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腔的長嘶
——讀長篇小說《無路之路》
孫方友
李乃慶的長篇新作《無路之路》由群眾出版社出版不久,就遭到了盜版。論說,盜版無論對出版社或是作者都是一種傷害,是不可饒恕的。但反過來說,一部作品能得到盜版商的“青睞”,也并不是一件易事。曾經就有那么幾個作家,全因是盜版者將他們盜得滿天響。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所以,我們也不得不對李乃慶的這部書另眼相看了。
縱觀全書,是寫一位農民上訪者艱難的告狀歷程:“紅薯片演繹36年的上訪路,褲腰帶解開兩代人彌天奇冤”。事情本來很簡單,就因為萬留福借了本村萬運亮18斤紅薯片沒能及時還,兩家發生矛盾。妻子去賠禮,卻糊里糊涂出現了奸情。萬留福找大隊支書討說法,卻被捆了起來,并且又被打了一頓。后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之初,萬留福又因揭發支書的貪污事實,成了支書的眼中釘,從此厄運連連。萬留福也從此走上了告狀路,從公社到縣,從縣告到省,又從省里告到北京城,整整告了36年。腰彎了,背駝了,頭發白了,最終也沒有得到應得的結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當我們遭受不幸的時候,我們對別人的不幸就會理解得格外深刻。”我想陀翁說這句話的時候,還預猜不到百年后在古老的中國會發生這等事。可以說,就是沒有遭受過不幸的人,只要讀了這部《無路之路》,同樣會對萬留福的不幸感到沖擊和震撼。書中那些所描寫的讓你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掙扎,想象不到的慘烈和悲壯,足能讓你義憤填膺,怒不可遏!老百姓告狀無門,無路之路在何方?這難道只是萬留福一人的悲劇嗎?他所歷經的一切苦難竟無止休地朝盡頭延伸,幾乎處于崩潰的邊緣。他承受所有苦難的后果,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中,他仍然始終相信政府、相信上頭有為他申冤的地方。漫漫36個春秋,他最終因告狀而家陡四壁,也因告狀兩個兒子得不到老婆。父子三人三條光棍兒,但他仍不妥協。作者將其不屈的性格和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將他的命運之路推向了極致。可以說,作者的敘事在苦難的極限中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超越。因為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素既在于真。這個“真”,顯然不僅僅是對文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對作家“性情”的要求。任何技巧都無法遮蔽對真實的敷衍。即使以虛構為本體的小說,也不可以沒有作家真情實感的灌注。“性情真”即是作家的一種品格,也與作家是否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和經歷有關,以及對現實生活的細致觀察與真情感悟。只有發自肺腑的東西,才能感動別人,只有真誠地投入寫作,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與應和。從某種意義上說,懷著深刻的人道精神與悲天憫人之心,寫下對于人類精神困境的體察以及人類試圖占用這種困境的永無止境的努力,正是我們所追求的。當然,優秀的小說家應該在各種社會身份和事件中,在歷史每一個階段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而這個位置一定是理性而冷靜的,并且可以放置在不同的背景及環境中。乃慶可以說已具備了這種能力。
因為有真實事件的局限,要寫好這部長篇是有一定難度的,尤其是時間垮度太長,弄不好就會有“流水賬”之嫌。乃慶像是十分明白這一點,他首先把主人翁放在社會這個煎餅爐上烤,把自己內心的那點水份也烤了出來。當然,這也是作者心中另外一種很強的東西的表現,而這種東西又人人皆有,所以才能在讀者與看客中產生共鳴。包括盜版商看中的也很可能是這一點。就是說,雖然社會在進步,但總有一些不協調的東西給人造成另一種心理障礙或者說是形成了一種壓力和不滿。而生命要突破這種東西,人本能地要自由,要吶喊,要平等,所以就形成沖突和斗爭,產生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我們不能只限于寫表象的、外部的東西,也不是把造成人們悲劇的原因簡單地歸結于諸如文革等運動之類的外部的政治、社會原因,而應該更多地從自身去尋找去挖掘。比如書中的那個支書李星正,就是萬留福沒有揭發他貪污,日后的生活中他也會以強者去欺壓弱者,所以作家要善于在一種狹小僻靜的氛圍中搬演一出出人的悲劇,揭示出人與人之間靈魂的廝殺,抒寫出人生的墮落和美好以及殘忍與不幸。
可以看出,李乃慶在這部書中基本上采用的是現實主義的敘事風格。它主要依照時間順序來敘事,由于是通過主要人物的行動來構建故事,再加上沒作過多的心理描寫和氛圍制造,所以說在各個階段都處理得生動自然,而且也較精練,對作品所描寫的歷史背景、時代氛圍以及人物關系都有宏觀的布陣,還應對筆下人物的人性形成和發展也有具體的剖析。換言之,他不但特別重視了再現當時環境的細節真實性,還特別注意到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去把握那段特殊的年份。這一切,乃慶似乎做得很順心很應手,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部成功之作。這是乃慶的第二部長篇,其中的得與失他皆有清醒的認識和反思,想來等他再創新作時,會更上一層樓——我們期待著!
5月24日于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