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害的“鐵人”，可怕的“周挺杉”

★郭松民

由劉恒編劇，上影集團與全國總工會合作拍攝的主旋律影片《鐵人》，其票房在“五一”發行之后遭遇了滑鐵盧，據報道只有200萬左右，和這些年來中國大片無論再爛都動輒過億的票房相比，《鐵人》只能用“可憐”來形容。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也許有很多，但有一點無疑是很關鍵的，那就是把持媒體話語權的主流文化精英刻意的冷落。對《鐵人》，他們采取了視而不見，既不批評也不贊揚的態度，媒體上幾乎難覓關于《鐵人》的報道和評論的蹤跡。這和他們前兩年對《色戒》、《集結號》等影片的熱烈追捧形成鮮明的對照。

媒體、文化精英之所以對《鐵人》充滿疑懼，恐怕和他們本能地反感一位毛澤東時代的英雄模范人物充當影片的主角有關，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一部電影，無疑會增加公眾對毛澤東時代和新中國的認同，這是他們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鑒于謾罵或諷刺可能會收到替影片“炒作”的反效果，所以他們寧肯采取“默殺”的態度。

很讓人失望，這一態度表明，今天主流文化精英的偏狹、算計與怨毒和“往事并不如煙”的那個年代相比，并沒有任何變化，這大概就是所謂永恒不變的“人性”吧！精英們一向反對“政治掛帥”，但他們自己從來都是最講究政治掛帥的。這種事事以毛澤東劃線，凡是毛澤東贊同的他們就要反對的態度，使得社會和解的可能性被推向遙遠的未來。

不過在我看來，精英們這一次實在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因為《鐵人》中的“鐵人”，早已被編劇劉恒做了徹底的“無害化處理”，“鐵人”已經不再可能對精英構成任何威脅，相反，“劉恒式的鐵人”只能鞏固精英的地位，增進精英的利益。

被消毒的“鐵人”

扮演“鐵人”演員吳剛，在談到他對“鐵人精神”的理解時說：“應是為民族爭光的精神、忘我的拼搏精神、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尊重科學的精神。”暫且不說他概括的是不是準確，但無疑他是按照這樣的理解來塑造“鐵人”的形象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具備如此精神特質的工人，對精英的地位和統治有什么威脅呢？什么威脅也沒有！具備這樣素質的“鐵人”是所有國家的精英都會喜歡的，他和政治是隔膜的，但又在一種“為民族爭光”的激情的驅使下，能夠吃大苦，耐大勞，將健康和生命都置之度外。

也許，《鐵人》中的“鐵人”自己的話，最能夠說明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在誓師大會上，鐵人丟開講稿吼道：“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什么？是家里的孝順兒子，是下地干活的，不是在家享福的。”——“孝順兒子”這四個字聽上去有點耳熟，我立刻就想起了“馴服工具”這四個字，毫無疑問，這是少奇同志的鐵人，而不是毛澤東的鐵人，是熟讀“修養”的鐵人，而不是熟讀“毛選”的鐵人。

對所有的精英來說，工人愿意當“孝順兒子”或“馴服工具”，那自然再好也沒有了。在影片中，年輕的劉思成經過一番曲折之后終于承繼了鐵人精神，他的領導（也許是老板？）該是多么欣慰啊！

關于支撐《鐵人》中的“鐵人”的精神力量，文化學者祝東力正確地將其概括為“民族主義+雄性力比多”或“國家+爺們兒”。凡是“鐵人”瞧不上的人，都被他視為“不是男人”（這一公式無疑表明了劉恒一慣蔑視、貶低女性的傾向，從《集結號》到《鐵人》莫不如此，很奇怪卻從來沒有女權主義者出來表示抗議）。祝東力表示，不能想像“這種封建愚忠、性別認同，就足以支撐千百萬中國工人階級，在那樣的荒寒歲月里背水一戰、流血流汗”，并且認為僅僅是依靠這樣的精神資源，那和晚清、民國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但祝東力也許沒有想到的是，讓工人大眾的精神狀態回到晚清或民國，正是中國的精英所孜孜以求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時代工人的精神狀態，實在是一種“異態”，而晚清以至民國的工人的精神狀態才是正常狀態。君不見，在最近因為國企改制而發生的一場糾紛中，毛澤東時代殘留“國有情節”不是釀成了“慘案”，攪了精英們的好局了嗎？

至于精英們擔心，《鐵人》會使觀眾產生對毛澤東時代的認同，至少會產生同情性理解，就更屬于杞人憂天了。透過編劇劉恒的眼睛，我們會發現毛澤東時代實在沒有什么好留戀的：《鐵人》給我們展示的毛澤東時代，是寒冷的、混亂的、骯臟的，組織要么靠不住，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在《鐵人》中，組織在哪里？——除了在自己的小團隊內部（在《集結號》中是谷子地的九連，在《鐵人》中則是鐵人自己的1205鉆井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是冷漠的，甚至是充滿敵意的。且看鐵人他們千里迢迢從西北來到了東北松遼平原的薩爾圖小站，他滿懷熱情地向車站調度打聽自己的井架到沒到，但那位調度卻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責任感，而以一種趙本山式的油腔滑調地就把他給打發了——這樣一群痞子式的人居然成功地進行了大會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鐵人》中的石油工人，除了鐵人，其他人都談不上有什么激情，更沒有政治意識，他們都是低級趣味的，僅僅是被鐵人個人人格的感召，才愿意吃苦。他們初到會戰現場，看到人聲鼎沸的壯觀場面，唯一產生的聯想是“每人撒一泡尿就能把你淹死”，什么把“中國貧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之類的豪情壯志，連影子也沒有，即便是在誓師大會上，臺下工人的表情也是冷漠的，給人的感覺他們似乎是一群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戰俘。

在《鐵人》中，鐵人一刻也沒有靜止下來，他從來沒有冷靜地去思考過什么，也沒有專注地去地觀望過什么，他始終是處于一種莫名其妙的亢奮狀態，似乎很害怕面對自己的空虛。

總的來說，《鐵人》中的石油工人，還是知識分子視角下或劉恒們想像中的工人，也是對他們胃口的工人：沒有文化、自私短視、囚首垢面、被人遺忘、粗野單純、只能理解哥們義氣，這樣的工人還處于“自在”的狀態，無論對精英還是對資本，他們都沒有任何危險，他們在等待知識分子的啟蒙和教育，也為精英展示自己的“人文關懷”或“親民”作風預留了舞臺。

可怕的“周挺杉”

以鐵人王進喜為原形的電影，35年前就拍了一部，那就是攝于1974年的《創業》，如果說《鐵人》中的“鐵人”是無害的話，那《創業》中的鐵人“周挺杉”，簡直是可怕的——從精英的角度看。

《創業》曾獲得過毛澤東的親自肯定，不是偶然的——在《創業》中，周挺杉面對洋人，沒有絲毫的奴顏婢膝，敢于劈頭蓋臉地就潑了那位敲著油桶叫囂“離開了美孚，你們只能是一片黑暗”的“可愛的洋大人”一身煤油；面對知識分子，他也沒有任何自卑心理，敢于從總地質師手中奪過斷言“中國貧油”的“學術著作”，撕得粉碎并踏上一只腳。但是，周挺杉卻并不只是一條莽漢，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是指導他找油、打井的理論武器。在遼闊的東北原野上，周挺杉頭頂滿天繁星，坐在通紅的篝火旁捧讀“兩論”的鏡頭，是《創業》的點睛之筆，也是整部電影最為抒情和優美的畫面。

簡言之，周挺杉已經超越了工人階級“自在”的狀態，進入了“自為”的狀態，他知道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也知道如何為實現這種根本利益去奮斗。周挺杉是精英們所無法駕馭的，相反，他反倒處處表現出了駕馭知識分子的愿望和能力。

——總地質師章易之是一個愛國者，留學歸國之后騎著駱駝來到玉門油田，一心想使祖國強大起來，但他的思想卻被洋人的“中國貧油論”所禁錮，不相信中國能實現石油自給，他對周挺杉說：“陸相層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周挺杉聽罷，眼睛放射出火一樣的光芒，嚴肅而自豪地說：“我就不相信，石油就埋在人家地底下，咱們這么大的國家就沒油。”論學術水平，周挺杉的確比不上章易之，但他卻沒有迷信，敢想敢干，表現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石油地質理論的強烈愿望；

——會戰初期，在當時中國在石油問題上被人卡脖子，“賣給我們的油比資本主義市場上要貴十幾倍，航空油里面有馬糞，柴油里面有大量的硫磺”，大慶的石油大會戰居然要反過來靠空軍支援柴油才能持續的大背景下，副指揮馮超仍然試圖推行“先生活，后生產”的路線，主張先建立一個“有街心花園，職工醫院，工人文化宮”的“現代化石油城”，周挺杉對馮超的主張明確地表示反對，后來馮超試圖降伏他，口稱“我最關心人，一切為了人”（以人為本，多么超前的口號啊！），對他誘之以利，許諾只要他愿意配合就可以給他“榮譽、地位、幸福”等的時候，周挺杉冷對道：“我要的是中國人民的榮譽，工人階級的地位，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你給的了嗎？”顯然，周挺杉是深知“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的；

——當總地質師章易之嘲笑他們的試驗井打出的油太少，譏刺說“要是香油還差不多”的時候，周挺杉立刻反唇相譏道：“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章易之聞之動容，急問：“這是誰說的？”周挺杉回答：“列寧！我已經把這句話給你抄這張小紙片上了。”——周挺杉是一個有理論素養的工人，他不僅善于和地球戰斗，也善于用理論和知識分子“戰斗”；

——周挺杉還善于使用大字報作為斗爭的武器，當他覺察到馮超試圖扭轉會戰的方向后，便帶領工人貼了他的大字報《馮副指揮，你要把我們指揮到哪里去？》，搞得馮超“非常緊張”；

和《鐵人》冷漠的基調相比，《創業》的基調是溫暖的、熱烈的、同志式的，甚至同樣是松遼平原上的大雪，我們透過《創業》的鏡頭，所得到的感受是清新的、充滿希望的、新春將臨的，但透過《鐵人》的鏡頭，觀眾得到的感受卻是絕望的、死寂的、恐怖的……

在《創業》中，“組織”和親人的支持和幫助是無處不在的。《創業》指揮部的黨委書記華程，得知一個參加過志愿軍的石油工人的膝蓋負過傷，便特意叮囑“散會以后，把我的椅子搬到鉆井臺上去，讓他有時間可以坐一坐”；困難時期，周挺杉的母親和妻子也從西北趕到了東北，“開荒種地，不能讓他們總吃鹽水煮黃豆”，她們甚至還搞起家屬煉油廠，解決了鉆井的燃眉之急。在《創業》里，沒有人是孤立的，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都得到了幫助。

不能否認《創業》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但《創業》的確具有一種“張望未來”的能力：周挺杉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杰出的工人階級代表的形象。工人階級如果不具備這種成熟，則他們的利益、地位就全都無法得到保證，更談不上完成解放全人類的使命了！

誰更接近歷史的真實？《鐵人》中的“鐵人”？還是周挺杉？

如果我們把影片中的藝術形象作為工人階級的一般代表，而不把他視為“王進喜”本人的話，那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鐵人”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無須去做更多的調查，近三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的工人階級遠不具有和他們所享受的崇高榮譽相匹配政治成熟——1980年代初，他們曾幻想能夠通過“獎金”找到一條通往“甜蜜生活”的道路，將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乃至罷工的權利拱手相讓，到了1990年代中期，當所有的遮羞布都已經扯下，大批下崗的命運明明白白地擺在面前的時候，他們仍然沒有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抵抗，而是逆來順受地吞下了這顆苦果。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可能有兩點：

一是在第一次解放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雖然名義上是領導階級，但實際上卻是毛主席、共產黨以他們的名義領導的一場勝利的革命中的“被解放者”——這一事實并沒有違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理由就在于，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中國革命作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種種的主客觀原因，最終先于本國無產階級的普遍成熟而獲得勝利；

二是既然中國無產階級在自身普遍的政治成熟之前就獲得了政權，那就需要補課，否則無產階級專政也好，社會主義制度也好，都是不穩定的，這就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中國的工人階級由于在革命后享有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所以對這場革命其實是半信半疑的，這種態度導致了文革的失敗，也導致了他們自身的悲劇命運。

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較成功的地方，但即便在這里，工人造反派的精神狀態也仍然是“自在”的，而不是“自為”的，當時上海的《朝霞》主編陳冀德，在寫給張春橋的信中批評以工總司為代表的這些人“爭權奪利，胸襟狹窄，目光短淺，只知有群體，不知有階級，一切的一切，都以這一伙人的群體利益為首，為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來不考慮階級的利益，更別說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這個判斷從一個側面解釋了1976年“十月事變”之后，上海方面為什么竟如此溫順地被收編、遣散——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這種選擇最符合“群體利益”，盡管并不符合“階級的利益”。

工人階級為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已經付出并且仍將繼續付出重大代價。

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大教訓，就是除非工人階級能夠作為一個階級在政治上成熟起來，否則的話社會主義就不可能終結資本主義。

成為“鐵人”還是“周挺杉”？每個工人都必須作出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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