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關于詩歌發展道路5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

陳德述  王鳳娟

為了紀念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提出的“中國詩的出路”50周年，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成都市委宣傳部、成都市委黨史研究室、成都市社科聯、成都市文聯、成都毛澤東詩詞研究會聯合組織，于2008年12月24日至26日在成都召開“紀念毛澤東關于詩歌發展道路50周年學術研討會”。參加這次學術研討會的，有來自省內外的專家、學者和毛澤東詩詞愛好者150多人。大會共收到文章75篇，創作詩集或刊物8部。

12月25日上午，大會開幕式在中共四川省委黨校舉行。成都市社科聯黨組書記程顯煜同志主持會議；成都市委宣傳部何華章部長致開幕詞；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同志代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出席會議，宣讀逄會長的賀信并發表講話；接著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火任研究員以及成都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原所長陳德述教授分別以《中國詩的出路：從“新詩”到“新體詩”》和《毛澤東中國詩歌出路的理論為民族新體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作了主題發言；會議圍繞著“中國詩的出路”問題進行了熱烈的小組討論。26日上午，成都市文聯副主席梁紅同志主持大會發言，陳德述教授對大會研究和討論的成果作了總結，最后梁紅副主席致閉幕詞，會議圓滿結束。

從收到的論文和小組討論的情況來看，這次研討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            第一次對毛澤東關于“中國詩的出路”理論進行專門的、全面的、系統的研究和闡述

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自1994年成立以來，召開了八屆年會和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但以“中國詩的出路”為題，進行專門的研究和和討論還是第一次。基于“中國詩的出路”問題意義重大，成都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倡導召開這次會，并作了認真的論文準備，收到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分別談了自己的認識。

陳德述《毛澤東中國詩歌出路的理論為民族新體詩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的文章，從四個方面對“中國詩的出路”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分析和論述：第一，民歌在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如何繼承古典詩詞藝術傳統。第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賦予詩崇高的審美理想；第四，是民族新體詩歌的地位。陳德述的這個主題發言，得到與會者充分肯定和認同，從而深化了對“中國詩的出路”理論的認識，更加明確了它理論的正確性和創作的導向意義。

同時，西南大學胡國強教授也說：“毛澤東的詩論為中國詩歌發展繁榮的道路指明了正確的方向”；顧效榮也說：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的論述是“民族新體詩歌的指路明燈”等等。高云梧同志的文章也對“中國詩的出路”的意義進行了探索。蘇文聰同志在與丁國成進行商榷的文章中，聯系《中華詩詞》的具體情況對“中國詩的出路”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與會者認識到，研究毛澤東的詩論，特別是“中國詩的出路”的目的是為創作實踐服務的，是要解決如何發展民族新體詩歌的問題，因此，既要做進行理論探索，又要開展創作實踐，應該做到雙豐收。

二、           第一次把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經驗結合起來，把探索的重點從鑒賞毛澤東詩詞轉移到如何發展民族新體詩歌的方向上來

這次會議，與其他會議僅僅從理論上進行探討不同的是：把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經驗結合起來的進行學術討論。這一點得到何火任常務副會長和與會者的充分肯定。如丁毅在《毛澤東對民族新體詩歌的期待與賀敬之的初步探索》中指出：“民族新體詩歌是毛澤東期待中的目標”，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是要靠詩人的創作實踐才能回答的問題”，于是丁毅用賀敬之的創作實踐來回答了毛澤東的期待，把毛澤東新詩觀與實踐創作結合起來；熊炬在《論賀敬之新體詩》中對賀敬之的新體詩歌的體進行了解析。

為了從實踐上說明“中國詩的出路”理論的正確導向性，會議專門印發了國家一級作家、詩人蕭蒂巖的詩集《神女驚夢》。蕭蒂巖從1958年開始，就自覺地以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的理論為指導進行創作，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在小組會上朗誦了《毛主席呀愛藏族》和《高山賦》，與會者都很受感動！

詩歌是時代的心聲，人民內心情感的抒發。王琳教授的《從5·12的地震詩歌看新詩的發展走向》和姜福遠的《汶川地震詩歌現象以及啟示》等等文章對地震詩歌進行分析研究，備受與會者的高度關注，充分說明了時代需要民族新體詩歌。他們還從地震詩歌的特征中，看出“地震詩歌是一次新詩的突圍”，并總結出對民族新體詩歌發展的若干啟示。

新的時代需要合乎時代要求的政治抒情詩。王鳳娟的《從<唱響中國心>看當代政治抒情詩的新特點》指出：50—60年的政治抒情詩是以“階級斗爭”為主題，新的時代的政治抒情詩應該以“人文關懷”為主題，就是要關心人的生存與發展。作者以此為出發點，分析了《唱響中國心》的特點，展示新時代詩歌創作的多樣性。

三、第一次把毛澤東的新詩觀放到中華民族文化視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國詩的出路”理論的文化內涵和深度

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的第二條就是“古典”，說明了新體詩歌的民族文化內涵，因此研究“中國詩的出路”不能孤立于中華文化之外來研究。這次討論會不少學者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見解，拓展和深化了毛澤東詩論的研究領域。

陳德述主張：必須要把古典詩詞特別是格律詩詞放到中國文化的、中國哲學的思維模式中去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華古典詩詞的美學內涵，也才能深入理解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的內涵。他指出：格律詩深深植根于中國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形象地表現了“天人合一”，“陰陽互補”、“義寓象中”這樣獨特的中國哲學思維。第一，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不是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而是講天人相親、天人同一、物我渾然，消除天人之間的絕對界限。所以詩詞中的“物即我，我即物，物化于我心，我心化于物”，從而到達“物我平等，物物和諧，物各自然”的藝術境界，這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審美意識中的表現。第二，律詩中的平仄對仗，除了決定于漢字特殊性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陰陽互補”的哲學思想的藝術表現。“陰陽互補”是講在陰陽的對立中求得統一、協調與和諧。如果我們把“平”定義為“陽”，把“仄”定義為“陰”的話，那么平仄的對立、對應，達到音調的互補與和諧，正是陰陽互補的哲學思維模式。《周易》中的相錯卦之間的對應與和諧，就是最好的說明。第三，律詩“托物寓情、借景抒情”，情寓象（意象）中，情寓境（意境）中，正是《周易》“義寓象中”的詩詞藝術的表現。由此，“律詩”，“這種審美意識形態”不是“封建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更不應該“應予以摒棄”，而是應該繼承與發展，這正是“第二條是古典”的真諦之所在。

魏紅珊博士在《毛澤東的新詩觀與民族文化認同》中指出：“毛澤東關于中國新詩的出路及發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問題之一是中國詩歌的民族化問題。實際上是關乎新中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建構、以什么為基礎建構、為何要如此建構的問題。新詩不僅為我們展現了一幅生動的歷史畫卷，也為中華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因此，新詩作為民族敘事和國家想象的方式，它為20世紀中國試圖尋找、建構和獲取的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本質和新的民族性。毛澤東的新詩觀則是毛澤東對現代中國的一種文學性表達，對民族文化現代化的一種文學性想象，它展現著現代中國對民族身份和印記的一種自我認同。”魏博士的這一論述，深化了對毛澤東新詩觀的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曾平副研究員也為之專門撰文：《毛澤東新詩觀的民間立場和中國文化本位立場》，她指出：“毛澤東對‘古典’的強調，其實就是主張新詩應該充分地向中國傳統文化開放，應當立足于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通過創造性地吸取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精髓，賦予新體詩獨一無二的中國風味、中國氣韻、中國神采；而毛澤東對學習‘民歌’的強調”，是換一種方式強調新體詩的大眾化、民間性，促使新體詩真正與現實人生、民眾生活、時代精神緊密結合。

    總之，把毛澤東的詩論放到中華文化深厚背景去研究是完全正確的、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的方法，對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新詩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明確揭示了民族新體詩歌是對中華傳統詩詞的繼承與創新

    毛澤東的新詩觀不是中華詩詞文化的“異己”之物，更不是泊來品，而是中華詩詞理論的發展，而民族新體詩歌是這一新詩觀指導下的必然產物，是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繼承與發展。

    龍樹準在《民族新體歌詩是古典詩詞的繼承與創新》一文中，十分詳盡地探索了民族新體歌詩對古典詩詞的繼承與創新。他說：“縱觀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詩和歌有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無論是哪個歷史時期，無論是哪種詩體”，其發展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那就是“詩從歌而發生，詩為歌而興起；詩載歌而流長；詩離歌而失眾；詩再歌而復興。”他還指出：任何一種詩體都有“始盛終衰”的過程，不同的時代有新的詩體取代舊的詩體；新的詩體是對舊的詩體的繼承與創新。他著重從對古典詩詞的基本特性、詩體、藝術表現手法、韻美、遣詞造句以及傳播手段等六個方面分析了“當代新體歌詩”對“古典詩詞的繼承與創新”。為此，要發展民族新體詩歌應該從當代歌詩中去吸收養分。

羅洪深、楊天瓊也撰文論述“民族新體詩歌是古典詩詞的繼承與發展”，他們認為，古典詩詞是在民歌的基礎發展起來的，民族新體詩歌要從當今新民歌中吸收時代的養分，表現新思想、塑造新形象、選擇和提煉新的詩語、創造新的意境，繼承古典詩詞的藝術精華并加以發展，使之成為時代需要的、人民大眾歡迎的新體詩歌。

五、對什么是新體詩歌以及新體詩歌的地位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為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何火任副會長特地以《中國詩歌的出路：從“新詩”到“新體詩”歌》為題，作了主題發言。他說：“中國詩歌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從五四新詩也有90年的歷史了，當然詩歌理論探討也有90年的歷史了，在這漫長的探討的道路上，這次會議具有回顧總結的性質，思考中國詩歌將會怎么發展呢？我的發言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回答這個問題。一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五四新詩；二是，梳理新體詩的探索歷程；三是，新體詩歌是中國詩歌發展的趨勢；四是，不要誤讀毛澤東關于新詩主體論。”何會長的主題發言得到與會者的充分認可和肯定。

這次研討會貫穿一個基本的思想與精神，就是企圖在理論層面和創作層面上回答什么是民族新體詩歌？民族新體詩歌的地位問題以及如何發展民族新體詩歌等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對于有人否定民族新體詩歌的主體地位的問題，有的與會者各自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毛澤東詩詞到底是新體詩還是舊體詩呢？學術界有人認為是舊體詩，有人認為是新體詩。何火任在其主題發言中認為，毛澤東詩詞是“舊體形式的新詩。”張朝勇的《談毛澤東詩詞的新體詩特征》，對毛澤東詩詞作品從題材、語言、藝術風格、寫作動機、表達感情、對傳統的繼承上六個方面進行了分析，認定毛澤東詩詞是新體詩歌。探索這個問題的目的，是要想回答長期困擾人們的一個問題，新體詩歌有沒有體？它的體是什么樣子。當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創作實踐的問題。

第二，什么是民族新體詩歌？它與“新詩”有什么區別？它的體式是什么？什么是民族新體詩歌？許多人都從它的特征和內容方面來探討，如陶美傳在《學習毛澤東詩論發展民族新體詩歌》一文中說：他順著毛澤東的思路去思考，什么是民族新詩歌的思路就“明晰”了。他認為：第一，民歌與古典相結合；第二，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第三，精煉，不要太散漫；第四，有韻，押大致相同的韻；第五，要用形象思維，要用比興手法。即是說具有以上特點的詩歌就是民族新體詩歌。

關于“新詩”與“新體詩”有何區別的問題，有人認為“新詩”是指自由的歐化體詩；“新體詩”是指古典與民歌相結合而產生出來新詩。何火任會長則認為，“新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新詩是指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相結合的詩。廣義上的新詩是指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內容的詩歌，不計較形式上是新體還是舊體。”他還說：“我認為應該將五四新詩更名為‘白話自由體新詩’，簡稱為‘新體詩’，也是從形式方面來講的。”他特別強調：“‘新體詩’與‘新體詩歌’是不同的，1958年毛澤東關于中國詩出路理論以及1965年給陳毅的信中有關新體詩歌的論述提出以后，新體詩加上民歌的成分成為‘新體詩歌’。中國詩詞的大體脈絡是從古典詩詞到新詩，再從新體詩到新體詩歌的大體發展歷程。”

    關于新體詩歌的體式問題，與會者也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各自發表自己不同的見解：如熊矩分析了賀敬之詩歌后認為有五種體式：一、新民歌體；二、新信天游體；三、新馬（馬雅可夫）體；四、古典、民歌與新詩三結合的新體詩；五、新古體詩。又如何火任說新體詩還沒有完全定形，處于理論探討期，他認為有：一、自由體新詩；二、格律體新詩；三、民歌體新詩；四、新古體詩。再如龍樹準則認為民族新體詩歌有七種類型的詩體：一、純白話體，如《孩子，來生我們一起走》；二、民歌型，如《好漢歌》；三、仿《詩經》型，如電視電視連續劇《如此多嬌》的主題歌。四、離騷型，如李叔同的《朝陽》；五、仿古風體，如聞一多的《死水》；六、仿律絕型，如臺灣電視連續劇《幾度夕陽紅》的主題歌；七、仿元曲型，如故事片《紅樓夢》的插曲《分骨肉》等等。

第三，民族新體詩歌的地位問題。蘇文聰、郭誠等，針對《中華詩詞》2008年第3期發表的丁國成先生的《“新詩主體論”可以休矣》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蘇文聰說：毛澤東“中國詩的出路”的論述，“給中國詩歌的發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國詩歌的革新、創新和發展有了明確的方向。”毛澤東說新體詩歌不是歐化的新詩，而是指民歌、古典詩詞和五四以來革命詩歌的“三結合”，這樣“三結合”詩歌，即是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時代性和大眾性的新體詩歌，這才是今日中華詩歌的發展方向，新體詩歌可以休矣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郭誠認為，“過去文藝界中誰是主體，是自然形成的，由后人歸納總結而提出。今天來評論有無主體？誰是主體？沒有多大的必要，并且對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利。我希望所有文藝種類、體裁、流派、風格都能有許多精品出現，都能很好地最大限度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相互也不能替代。”胡國強認為，今天的詩壇應該是新詩、新體詩歌、古典詩詞爭相繁榮，不要限制它們的發展。

陳德述認為，民族新體詩歌為主體是當今中國詩歌的現狀和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說的新體詩歌是民歌、古典詩詞和外國詩歌元素相融合、相綜合而產生出來的一種詩體。從歷史上看，每一個時代都有反映自己時代特征的詩歌。中華傳統詩詞是中華農業文明的產物，今天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應該有反映這個時代特征為主的新體詩歌。時代的變化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變化、交換方式的變化、分配方式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交往方式的變化、文化觀念的變化、價值觀念的變化、審美意識的變化以及語言的變化，以新體詩歌為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主”與“次”是相對的，“主”是對“次”而言。以新體詩為主，同時也有舊體詩；有民族新體詩歌，也有引進的歐式詩。一元主導下的多元的并存，不只是詩詞文化，也是一切社會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普遍規律，任何人不能拔苗助長，任何人也阻擋不了它的前進。

六、對舊體詩詞如何進行改革以及如何發展與如何創新民族新體詩歌提出了看法

    萬文武以毛澤東《念奴嬌·鳥兒問答》為例來說明“毛澤東關于詞體革命的重大意義。毛澤東的這首詞清楚明白，很有力量，有詩美。就詞的豪放風格來說，已經超過了蘇軾。現在許多人沒有認清毛澤東詩詞的革命意義，還停留在歷史價值層面上。寫詞也仍然走的舊詞的老路子，很少革新的氣象。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詩詞理論以及創作實踐，已為我們鋪開了一條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大道，許多人不去走這條大道，仍然在過去的小路上徘徊。萬文武說，“現代人要寫詞，最好走毛澤東為我們開出的這條用白話來進行創作的路子”，也就是要走毛澤東詩詞創作之路，才合乎時代的需要。

要沿著毛澤東開辟詩詞創作之路前進，就必須要對舊體詩詞進行改革。蘇文聰說，毛澤東雖然曾說過，舊“體詩詞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個東西，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格。”但是要有個條件，必須要進行改革，要發展才有生命力，不能因為“一萬年也打不倒，不講改革發展。如何做到要發展要改革呢？蘇文聰說，”這是一個從詩的內容到形式，如何繼承與創新，如何增強詩的學養，提高詩的藝術水準，以及如何體現時代性與人民性等等方面均須全面考量的“系統工程”。蘇文聰具體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意見：首先，著力提倡使用新聲新韻；第二，促使舊韻逐步向新韻過度；第三，遵守格律但不為格律所束縛；第四，要從民歌中吸收養分和形式；第五，要作今詩，古典絕不要，等等。舊詩詞欲“一萬年打不倒”，就要毅然面向新時代，求得新的發展。

要發展民族新體詩歌，不但對舊詩詞要改革要發展，還應該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為此，王國欽提出了“度詞”這一體式的設想。“度詞”在當代詩詞創作中，是許多詩友所認同、所實踐、所推崇的創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叫“度詞”？王國欽說：符合中華詩詞傳統的語言規范和修辭習慣，基本符合中華詩詞的平仄規律，必須注重作品內在的聲情與神韻。而其形式，則是自由的自制長短句——句式組合自由，體式長短自由，用韻寬嚴自由；不受律詩句式之局限，沒有詞曲譜調之約束，但卻有詞的瀟灑與靈活。要而言之：似詞卻不是詞，形似而神益似。它既要借鑒中華詩詞在詞語、音韻、平仄等方面的傳統優勢，也要接受當代新詩在語言、意象、技巧等方面的時代特色，它承擔著新詩與舊詩之間的回歸、發展、揚棄、合攏等重大的歷史任務。王國欽還說，要進行“度詞”創作，首先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學功底和詩詞修養，首先必須在懂平仄、懂對仗、懂聲韻的基礎上，才能創作出聲情并茂、音韻俱佳、為人喜愛的“度詞”來。王國欽還提出“新詞”這個概念。“新詞”是一種新品種，是由當代詩人使用新聲韻創作出來“度詞”新品牌。“度詞”只局限于舊聲韻，這與現在流行的普通話和語言發展的現實不協調，有距離。如果能夠創造出一種可以使“語言形式”、“聲韻平仄”和“思想情感”形成“三位一體”的全新方案來，豈不是皆大喜歡嗎？

與會者反映，這次研討會主題鮮明，重點突出，內容豐富，很受啟發，明確了今后的方向，會議獲得了成功。

                                                  200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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