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評論豈能無視事實

                                 ——致李潔非先生

李潔非先生：
　　你好！
　　我從《傳記文學》今年第6期的關于作家浩然的專題上，讀到了你的長達16頁的論文《浩然：一個曾經的文學縮影》。該期刊物的這一專題共有5篇文章（另附有浩然生前致友人的書信15封），你的文章不僅被置于該專題的首篇，而且是該期刊物的頭題，可以看得出編輯部對這篇文章的重視，甚至使人猜度搞這么一個專題，目的就在于推出你的這篇平時不太方便安排的文章。你的這篇文章不是評論浩然的某一部作品，而是試圖對浩然一生的創作來一個“蓋棺定論”式的全面審視與總結，進而對以浩然為代表的“工農兵作家”群體進行意在否定與貶低的評判。遺憾的是，讀過你的文章后，我發現你對浩然及其作品缺乏應有的了解，你的一些觀點是建立在想當然的主觀臆斷之上的，因而往往陷于武斷、片面乃至謬誤。你筆下的浩然，不是本真的作家浩然，而是一個為了印證你的某些論點而被歪曲和矮化了的浩然。
     我們都很忙，我不想長篇大論，更不想面面俱到逐一辨析，我只撿幾個容易說清楚的問題，用事實說話。事實清楚了，是非自然明了，無需雄辯。
     你提出，作為出身貧寒的孤兒，農家子弟浩然是靠出眾的文學天賦并受惠于時代，才在“向來由文人雅士占據的文學史上，取得一張突出的席位。”是“生活和才華這兩大稟賦”，使浩然“于歷來的‘工農兵作家’中鶴立雞群，這一群體的創作成就也因他而推向高峰。”這樣說有一定道理，浩然的確是由“人民當家做主、工農大眾不再遭受奴役和歧視”這樣一個亙古未有的“時勢”，所造就的文壇“英雄”。但他的成功，除去時代的因素，雄厚的生活積累，以及一個作家必不可少的文學稟賦，還有他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這種刻苦，既有在創作道路上的艱辛探索，也有數十年如一日的博覽群書。沒有這種刻苦，即使有再好的時代條件和文藝天賦，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卓有成就的高產作家。而這一點，恰恰是被你所遮蔽或忽略了的，你甚至以浩然只上過“三年小學”為由（實際是三年小學、半年私塾），斷定“浩然只讀過很少的書”，“他讀的書，相當有限”，并由此認定他是“在平薄、單調的背景下產生的作家”，他的視野、維度以及對生活、人世與是非、正謬的認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他的寫作也“存在嚴重問題”。你武斷地認為浩然基本“沒有自己獨立的寫作意識”和觀念，“精神不足以自給，而須仰仗指引”，“‘文件’叫他寫什么，他就寫什么；‘文件’叫他怎樣寫，他就怎樣寫。他就這樣‘被寫’了一輩子，直到晚年也還沒有脫離‘被寫’的狀態。”事實上，在這種既定觀念的指導下，你對浩然的作品，從早期的《喜鵲登枝》《一匹瘦紅馬》《送菜籽》《彩霞》《新媳婦》《夏青苗求師》《車輪飛轉》《大肚子蟈蟈》等短篇小說，到后來的《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等中長篇小說，基本上來了個全盤否定。而對浩然新時期以來的作品（1978年以后的作品），比如長篇小說《山水情》《蒼生》《晚霞在燃燒》《鄉俗三部曲》，中篇小說《趙百萬的人生片段》《彎彎的月亮河》《老人和樹》《浮云》《小山下，小河旁》《花瘸子秘史》《山豆》《笑話》《細雨濛濛》，短篇小說《彎彎繞的后代》《新婚》《衣扣》《誤會》《機靈鬼》，以及長篇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等，只字未提。也許你“讀書很少”，對浩然后半生的創作情況和主要作品缺乏了解和研究，因而無法置喙；也許你讀過這些作品，但這些作品無法印證你的“按文件寫”、“被寫”等觀點，而且與之相左，于是采取回避的態度。你試圖以鳥瞰的姿態對浩然畢生的創作做一個完整的解剖，然而，你筆下呈現的卻是一個被攔腰斬斷的浩然（以文革結束為分界線），那你又有什么根據斷定浩然“‘被寫’了一輩子，直到晚年”？這樣的論述，有多少說服力和學術含量？這樣的批評態度，是嚴謹和嚴肅的么？就拿《新婚》和《衣扣》這兩篇分別寫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短篇小說來說吧，請你說說，它們是按照什么“文件”而寫的？
　　你說的“浩然只讀過很少的書”，是一個無視基本事實的偽命題。不錯，浩然能坐在教室里心無旁鶩地“穩定讀書”的時光，可能也就三年半。全國政協委員的檔案資料里，他在“學歷”一欄填寫的是“高小”。但“學歷”的高低與讀書的多少，沒有必然的聯系，“學歷”與“學力”和“學問”，不是一個概念。雖然家境貧寒使他沒有條件讀完大學，獲得一個高級文憑和“知識分子”的尊貴身份，但從小就是“書迷”的浩然，在被迫輟學后，于艱難的環境里，一直沒有停止對知識的渴求。他在自傳體小說中，以及散文《書迷》中，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癡迷讀書的情景，有生動的記述。像《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十粒金丹》《濟公傳》《封神榜》《水滸全傳》《二度梅》等古典名著和張恨水的《啼笑姻緣》，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等現代小說，都是他少年時代或購買或想方設法借閱的。參加革命工作后，特別是1949年17歲樹立起當一名革命作家的遠大抱負后，他一邊工作，一邊積極參加干部業余文化補習學校和省團校的學習。正如他回憶的那樣：“我起早貪晚地一邊自學文化，一邊練習寫作。10年間，我不僅讀完中學的語文、數學、歷史、地理課本，還讀完大學專科的主要課程，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藝術修養。”（浩然：《〈蒼生〉是怎么寫出來的》，見浩然著《泥土巢寫作散論》）22歲成為《河北日報》記者后，他仍然堅持自學，“學完高中的語文、歷史、地理課程之后，我又選修中文方面的課程：巴人的《文學初步》、蘇聯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陸沅君的《中國文學簡史》、丁易的《中國新文學史略》等。我一面讀史，還一面把史中提到的重要作品找來讀。以古典小說為例，我逐朝逐代的讀作品，從漢魏六朝到明清民國小說，凡解放后重印了的，絕大部分我都瀏覽了一遍。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學，我也比較認真地思考過，名家的代表作無一例外都細讀過。……凡是寫農村生活題材的小說大家，不論其是老手還是新秀，只要見到他們的作品出版，把吃飯的錢拿出來也得買……”（浩然：《對自學的同志說點真情話》，見浩然著《小說創作經驗談》）“從十七歲到三十四歲‘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我沒有在半夜十二點前上床休息過，沒有睡過一個午覺，所有的業余時間都花在學習和寫作上。”（浩然：《搞創作就像搞建筑》，見浩然著《小說創作經驗談》）“即使病倒在床上，也要讀書自修、翻閱筆記，或閉著眼睛琢磨怎么寫、怎么寫得更好些。”（浩然：《寫農民，給農民寫》，見《浩然研究專集》））原河北省薊縣宣傳部干部培訓班支部書記趙峰在接受北京電視臺《浩然傳奇》攝制組的采訪時，回憶起50年代初的浩然，曾說：“浩然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每天早晨5點鐘就起來，參加文化補習班。這個人勤奮好學那是真的，見著書就沒夠！……那時一個縣就一家新華書店，他利用午休時間到書店，趴在柜臺上就看書，每天如此。”
　　關于浩然的讀書情況，他在歷年來的創作談中多有提及，像《金瓶梅》《紅樓夢》以及“三言”、“二拍”，蒲松齡的短篇小說，都是他的最愛。他讀過《詩經》的三四種注釋本和譯本，一部《聊齋志異》他讀了五六遍。現代作家中，他對魯迅、蕭紅、趙樹理、柳青、孫犁、馬烽、秦兆陽、王汶石、周立波、魏巍等前輩作家的作品非常推崇；郭小川、賀敬之、張志民、李學鰲等人的詩歌他也很喜愛；對于同時代作家管樺、方之、吉學沛、谷峪、張峻、李凖、劉紹棠、從維熙、瑪拉沁夫、劉真、張長弓、楊嘯……等反映農村生活的小說也很關注與喜愛。新時期以來，對比他年輕一些的文壇新秀金河、張一弓、何士光、路遙、成一、陳忠實、王滋潤等的作品也很看重。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悠悠數十載，一邊練筆一邊補充文化知識，“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朝著理想目標追趕的腳步。”（浩然：《再往前奔一程》，見浩然著《泥土巢寫作散論》）
　　你在《浩然：一個曾經的文學縮影》一文中說：“我專門注意了他的讀書情形。他最愛讀的，是中國舊小說；成為作家后，比較留心同時代本國其他作家的作品；外國文學閱讀情況幾乎沒有提及……這便是他全部的腹笥。”是真的“專門注意”了嗎？從哪些地方“注意”的呢？為什么“注意”了卻沒有發現應該發現的東西？單說外國文學吧，浩然1985年1月在《回復青春文學院的提問》一文中寫道：“在長篇方面，我喜歡法國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 葛朗苔》和英國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艱難世事》。短篇方面，我喜歡印度普列母昌德的作品和保加利亞埃林·彼林的作品；前者的長篇《戈丹》描寫農村生活的部分也因其高湛的藝術性和生活的真實感使我折服，愛不釋手。法國莫泊桑的名著我也喜歡。（見浩然著《小說創作經驗談》）他1988年12月還應邀為《外國文學評論》雜志的“我與外國文學”專欄寫過一篇心得體會文章《我常到那里遛遛彎兒》。文中提到50年代初期，他比較容易接觸到的，是蘇聯文學，“陸陸續續地讀到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只不過是愛情》《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海鷗》《斯大林時代的人》《真正的人》等，還有我當時最為喜歡的尼古拉耶娃的《收獲》。”（見浩然著《泥土巢寫作散論》）他說，1956年調到北京后，閱讀條件大大改善，這期間本應該為自己打開四面窗子，迎接八面來風，但因為時代的原因，主要還是接觸的蘇聯文學，以及俄羅斯文學，認識了老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契科夫等名家。他還特別提到，1962年動筆寫《艷陽天》之前，他意識到應該看看外國作家寫外國農民的小說，以便作一番比較，對自己認識中國農民一定會有益處。于是瀏覽了不少這類作品。“奇怪的是，從30年代到50年代被一些權威吹得天花亂墜的幾位寫農民的圣手的作品，讀來都有些隔膜，不能共鳴，甚至于讀不下去，更談不上吸收與借鑒。相反，有兩位不為權威們推崇和看得起的外國作家的作品倒偏偏吸引了我。一位是保加利亞的埃林·彼林，一位是印度的普列母昌德。讀著他們的作品，既陌生，又覺得熟悉和親切；既新奇，又能引起聯想和深思。他們是真正了解農民、鉆到農民心里的作家，決非是那些冷眼旁觀農民的作家，也不是那些站在高高的位子上，用同情心為農民唱頌歌或唱悲歌的作家所能相比的。埃林·彼林兩千字左右的《安得列什科》，或隨便舉出一篇，像《遲收的田地》，像《在犁溝上》這樣的小說，對我心靈的震動、賜予我的藝術啟迪，比屠格涅夫一大厚本世界名著《獵人筆記》要大得多、多得多！拜讀過普列母昌德的短篇小說選和長篇《戈丹》，我激動不已，由此及彼地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的理解，增強了描寫反映正為爭取美好生活而奮斗的中國農民的激情和信心。”浩然還說，他的小說篇篇部部都是“土”味十足，他是有意識這樣做的。“外國的‘洋’東西應該學習和吸收，但要土洋結合，用‘土’把‘洋’融化掉，而且不留痕跡。”（見浩然著《泥土巢寫作散論》）
　　木弓說：“讀《艷陽天》，我是非常震驚的。因為這部最具時代精神的長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國文人文化影響的痕跡，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識分子文化影響的痕跡，只有徹頭徹尾的充滿民間文化的泥土氣息，僅此一點，就值得我們刮目相看。”浩然的“以土融洋，不留痕跡”的創作理念和實踐，比起當今某些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果有人因為浩然的作品“土”味十足就想當然地認為他沒讀過外國文學作品，只能說明他們的淺薄和無知。
　　誠然，浩然也曾說過，他在補習文化和初學寫作的階段，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相對較少，后來，他有意識地彌補這一欠缺，以增加自己的藝術修養。但即使那個歷史時期，他也是讀了一些外國文學名著的。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專門電話訪問了自50年代初就與浩然交誼甚深的老作家楊嘯，請他談一談他所了解的浩然的讀書情況。楊嘯先生認真地解答了我提出的問題，特意寫了《浩然讀過哪些古今中外名著》一文（點擊進入鏈接）。據他回憶，當年浩然讀過的名著，僅外國文學就有60部之多（這肯定是不完全統計），比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談》，俄國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蘇聯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法國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說集》，猶太作家肖洛姆·阿萊漢姆的《短篇小說選》，蘇聯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靜靜的頓河》，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美國馬克·吐溫的《中短篇小說選》、兒童小說《哈克·貝利芬歷險記》和《湯姆·索亞歷險記》，美國的《奧亨利中短篇小說選》，蘇聯兒童小說《白比姆黑耳朵》，西班牙小說《三角帽》和《小賴子》等等。
     有一個事實是任何試圖評論和研究浩然及其作品的人所應該了解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從1977年開始，文藝界一些人對浩然的創作道路和作品產生質疑和非議，到1978年發展到全國多家報刊殺氣騰騰的大肆批判。在委屈、不解、困惑和巨大的壓力面前，浩然沒有沉淪，而是扛上行李，一頭扎到農村，與廣大農民和基層干部一起“反省過去，思考未來”。他給自己制定了“四個重新認識”，即“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生活，重新認識文學，重新認識自己”。決心“通過這樣的重新認識，凡是過去做對了的，就堅持在今后做下去；凡是做錯了的，就毫不猶豫地改正，學習新的、正確的做法。”（浩然：《懷胎，不只十個月》，見浩然著《小說創作經驗談》）為了“重新認識文學”，“把圣潔的文學和自信的自己，一同放到手術臺上，來一番徹底檢查”（同上）他關門閉戶，用了大約八個月的時間，不僅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全部逐字審查一遍，還認真研讀了二十幾位外國作家（主要是十九世紀歐洲作家）的一百多部（篇）作品，包括購買多年而未讀過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他曾經談到這樣的體會和感受：“讀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之后，我為它的簡練所傾倒，立刻就意識到自己的《艷陽天》有龐雜的毛病，意識到《金光大道》的氣勢可以不削弱，但篇幅可以縮短。所以在鋪紙寫作《山水情》的時候，我就注意到文字的簡和篇幅的短。否則它起碼會被寫成篇幅增多一倍的兩大卷。”（同上）“我在閱讀世界文學名著的時候，還對比出自己作品的外露，以后寫作注意了含蓄，設法避免說教和議論。”（浩然：《扎根農村寫農民》，見浩然著《小說創作經驗談》）經過一個“反省過去，思考未來”的過程之后，浩然在創作理念和手法上努力探索求新。這主要表現在：“立足農村這塊基地上，寫人，寫人生；不再單純地寫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時那種以政治運動和經濟變革為‘經’線、以人物的相應活動為‘緯’線，來結構作品。這回倒過來，不論寫中篇還是‘小長篇’，貫穿著作品的主線都是‘人’，寫人的心靈轍印、人的命運軌道；政治、經濟，即整個社會動態動向，只充當人的背景和天幕。”（浩然：《追趕者的幾句話》，見《浩然研究專集》）新時期以來，《山水情》《蒼生》《趙百萬的人生片段》《老人和樹》《戰士小胡》《花瘸子秘史》等一大批長篇和中篇新作，正是這種探索、創新的重要成果。
     你認為浩然因為讀書少而缺少辨別是非正誤的能力，寫小說也只能仰仗“文件”的指引。這是很為片面和武斷的。這種認識的根源之一，就是你對浩然的作品及其孕育、創作經過以及人生履歷、政治信仰、創作道路、藝術思想缺乏必要的了解。寫作《金光大道》《艷陽天》這樣的反映社會風云和歷史變革的政治性很強的作品，作家不研究和吃透領導和推動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執政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亦即“文件”）那是不可思議的。1964年孫犁讀到新出版的《艷陽天》時，驚嘆不已，他在寫給作家冉淮舟的信中稱贊《艷陽天》“有人物、有情節、有藝術、有政策。”認為浩然“在《紅旗》工作，得有機會全面領會政策”。（轉引自冉淮舟《平原文學信稿》中冊）路遙寫《平凡的世界》，就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1975——1985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等報紙合訂本逐日瀏覽一遍，并做了大量筆記，了解這10年間的國內外大事、動態和方針、政策走向。不只工農兵出身的作家，即使是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或“學者型”作家，他們要用文學作品來表現革命事業，同樣需要科學的革命理論的導引，這一點，他們自己也不否認。四十年代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高干大》，以及新歌劇《白毛女》、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詩歌《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等一大批劃時代的優秀作品的產生，不就是作家藝術家們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所取得的成果嗎？作家研究和了解“文件”（或曰“政策”），與“按文件”寫作，不是一回事。也不能因為浩然在一次談創作體會時提到過某一文件給予他的啟發，引用過一段偉人的論述，就斷定他完全是“靠文件寫作”。文件可以給予作家方向上的指引和思想上的啟迪，卻不能代替作家結構故事、塑造人物。著名文藝理論家巴人指出：“我們從來主張創作必須從生活出發；但作家必須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政策，以便于深入生活，發掘生活。不熟悉生活是寫不出政策來的，但不懂得政策也抓不住新生活的特點。我們要描寫的是為政策所滲透而改造過來或正在改造中的活生生的生活面貌。決不是所謂‘寫政策’或‘反映政策’”（巴人：《略談〈喜鵲登枝〉及其他》，見《浩然研究專集》）如果說僅靠圖解“文件”而沒有扎實的生活和感情積累，沒有厚重的藝術涵養和卓越的洞悉靈魂的能力，就能塑造出蕭長春、高大泉、馬之悅、“彎彎繞”、“小算盤”、“滾刀肉”、李竹方、石山柏、羅小山、田大媽、田保根、趙百萬、禇大、柳順、唐明德、“花瘸子”等一批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那無異于癡人說夢。比如，浩然的一篇短篇小說所塑造的“機靈鬼”這個人物，誰能回答一下，它來自哪一個“文件”？毫無疑問，它只能來自作家對生活的細膩觀察和獨立思考。1982年，在談到《新媳婦》（刊于1957年11月號《芒種》）這篇曾被譯為日、英、俄、法等多國文字的短篇小說的創作體會時，浩然說：“我不是以空洞的理論說教和憑空臆造的故事去圖解主觀意念的，而是依靠著我所熟悉的社會現實，用有血肉的人物形象和從生活中得來的真實情節表達出來的。”（浩然：《略談我和我的作品》，見浩然著《答初學寫小說的青年》）
　　浩然對階級斗爭理論的接受，也是他新時期以來受到非議的緣由之一。你把這歸咎于他“讀書不足”，缺乏辨析能力。那么請問，創立了階級斗爭學說的馬克思、恩格斯，也“讀書不足”嗎？把階級斗爭理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也“讀書不足”嗎？事實上，浩然60年代的《艷陽天》超越了早期側重寫“新人新事”的局限，而強化了階級斗爭，并不單是“文件指引”和“領袖號召”的結果。早在1959年，著名文藝評論家巴人（王任叔）就在《人民文學》發表文章，在稱贊浩然的才華并對他的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給予熱情肯定的同時，也指出其在思想和藝術深度上還存在不足，并把這種不足歸咎于沒有側重表現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巴人說：“新農村的新面貌的出現，新人物的成長，決不是偶然的，是經過劇烈的艱苦的階級斗爭得來的。……而在《喜鵲登枝》這個集子里，我們看不到這一具有根本性質的斗爭的生活面貌。……即使我們的新農村已經經過了社會主義的改造，集體所有制已成為不可動搖的經濟基礎，但人們思想上的階級斗爭未必就此熄滅。新和舊、前進和落后的斗爭有時還多半植根于兩條道路的思想斗爭上。”（巴人：《略談〈喜鵲登枝〉及其他》，見《浩然研究專集》）巴人進而指出：“社會的新風氣和新道德能夠培養新人物，但這個新風氣和新道德卻是從艱苦的斗爭，尤其是從改變社會性質的階級斗爭中得來的。”（同上）難道像巴人這樣著作等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也“讀書太少”或“精神資源單薄”嗎？
　　你說“重讀《艷陽天》，是一個糟糕的經歷”，認為“馬立本這個人物，也忠實地傳達了‘階級斗爭’理論的一個要點，即，階級性是一種遺傳基因，‘階級敵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階級敵人，即使一萬年之后也不會改變”。這是你對階級斗爭理論的歪曲。這個說法，既沒有任何理論依據，也不符合黨的一貫政策，即“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現實表現。”“出身無法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據我所知，你的這個說法，是源于“文革”中紅衛兵組織“聯動”（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一個口號或曰對聯，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聯動”是以高干子弟為主體組成的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提出的這個張揚封建血統論的錯誤口號，顯然意在維護家族的利益，顯示自己尊貴的血統。“聯動”的所作所為顯然不符合“文革”整肅“走資派”的大方向，他們瘋狂武斗，凌辱知識分子包括他們的老師的行徑不得人心，在當時就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對和批判。《艷陽天》中不僅沒有寫什么“階級敵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階級敵人”，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浩然在書中最反動最兇惡的階級敵人馬小辮的家里，塑造了一個不反對革命、經過曲折的矛盾斗爭，最終投入革命營壘的地主兒子馬志德和他的妻子李秀敏。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難能可貴的。同樣，在《金光大道》中，浩然也寫了一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女孩巧桂，而她的父親正是書中的主要“反派人物”張金發。
    你在論及浩然的短篇小說《喜鵲登枝》時，說“這篇小說對文學史沒有意義，如今你在各種當代小說選本中都不可能找到它的蹤跡”。這是無視事實的信口開河。《喜鵲登枝》不僅一問世就受到了老作家葉圣陶、巴人等的稱贊，而且是浩然此后數十年來編選小說集的必選篇目，直到2002年還被收進了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朝霞紅似火》（浩然中短篇小說自選集）。著名評論家雷達主編的《百年百篇經典短篇小說（1901—2000）》（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也收入了《喜鵲登枝》。你談及《西沙兒女》時說：“上半部《奇志篇》首版達120萬冊，下半部《正氣篇》首版也印了30萬冊”，這也是一個不應該出現的硬傷。其實，《西沙兒女》由《正氣篇》和《奇志篇》兩部互相連貫的中篇小說組成（第二部由上下兩卷組成，21萬字，按今天的標準，應算長篇小說）。《正氣篇》首版印數是120萬冊，《奇志篇》首版印數是30萬冊，你把兩本書的前后次序和印數都搞反了。如此粗心，我真不知你是否讀過《西沙兒女》，又是依據什么認定它是一無是處的“怪胎”的。
　　你的文章中，還有一些明顯似是而非的觀點，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舉和辨析。比如，你認為“《艷陽天》大概還是全中國最早以反映農村階級斗爭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就不符合實際，《艷陽天》擔當不起“這一歷史地位”。只要略具中國現代文學史常識的人，就應該知道，比《艷陽天》問世要早得多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不都是表現農村階級斗爭的嗎？
    總之，你認為浩然“提供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文學史解剖對象”，而你所“解剖”的浩然既不完整，也沒有反映出歷史的本來面目。恕我直言，你對浩然及其作品的認知，還停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層次上。你文中所引用的浩然的創作談，也大都來自“文革”時期浩然的幾次創作報告，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而浩然后來是怎樣重新認識歷史、生活、文學和自身的，你似乎知之甚少。評論家與作家應該是平等、友善的關系，不應居高臨下、隨意貶損，而應該互相尊重。這種尊重，首先是對歷史和事實的尊重。這讓我想起偉人的忠告：“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沒想到這封信會寫這么長，秉筆直書，不揣淺陋。不妥之處，還望海涵和賜教。
　　
　　                               
　　                                  劉國震

　　                                    201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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