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9周年 

                               劉國震 

                             《金光大道》第一部書影


     浩然是新中國成立后靠自學成長起來的一位勤奮、高產、影響廣泛的作家，是一位畢生堅持深入生活、為人民大眾寫作的作家，是實踐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典范。他幾十年如一日，扎根于人民中間，追蹤著時代的腳步，“寫農民，為農民寫”，從土改、互助組、合作化，一直寫到改革開放，跨越了“十七年”、文革、改革開放三個時期，而且在每個歷史時期都留下了廣有影響的重要作品，創作出版了包括長篇巨著《艷陽天》《金光大道》《蒼生》、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和兒童文學《幼苗集》《大肚子蟈蟈》在內的80余部、計1300余萬字的文學作品。《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波瀾壯闊的藝術畫卷，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壯麗史詩，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民精神面貌的一個縮影，至今仍閃耀著動人的藝術光彩。限于篇幅，本文只簡略地談一談《金光大道》這部備受爭議的作品。

                      毛澤東文藝思想，鑄就了浩然的藝術生命
    
     浩然是一位具有堅定政治信仰的革命作家，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他少年時代抱著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恩的樸素心態，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并在新生活的感召下刻苦自學文化，在《講話》精神指導下，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用手中的筆“寫農村真情事，說農民心里話”，為革命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浩然對人民領袖毛澤東充滿由衷的愛戴與敬仰。他說：“因他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我這樣一個農民的后代，才大膽地做起文學夢；因他制定的革命文藝綱領指引，我這樣一個半文盲，才有所遵循地一邊補習文化知識一邊苦練手中的筆，終于使好夢成真。”無論政治風云怎樣變幻，浩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沒有背叛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他說：“人們的信仰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不可以由于偶然的外界什么人、什么力量一討厭一反對，就能夠改變得了。信仰決不同于趕行市的蘿卜、青菜，新的就一定比老的鮮亮、值錢；尤其是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革命作家，應該把他的信仰比作常青樹，越老越綠得蒼勁壯美，越老越綠得堅強不衰。不具備以這樣的精神和品格為鍛煉、追求目標的人，就不配‘革命作家’這個圣潔的稱號。”[1]他還說：“我一直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本‘經’是‘普渡眾生’的真經，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今天和今后，不論政治、經濟、社會的形勢發生怎樣的變遷，我都敢于挺著胸膛宣布：我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忠實信徒！”[2] 1952年春，浩然在河北省團校學習，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欣喜不已，一口氣讀了兩遍。他后來撰文回憶當時的情景：“它像是當空的太陽，把光和熱都融進我的心里。我的兩眼明亮了，渾身升起一股強大的信心和力量。”[3]浩然對《講話》的真誠信念來源于他自身的生活和藝術實踐。《講話》的基本精神和許多方向性、根本性的觀點，決定了他一生為人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決定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調。他深有感觸地說：“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不僅僅是創作素材的源泉，也是創作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同樣是寫作者的信心的源泉。……我要想使自己的藝術青春盡可能地延長些，就要嘴含住《講話》的‘乳頭’不放開。不管風云還有什么變幻，潮流還有何等起伏，相信《講話》這個真理的太陽會永放光芒。”[4]1982年，他這樣談到他在《講話》精神指引下成為作家的經歷：“只因有了毛澤東文藝思想，一群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走過來的、曾經被剝奪了上學讀書權利的工農后代，才能夠不僅拿起筆來寫自己的生活，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且成名成家了”“毛澤東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靈魂和總綱領。《講話》發表的時候，我還是個10周歲的兒童。由此開始，我先間接后直接地受到它的陽光照耀、雨露滋潤。……紀念《講話》發表10周年的時候，我整整20歲。在當時的河北省省會保定，我買到一本《講話》，一遍又一遍地閱讀，親聆毛澤東同志的教誨。給我指路，給我志氣，給我智慧，給我為之獻出青春和生命的決心和力量。以后我努力地照《講話》精神為人為文，學懂一點，就實踐一點，不斷地取得一些進步。到了紀念《講話》發表20周年的時候，我這個農民后代，終于邁進文學的大門，出版了小說集，還有意識地在那一年動手寫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5]他表示：“我要永遠追隨毛澤東文藝思想這面光輝的旗幟，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為建設精神文明，為鞏固和發展關系到今人和后代幸福前程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竭盡我的全部心血與力氣。”[6]浩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文藝界錯誤思潮泛濫，《講話》受到一些人攻擊、污蔑和否定的時候。當時某報以“調子太老”為由不予發表，直到8年后，紀念《講話》發表48周年之際，才在1990年6月3日《中國文化報》發表出來。
    毛澤東主席說：“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7]浩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著名劇作家肖尹憲曾在我的新浪博客跟帖，說過這樣的話：浩然是一位偉大的人民大眾作家。因為他跨過了一個坎，這個坎就是為誰寫作、為什么寫作。

                             《金光大道》是怎樣寫成的

    《金光大道》是浩然的代表作之一，是浩然孕育時間最長、寫作時間最久、篇幅最大、人物最多、氣魄最恢弘的一部巨著，是謳歌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集大成之作。它問世于70年代，代表了那個時代文學創作的最高水準。浩然曾經說過：“我獻身文學的決心堅定下來，很大程度是由于打下寫它的主意。[8]“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愛這部《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因為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9]浩然還多次說過，他永遠偏愛像蕭長春、高大泉那樣的一心為公、心里裝著他人、真心幫助和解救弱者的人，這樣的人是做人的標桿，符合他的理想。
    《金光大道》孕育于建國初期，50年代寫過草稿，70年代初在保留下來的部分舊稿的基礎上動筆重寫，歷經7個寒暑，于1977年6月寫完。全書四部計200萬字，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于1972年、1974年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審定，并排了清樣，第四部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打印成冊，均因浩然受江青政治株連而被擱置，直到20年后的1994年，才由京華出版社將全書四卷隆重推出。小說的第三部雖然70年代未能出版單行本，但曾在當時的《人民文學》和《北京文藝》等雜志連載、選載部分章節。長春電影制片廠70年代攝制的彩色故事影片《金光大道》，“上集”表現的就是小說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內容，中集表現的是小說第三部的內容，“下集”因同樣的緣故未能投拍。當年電影《金光大道》轟動了中國影壇，家喻戶曉，所以，小說第三部雖然當時未能出版，但其主要故事情節，可以說已經深入人心了。小說的前兩部各地累計印行了大約600萬冊之多，并被翻譯成日、英以及多種少數民族文字，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浩然是怎樣孕育和寫作《金光大道》的？《金光大道》寄予了他怎樣的人生理想和藝術追求？他生前，曾經在許多場合、用不同的方式，包括追憶、撰文、接受采訪、答記者問等，談到過這個問題。
    《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寫我們黨做了怎樣艱苦細致的工作，在農村成立了互助組、合作社，把幾千年沿襲下來的從事個體勞動的農民，引上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第三部，表現的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前后，農村的狀況；第四部寫的是農業合作化高潮的興起和勝利。在時間跨度上，故事從1950年春天開始，到1956年春天結束，從互助組寫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好是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從開始到完成的全過程。在取材方面，浩然沒有局限于圖解這個“過程”，而是著眼于揭示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國農民應該走什么道路這個歷史性的問題。浩然說：“整個的作品，我想回答一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是我的信仰，是活生生的歷史事實不斷堅固著的信仰。”[10]
     1994年6月15日，浩然在《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一文中寫道：
    “《金光大道》是我練筆寫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這部書不但醞釀時間長，而且雄心勃勃：想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寫一部‘史’，給農村立一部‘傳’；想通過它告訴后人，幾千年來如同散沙一般個體單干的中國農民，是怎樣在短短的幾年間就‘組織起來’，變成集體勞動者的。我要如實記述這場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要歌頌這個奇跡的創造者！

    “《金光大道》寫的是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普遍發生過的事情。那時，共產黨剛剛取得政權，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生產，把中國建設成符合其綱領和主張的社會，在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隨即著手發動分散勞動經營的農民搞生產互助組，進而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再推廣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化’。當時黨的總路線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金光大道》寫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農業改造。具體描繪冀東一個名叫芳草地的普通村莊里，眾多不同層次、不同身世、不同命運、不同理想和追求的農民們，在這個‘改造’的運動中，傳統觀念、價值取向、生活習性、感情心態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熱切，或痛苦的演變過程。”
     1980年1月，浩然在《〈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中，講述了幾十年前他的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浩然的故鄉薊縣王吉素村，全村三十多戶人家，大部分是佃戶和當長工的人。他從小就親眼看著農民因為沒有土地所遭受的苦難。為此，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奪取政權的斗爭和消滅封建主義的土改運動。土改勝利后，他和身邊的許多人一樣，曾天真地認為，土地還家了，翻身解放了，革命到頭了，該回家過那種“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安穩日子了。然而，一個春天的早晨，在農村集市上他看到一片令他深感意外的場景：擺滿街道兩旁出售的東西，不是農民生產的糧食、蔬菜和家禽，而是土改中分到的桌、椅、櫥、柜等家具，還有從房屋上拆下來的柁檁。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極少數人變成了買地、放債、雇工的剝削者；大多數翻身農民，因為經濟根底薄弱，或遇上天災人禍，不得不把土地改革時分到的土地賣掉，又去當長工，在別人的土地上遭受剝削。那凄慘的景象和一張張布滿愁容的面孔，使浩然困惑和深思：照這樣下去，貧富兩極分化不是很快就會發生嗎？廣大農民不是又要回到舊社會的苦難深淵里去嗎？1951年，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指示，批判了錯誤傾向，指出必須積極地有步驟地把翻身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像春風吹散了烏云，浩然跟廣大的覺悟了的農民一起，投入到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斗爭之中。實踐的經驗和理論的指導，使他認識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農業國家，革命的政黨如果只滿足和停留在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而不繼續把廣大農民引上集體化的大道，那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是真正地搞社會主義。浩然記述的這些真實的歷史畫面和由此引發的思考、認識，構成了《金光大道》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和基本的思想內涵，為他在將近二十年以后執筆創作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既提供了生活素材，又作了思想觀點方面的準備。
    參加革命后，浩然當過8年村、區、縣基層干部，為了讓廣大農民早日擺脫窮困，他住在農民的土炕上，幫他們組織互助組、籌辦農業社；與農民一塊兒在田野上勞動，摸索集體生產的經驗；又共同坐在油燈下，磋商制定各種章程，真正做到了同甘苦、共患難。他曾親眼見過家底薄弱的翻身戶分到土地種不上，為他們擔過心，發過愁；親自發救濟款，替他們籌劃種子、牲畜，還跟他們一塊拉犁耕種。在變革現實的火熱斗爭中涌現的新人新事，激發了他的寫作熱忱，也豐富了他的寫作素材，使他拿起筆來“寫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寫自己受了感動的事，寫自己急不可待想對別人傾吐的心里話。”[11]他一邊工作一邊自學，邊補習文化邊練習寫作，在發表了一百多個短篇小說，創作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之后，覺得自己有了用文學形式再現五億農民那場革命運動史的經驗和能力了，便著手《金光大道》的寫作。他說，他之所以有勇氣寫《金光大道》，是因為自己跟書中描寫的英雄人物共同戰斗過，對他們非常熟悉和了解。但就在這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浩然與其他作家一樣，整整五年時間是在“斗批改”和“下放勞動”中度過的，完全停止了寫作。
    70年代初，形式趨于穩定，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了出版工作會議，要求出版界多出好書，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北京市革委會于1970年11月將浩然從農村調回北京，要他為被樹為典型的大興縣大白樓村已故生產隊長王國福寫一部傳記文學。浩然重獲寫作的權利，非常珍惜，進行深入細致地采訪，草擬出《王國福的故事》書稿。不料，未及出版，1971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文藝作品不能寫真人真事。這部書稿未能出版，浩然沒有泄氣，又一頭扎進順義縣箭桿河邊南彩衛生院，盡力避開干擾，埋頭寫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并把搜集到的王國福的事跡材料，揉進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引子”中。《金光大道》寫的是浩然親歷的生活，寫的是他熟悉的鄉親，寄寓了他的理想、追求和深摯的感情，寫到動情處，常常情難自禁，潸然淚下。第一部是在農村寫的，第二部基本上采取了在北京城里寫作，中間下鄉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以后的兩部又試著另外一種辦法，就是把前邊的兩種辦法結合一下，住在縣城，有進有出，能上能下，既可以保證寫作時間，又可以經常接觸基層干部，隨時都可以深入到群眾之中。寫《金光大道》第一部的時候，有個農村支部書記，頂著大風，騎自行車跑了五十里路來找浩然談意見。寫第二部的時候，請一位縣委書記看初稿，他異常繁忙，請了假也總有人找，為避開干擾，將自己倒鎖在屋里三天，把稿子看完，并提了中肯的意見。此書的責任編輯為了抓緊時間看稿，幾乎一年沒有休星期天。長春電影制片廠要把《金光大道》搬上銀幕，當時，小說只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還處于手稿階段，為了爭分奪秒地趕進度，劇組派人把浩然的手稿抄下來，以備改編劇本之用。浩然被“逼”得不得不加班加點地寫。出版社和文化團體也曾以召開座談會、印發初稿等方法，廣泛征求農民群眾和各界讀者的意見。浩然也曾帶著手稿，到京郊農村的田間地頭，到植樹的山坡上，虛心聽取社員群眾的意見，反復修改。浩然曾經說過，《金光大道》凝聚了許多人的心血和智慧，不是我個人的成果。
 
  
                      改革開放年代，浩然怎樣看《金光大道》
 
    《金光大道》是新文學史上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完整再現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長篇小說。浩然本人就是這場運動的親歷者、參與者、組織推動者和忠實記錄者。關于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浩然說過：
   “回顧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到，黨把具有幾千年歷史、汪洋大海一般的個體小農經濟，在短短的幾年時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確是一個突飛猛進的巨大勝利。這個前進和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史冊上前所未有的。它將永遠地放射著光芒，使后代子孫們引為自豪，激勵他們效仿開路先鋒的長輩們，繼續向前，永不停步。
    “我們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蔣家王朝留下的那個千瘡百孔的大地上進行的。我們既要醫治戰爭創傷，又得對付帝國主義妄圖扼殺我們在搖籃里的屠刀；既要跟被打倒而不甘心滅亡的地富分子、暗藏的特務做階級斗爭，又要跟自己身上的傳統的私有觀念和習慣，以及自己隊伍中的落后、動搖的傾向作斗爭……
    “如此種種，就構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階段，縱橫交錯、復雜萬端的“戰役陣地圖”！為了盡快的取得成功，我們的黨和人民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12]
     1998年3月31日，為了答復一位熱心讀者關于《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來信，浩然在三河“泥土巢”硬撐著病體，寫了一篇精短的文字，袒露了自己的心跡——
 
    “‘烏云遮不住太陽，真金不怕火煉’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是我對當時中國農村形勢的基本認識，至今也未曾動搖過。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在若干歲月之后，從歷史的長河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農民所走過的農業合作化道路，當時的人們為尋找和創造幸福而奮斗拼搏，終歸是積極行動。
    “時代在發展，人們在變化。但是‘發展’和‘變化’到何種樣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惡丑總會有其客觀標準，他們的斗爭與較量，無論其勝負，人們一定會給予正義與非正義的客觀公正的評判。
    “《金光大道》所寫內容，是作者彼時彼地所見所聞的紀事。當時，就是這么看，就是這么寫的，不以今天的我個人以及其他人意志而轉移的。”[13]
    1982年5月22日，浩然在給《中國當代文學》編寫組的信中寫道：“《金光大道》所描寫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親自從五十年代現實生活中吸取的，都是當時農村中發生過的真實情況。今天可以評價我的思想認識和藝術表現的高與低、深與淺，乃至正與誤，但不能說它們是假的。土改后的農民大多數還活著，他們可以證明：那時候的農民是不是像《金光大道》里所描寫的那樣走過來的？當時的中央文件、幾次的關于互助合作問題決議，也會說話：當時我們黨是不是指揮高大泉、朱鐵漢、周忠、劉祥，包括作者我，象《金光大道》所表現的那樣，跟張金發、王友清、谷新民、小算盤等在做斗爭中發展集體經濟的，而且做得虔誠？” [14]
     1994年6月15日，浩然在《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一文中寫道：“對‘文革’那段非常的人生經歷，我有許多經驗教訓需要記取，但是從根本上否定《金光大道》我不能心悅誠服。《金光大道》所反映的那段生活道路是我國幾億農民確確實實經歷過的。參加那場‘農業改造’實踐的人大多數還活在世上，他們可以作證。身為該書作者的我，也不是那一段歷史的旁觀者，更不是靠單純采訪獲得的寫作素材。我在農村當過八年村、區、縣基層干部，當過多年報紙的新聞記者和編輯，是中國農村大地上那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參加者和組織者。當時的積極分子高大泉、朱鐵漢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對象和戰友；我曾協助那些先進人物們說服、動員無數個體單干的農民一路同行，與傳統觀念和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決裂，加入了集體勞動組織行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才開辟出一個又一個‘農業合作化’的新局面。他們對幸福明天的熱烈向往、頑強追求，以及為達到目的所表現出來的自我犧牲精神，當時就深深地感動了我，至今也銘記在心頭，他們是正確的、偉大的。正是從億萬先進農民身上迸發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才出現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我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如實地記錄下了那個時期農村的面貌、農民的心態和我自己當時對生活現實的認識，這就決定了這部小說的真實性和它的存在價值。”

     1993年12月，浩然在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成立七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金光大道》寫的內容是我最熟悉的生活素材，所寫事件幾乎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所寫的人物幾乎都是我認識的。劉祥賣地，鄧久寬白茬下種，高二林鬧分家，高大泉搞互助組，張金發見死不救，馮少懷為富不仁，以及被人們稱頌為‘天下第一好嫂嫂’的呂瑞芬（王馥荔演），我不僅了解他們的外表，也熟悉他們的內心。許多情節，我經歷時動過情。我一邊寫一邊回憶原型，心里一邊激動不已。”
    對于這部作品的不足之處，浩然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說：“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時期創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個期間的烙印，留下難以彌補的缺憾。我沒有修改它，讓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來的面貌。因為它是‘過去’那個年代的產物，它本身就已經成為歷史。這樣對讀者認識過去的歷史和過去的文學，以及認識那個時期的作者更會有益處。”[15]“這部書出版后肯定有不同看法，但我沒辦法把它修改得讓他們滿意，我也不想改。因為我無權改變歷史，也無權改變那時候的我，改了就假了。”“如果我和我的《金光大道》能得到同志們理解和支持，使這部書得到公正的待遇，發揮應當發揮的作用，死也瞑目。”[16]
    《金光大道》是當代文學史上一部曾經無限輝煌此后又備受非議、至今仍存在爭議的作品，也是一部被時代的浮云遮掩了光芒，被狹隘的政治偏見所歧視、并被經常誤讀和曲解的作品，更是一切仇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邪惡勢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因而處心積慮地予以攻訐、否定的首選作品。但歷史和人民不會忘記這部作品曾經帶給億萬讀者的藝術滋養和心靈震撼。2008年2月20日，浩然逝世后，著名學者易中天在其新浪博客發表悼念文章說：“浩然先生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人。在那個無書可讀的年月，我反復閱讀的文學作品，就是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無論這些作品在今天看來有多少不是，但浩然先生對農村和農民的情感是真實的。他的作品，充滿鄉土氣息，貼近人民群眾，全無八股腔調，至今值得學習。”新華社河北分社原副社長師學軍同志最近在我新浪博客的一段留言，也代表了當今許多讀者的心聲：“從本質上講，《金光大道》反映的是浩然本人的真實感情和真實的社會理想。高大泉的那種利他主義的理想，至今仍然能溫暖我。對浩然、柳青這種把自己的思考溶入五億農民的生活和命運之中去的作家，我一直懷有高度的敬意。對于一個自1840年以來遭受了最多的苦難、一直在艱難地探索自己生路的民族，不管他們的思考開出的是什么樣的花朵，這種探索本身就顯示出一種真正的高貴，具有某種‘偉大’的性質。現在的很多作家，我從他們的著作中能夠讀出才華，甚至是很大的才華，可就是讀不出我前面所說的那種高貴。”

引文出處：

     [1]浩然：《永遠追隨這面旗幟》注釋，見《泥土巢寫作散論》，第99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8][16]浩然：《在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成立七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3年12月8日，據浩然親屬提供的講話提綱；
     [3]浩然：《永遠歌頌》，見《浩然研究專集》，第2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4]浩然：《永恒的信念》，載《求是》1990年第10期；
     [5]浩然：《永遠追隨這面旗幟》，見《泥土巢寫作散論》，第99—100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浩然：《永遠追隨這面旗幟》，見《泥土巢寫作散論》，第101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7]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9]《浩然口述自傳》，第23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10][11][12] 浩然：《〈金光大道〉外文版序言》，見《答初學寫小說的青年》，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13]浩然：《寫在〈艷陽天〉〈金光大道〉的扉頁上》，《蒼生文學》1998年第2期；
     [14] 浩然：《關于〈艷陽天〉〈金光大道〉的通訊與談話》，見《小說創作經驗談》，第110頁，中原農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15] 浩然：《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見《泥土巢寫作散論》，第262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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