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老兵其實沒當過兵。他隨哥哥逃往臺灣時，是剛剛結婚一個月的農村青年。我之所以這么稱呼他，是因為我們那一帶農村，把從臺灣回來的人都叫作“國民黨老兵”。

        畢老兵就是我們村的人。解放后，村里人偶爾會念叨他。這種念叨，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他媳婦，——他在臺灣他的媳婦卻在大陸。解放前夕，畢老兵全家逃往臺灣時，唯獨把畢老兵的老婆扔下了。他媳婦，在畢老兵逃往臺灣后，生了個男孩，而且一直沒改嫁。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媳婦在我們那十里八村是個有名的人物。有些心術不正的人說，這孩子是畢老兵的嗎？對這些不懷好意的話，也有人站出來反駁，說別瞎嚼舌頭，你看那孩子長得多像他爹。總之，村里人每見到他媳婦和那個叫“全嶺”的男孩，就會想起畢老兵，就會議論上兩句，比如畢老兵死沒死、如果活著今年應該多大了、知不知道老家還有個兒子等等。

       畢老兵行三。他的兩個哥哥都比他有出息。大哥黃埔軍校畢業，官到國民黨飛行大隊長。二哥是國民黨部隊的連長，1947年在一次戰斗中被共產黨部隊擊斃。他的父親解放前夕連驚帶嚇病故。他的家庭當然是地主。他們全家逃往臺灣后，家中基本上沒人了。那個沒帶走的兒媳婦，大部分時間在娘家住著，只是偶爾回婆家看一看。昔日的深宅大院，解放后被用作大隊部的辦公地點。
        全嶺——畢老兵從沒見過面的兒子，在那個大家伙兒階級覺悟都特別高的年代，三十多歲了，還找不到媳婦。誰家也不愿將姑娘嫁給一個地主的后代，何況他爹還在臺灣呢。

        畢老兵剛剛結婚一個月，便被大哥生拉硬扯到了臺灣。解放前夕，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黨政官員人心惶惶，有門路的紛紛外逃。飛機票成了熱門貨，據說，一根金條才能換到一張。畢老兵的大哥盡管是飛行大隊長，有特權，但全家六口人也只搞到五張機票，只能不顧弟弟的苦苦哀求，狠心把弟媳婦扔在了大陸，帶著老婆孩子、母親和弟弟倉皇逃到了臺灣。
        關于這一家的消息，隨著歲月不知不覺間地流失，人們逐漸淡忘了。每天進進出出的大隊部，也早忘記了曾是畢姓地主的豪宅，正可謂“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只有在“憶苦思甜”和見到畢老兵媳婦的時候，才勾起人們對這一家說不清什么滋味的回憶。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中美建交之后。1979年的一天，一封來自美國的信轟動了整個村莊。這封信是畢老兵寄來的。因臺灣和大陸還不通郵，這封信通過美國轉寄到中國。這封信的郵寄地址非常有意思，不是“**省**縣**公社**大隊”，而是“**省**市東70里**集，**集西北3里**莊”。當時，大陸農村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三級體制。也許是考慮到行政區域名稱的變化，寄信人用了這么一個地址。當然，這封信被準確無誤地寄達。

        1979年，對畢老兵的媳婦和兒子全嶺無疑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先是地主帽子被摘掉，他們不再是地主出身；后是接到畢老兵的來信，得知他不僅活著而且還活得很好；再后來通了幾次信之后，畢老兵給他們寄來了一萬元錢。——在當時的物價水平下，這筆錢是很大的一筆。最最值得一提的是，全嶺結婚了，看到全嶺一夜之間成了“萬元戶”，立即有姑娘找上門來嫁給他。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他們都可以揚眉吐氣了。

        最高興的是全嶺。現在，他不僅在政治上能和其它人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他是個有錢人，是個有“海外關系”的人！“海外關系”，以前是臭狗屎，現在可是香餑餑！

        地主家庭出身的帽子剛被去掉時，全嶺仍舊是膽膽縮縮的，好像一個人從漆黑的環境中突然來到充滿強光的地方，好長時間不能適應。隨著“大平反”高潮的到來，全嶺的自卑感逐漸消失，膽子也越來越大。特別是和畢老兵聯系上之后，他簡直有點狂妄了。有一天，他昂首挺胸走進大隊部，說了句讓村里人十分震驚的話：“這是俺家的房子，應該平反還給俺。”大隊支部書記像看怪物一樣看他，眼瞪老大，好長時間才說：“你去找上邊吧，上邊說還你就還你。”可能上邊沒發話吧，那個房子后來還是大隊部。

        結婚那天，全嶺那個高興啊，可能因為想顯擺顯擺咱也有今天，也可能因為喝了點酒，他牽著新媳婦的手，大聲說笑著，昂首挺胸，目中無人，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又從村西頭走到村東頭，如此往返四五次。如果不是“五保”楊老頭的羊群沖散了他，估計不知要走到什么時候。楊老頭實在看不慣他那個張狂勁，趕著一群羊迎頭走過去，在接近新郎新娘的時候，對著頭羊連抽三鞭，一群羊亂紛紛地往前涌，使全嶺示威式的散步沒再繼續進行。

        人不可失意忘形，更不可得意忘形。后來畢老兵一家被全村人拋棄，其中原因很多，全嶺這時的張狂，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1988年春天，畢老兵在離開家鄉三十年后，從臺灣回鄉探親。畢老兵回來的消息不逕而走，引起極大地轟動。他回來那天，大家都跑去看熱鬧，許多外村人聞訊也趕了過來。村里人以極大的熱忱歡迎這位三十年才回家的游子。接下來的日子，各家各戶對畢老兵開始了輪番宴請，先是王家，后是李家，再是張家。就連曾在畢家大院里扛過長工的“五保”楊老頭，也不計前嫌請了一次。

        和畢老兵閑談時，人們問得最多的是臺灣和大陸相比，哪個更好。畢老兵總是回答，臺灣不行大陸好，在臺灣生活困難吃糠咽菜。有一次他這樣說時我正好在場，便對他說，不對吧，臺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比大陸好得多，老百姓還不至于吃糠咽菜吧。畢老兵用非常詫異的眼神看了我一下，不再吭聲了。當時我想，如果你探親回來時，臺灣當局告誡你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因此說話有所保留可以理解。但你回到自己家鄉了，怎么對家鄉人還說假話呢？看來還是對家鄉人有戒備心。后來我聽說，畢老兵向別人打聽我是誰，是干什么的。別人告訴他，這是***的兒子，大學畢業后在**工作，回家看望父母正好碰上你了。

        回來第二天，畢老兵即到他家祖墳上祭拜，燒香上供、拍照片、還裝了一塑料袋祖墳上的土，說要帶到臺灣。并且告訴大家，他母親已在臺灣病故，臨死前留下一句話，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帶回來，和他爹埋在一起。

        幾年后的冬天，我把父母接來，準備讓兩個老人在我家過冬，因為農村老家的房子沒暖氣。和父母東拉西扯閑談時，偶爾問起畢老兵，父親告訴我，畢老兵每年都要回來一次。不過，現在沒人請他吃飯了，不但不請他吃飯，連理都懶得理他，他和村里人生分了。

        我問為什么？

        父親說了以下幾點：1、他和老家的人不交心，和大家總象隔著一層皮。2、不懂人情事故，回到家也不知道給大家遞個煙問個寒暖，你給他說話，他就哼一聲，不給他說話他就不理你。3、全嶺更狂了，給人說話眼皮往上翻，走路都掂著腳尖。作為父親，對兒子這種張狂不制止。4、沒有人情味。前年他回來，剛好他的一個鄰居去世，他卻連問都沒問一聲，更甭說燒紙祭拜了。

        對這種現象我思索了好久，這到底是文化和觀念的沖突呢，還是階級仇恨在作怪？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說是前者，臺灣和大陸盡管屬于兩個陣營，但文化同根同源，風俗習慣大致相同。如果說是后者，家鄉人對畢老兵的老婆和孩子還是很照顧的，在大家眼中，他們更多的是孤兒寡母，如果她家有打墻拉土等重活，大家還都伸手幫一把。純樸的農村人，只有在“憶苦思甜”時才想起他們是地主家庭，平常都當作像張三李四一樣的鄰居看待。國共兩黨都可以“相逢一筆泯恩仇”，何況是鄉里鄉親呢？我呢，更愿傾向于是文化觀念的沖突。據說，畢老兵一直生活在金錢味很濃的臺北，大都市和農村的人情世故觀念能一樣嗎？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系看重的是金錢而不是親情。我想，導致他和村里人生分的還有他兒子的因素在內。像全嶺這種人，即使是一個貧農的兒子，憑他這種目中無人的張狂，也注定在社會上混不下去。

        在埋葬他母親的骨灰時，畢老兵和村里人的矛盾爆發了。

        畢老兵的母親病故在臺灣，臨死前交待自己的兒子，一定要把她和丈夫埋在一起。這個任務，隨著畢老兵的大哥在臺灣病故，自然而然地落在畢老兵身上。

        豫東農村幾乎每個村莊都有“白事會”，專門負責殯葬事宜。會主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如果家里有人病故了，殯葬前，孝子找到“白事會”，將有多少資金多少親戚多少朋友同事等基本情況告訴會主，“白事會”會根據這些將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在整個殯葬過程中，孝子因有重孝在身不便出頭露面，一切事情全由會主俗稱“大總”主持。“大總”讓孝子干什么孝子就干什么：拄著“安魂棍”接客、謝孝、磕頭、哭喪、摔“老盆”、出殯、插“引魂幡”等等。還有一個風俗，孝子無論見什么人都要磕頭。即使孝子是爺爺輩，見了孫子輩的也要磕頭，這叫為死者“盡孝”。埋葬的前一天晚上，孝子在村中要挨家挨戶磕頭。往往是“大總”領著孝子到某家大門口高喊：“孝子磕頭了！”大部分人家會隔著門說：“免了”。也有和孝子愛開玩笑的人，故意走出來讓孝子磕頭。無論讓不讓你磕，這個程序必須是有的。通過這個行動，表明孝子請求大家幫忙。第二天埋葬時，所有村民都會出來，幫助忙活葬禮上的各個事項，即使和死者有仇恨的人也不例外，“死者為大”，如果你不出來幫忙，全村人都會看不起你。

        可能畢老兵不知道家鄉的風俗，可能他們一家不愿對村里人低下好不容易才揚起的頭，也有可能因長期生活在臺北太相信金錢的力量，他像做生意一樣，對殯葬時的每一項活動都明碼標價：挖墓坑、拿花圈、放鞭炮這樣的輕活是多少錢，抬棺材、抬石碑這樣的重活是多少錢等等等等。總之，他沒有去找“白事會”、沒找德高望重的會主商量、更沒有見人就磕頭和挨家挨戶去磕頭請求大家幫忙。

        村里人覺得受了極大的侮辱。鄉情親情是能用金錢衡量的嗎？濃濃的鄉情就值那么幾個臭錢嗎？太小瞧人了！

        出殯那天，令畢老兵一家人萬萬想不到的場面出現了：除了幾家至親和十來個看熱鬧的小孩兒，村里沒有什么人出來。墓坑沒人挖，花圈沒人拿，鞭炮沒人放，石碑沒人抬。沒人嗎？加錢！還沒人？再加錢！如是加了三次錢，抬石碑的價格由一千變成三千，仍舊沒人愿意抬。畢老兵和全嶺父子兩個開始還一付胸有成竹的模樣，見此情景，漸漸的頭上冒汗了。拿花圈、放鞭炮這樣輕來輕去的活兒還好說，那塊沉重的石碑不會自己飛到墓地去。更嚴重的是，按照迷信的說法，日落之前必須把人埋下去，否則將會給子孫后代帶來極大的不利。太陽已經轉到西南方向，一切還是老樣子，父子倆急得團團轉。就在這時，村里幾個年輕人出現了，說，石碑我們抬，但價格要加到五千。全嶺倒吸一口冷氣，乖乖，五千！在當時的物價下，這簡直是天價。望望西去的太陽，和父親商量后同意了，五千就五千吧。原來，這幾個年輕人準備捉弄他一家，你小子不是有錢嗎？你小子不是什么都用錢來衡量嗎？那好，我們勞動力的價格就是五千塊錢，愛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拉倒！

        石碑快抬到墓地時，碰到了一條小溝，寬不過兩米，深不過半米，幾個年輕人把石碑放下，找到全嶺，說原先的五千塊沒考慮到特殊情況，像溝啊坎啊什么的，現在碰到溝了，按照實際情況要再加一千塊錢。全嶺氣得鼻歪眼斜，說這不是訛人嗎？幾個年輕人說，好，我們不訛你，五千塊錢也不要了。互相擠擠眼，哼哧哼哧又把石碑抬回去了。

        太陽逐漸西斜，眼看著就要落下去。此時，用“熱鍋上的螞蟻”來形容畢老兵父子倆一點都不夸張。也是在此時，村里幾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把全村人召集起來，說教訓教訓他爺倆就夠了，畢老兵的娘畢竟是咱村里的人，咱不能讓外村人看笑話。然后，幾位老人找到畢老兵，狠狠將他訓斥一頓，說你不要以為有幾個錢就不得了，有些東西用錢是買不來的，你現在有錢，你家過去不也有錢嗎？要是錢能辦事，你們還往臺灣跑干什么？想把你娘埋掉，給老少爺們磕頭去！

        全村人整齊的站成一排，畢老兵、全嶺和其他孝子們，乖乖地向全村人磕了三個頭。然后，幾個老頭一擺手，大家伙兒一涌上前，七手八腳，該干什么干什么，一會兒功夫把葬禮完成了。

        自那之后，畢老兵再也沒回家鄉。他在省會買了房子，將全家人都遷過去，再從臺灣回大陸時，直接到省會自己的家。村里人呢，各家忙各家的生計，日子不咸不淡的過著。隨著歲月流失，人們漸漸把畢老兵忘了。只有我，因看到一篇反映國共之間戰爭的文章而想起了畢老兵。于是，才有了以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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