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未來的地下寫作
辛若水
（一）所謂的地下寫作
文革時代，被認為是文學消亡的時代，可以說，這是一種偏見，但是，這種偏見又有它的道理。在當時被承認的只有頌歌文學以及所謂的跟派文學；但這種文學在文學史上幾乎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其實，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人們除了唱頌歌，還能做什么呢？但是，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愛唱頌歌的；有相當多的人，愿意保持獨立的思考，于是便有了所謂的地下寫作。地下寫作，自然是秘密的，但又并不是見不得陽光的。地下寫作所以要秘密，一方面是由于高壓的政治環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捍衛思考與寫作的尊嚴。可以說，地下寫作，是很有自己想法的。雖然他們突破不了現有框架的束縛，但又在現有框架的基礎上，力圖表現出自己獨立的思考與獨特的觀點。地下寫作，是潛在的，他明知道不能發表，但依然要寫。也許，地下寫作更符合創作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說，創作是生命力的表現，只要把自己的觀點、意見、思想表達出來，這本身就有一種成就感，而不必通過發表為別人所欣賞、理解，才能確證自身的價值。也就是說，我們的價值并不建立別人賞識的基礎之上。王國維有句詞，非常妙，他說：“從今無復夢承恩，且自簪花獨賞鏡中人”。這話很可以解釋地下寫作的理由。當然，這并不是說地下寫作是孤芳自賞；地下寫作首先確證的是自身的價值。如果自己都不認為自己有價值，那誰還會承認自己的價值呢？正是因為自己有價值，所以才要寫出來。至于寫出來之后的命運，那就不是我們所能預料到的了。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這是司馬遷的夢想；恐怕后代的文人，也都做過同樣的夢吧。沒有夢，但依然做夢，這是悖論，也非常的無奈。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就非常有意思。人生總是有夢的，而所以講無夢，那也不過要打破這人生的虛幻罷了。其實，人生本就是虛幻的，打破這虛幻，所得不依然是虛幻嗎？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一些人連夢也不敢做的。但是，同樣的政治背景，大多人卻做著世界紅色革命策源地的迷夢。這樣的夢，也算做夢么？但若說沒夢，大家都處在迷夢中啊。夢中無夢，是很可以悲哀的，倒是說出無夢的本來，更讓人踏實些。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就屬于地下寫作，現在有的文學史家，把他推得很高，恐怕他自己都不曾夢見吧。我覺得，重視地下寫作，并不錯；但是推得很高，就很成問題。因為地下寫作，在當時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在今天，也只是極少人在記起他們。重構文學史的努力，雖然可歌可泣，但許多時候，也不免荒誕、可笑。在文學史上，根本就不曾存在的東西，突然有了一種神圣的地位，這是一種自欺，還是為了欺人呢？地下寫作，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孕育了未來。但這未來，是他們想象中的未來，而不是實有的未來。實有的未來，雖然融入了他們的想象，但和他們想象的又畢竟不一樣。我知道，現在強調地下寫作，并不是從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角度出發，而不過是從不同于文革的另一種政治出發。讓文學真正具有文學的精神，大抵很難。在文革時代，文學是政治的婢女；而現在呢，文學又成了商業的附庸。我覺得，最好不要把地下寫作視為對高壓政治的反抗，雖然它可能有這方面的意義。我們理解文學，還是要從審美情感出發。過強的政治性，會損害文學的藝術性。地下寫作，在力圖超越自己的時代，但終于沒能超越。文革時代的地下寫作，雖然產生了比較出色的作品，但并沒有成就偉大的作品。如果過分地強調文革時代的地下寫作，那只能說明我們在文學上的幼稚。文革究竟是什么樣的時代？是萬馬齊喑，還是萬馬齊鳴，恐怕不好說吧。在文革中，知識分子經歷了災難與浩劫；但這災難與浩劫，并沒有孕育偉大的文學。這是時代的悲衰，還是知識分子的失職呢？知識分子總愛抱怨時代；可是他們又為時代做出了什么呢？不管當時的環境怎么樣，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語卻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文革之后的血淚控訴，是沒有絲毫意義的，因為在當時，你成為了一個啞巴。許多知識分子把文革中的受難當做現在炫耀的資本，這本身不就暴露了自己的劣根嗎？
（二）懸崖邊的樹
詩人曾卓有一首詩，叫做《懸崖邊的樹》，這可以說是經歷文革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好象征。經歷文革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并不是圣徒，在其中甚至有許多卑鄙齷齪之人，但是在里面又真的有圣徒。也只有為苦難所造就的圣徒，才對歷史有意義。至于平常的，卑鄙齷齪的知識分子，實在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進入歷史。文革確實失敗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許，文革最大的失敗就在于對知識分子改造的失敗吧。知識分子并沒有變成文革政治所要求的那種人。他們雖然撕心裂肺的否定自己，改造靈魂，但并沒有變成馴服的工具。他們依然固我，也就是說他們依然是知識分子，而沒有成為文革政治理想中的民眾中的一員。作為臭老九，知識分子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既然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又憑什么指責他們自絕于人民呢？是政治的颶風把他們吹成懸崖邊的樹。懸崖邊的樹，經受著政治的颶風，而也正是這颶風，塑造了樹的模樣。文革時代，是刮風的時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毛澤東則堅信“東風壓倒西風”，在他的時代也確實如此；而以后的時代，似乎皆然相反，然而這一切，又不是他所支配得了的。而實際上，無論東風還是西風，對人的精神都是一種折磨，當然這種折磨，對于堅強者，可以成為一種磨煉。鄭板橋講不是講么：“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但是，這說的是青松。誰敢保證懸崖邊的樹就是青松呢？實際上，懸崖邊的樹，有兩種命運，一種是跌入深谷；另一種是展翅飛翔。但是，這兩種命運，都只是可能，而唯一的現實卻只是處在懸崖邊上。文革對知識分子來說并不就是災難的深淵，而毋寧是徹底改造的煉獄。文革并不以為知識分子罪該萬死，如果罪該萬死，那直接拉出去槍斃得了，又何苦改造呢？改造，雖然基于所謂的知識原罪，但更多的是一種靈魂的上升。如何讓靈魂上升呢？那就是時時讓它看到墮入深淵的危險。其實，對墮入深淵的恐懼比墮入深淵本身更可怕。如果知道定然要墮入深淵了，那倒不覺得怎么可怕了。反正是不行了，心里也覺得舒坦了。就是可以墮入深淵，又可以飛入天堂，讓人覺得最痛苦。因為這需要的是抉擇，而抉擇本身就煎熬著我們的精神。我想，沒有人愿意墮入絕望的深淵吧，大家都想著上天堂的。而要上天堂，那就拿出行動來，好好的改造啊。可以說，文革時代的知識分子是處在于極度的焦慮、恐懼中的。他們總是自信自己的純潔與忠誠，但是又面臨著艱難的扶擇，對于前途，是不敢想象的。他們對將來的恐懼甚至超過了對死亡本身的恐懼。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人選擇了死亡。“自古艱難唯一死”，當一個人主動地選擇死亡，這意味著他的精神面臨著多么大的恐懼、焦慮、痛苦與煎熬啊。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既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天堂、地獄只在人們的心中。文革初期的知識分子，有許多人因為恐懼、焦慮死掉了，但更多人卻活了下來。而活下來，卻不過逆來順受，或者茍延殘喘。死，是為了維護生命的尊嚴；但死了，就維護了生命的尊嚴嗎？屈辱地活著，便不得不放下生命的尊嚴。然而，也只有活著才談得上生命的尊嚴啊。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的苦難也確實鍛煉了人。當然，這種鍛煉，是違背文革的初衷的。文革要鍛煉的是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但知識分子要找回的卻是做人的尊嚴。在許多知識分子的眼中，文革成為了封建主義的復辟。這雖然是一種誤解，但這種誤解同樣根基于真實。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的重新發現，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的話；但這種重新發現，已經不同于五四時代人的發現了。五回時代，人的發現，洋溢著青春的精神；而文革過后，人的重新發現，積淀著太多的苦難。知識分子為什么偏偏成為懸崖邊的樹呢！如果他們是“郁郁潤底松”，而被永遠的埋沒，也不會經歷那么多的苦難啊。在苦難中，知識分子，既沒有上天堂，也沒有下地獄；但卻好像要上天堂，卻又好像要下地獄。跌入深谷，還是飛到天上，這是痛苦的抉擇。然而，他們既沒有跌入深谷，也沒有飛到天上，而只是成為了懸崖邊的樹。
（三）苦難的象征
魯迅先生曾翻譯過日本廚川白村的美學著作《苦悶的象征》。但我總覺得，把藝術作為苦悶的象征，似乎并不怎么合適；毋寧說藝術是苦難的象征。苦悶，只是一種心情，并且帶有灰色；而苦難，則生活的全部，是最能夠成就人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時代的地下寫作是高于比翼齊飛的頌歌文學、斗爭文學的。因為地下文學重視了現實的苦難，而沒有陶醉于虛幻的頌歌。頌歌文學雖然有高漲的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但并沒有對靈魂、精神的深入開掘。頌歌文學的著眼點在群體，即便有英雄，但也是群眾中的英雄，但是，地下寫作卻由群體回歸到了個體，而也正是這一點上，地下寫作孕育了未來。因為未來的八十年代，就是重視個體的年代。但是，地下寫作中所重視的個體，并不是解放了的個體，而是被壓抑甚至被扭曲了的個體。文革政治的高壓確實扭曲了許多人的精神、甚至靈魂，即便我們要為文革講公道話，也決不會忽略這種精神、甚至靈魂的扭曲。現實的苦難，我總覺得，還好承受些；就是精神、靈魂的苦難，難以承受。精神的創傷、靈魂的煎熬，才是最難熬的，所謂的度日如年，說的就是這了。文革十年，知識分子確實經歷了苦難的歷程。當然，這種苦難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說實在的，干點體力活，這算不上受難；打掃廁所、出出大糞，也算不上折磨，只不過，知識分子不曾干過這樣的活，不習慣、不適應罷了。再則，知識分子都是有尊嚴的；知識分子的尊嚴來源于知識和生命本身。知識要有尊嚴，知識分子更要有尊嚴，但是讓知識分子去掃大街、挖茅廁，是維護了知識的尊嚴呢，還是維護了知識分子的尊嚴呢？文革時代，知識的尊嚴掃地，知識分子的尊嚴更是掃地。我們可以說，文革所以這樣做，有著高尚的動機，那就是取消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在以往的時代，人們鄙薄的是體力勞動，尊重的是腦力勞動；但文革把這顛倒了個兒，腦力勞動是罪惡的，只有體力勞動才是最光榮的。所以，腦力勞動者，即知識分子，要參加體力勞動。但是，腦力勞動者的長處并不是體力勞動，所以在體力勞動中，他們便有一種受難的感覺。讓張飛去繡花是難為人，但讓繡花的小姐去舞動張飛的丈八長矛，不同樣是難為人嗎？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是受了苦難，并且他們對這苦難又相當的敏感。所以，在后來的回憶中，文革作為災難、浩劫的一面，便被無限地夸大了，以致人們誤以為文革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的。然而，現在即便三歲孩子都知道文革并不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更何況，那些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人了。實際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曾被視為人類不平等的根源，而文革時代又是追求平等的。如果能夠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那人們不就自然而然的平等了嗎？但是，問題的關鍵都是怎樣消滅這種分工。文革使用的法子是讓腦力勞動者從事體力勞動；又讓體力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這法子當然是巧妙的，但卻導致了反智主義的泛濫，腦力勞動者荒廢了自己的專業，但體力活又沒有做好；而讓體力勞動者學文化呢，他們又在學習交白卷的榜樣。如此以來，巧妙的方法失效了，善良的愿望落空了。在我個人，總覺得體力勞動與腦力的分工，大抵是克服不了的。至于未來，能不能克服，那還得騎驢看唱本，走著瞧。文革是知識分子苦難的根源，這大抵并不錯。文革時代的地下寫作，為苦難所孕育，也深刻地反映了這苦難。在反映苦難的時候，一面不免憤世嫉俗，一面又深刻反省。憤世嫉俗，雖然為一些人所指責，但卻會迎來更多人的喝彩。用今天的話說，所謂憤世嫉俗，大抵即憤青；其實，這憤青，是有許多偏見的。視偏見為真理，這是憤青的共同特點。有人以為，所謂真理，不過偏見的總和；但在我看來，憤青們并沒有得到真理。憤世嫉俗，并沒有太大的價值，最重要的還是自我的反省。在憤世嫉俗的同時，我們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這世的一部分，這俗的一分子。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才能深刻地理解苦難。從某種意義上講，藝術就是苦難的象征。但是，藝術又從來不以苦難為滿足，它要在苦難中升華自身的靈魂。
（四）靈魂的凈化與升華
苦難，既能讓人們的靈魂得到凈化，又能讓人們的靈魂得到升華。所謂凈化，就是變得更加純潔；而所謂升華，就是變得更加高尚。但現在，我們對純潔與高尚，好像不怎么認同了。我們常講“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看來只有不純潔才會得到愛吧。對于高尚，人們同樣提出了置疑，難得有非得高尚不可嗎？高尚，是一種道德的自覺，沒有這種道德自覺，雖然說不上壞，但萬不可滑到無恥的泥沼中去。偽君子雖然可憎，但是真小人并不可愛。我在想文革中知識分子是不是由靈魂里充滿渣滓變得純潔了呢？知識分子是不是由卑鄙齷齪變得高尚起來了呢？當然，許多人對這樣的問法，是有懷疑的。因為這里有一個前提，知識分子的靈魂充滿渣滓、卑鄙齷齪。那么，這個前提對不對呢？知識分子難道生來就是有罪的？這種原罪，實際上是得不到證明的，而不過是一種理論的預設，或者來自某些片面的經驗。如果做知識分子就要帶著罪孽感，要整天在那里懺悔、檢討、贖罪，那我想就沒有人愿意做知識分子了。實際上，知識分子是可以揚眉吐氣的，而不必整天夾著尾巴做人。文革是要改造知識分子的。文革改造知識分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他們成為有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而是把他們變成馴服的工具、螺絲釘之類的。我們可以講，文革所以要改造知識分子就是為了取消知識分子本身。但是，改造人的社會工程少有成功的。這既不是因為這個社會工程沒有意義，也不是因為知識分子不虛心接受改造，而只是因為外在的強制很難變成內心的自覺。也可以說，改造人的社會工程本身，就是一種強制；對于這種強制，我們縱然心悅誠服，也會有所反抗。改造人，改造人的靈魂，這不過是一個神話。我覺得，任何一個靈魂，即使是真的卑鄙齷齪，它也是有自主權的。經歷了十年文革，我們才意識到這種靈魂的自主權。沒有人會把靈魂的自主權拱手相讓，而這也就注定了改造人類靈魂的徒勞。文革并沒有達到改造知識分子靈魂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確實改造了知識分子的靈魂。文革沒有把知識分子改造成它所期望的那樣，但卻改造成了別的樣子。文革把知識分子裝到了壇子里，于是知識分子也就變成了壇子的模樣；而后來，人們把壇子打碎，知識分子出來以后全是壇子的模樣，而找不回來自己本來的樣子了，而這就是人的異化。記得當年有人非常認真的探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究竟有沒有異化的現象。而這明顯的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優越感，以為社會主義永遠陽光燦爛，而資本主義永遠在那里垂死掙扎。可現在呢，原有的優越感蕩然無存，許多人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羨慕得直流口水。我總覺得，異化的現象并不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也就是說，在哪里都有可能出現異化。我們要做的是克服人的異化，向人的自然化回歸。靈魂，當然是越純潔越好，越高尚越好；但是，我們首先要確保的是，這靈魂不能是扭曲的、畸形的。如果靈魂本身都是扭曲的、畸形的，那又談得上什么純潔、高尚呢？文革雖然造成了知識分子的苦難，但又確實讓一些人的靈魂得到了凈化與升華。雖然靈魂的凈化與升華，并不是文革的目的，但也算得上“無心插柳柳成蔭”。其實，即使再大的苦難，只要經歷過，大抵都是無悔的。對文革的反思中，有兩種觀點非常典型：一是青春無悔；二是我沒有錯，我不必負責。青春無悔，我就不說什么了。我看第二點，我沒有錯，那是誰的錯，難道只是造化弄人？我不必負責，那誰負責，難道所有的責任都推給老天爺。實際上，那些歷史已經過去了那么多年，追究誰的錯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反思而已。靈魂的凈化與升華是很重要的，不只在文革的苦難中如此，就是在物欲橫流的今天同樣如此。在我們這個時代恐怕已經很難講靈魂的凈化與升華了。靈魂即使再純潔、再高尚，恐怕也擋不住橫流的物欲。在橫流的物欲面前，那些曾經的艱難與苦難仿佛又散發出了迷人的光彩。文革，縱然真的是災難、是浩劫，那里依然有著理想主義的閃光。可我們現在，連塊理想主義的墓地都找不到。
（五）相信未來
《相信未來》是詩人食指的一首詩，還是不錯的。人愈是在苦難中，愈是要堅定對未來的信心。文革，對知識分子來說，確實是極大的苦難。怎樣熬過苦難呢？想來也只有憧憬未來了。知識分子最想進入的自然是百花爭艷的春天。他們都太過嬌氣，忍受不了凜冽的寒風。詛咒“梅花歡喜漫天雪”的冬天，萬紫千紅的春天就會到來么？說不準，但人，總應該有希望啊。而實際上，我們都是活在希望中的。相信未來，表達的就是一種希望，但是，未來值得相信嗎？未來就一定比現在好嗎？相信未來，也許不過一種詩意，而我們要面對的卻很可能是來日大難。也就是說，未來并不可信，相反，我們對未來是報有一種恐懼的。這種恐懼很類似于“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對于未來，誰也不敢保證什么，就是保證了也沒有用。世界上并沒有那么多天才的預言家，能掐會算，可以卜知未來。我覺得，文革的地下寫作，也就兩個方面，一是對文革苦難的承擔與反思，一是對未來的希冀。我們現在就沒有必要去承擔文革的苦難，因為那對我們來說早已成為遙遠的過去，并且我們也沒有經歷過；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反思。我們的反思，可能非常深刻，但并沒有切膚之痛。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是，文革的那一代地下寫作者，對于苦難，就有切膚之痛了。他們是以苦難的名義，來表達對未來的希望；而他們的寫作，也確實孕育了未來。我們常講，整個的八十年代，就是由他們孕育的。當然，他們所孕育的八十年代，未必盡合他們的初衷。歷史自有其道路，并不是個人的意志所能轉移的。我覺得，孕育未來本身，就是一種理想主義。其實，文革本身，何嘗不想著孕育未來呢？但是，毛澤東一作古，他的革命就再也進行不下去了。當然，這也不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文革作為大災難、大浩劫，被永遠地封存，但是，這并不妨礙，它可以在別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國社會往往是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毛澤東的文革就是一個極端，而緊隨其后的改革，則力圖糾正這個極端。當然，糾正這個極端的時候，就會徹底否定這個極端。由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道路是漫長的。而漫長的路，又畢竟一步步走過來了。我們現在呢，已經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這個極端，又讓毛澤東的文革具有了嶄新的意義。許多在文革中受苦受難的知識分子，也突然間如夢初醒，大徹大悟了，原來文革并不是誣蔑的那個樣子。歷史就是這個樣子，“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是大非，也只有水落石出，才能夠清楚。但是，文革中地下寫作者所孕育的未來，卻又顯得那么是非不分。是非的標準已經蕩然無存，黑白可以顛倒，歷史可以編造，難道這就是向神圣與崇高開戰的后果嗎？未來并不見得那么美好。我們的現在，較之過去，那應該也算未來。作為過去未來的現在，就有許多缺點、不好，那么，現在的未來也是可以想見的。如果未來并不那么美好，甚至還有苦難，那么這未來，還值得相信嗎？當然值得相信。既然徹底絕望的人都“未絕大冀于方來”，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來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能不能消滅苦難。實際上，所謂的苦難也就兩種，一是天災，一是人禍。對于天災，我們大抵沒有法子消滅，譬如地震、海嘯、洪水，但是，我們卻可以抗擊它。至于人禍，我們則要力圖避免，文革雖然是人為的動亂，但又說不上人禍，因為它有著高尚的動機。真正的人禍是沒有高尚的動機的。關于文革究竟是不是災難與浩劫，還會有許多的爭論。可以說，毛澤東的身影到哪里，哪里就會有爭論。毛澤東在歷史上留下的身影太龐大了，就是文革受難知識分子的整體，依然詮釋不了他龐大的身影。在毛澤東身后，有太多蚍蜉撼樹，螞蟻緣槐的事情了。然而，對于這些，去見馬克思的毛澤東，恐怕也懶得理會了。也許，毛澤東的文革是沒有未來的；也沒有人希望毛澤東的文革有未來。但若毛澤東的文革真有了未來，似乎也沒有什么擋得住。文革中的地下寫作都能夠孕育未來，那毛澤東的文革本身反倒不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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