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 然

　　 我是吸吮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乳汁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文學作者。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精神，養育了我，樹立終生為人為文的信念。即使前幾年《講話》橫遭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仇視和貶斥，誰若表示對《講話》敬佩，就會招惹到無情的嘲諷、咒罵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是這么理直氣壯地說。因為這是真情。一個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人，有時也難免說錯話，但絕不可以說假話。
　　我對《講話》的信念，不是感恩的報答，不是虔誠的跪拜，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冥思苦想想出來的，也不是光讀理論著作讀出來的。
　　我對《講話》真誠的信念來源于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在《講話》精神指導下長期不懈的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里坐胎、孕育；在這樣實踐的成功與失敗的反復撞擊、顛簸過程中得以形成和堅定。
　　當我還是小孩子，還不知道“文學”為何物的時候——十七歲那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就通過地方組織和報刊編輯用《講話》的精神發動、指導我寫作了。他們發下通知：“為了團結、教育廣大青年，每個區干部都要給省里的團報寫稿子?！庇谑俏覒{著年輕人的好強和興趣，笨拙地拿起了筆，結果，寫了許多抒發個人情緒的，甚至多是“無病呻吟”的詩歌，當然就屢屢地被退了回來。黨組織和編輯同志又指點我：“要寫農村的新事好事，就得批評舊事壞事?！庇幸淮挝姨酵憬悖蛭彝侣缎乃迹翰桓市漠斍f稼院的小媳婦，想參加村子里的社會活動，還要求加入青年團。我覺得這是農村的“新事好事”，就寫了篇稿子，終于在一九五○年成了我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章。我的寫作更有勁頭，更有信心了，一連氣寫了許多這樣的人物通訊和故事。
　　政府號召植樹造林，由于得不到眼前利益，加上那時還是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不論怎么發動，都沒有農民響應。我偶然發現上倉一個婦女干部帶領幾名婦女在公共的水坑邊沿上栽了一片小樹，趕緊寫稿子表揚。稿子發表后，引起全區的轟動，村子的干部帶頭植樹，還有的村干部派人找上門來，讓我也給他們“揚揚名”。這件事使我發現：運用手里的筆寫文章，跟開會講政策、坐在炕頭上搞宣傳一樣能夠發動群眾、開展工作。從此我對寫作更加愛好。
　　一位貧雇農的房東大嫂，按國家法律她應該繼承的財產被侵吞，害得她背了冤枉債，告到區、縣都不能解決，使她痛不欲生。我得知以后，生發了義憤，連夜為她代筆寫了篇批評稿件投到報社。稿子雖然沒有發表，卻被負責任地轉到專署，專署立即派人到鄉下做了認真而公正的處理。這使那位房東大嫂絕路逢生，喜出望外，于是到處說我是她家的“救命恩人”。這件事讓我驚異地認識到：筆有如此之大的威力，還能替黎民百姓說話！從那以后，每逢提起筆來，我都有一種莊嚴感和責任感，做一輩子農民代言人的思想從此扎下根子。
　　經歷了許多類似的生活與寫作實踐之后的一九五二年，我到設在保定的省團校學習，趕上紀念《講話》發表十周年，我第一次讀到《講話》，直接聆聽領袖的教導。當時的其景其情，至今仍清晰地印記在心頭。以后，又過了十個春秋，要紀念《講話》發表二十周年，已經跨進文學大門、正在銳意攀登（醞釀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我，滿懷激情和豪情地寫了篇題為《永遠歌頌》的稿子，表述了我的心意。
　　文章開頭有一段回憶我一九五二年第一次讀《講話》的情景：“……我一口氣讀了兩遍。它像是當空的太陽，把光和熱都融進我的心里。我的兩眼明亮了，渾身升起一股強大的信心和力量。”這樣的感覺及認識，是由于用《講話》的理論精神，聯系對照了我的實踐經驗的必然結果?！吨v話》的精神使我豁然明白了我曾經歷的一些生活和藝術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我的生活與藝術實踐的經驗，又幫助我加深了對《講話》精神的接受與理解。
　　最初的實踐，最初對《講話》精神的理解，對我這樣一個文學作者來說，是非同小可的。許多條方向性、根本性的觀點，像用刀子刻在我的心靈上。它們決定了我一生為人為文的信仰和主旋律，也決定了我的作品的基調。
　　時代的風，社會的雨，日月的沖刷，又怎么能夠從我的魂魄中磨滅這樣一系列的思想觀念：
　　搞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有文武兩支大軍。這支文藝大軍為著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拿起筆來做武器，歌頌進步，鞭撻落后，推動時代前進；要使自己成為這支大軍里的合格的有出息的一員，創作出受人民大眾歡迎的好作品，就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到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中去，到這個唯一的創作源泉中去不斷地改造和提高自己……
　　幾十年沒有間歇的生活與藝術實踐，不曾停頓地以《講話》精神來對照、校正自己這種繼續著的實踐，同時也在加深我對《講話》精神的理解，提高我對自己實踐的認識。
　　近幾年來，一些同志盲目地、感情用事地把我們革命文藝的成功經驗否定了好多，其中有個挖根子的否定，就是變著法子胡說生活不是創作源泉。
　　我個人的經歷和對經歷回顧后的認識，恰恰跟一些流行的論調相反。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是創作源泉這一理論，不僅屬于顛撲不破的真理，其涵義也是相當深廣的。
　　人民大眾的社會生活，不僅僅是創作素材的源泉，也是創作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同樣是寫作者的信心的源泉。就個人來說，從五十年代《艷陽天》蕭長春的原型（我在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發表的《我和蕭永順》寫了我們之間的交往），到九十年代《閻殿魁外傳》中的閻殿魁（見一九九○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數不清的農民和基層干部們，在我深入生活，與之相結合的過程中，給予我的僅僅是創作素材嗎？當我處于文學入門階段，寫了作品遭到拒絕發表而灰心喪氣，險些誤入歧途的時候，蕭永順說了一句：“蘿卜青菜，各有一愛。他們不給你發表，我拿回去給社員念，我們喜歡這樣的東西！”這是多么有力的幫助呀！當我被江青“捧”得很高而又不覺其危險的時候，蕭永順敢于“斗膽”地對我大喝一聲：“江青的位子坐不穩，準得垮臺！”這是多么及時的警鐘！我終于不可避免地摔了跟頭倒了霉。蕭永順從邊遠的山村倒四五次車趕到北京開導我說：“別泄氣，你是從鄉村來的，再回鄉村去，從頭開步，干出個實際樣子，讓黨看看誰是真金，誰是糞土?！边@是多么寶貴的信任和鼓勵！至于閻殿魁，我們只接觸兩次，還談不上了解和熟悉，更談不上交情。但是第一回見面他就囑咐我：“也別寫那號埋汰的玩藝兒。那是大煙、白面兒、嗎啡針，害人害國?！钡诙匾娒嫠侄撐遥骸皰唿S是件早該搞的事兒，依我看光收壞書不頂用，已經印在腦瓜子里的東西更危險呀！”而親眼看見他對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如今癱在炕上的病老伴深情厚意、感人至深的情景，對我又是一次心靈的凈化。因為我也被一個農民出身、久病不起的老伴纏住了身，而萌起一些解脫不了的煩惱……這些對我人品錘煉的效益，都遠遠地超過了作品素材的收獲。
　　總之，按照《講話》的精神深入生活，與農民相結合這幾十年，農民和基層干部們的鮮亮的言語、獨特的聰明，尤其他們傳統的品德和新的風尚等等，對我長期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影響，已經一點一滴地滲入我的心田。這一切收益，不僅成了我作品之苗的清水與肥料，而且分不清、數不完地都直接地化成了人生之樹的枝杈、葉子、花朵和果實。所以我從肺腑發出這樣的聲音：“在我來說，忘了農民，就意味忘了本，就表示傷了根，就將會導致藝術生命的滅亡。我不該這樣做，不敢這樣做，不能這樣做?！?BR>　　瓜兒離不開秧，孩兒離不開娘。我要想使自己的藝術青春盡可能地延長些，就要嘴含住《講話》的“乳頭”不放開。不管風云還有什么變幻，潮流還有何等起伏，相信《講話》這個真理的太陽會永放光芒。我要永遠地以全身心擁抱時代、親近生活，永遠用手里的筆寫農村真情事，說農民心里話。
　　
　　                               一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三河縣泥土巢

                         （選自浩然著《泥土巢寫作散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浩然（1932.3.25——2008.2.20），河北寶坻人，當代著名作家，人民藝術家。原北京市作協主席、北京市文聯副主席、中國大眾文學學會會長、《北京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楊柳風》、《春歌集》，長篇小說《艷陽天》（三卷）、《金光大道》（四卷）、《蒼生》、《山水情》、《晚霞在燃燒》、《鄉俗三部曲》，中篇小說《西沙兒女》（分《正氣篇》和《奇志篇》兩部）、《老人和樹》、《浮云》、《彎彎的月亮河》、《趙百萬的人生片段》，長篇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兒童小說集《大肚子蟈蟈》、《幼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