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唱響中國》　　

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藝術研究院共同舉辦《唱響中國》活動，評選群眾最喜愛的新創作歌曲。這是音樂界的大事，也是群眾性社會文化活動的大事。對此，我們很高興，衷心祝愿這一活動圓滿成功。　　

我們認真聽了幾遍36首入圍歌曲的演唱，也認真看了《中國電視報》上發表的詞曲。的確，正如許多網友熱情稱贊的那樣，許多作品好聽、好唱，唱出了中國人民的豪情壯志和美好生活，詞曲、演唱俱佳。　　

36首入圍歌曲的特點是：題材廣泛，風格多樣；歌詞全都健康正派；多數曲調既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又是大眾化的。　　

36首入圍歌曲，有氣勢豪邁的《走向復興》（1號），有深情優美的《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3號）；這些歌宣示了我們民族的豪邁氣概，也傾訴了對共產黨的深情。童聲合唱《盧溝謠》（18號）吟詠了中華民族千年的凝重歷史，也唱出了“重整河山換新天”“萬古盧溝佑安瀾”的喜悅。有的反映外出務工人員對故鄉親人的思念（34號《圓圓的思念》）；有的歌唱兩岸同胞進出一家人（16號《兩岸一家親》）。有的說，好男兒要當兵；有的說，平凡英雄，光榮永存。有的贊頌友情美麗，有的舉家歡唱和諧。　　

歌，必須通過演唱來表達感情。入圍歌曲的演唱，令人難忘的是1號（《走向復興》）、2號（《迎風飄揚的旗》）總政合唱團經典的混聲合唱，莊重豪邁。蔣大為的獨唱（3號《最美的歌兒唱給媽媽》），使人感到就像是他在代表我們向媽媽（黨）唱著最美的贊歌。閻維文的獨唱（17號《陽光路上》）也令人感到是和我們共同攜手，走在陽光路上。譚晶、常思思的女聲獨唱都發揮了美聲的特長；常思思的獨唱（23號《春天的芭蕾》），那高亢嘹亮的裝飾音，仿佛把我們帶進了華麗的芭蕾舞現場。有的獨唱，加入了適度的人聲伴唱；有的伴奏，不僅有民樂嗩吶的引子，也有鋼琴和樂隊的洪亮。　　

非常可惜，沒有出現無伴奏合唱！　　

這里專門說說《盧溝謠》（18號）的表演唱。這首歌，選豐臺的少年學生來唱，很有意義。朗誦、歌唱、表演的總氣氛也符合詞曲的意境。可惜的是，本曲最精彩的核心唱段：“晚清衰，民國亂，列強踐踏毀家園。盧溝橋，獅子吼，宛平城頭浴血戰！”孩子們唱得不夠沉重，演主角的小女孩，幾個近景和特寫，甚至可以看到她面部還有輕松愉快的情緒。孩子們沒有經歷過那段令人揪心的歷史，也就不容易有感同身受的激情，以致雖有導演設計的“身段”，卻無發自內心的“表情”。這不能怪孩子們，或者說，這正是我們成年人、老年人的責任，也是這首歌傳承歷史的重要意義。今后的表演，就需要導演加強指導，不只是聲樂、舞蹈這些藝術上的指導，更需要思想情感的指導。這里，我們也想起過去一首經典歌曲《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全曲情感，也有寧靜抒情、悲憤激昂的幾次強烈轉折，當年也是由少年演唱，卻對情感的每一轉折表現得準確深情，每次都催人淚下、催人奮進！　　

不必隱諱，我們對有些曲目的演唱強烈不滿和失望。特別是11號（《相親相愛》）兩男兩女的表演唱，過于低俗，過于張揚，實在不配表現“云中圣賢的微笑”和“九州的祥瑞”。還有幾首，也簡直是對延安、對國際歌、對革命傳統和中華文化的褻瀆！　　

有人說，這是風格各異，各有所愛，不必互相排斥。不對了！這當然不是一般的風格差別。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介紹《唱響中國》時說得好。我們每一段歷史年代都有反映時代特征和群眾心聲的代表性經典歌曲。50年代大家愛唱《歌唱祖國》，60年代《唱支山歌給黨聽》，70年代《我愛北京天安門》，80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每一首這樣積極正派的歌，都體現了當時人民的追求，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尚。　　

過去的三十多年，在引進國外高新技術的同時，許多文化垃圾也“順便”溜進了國門。1980年，歌唱家周小燕就嚴肅地提出忠告：“音樂，搞得好，可以移風易俗；搞不好，會傷風敗俗！”遺憾的是，當時講究“不爭論”“不問姓社姓資”，在那樣的總體氣氛下，實際上，正確的、健康的受到壓制，錯誤的、腐朽的受到吹捧。于是，垃圾文化蜂擁進入國門，迅速污染中華大地。　　

那些垃圾文化，其內容宣揚暴力、自私、淫蕩、下流、頹廢、墮落。曲調方面，常常拼湊一串不諧和音符，嘈雜而混亂。其唱法則故意使漢語西化，名為唱中國歌，卻使得中國人也聽不懂。再配上那些惡劣的表演：或者扭動著裸露的身軀，放肆地挑逗；或者瞇著眼睛，呈現著微風不吹也會摔倒的病態。或者另一極端，像90年代末在廣州一個露天場所演唱的譚詠麟那樣：“夜深了，再大聲些，再刺激些，大家過足癮！”吵得附近居民無法休息，關上門窗的室內噪聲也大于80分貝，比一群汽車對著屋子齊鳴高音喇叭更難受！凡此種種，難道不該唾棄！不該制裁？！　　

人們當然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音樂隨著政治、科學、技術以及他們支援中國建設的專家，大量進入中國，并且產生了深刻、長期、廣泛的積極影響。這和近三十多年擁入國門的垃圾文化截然不同。　　

那個年代，即使我們這些完全不從事音樂專業工作的人，也為人類美好的文化而傾心。　　

我們并不排外，深知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吸納百川，融合中外。特別是1949年解放后，或者說1919年五四以后，就大量吸收了許多先進的外來文化。且不說政治上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僅僅以音樂來說也是如此。現在的樂器，古琴、洞簫等中國古典傳統之外，胡琴、羌笛、鋼琴、提琴都是先后由外國傳入的。現在公認為正宗高雅的美聲唱法，也是向國外學的（五十年代曾稱為“學院式唱法”）。外來的和聲理論、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中國自有現代音樂院校以來，一直是主要課程。　　

我們，一方面極為崇敬當時管平湖、査阜西的中國古琴演奏，一方面也為大衛·奧伊斯特拉赫（蘇聯的小提琴圣手，來過中國，毛澤東主席曾親聆他的專場演奏）的小提琴和肖邦（波蘭的經典鋼琴家）的鋼琴曲而滿懷激情。　　

我們為氣勢磅礴的《廣陵散》而激昂，也為一往無前的《歡樂頌》而振奮。《春江花月夜》使我們心曠神怡，《中亞細亞草原》使我們胸襟遼闊。我們為馬思聰的《思鄉曲》而感動，也為德沃夏克《自新大陸》的懷舊而動容。蘇聯青年唱著“再見吧，媽媽”走上前線消滅法西斯強盜，中華兒女唱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去打擊犯我國門、辱我鄰邦的美國豺狼。“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使我們自信自豪，“我們祖國多么遼闊廣大”使我們尊敬友邦。民主德國孩子們的《藍旗歌》、匈牙利人民軍的無伴奏合唱《回聲》都令人神往，使我們親切地進一步認識了他們的美好國家、美好大自然。我們更不會忘記，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多次高歌《義勇軍進行曲》，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示了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不可侮的。　　

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美好傳統，當然也應該吸納優秀的外來文化。那個時代，他們向我們傳入的是友誼，是高尚、純潔、美好的藝術珍品，他們有自己本民族最優秀的文化，拿得出手，值得他們自豪，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尤其不會忘記，在抗日戰火紛飛的年代，一組《黃河大合唱》唱遍了祖國的每一個角落，鼓舞著全國人民去戰斗；在國民黨反動政府挑起內戰的年代，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大學生高歌“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迎著水龍、皮鞭、槍口，沖向反動軍警。　　

值得深思的是，抗日時期國民黨的“大后方”普遍傳唱、深入人心的抗日歌曲幾乎都是從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傳來的。賀綠汀的《游擊隊歌》、鄭律成的《延水謠》給兒童時代的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大后方卻實在拿不出幾首像樣的“蔣家自己的”抗日歌曲。那些蔣政府的達官貴人，挖空心思發國難財，只能醉心于靡靡之音。抗日勝利之后，那幫人又巧取豪奪發“接收財”（老百姓斥之為“劫收財”），當然還是瘋歌狂舞，迷戀淫蕩下流的爛歌！　　

我們這些天真的年輕學生常常質疑：白光、李麗華那么好的嗓子，干嘛唱那么壞的歌！那些人吹噓的“香檳酒氣滿場飛”，飛出的真是香氣嗎！她（他）們唱著那些墮落的歌，不是在葬送自己“花樣的年華”嗎！　　

那些害人的臟曲爛歌，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很快被蕩滌一清。　　

事實的鮮明對比，純潔和垃圾、健康和墮落，難道是一般的風格不同嗎！　　

我們感到氣憤的是，這三十多年，不少地方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40年代那荒淫無恥的十里洋場！　　

前三十年幾乎絕跡的貪污、腐敗、道德淪喪，這三十年始終治不好。這三十年，在不少人眼里，什么“人類的理想、祖國的前途”，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唯一必要的只是個人的享樂，“一切向錢看”！我們在思考那些現象的政治路線、經濟基礎的更重要原因的同時，也該思考垃圾文化傷風敗俗的作用，這些骯臟的垃圾已經糟蹋了幾代人，再也不能繼續危害現在的兒童、青少年了！　　

中共十七大開幕前后，中央電視臺兩次播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縱橫談》專題系列節目，這是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教育電視臺聯合許多高等學校共同制作的。這個節目中，有幾位學者指出：　　

……時至今日,西方仍然沒有放棄對于我國的文化滲透。我國一個時期以來的思想道德混亂，與此有關。目前我國社會的榮辱觀顛倒現象，確實是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一種反映。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人們的價值觀搞亂，是西方對于社會主義“攻心戰”的不變目標；而利用其優勢的文化商品為載體，從顛覆年輕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入手，則是其慣用伎倆。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直言不諱地宣稱：“如果我們教會蘇聯的年輕人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么我們遲早將教會他們，按照我們所需要的方式，來思考問題。”……　　

不要忘了，我們還應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應該唱響主旋律，還應該懂得八榮八恥。　　

對于垃圾，有的未必不可利用，卻必須先給予改造。作為第一步，應該限制，應該引導。　　

唱響中國的，只能是積極的、健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