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皮村開始關于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文/李佳

皮村的一切仿佛都處在某種現(xiàn)代主義城市想象的反面：散漫、未經(jīng)任何規(guī)劃的建筑高低錯落，坑洼不平的道路兩旁連成一片的是作坊的門臉，墓地就緊挨在大街的旁邊，這里的蓬勃和荒蕪是一體兩面，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雜交和邊緣景象，仿似在挑釁著那些關于現(xiàn)代社會及秩序的規(guī)范性論述。很難想象，在這片被都市遺忘和拋棄的邊緣地帶，竟有一間“博物館”存在，除非親自穿過略顯擁擠卻井井有條的展廳，狹小而總是人氣滿滿的放映室和圖書館；或在展場外面的帳篷劇社中坐下，觀摩一出附近工友居民自己排演的戲劇?？峙赂y想象的是，這間僅百多平方的小院落，事實上在北京五、六環(huán)之間廣大的城中村區(qū)域扮演了文化中心的關鍵角色，它還是全國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群建設的重要平臺。自2010年6月開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整個展廳被搬到馬德里的索菲亞皇后美術館，隨后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宮，以及玻利維亞的國立美術館和人類學與民俗學博物館。而這一切的起點僅僅是幾位打工者的自發(fā)組織。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負責人孫恒是最主要的發(fā)起和策劃者，這位1999年便踏上打工之路的前音樂教師，有著豐富的組織和動員經(jīng)驗，自2002年起，他同幾個朋友組成了“新工人藝術團”，工作之余利用空閑時間到工地、工廠、社區(qū)給工人做義務演出。這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前身，到2008年博物館正式開放時，孫恒等人已自發(fā)組建了打工藝術團、工友之家公益組織、工人子弟學校等機構，并在樂施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下，籌辦了三屆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編演了兩部戲劇，出版了四張唱片，拍攝了兩部紀錄片。無論是電影放映、戲劇演出還是藝術節(jié)舉辦，位于皮村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都是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在孫恒等人的設想當中，打工文化博物館一方面的功能，是記錄打工人群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用實物、文字、檔案等構筑起不同于主流敘事的另一重發(fā)聲空間；另一方面，則扎根于皮村社區(qū)，服務于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訴求，并以凝聚社區(qū)認同和促進成員溝通作為一項工作重點。
如此，這間小小的博物館以耐人尋味的方式混雜了來自各個層次的問題和討論。它的創(chuàng)建，正是現(xiàn)代博物館啟蒙理想的體現(xiàn)，即通過展示活動帶給參觀者新的體認與經(jīng)驗，傳播和營造打工群體的文化氛圍，開展社會公眾倡導以增加社會對打工群體的關注理解、尊重與支持。體現(xiàn)在展覽設計上，是以展示和促進公眾認知為主的普及導向，并有意向正規(guī)的公共博物館的展陳方式看齊。雖是因陋就簡，但展板、數(shù)據(jù)、圖表、文獻、實物等陳列一樣不缺，在公眾教育方面更仿照公共博物館的工作方式建立博物館通訊和工作坊等活動。事實上，條件和規(guī)模并不是打工文化博物館區(qū)別于傳統(tǒng)公共博物館的前提，真正使它有別于其他機構的，是其完全自覺自發(fā)的自我組織實踐，同傳統(tǒng)的“自上而下”模式相反。而這一點恰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博物館運動與實踐的核心所在。
同時，中國特殊的現(xiàn)實語境和歷史條件決定了打工博物館亦需擔負起為打工群體建立和描述身份認同的象征化功能。打工人群這一長期被邊緣化的龐大群體，自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所面臨主流話語的忽略和擠壓，政府力量的控管和隔離，民間敘事的污名化和漠視，使他們迫切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和文化形象，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形成張力。一方面，通過打工者自愿捐贈的照片、信件、證件、工資單、欠條、勞動合同、工傷證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勞動工具、報紙、書刊、政策文件、打工文藝作品的展陳，來質疑公眾通過媒體等間接渠道獲得的打工群體形象。另一方面，以打工者自己創(chuàng)作的戲劇、詩歌、音樂、影像，來爭取自己的發(fā)聲渠道，劃清同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的政治話語、市場邏輯引導下的多元話語和“為農(nóng)民工立言”的社會精英話語之間的界限。背后支撐的正是打工者建立群體認同和參與社會融合的強烈意識。
但更引人注意的打工博物館在當?shù)厣鐓^(qū)中自覺承擔的責任和發(fā)揮的功能。博物館設置有公眾閱覽室、放映廳和劇場，被有意地建設為打工者文化創(chuàng)作的匯報和展示舞臺。由、孫恒等活躍分子創(chuàng)作的《團結一心討工錢》、《生命之歌》、《打工最光榮》等歌曲，會在這里經(jīng)常性的演出，而附近的工友居民亦會積極響應。這些歌曲的mp3，都可以在公眾閱覽室里自由下載。博物館結合當?shù)刭Y源，定期為社區(qū)打工家庭的兒童開辦工作坊，引導和鼓勵孩子們用圖畫和攝影的方式記錄生活，更促發(fā)居民們對強制拆遷、戶籍制度等社會現(xiàn)實問題給出自己的思考與認識。在孫恒看來，在中國兩億多人逐步城市化的進程中，必然會造就大量類似于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區(qū)域，他們在這里會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組織，而皮村的嘗試與探索正是團結群眾爭取社會資源、調動基層力量自我建設社區(qū)文化的先聲?；蛟S可以認為，皮村的打工博物館正是新型“社區(qū)博物館”建設結合具體環(huán)境的初步嘗試，從中可以窺見的是草根性力量不斷凝聚的前景，基層社區(qū)自治的更廣闊的空間和更靈活的實踐可能。

植根社區(qū)，創(chuàng)造歷史
采訪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負責人孫恒
時間：2011年2月
地點：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北京皮村

《當代藝術與投資》：為什么博物館選擇打工文化藝術作為主題？
孫恒：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前身就是一個藝術團，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工作方法就是通過文化藝術的方式來組織群眾。我們認為藝術不是脫離于現(xiàn)實的，它應該是來自于現(xiàn)實，并要積極參與改變現(xiàn)實。無論是我們關注的對象，還是工作人員自己，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務工人群。這個群體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不斷地改變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當中，兩億五千萬的進城務工人群其實是主力軍，他們?yōu)橹袊慕?jīng)濟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希望能為這個我們自己的群體做一些服務，至于做什么并不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而是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碰到了很多困難，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一步步地做成了今天的事情。比如最開始我們發(fā)現(xiàn)工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少，但是我們也需要有自己的歌、自己的快樂，所以我們就去演出。后來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的孩子們因為戶籍身份制度的限制上不起公立學校，我們就去辦自己的學校。
至于這個博物館，是因為我們看到在主流媒體和文化歷史當中出現(xiàn)的都是少數(shù)人或精英，而這些為建設、推動社會發(fā)展做出這么大貢獻的勞動者，卻無法讓人們聽到我們的聲音，看到我們的文化。同時，我們又覺得我們自己的這些文化不能夠去交給那些專業(yè)的、精英的所謂藝術家或專業(yè)人士，因為他們已經(jīng)不再為我們說話了，他們已經(jīng)脫離了這個群體。所以我們就想，我們?yōu)槭裁床荒苡涗涀约旱奈幕瘹v史？歷史是需要有載體的，要形成文字、檔案、形成可看的東西才能夠流傳和傳承下去，如果沒有這個“歷史”，雖然我們創(chuàng)造了歷史也不會進入歷史。幾千年來都是這樣，我們?nèi)タ慈f里長城，看到了秦始皇的歷史，卻看不到當時的勞動人民的歷史。記錄歷史需要依靠技術，比如在古代需要用文字記錄，但這個權力只是掌握在統(tǒng)治階級手中。今天，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fā)展，大家最起碼都是小學初中高中畢業(yè)，每個人都會讀書看報寫字，而且隨著高科技產(chǎn)品比如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等等的普及，每個工人幾乎都有功能很全的手機，我們可以把我們工作、生活的場景拍下來，放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們認為，今天已經(jīng)具備了勞動人民來記錄自己的文化歷史的條件，因此，我們就想自己來辦一個自己的文化歷史博物館，記錄我們的歷史。
《當代藝術與投資》：你剛才提到博物館的一個作用是通過藝術改變生活，能舉幾個具體例子嗎？
孫恒：要想改變生活，第一是要先反省自己的生活。我們每天都是這樣生活，并不意味著自己能夠看到自己的生活，能夠覺、意識到這其中的問題和矛盾。我們組織過工作坊，鼓勵打工者的孩子們用照相機去拍自己的生活，用畫筆描繪自己的生活。其中有一個孩子花了一幅畫，他說房子要拆遷了，我到哪里去上學？這個事情在我們?nèi)粘Ｉ钪刑毡榱?，如果不去思考，你可能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平常的事情：人家要拆遷我們就要搬。但如果開始反思這件事，你就會意識到這是一個社會不公正的現(xiàn)象：為什么城市在規(guī)劃的時候不考慮到所有在這里居住生活的人？為什么只有本地的居民可以有補償，但外地的人則被排除在外？這種拆遷對我們的孩子有什么影響？對我們的家庭有什么影響？對于我們來講，這就是真實的生活，是必須要去面對、去反思、去考慮如何加以改變的生活。而這正是我們從事藝術活動，開辦博物館的初衷，也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我們的文化藝術不是脫離生活，而是要服務于它，要去改變那些跟我們的生活工作息息相關的不公正。比如我們藝術團為什么要去唱歌？我們要去唱《天下打工是一家》，《團結一心討工錢》，因為當我們不唱的時候，很多工友們覺得被拖欠工資是很普遍的，無法改變的，但是當我們用我們的音樂去把這些故事再重新講給工人們?nèi)ヂ牎⑷タ吹臅r候，就會激發(fā)他們思考，工人們就會覺得拖欠工資不對，應該團結一心去維護我們的權益，就會產(chǎn)生行動。我覺得這就是對我們生活直接的影響和改變。
《當代藝術與投資》：有哪種藝術形式是你們特別重視的？音樂、戲劇、繪畫、攝影，還是紀錄片、詩歌？孫恒：其實說白了我們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團體，所有這些形式都是為了服務于我們的目的，而不是為藝術而做藝術。以歌曲創(chuàng)作為例，我們所有的歌曲大概都是幾種形式，一種是改編工人的故事，我們會做很多口述和訪談，收集資料。比如《團結一心討工錢》這首歌，就是在講工人怎么樣去討工錢的一個故事。為什么后來我們從歌曲發(fā)展成戲劇，是因為歌曲的載量和戲劇相比太小了，它很短，傳遞的信息可能更偏重于情感。但同時我們又有更多的故事需要講，包括整個群體的訴求，比如說關于拆遷對我們的影響，比如說社會基本的保障，比如說拖欠工資和工傷事故等等。工人的現(xiàn)實生活需要我們通過文藝作品來反應，歌曲就不能夠滿足這么多需要，而戲劇能容納更多的藝術形式，說唱、形體表演、音樂都可以融進去，從內(nèi)容上來講它的時間可以拉得很長。
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兩部戲劇，每一部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左右。另外隨著攝影攝像設備的普及，我們配備了小的DV機，開始拿起攝影機用影像來記錄和反映我們的生活。我們曾經(jīng)和社科院的一個老師合作，計劃在皮村做一個社區(qū)媒介的培訓基地，主要是以影像為主，鼓勵工友們利用手機、攝影機拍攝自己的生活。每年七、八月份我們會辦社區(qū)展覽。去年夏天我們還嘗試做過社區(qū)電視臺，做過兩屆社區(qū)電視節(jié)目，里面包括“社區(qū)新聞”“社區(qū)人物”等欄目。比如我們做過打工者“小馬的故事”，請一個工友擔任主持人去訪談、跟拍他的生活和工作，去講他的故事，再在社區(qū)里邊放給大家看，來自于社區(qū)又回饋到社區(qū)，效果也挺好的，只不過是太耗費時間精力了。
《當代藝術與投資》：能否請你稍微介紹一下皮村社區(qū)？
孫恒：皮村處于東五環(huán)以外，本地居民一千四百多人，外地居民有一萬多人，所以大部分都是外地居民在此聚居，也是北京比較典型的外地人生活社區(qū)，圍繞著五環(huán)以外的一圈都是這樣的聚居地。因為臨近機場，所以這里不能蓋高樓，要不房地產(chǎn)商早就進來把我們趕走了。雖然有飛機的噪音可能會被認為不適合居住，但因為五環(huán)以內(nèi)房價很高，生活消費也很高，工友們負擔不起，才會被趕到這樣的城鄉(xiāng)結合部來。
皮村周圍有很多工廠，有沙發(fā)廠、家具廠、門窗廠、彩鋼廠，還有做展覽展示的，這里有80%的工人會在附近的工廠工作。村子里邊所有的商店、超市、餐館，都是外地人在經(jīng)營。還有一些打工者在城里工作，他們白天就坐公交車到市里邊打一些零工，或是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或者是晚上就回來。這個社區(qū)有很多家庭，所以我們的學校里有四百多個孩子。
《當代藝術與投資》：能概括一下這個博物館在整個社區(qū)里邊承擔什么樣的角色嗎？它能夠覆蓋這個社區(qū)絕大多數(shù)的居民嗎？
孫恒：從2002年成立的公益組織“工友之家”開始，我們在這里已經(jīng)有很長時間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在社區(qū)建立社區(qū)文化教育組織，為大家提供服務。我們在社區(qū)里有自己的打工子弟學校，有博物館。學校更多的是滿足孩子們的教育，博物館更多的是滿足成人的文化教育活動。如果沒有這兩個平臺，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北京這樣的打工者社區(qū)太多了，本地的居委會或者是村委會只是為本地人提供服務，外地人是不管的。這個外來群體的人數(shù)這么多，又沒有自己的組織，就沒法形成一個有效的社區(qū)。大家只是住在一起，并不交往，誰也不認識。而我們在社區(qū)創(chuàng)辦文化教育組織，就可以把大家團結起來，去爭取社會資源。其實我們的博物館和圖書館、放映廳，都是尋找的社會閑置的資源，這里面的家具和設施很多都是撿來的。但有了這個平臺，我們也可以動員起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的建設。所以每年我們會組織各種學習、教育、文化、活動，給大家搭建平臺，促進大家交往。
在社區(qū)的工作中，我們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需求來自80、90后的新生代，這些年輕人對社會交往的需要會更強烈。這些年輕人從農(nóng)村進入城市，而城市是一個公民社會，以人和人之間的最基本的交往為條件，而這些外來的年輕人是很難得到社會交往的機會的。如果沒有社區(qū)的活動中心，我們很多年輕的工人下了班就在馬路上閑逛，沒有地方能去，要不就是去黑網(wǎng)吧，或者喝酒。有了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提供一些積極健康的活動給大家，促進大家的交流，改善大家的生活。
社區(qū)活動中心很重要的意義就是為工友們提供了一個家。在農(nóng)村，我們有一個家，有兄弟姐妹，爸爸媽媽，同學老鄉(xiāng)，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有人可以來幫你，但是當我們只身一人來到城市的時候，城市里面沒有我們的組織，沒有人管我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很難用個體去面對。比如沒有學校，我們的孩子就沒有學上。如果沒有這個活動中心，沒有圖書館和放映廳，我們想看書、想看電影就沒有地方去。沒有工人藝術團，我們想唱歌也沒有地方。這個家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社會支持網(wǎng)絡的平臺，當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家調動社會資源，動員大家的力量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當代藝術與投資》：有沒有統(tǒng)計過接待或者提供服務的人次？
孫恒：這個社區(qū)大概一萬人，我們做過統(tǒng)計，每年按人次來算，參與我們各類活動的大概是三萬人次左右。我們一年會放150場次電影，每周放兩天，一天放兩部，每一場都是有活動記錄的，大概這項每年都會有一萬五左右人次。光來看電影的就有這么多人，每一場演出大概能坐150到200人。
《當代藝術與投資》：博物館現(xiàn)在的工作計劃是什么？
孫恒：我們現(xiàn)在和社科院一個研究移民賦權和媒介的老師合作，在做一個“新工人辭典”的工作坊項目。這個想法的緣起是關于描述工人身份的詞語的討論，比如說“農(nóng)民工”這個詞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帶有身份歧視色彩的消極詞匯，它背后就牽扯到待遇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同樣是工人，做同樣的工作，城市人有北京戶口，就叫職工、市民，就享有市民待遇，如果你是外地來的，就是農(nóng)民工，你就沒有基本的社保，只能干最臟、最累的活，你的孩子上學就上不了公立學校。所以我們這個“新工人辭典”就是要討論這些詞語是從哪兒來的，為什么。這些詞語是外界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那些官員、精英、專家學者便于研究我們而貼給我們的標簽。
這個工作坊的流程是一天的時間分成六個模板，組織工人選出一些主流報紙的文章，大家一起討論，也會找出中央電視臺每年關于打工人群的節(jié)目，比如馮鞏、王寶強這些人演的小品，討論他們是不是能夠真正代表我們。如果讓我們自己來修改，我們會用什么樣的措辭。我們計劃收集兩百條左右跟打工者生活工作相關的很多詞語，如果你討厭哪個詞語，可以指出理由，給出可以替代它的詞語，用這樣的方式我們會編一個“新工人辭典”，將來可以供給媒體使用。
還有一項任務是一項城鄉(xiāng)對比的研究，暫定主題叫“家在哪里？”。如果你是外地人就會有很強烈的這方面的體驗，會覺得沒有歸屬感。在中國有幾億人來回流動，對他們來說，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圍繞這個主題我們會有一個調研報告出來，會有一個專題展覽講這種流動，會有一個關于歸屬感的討論，而“家在哪里”也是我們下一屆藝術節(jié)的主題。
《當代藝術與投資》：似乎你們的工作是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個更傾向于公眾教育，比如論壇；一個更緊地聯(lián)系起本地社區(qū)的建設，為本地居民提供服務。
孫恒：雖然社區(qū)是有地域限制的，但是這種社區(qū)在將來會有很大的意義，它會成為一個普遍性的范本。中國兩億多人逐步要城市化，要進入城市，一定會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組織，我們這個社區(qū)其實就是中國很普遍的打工人群生活區(qū)的一個縮影。如果我們現(xiàn)在能探索出一套針對社區(qū)的有效的工作方式，可以為整個這一類的社區(qū)提供先例。我們做的很多探索和嘗試，比如說怎么建學校、怎么搞文化活動中心，怎么樣發(fā)展適合工人的組織形式，在將來都會在全社會推廣。比如我們建立的同心互惠二手商店，這個模式已經(jīng)在北京、云南、武漢等全國各地推廣。我們相信文化和藝術的作用，可以超越時間、空間，可以對更多人形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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