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者:
曾慶瑞北京市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
索謙北京市文聯副主席
一個幼兒節目中,孩子們被打扮成一模一樣,忸怩作態讓嘉賓猜是男是女,臺上嘉賓稱好性感,臺下觀眾哄堂大笑;一個競技節目中,美國小伙子坦言如果中了大獎就要“為人民服務”,結果遭到了全場的嘲笑,弄得美國小伙一臉茫然;為博成名,少女們瘋狂自曝艷照上網,將無恥當成榮耀,當作潮流時尚……
北京市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曾慶瑞指出:把低俗當趣味、拿缺點做笑料、視情感為展示的創作,只會讓藝術遠離審美、遠離心靈。
北京市文聯副主席索謙呼吁:藝術創作是一種精神生產,不能為商業價值所操控,藝術創作應該回歸心靈……
這種刺激眼球供人淺薄娛樂的節目,實際上是對藝術的不尊重,悲哀的是,諸如此類文化價值觀的混亂和崩潰,又何止出現在少數電視欄目中
曾慶瑞:近些年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的文化事業出現了大發展、大繁榮的良好態勢,文藝的各個門類都出現了一批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優秀作品。但在文藝繁榮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如“過度娛樂化”的問題,尤其是在一些電視節目中,為了贏得視聽效果,大都從感官出發,男女嘉賓在奢華的燈光和躁動的音效中粉墨登場,創作者意圖打造一場視聽盛宴,而它的結果卻是刻意造假,舍棄真實。為了制造戲劇效果,主持、嘉賓的發言也越來越大膽、露骨、低級,某些娛樂節目甚至宣揚丑陋的“炫富”、“拜金”,讓“寧愿在寶馬車里哭泣,不愿在自行車上微笑”這種言論公然出現,扭曲、病態的“個性十足”成了迅速走紅的捷徑。最讓人擔憂的是,這種低俗之風泛濫到了少兒節目中,連孩子們的性別都成為調侃的作料,孩子小小的年紀就在性感不性感、是否會拋媚眼兒的場面上“見識”,這顯然無益于孩子們的身心成長。
這種刺激眼球供人淺薄娛樂的節目,實際上是對藝術的不尊重,悲哀的是,諸如此類文化價值觀的混亂和崩潰,又何止出現在少數電視欄目中。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諢為能事的電視劇;情節無聊、缺乏邏輯、內容庸俗、臺詞粗鄙的電影;標榜“下半身寫作”、“私小說”的種種所謂“還原人性”的文學;性別模糊,化妝夸張、舞臺造型暴露的晚會演出……這種“娛樂”低俗如果不加以遏制,會轉變成為“惡俗”,敗壞人們的審美趣味,對社會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嚴重的傷害。
索謙:我們不反對娛樂,現代人壓力大,需要休閑和放松,可是不能讓“娛樂”充斥所有場合,不能讓娛樂泛濫,成為低俗甚至惡俗。最近一段時間,有不少老歌新唱,有的改編為了達到演出效果,還被搖滾化了。其實,不論形式怎樣創新,演員對自己所表達的東西能充分理解是最重要的,否則,怎么唱都表達不出老歌原有的內涵。精神產品說到底都要對人的精神產生作用,所以關于藝術作品的考量是不是應該有新的標準,比如,說到電影、電視劇、出版物的產量,統計數字好像很樂觀,可是其中對人產生影響的東西太少了,創作變成了流水線生產,票房、收視率成為能否再生產的唯一標準……制片人都想著用最低的成本去獲得最大的利益,可想而知產品的質量。藝術品的產量、票房、收視等量化標準是硬指標,但是,對人的心靈是否有益,也應該成為藝術產品的衡量標準。
文藝作品不能完全離開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影響,但一味地迷信市場,就會失去自我,使文藝淪為獲取金錢的工具
曾慶瑞:在今天的文藝作品里,我們既看到了空前的美善和輝煌,也看到不少丑惡和骯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過度的市場化,比如我們常常提到的跟風模仿,它表現為大面積的原創力萎縮,很多人江郎才盡,實際上是他們被市場、利潤、貨幣綁架了。文藝作品不能完全離開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影響,但一味地迷信市場,就會失去自我,使文藝淪為獲取金錢的工具。
某些文藝從業人員沒有嚴肅的歷史責任感和神圣的社會責任感,也沒有文化人的良知和操守,只想利用文學藝術乃至于泛文化意義上的種種工具牟取金錢利益,用落后文化乃至于腐朽文化侵蝕“俗”和“通俗”的文學藝術作品的品質,宣揚落后的價值觀,此類節目模式、情節設計將“通俗”偷換了概念,這里的“俗”從“大眾”的“通俗”墮落成了“卑劣”的“惡俗”。
索謙:現在一年生產500多部電影,其中真正的藝術鳳毛麟角,面對票房的誘惑,很多創作者都喪失了立場。對市場經濟我們要有一個理性的態度,在這個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許多領域都需要政府去調節,尤其是文藝領域更不能放任。文化和藝術體現的是一種理想的追求,它影響著國民精神、大眾價值取向,一旦完全由市場主導了,結果就會非常可怕。
要實現最終理想,共同發展,人的精神境界就要在溫飽解決后有所提高。如果我們的文化素質不跟上經濟增長,就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困境。富裕后該往哪里走,其實古人早就設好了路標,有兩句老話,一句是“飽暖思淫欲”,一句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引導人民往文明、先進而不是放縱、墮落的方向走,是文藝工作必須擔當的責任,這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人都知道的道理,今天的創作卻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盲目,任憑金錢擺布。
一個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我們不反對娛樂，也需要娛樂,可是娛樂并不應該是滿足當下即刻的感官沖動,快樂愉悅也不應該成為第一原則
曾慶瑞:在所有心靈叛逃的現象中,過度娛樂化或者說惡性娛樂化是最危險的。如今,電視文藝或者說電視劇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占據的分量、發揮的作用都在其他文藝之上,它的叛逃帶來的后果也最為嚴重。
一個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我們不反對娛樂，也需要娛樂,可是娛樂并不應該是滿足當下即刻的感官沖動,快樂愉悅也不應該成為第一原則。感官沖動是一種廉價的滿足,充其量只是一種低層次的快感,而靈魂的愉悅需要通過審美去實現。現在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一切公共事務都變成了雜耍,很多標榜為娛樂化的大片都是為了讓大家笑,但真正的笑是喜劇范疇,有自己的表現特征,一些作品讓笑取代了思考,甚至讓人忘掉為何要思考,這是對大眾心靈的污染,是對民族文化的侵蝕。
索謙:一個社會的文化要有一個獨立的領域,這個領域不能以GDP為風向標,更不能被市場拉著走。文藝要訴諸感情,在市場經濟這個特定的經濟條件和歷史條件下,它成為了商品,并且越來越從精神生產向物質生產轉變,陷入機械復制,所謂的“視覺盛宴”靠聲光效果爭奪人的眼球,技術吞沒了藝術,它們只能起到文藝作品的最初級功能:娛樂,更高層次的審美、認知、教化功能都被遺失了。
觀眾在文藝生活中,大多數時候是被動的接受者,給予他們什么非常重要。創作者為了眼前利益,大都選擇迎合,迎合的結果就是快餐文化、小品文化風行。黑格爾說過一句話:“一個民族一定要有一些人仰望著星空。”需要有一些人去引領大眾走向更理性、更美善的方向,不能為了一時之快生產大量不負責任的作品,如果所有的文藝領域都被這種無聊、低智的作品占據,讓人看完了傻笑,笑完后大腦一片空白,久而久之我們就會失去判斷力和創造力。
僅以票房、收視率作為評價基準,去衡量一個作品的水準乃至生存與否是不合理的;在主流媒體的黃金時間出現的大量與其倡導方向背離的節目就應該有人過問,主管部門應該有措施
曾慶瑞:改變這種亂象叢生的局面,是一項綜合的工程,其中有四點非常重要:一是創作人員要自省反思,認清藝術的功能,創作時盡可能摒除外界因素的誘惑、干擾,杜絕庸俗、媚俗的創作觀,真正去營造屬于自身和觀眾的精神家園;二是冷靜思考文藝工作的管理,僅以票房、收視率作為評價基準,去衡量一個作品的水準乃至生存與否是不合理的,“市場往往排斥價值”,數據的假象會形成對全社會的誤導,相關領導應該看重文藝作品的文化價值;三是大力提倡和積極開展嚴肅、健康的文藝批評,文藝批評在此刻必須在位、在場,并在社會保障下發揮應有功能,輔以相關措施,假以時日必能收到實效;四是受眾要做到清醒、自律,自覺抵制低級的文藝作品,不要一味追求感官刺激。
索謙:要對這個問題形成強有力的共識,主流媒體就應該發揮作用,讓它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現在文件上講要確立正確的主流價值觀,那么,在主流媒體的黃金時間出現的大量與其倡導方向背離的節目就應該有人過問,主管部門應該有措施,社會輿論應該有聲音。
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在于可以避免發達國家犯過的錯誤,而不是在重復之后解釋說是“歷史的必然”,我們碰到的問題是西方國家碰到過的,他們的解決方式也是我們可以借鑒的。現在許多發達國家都設立了專門的基金,扶持民族藝術、民族文化,提高大眾整體的審美水平,這是我們可以借鑒的,比如針對現在大銀幕被娛樂大片所壟斷,一些好的電影沒有檔期上映的問題,政府就可以設立專門的與院線并行的放映機構,專門低價為人們放映經典老片、新人新作、相對小眾的藝術電影等,這既保證了全民的文化權益,同時也對那些泛娛樂化的電影構成壓力,促成藝術創作、審美的良性循環。我們今天經濟上去了,財力允許了,有條件去處理好公共媒體和市場的利益,匡正現在過度娛樂化的不良風氣,類似的具體措施還有很多,重要的是我們要對此形成共識,去謀求解決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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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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