網絡世界。
今日之網絡,與本世紀初不銹鋼老鼠案時的網絡大有不同;當年上網的人尚少,不少論壇元老懷念那時的“純”,當日網絡尚是小眾世界,大家交往亦如同仁。不銹鋼老鼠是一個學寫王小波雜文的學生,她尚有精英情懷,玩了些邊界的行為藝術遂被捕,當日我保存了她寫的文章,亦決心志存其人其事;此人出獄之后亦極有時代敏感,“組黨不行開party就行”很有些雙關語妙,但今日世界實非小眾為主角了!真正能推進民主進程的,不是懷著精英情懷的小眾們,而是人民聚合產生的力量!
harry.potter7剛上市我即得到了一本英文pdf電子書籍;當日各章都有了中文翻譯,盡管質量參差不齊。那天英國的朋友后悔她花了錢到手還不及我快;那天我體認到,人們在行動。在我睡覺或醒著的時候,各種各樣的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一根線,一種愛好或共同的注視,這些人就會卷合一處,爆發出不可思議的能量。三聯生活周刊《越獄》的中國隱秘流行,亦為我們揭示了人們出于愛好興趣,為速度為完美可以付出多少心力創造出多么不可思議的奇跡。
隨后是讓我認可有“中國夢”存在的濟南暴雨事件。南周血性又起,天涯其志不小,濟南暴雨黑色3小時其敘述語調有中國夢的風骨,像美國大片一樣有美國精神的風骨。尤其讓我動容至今的是百靈社區的兩個帖子。其一是“尋找濟南暴雨中的26名死難者!”(既然官方公布有26名死難者,那我們就來尋找并祭祀這些死者吧!)其二是“昨晚,你在哪里?昨晚,你為何恐懼?昨晚,你看到了什么?昨晚,你經歷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2007年7月18日濟南特大暴雨襲擊慘象之百靈網友見聞緊急征集中!”當日震動,無可名狀。就在那天,我第一次承認這是中國夢的發端,就像美國人民自問肯尼迪遇刺時what are u doing,911的時候 what are u doing一樣。
這也是驅使我近日寫這些帖子的最大動力。我欠這些人們一份回應。雖然今日再次輸入網址發現這些話語早已消失;幸運的是當日我出于本能保存了這些話語,于是我便可以不僅僅個人志存銘記,還可以共享傳遞給更多的人們。
正是網絡,為中國提供了參與公共空間建設的理想條件;也正是網絡,能為自認精英的人們,提供一條和大眾聚合的道路。兩者結合起來,我們便能改進弊端,抗衡特權肆意擴張。向文波在博客上披露徐工和凱雷的暗箱操作,直接影響了并購案的走向;郎咸平亦因網絡民意理念得以用世。其實。上流世界恐也比我們更意識到了網絡之用,君不見劉芳事件北京銀行娃娃股東事件平安增發事件沸沸揚揚?神仙打架,民眾雖被利用亦因此開蒙;來日更是大有可期。倘若問中國民主進步的起點和機會,我想,亦在于此。所謂民主,無非人民獲得參政權和話語權,整合資源,能及時發現矛盾并調整社會關系;網絡時代,我們能做要做的太多,埋頭做起;好歹留給后人一個尚不壞的平臺。
我在西西河,一段時間多在經濟論壇里打轉;關注臺海亦因為股市,沒想到應激發言,遂不可收拾。為之盤旋頗有幾日,因濟南暴雨事件中的網民,亦因河里范適安兄《失陷的大豆》、厚積薄發兄《主流媒體的完美之作》、萬里風中虎兄不忍僅做一個“建國門男人”的情懷,終于決定直面問題,為達成共識做點努力。
如今內憂外患,非洲生機乍現,臺海深不可測,疆獨藏獨蠢蠢欲動,一番計較盤算,未來中國5-10年實乃闖關大年;跨過則中國夢初成,一旦倒下后果實不堪料想!我們唯有打破種種幻想,對特權精英們有所警戒,對外國勢力大有警戒,疑而能斷,獨立自主,同舟共濟,或許有望。這就是我堅持今日須胡適和魯迅建設心與批判心相輔相成的原因,引申毛公立國及文革思想資源、試撫6.4前人傷痕、拎出外界之手亦因為此;時間緊迫,唯有直面心結,不避不躲,平復哀怨,整合共識,方可眾志成城,大國不可敵鋒亦不可奪志!
是的。反復權衡,大約唯有我們不抱任何幻想,大不了奧運會不開了,這樣子奧運會才有可能平順而過;唯有我們不抱幻想準備打仗才有臺灣和平歸來的一線希望!這里存不得任何僥幸。否則我們躲不開戰爭,即使不幸而戰,亦有兩個時機,其一對國族有利,有些特權精英們未必敢定此時;其二卻是中國跨階無望,某些特權精英為保政權不覆只好死馬一戰。兩個時機未必合一,我們唯有做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捍衛自己的利益和國族的將來。我涉筆于抗戰史,亦因此故。各條戰線各界人士的奔波、犧牲,我們才達成了抗戰共識,又歷經8年而慘勝;如果能加速完成共識,誠不負你我,亦不負前人來者。
土共目前意識形態亦頗混亂,胡適近年聲望頗高官方取其合作之意,其諍言處卻被有意忽略;魯迅干置如蠟像;政府亦想接續儒家傳統而獲取依托注腳。危機此時,便是干中宣部該干的活兒我也認了;網上聲名更是虛無,何足計哉?奉行自娛自守的信條頗有幾年:我不被人騙,亦不去騙人。岳飛不算民族英雄、周作人不算漢奸……混沌奧妙處,當日不過冷眼一嘆。但凡學點美國民眾陰謀論的皮毛,必指向某些私心有圖的精英和國外宣化的無名之手。近日不免露出了楊修面目,土共若心虛其合法性何,我愿為之直書:為中華而謀!有人若困惑國運之本,我愿為之直書:毛公之“獨立自主,自立更生”!有人若猶豫于路線方法,不過胡適、魯迅建設心批判心相輔相成!從問題中來,到問題中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民眾。天佑中華。
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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