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潛伏》看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

作者：周方銀

原載：《文化縱橫》

　　近年來，《亮劍》《潛伏》《暗算》等具有革命歷史內核的電視劇熱播，成為當前大眾文化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在和平年代，這些電視劇取代家庭倫理劇、情景喜劇，獲得更高的收視率，這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甚至，我們可以從社會觀念的角度，探討其背后折射出來的時代精神，以及當前人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不同的電視劇之間，反映的東西有許多相通的內容，本文將重點圍繞最近熱播的《潛伏》來探討當前中國人的時代精神與價值觀念。
　　
　　一、電視劇對社會觀念的反映
　　
　　
　　
　　以電視劇來觀察公眾在一個時期的精神風貌與價值取向，很多嚴肅的學者可能認為這種做法并不足取。不過，我覺得，從電視劇來看時代價值，是一個特殊的視角，有其可取之處，至少可以起到取長補短，補足其他視角不足的地方。
　　通過閱讀名家的學術著作，或對重要文本進行深入的解讀，似乎可以幫助我們把握一個國家的時代精神。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偏好偽裝問題，這種做法的有效性實際上是值得懷疑的。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公開表達的觀點，常常與他們真實的想法存在差距，至少是往往存在程度上的差距。這不僅是體制影響的結果，也因為在社會生活中，好管閑事的現象無處不在。當一個人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可能會影響到人們對他的評價或者會影響到人們對他的態(tài)度時，他所表達出來的觀點就會是經過考慮后挑選出來的觀點，而不是有什么就說什么。針對這種情況，學術界認為，對要發(fā)表的文章進行匿名評審是很有利的事情，它背后反映出一個如下事實：知識分子的偏好偽裝是廣泛而深遠的，我個人的感覺，這種情況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
　　當我們從電視劇的角度來把握大眾文化與時代價值的時候，至少可以明確的一點是，觀眾喜歡看《潛伏》，并不是在什么壓力之下被迫選擇的結果，也不是出于功利、職業(yè)、迎合社會觀念等考慮，而是有意識地去看。對于《潛伏》，人們不用假裝喜歡看或者假裝不喜歡看，這沒有多大的意義。因此，《潛伏》受到國人普遍的喜愛，這件事情本身是真實的。《潛伏》有這么高的收視率，是觀眾自主選擇的結果，而不是誰在強迫他們看。對于觀眾來說，他只是覺得這個電視劇里面有他喜歡的東西，有吸引他的東西，這就使他看下去，如此而已。
　　《潛伏》火了以后，很多人對《潛伏》進行了討論，包括原著作者、編劇、導演、制片人、持左中右觀點的學者，他們在報紙、雜志、媒體上表達出來的看法，則可能是經過了精心考慮之后的觀點，是受社會壓力影響下的產物，多少有失真的地方。
　　從這種意義上說，當前的大眾，他們喜歡看《亮劍》喜歡看《潛伏》，革命歷史劇受到歡迎，這個事情本身是真實的，是一個可靠的指標。導演們喜歡拍什么，電視臺喜歡放什么，并不很能說明問題。人們喜歡看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老百姓的真實情感和生活狀態(tài)，能夠反映出他們的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
　　電視劇反映的是當前社會的觀念，它是觀念史的一部分，是社會價值觀中的一環(huán)，但它反映的不是精英的思想史。從這種意義上說，探討《潛伏》的社會含義時，重點不在于編劇的意圖是什么，而在于它被觀眾所認可了。正如歷史上的孔子到底是怎么樣一個人，他本人到底怎么想，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理解他，受到了他什么樣的影響，到底有什么東西被制度化、社會化了。從這樣的意義上說，這些電視劇的意義不在于它的內容、故事本身，而在于它在社會中是如何被看待、理解和解讀，它實際上發(fā)揮了什么樣的影響和作用。
　　在人們喜愛的電視劇中所表現的觀念，是一種大眾的觀念。在它的內容里面，承載著一些在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中實際起作用的那些觀念。思想家們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但在普通人的意識中，真正能夠接受什么，這是另外一個維度，從這樣一個維度切入，我們可以觸及社會普通公眾的所思所想，特別是其思考的方向。
　　革命歷史劇的大受歡迎，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人們看電視，看到最多的是肥皂劇、情景喜劇，它們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看似乎是中性的，但實際上也反映了一種價值取向和精神狀態(tài)，在其背后，仍然有一種藝術化了的意識形態(tài)。由于電視劇在當前中國具有重要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遠遠超過了電影、小說、戲劇等表現形式，因此，它是當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也是一個值得研究和討論的現象。
　　
　　
　　
　　二、《潛伏》與社會觀念的契合之處
　　
　　以此為基礎，我們從《潛伏》中能夠看出什么呢？這里的重點，是普通大眾會從中解讀出一些什么，什么東西在他們那里能夠得到共鳴。對文化精英來說，一首詩、一幅畫、一個畫面、一句臺詞，他都能從中讀出很多很多東西來，但這不是老百姓理解問題、看待事情的方式。老百姓的方式，是大而化之、粗線條，有很多感性的內容。他也不求甚解，不作很深的追問（如果要做很深的追問，他就不看電視劇，而是去看哲學書了），其背后常常有很多潛意識或情緒化的東西。
　　用一種相反的思路，我們也可以思考，《潛伏》這個電視劇中有什么東西。因為它是吸引廣大觀眾的，我們可以分析這個吸引廣大觀眾的電視劇中有哪些東西，逆向推測大眾的精神狀態(tài)和粗線條的思想意識。
　　《潛伏》的情節(jié)自然是不錯的，但從諜戰(zhàn)劇的角度說，它的情節(jié)不一定是最出彩的。《潛伏》真正吸引人的，是人物，情節(jié)只是更好地烘托出了人物。在《潛伏》這部電視劇中，有幾個方面很有意思，也很能契合當前民眾的心態(tài)。
　　第一點，是余則成的信仰，及與此相關的他的行為方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余則成作為共產黨員，其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講的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劃分與階級斗爭、剩余價值、經濟體制，他對這些并沒有什么感覺。
　　在重慶時，他和左藍有一場對話，憧憬著抗戰(zhàn)勝利后一起過小日子。他把政治想得很簡單，認為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兩黨“總歸是一家人，坐下來開個會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左藍認為他的想法很“天真”，反問他，一個國民黨人和一個共產黨人，“真的能組成一個無憂無慮的家庭了？”余則成的回答是“當然可以。”然后，他談到了自己的信仰層面，說“我沒什么信仰，如果說有的話，我現在信仰良心。趕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這是余則成在自己的戀人面前表達出來的內心真實想法。他后來雖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并沒有把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與斗爭看得多么殘酷、多么嚴重。他在天津站的行動，背后體現的更多是敵我斗爭，而主要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
　　余則成信仰的轉變過程也很有意思。他的信仰轉變，不是理論學習的結果，不是基于純潔的共產主義信念。而是不滿意于國民黨的腐敗，特別是國難當頭時期的腐敗。余則成信仰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的與他曾經相信的，突然出現了明顯的反差，他感到對接不上。對接不上的結果，使他原來相信的東西顯得荒謬，無法再進行合理的堅持。他這樣的變化過程，學者們可能認為不可接受，覺得這樣的理由還不夠。但普通老百姓就認為這很合理，這樣才好。
　　這反映出大眾是如何判斷一種信仰和主義的。他們看問題很簡單，很直觀，不會去讀關于這些信仰與主義的文獻，辨析這些主義的差別。如果人們告訴他，這個主義可以救中國、可以讓中國強大，對他們就很有吸引力。他們信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主義，而是根據發(fā)生在身邊的活生生的事實來作判斷。比如，信仰某個主義的那個群體的道德水平，常常就是他們是否接受這個主義的原因，是他們對這個主義好壞進行判斷的重要指標。

　　余則成也是這樣。他接觸的共產黨人，像左藍、呂宗方，以及被他監(jiān)聽的那些人，給他一種不同的感覺，這對于他的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如果余則成是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tǒng)培訓，系統(tǒng)研究，而加入中國共產黨，觀眾可能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
　　有趣的是，余則成的主要對手李涯，也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這背后反映出的一個事實是，信仰在今日社會中已成為一種相對稀缺的東西。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執(zhí)著于信仰的人，先不論你信仰的是什么，人們就覺得你有精神追求，有了可取之處，比那些只知道追求權力、牟取利益的人，就有了本質上的不同，要好上許多。
　　第二點，人們從《潛伏》中看到了官場文化、職場生存，體會著其中的生存技巧。從一部諜戰(zhàn)片中，人們讀出這些內容，從表面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事實就是這樣。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人們看到什么，反映的是他們心里關心什么。這種關心也許是直接的、目標明確的，也可能是潛意識中的、不知不覺的。
　　
　　
　　這些職場生存技巧，有些是技術性的，如隨機應變、處變不驚、注重細節(jié)、考慮周到、大膽行動；但有些卻反映了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很深層、很頑固的東西。比如說如何看待上下級關系、如何在不同派系與集團間站隊與自處、如何籠絡人心應付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等等。在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社會關系，對權力、權位的態(tài)度。在軍統(tǒng)天津站，“權謀文化”幾乎無處不在，同僚之間的拉攏、爭斗、攻訐觸目驚心，職場規(guī)則中明的一套與暗的一套之間存在著劇烈的反差。對這些東西，人們并不是簡單地厭惡和排斥，因為它們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有某些契合之處。人們對《潛伏》職場層面的觀看，也折射出當前職場競爭的激烈和職場生存的不易。
　　第三點，《潛伏》中表現出國民黨腐敗的根深蒂固和觸目驚心。在20年前的影視劇中，也會表現和刻畫國民黨的腐朽和反動，但其性質有很大不同。那時刻畫的形象，是國民黨的殘暴、愚蠢、貪得無厭等等；從現在的電視劇中，我們看到的是人固有的貪欲，以及官場腐敗的盤根錯節(jié)，腐敗以極其徹底，并試圖滲透到社會生活每個角落的方式表現出來。在以前的許多電視劇中，國民黨雖然是腐敗的，但他們同時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還維持著某種表面上的團結，但現在這些都消失了，這樣的腐敗更令人心驚，感覺無能為力，對這樣的腐敗，我們有時感到只能讓它徹底爛掉了事。
　　觀眾的一個共鳴在于，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個人試圖獨善其身其實是不可能的。像余則成，如果不是有臥底的原因，他在天津幫吳站長斂財的做法，放在現在就是一個貪官的作為，至少也是為虎作倀，而這卻是他受吳站長重用的一個重要理由。但如果不這樣，他在那個環(huán)境下是很難生存下去的。
　　徹底的個人利益最大化者謝若林，也得到眾多觀眾的認同。人們認為這人雖俗，但至少不假，能把他對“金錢”的追求貫徹到極點。謝的身份也是一名特工，但他對余則成等人的思維方式感到遺憾，說“生意場上的事，怎么老用間諜的思維來看呢”，他還說：“您要是共產黨，我得像祖宗一樣的天天供著您呀。誰要是說出去，那他腦子那是缺斤短兩。”他這話乍一聽確實雷人，但稍微想想，也有道理。在他看來，人既不是為共產主義活著，也不是為三民主義活著，歸根到底是為自己活著，奮斗的目標就鎖定在為自己。這就是他的人生宗旨，在個性、個人價值被張揚的今天，他的這個“歪理”，也能與人們觀念中的某個部分產生某種共鳴。
　　雖然人們可以理解吳敬忠和謝若林，但從《潛伏》中，還是折射出人們對當前社會中腐敗的強烈不滿，并希望找到某種掃除腐敗、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從余則成、翠平的身上，人們能夠感受到一種力量，這是一種在當代社會相對缺失的感覺和力量。從這種力量中，人們可以收獲一種希望。李涯被很多人所欣賞的原因，也在于此。
　　
　　三、當代中國的價值觀
　　
　　從人們對《潛伏》的喜愛中，可以折射出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對觀眾來說，他們的價值觀，既不像余則成、翠平、李涯這些人那樣，是堅守信條、為理想不惜付出重大犧牲；也不像吳敬忠、陸橋山、謝若林這樣。如果做人像余則成這樣，在當今社會中會格格不入；像吳敬忠那樣，心中又多少覺得不高尚，有些可鄙。但在這兩組人身上，都有大眾可以接受、愿意接受、甚至不得不接受的東西，這兩組人在公眾那里都能得到共鳴。
　　這反映了當代中國人面臨的價值觀上的一個根本難題：就是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自己心中的基本操守，堅守自己的道德、價值底線。如何在賺錢、琢磨跳槽、思考如何打敗競爭對手的同時，又要找到自己精神的錨點、明確做人的意義，找到精神上可以告慰自己的東西。
　　這個難題的產生，是社會價值觀變遷的結果。二三十年前，共產主義被視為不容挑戰(zhàn)的、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此后，中國經歷了一個價值多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力量逐漸顯現。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國家政策鼓勵的結果。
　　中國的政治價值觀經歷了重要轉變，由此也產生了一個一直未能妥善解決的內在難題，這個難題的一開始是如何在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中，把對金錢的追求合法化。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專門拍了許多影視作品，其導向是提倡人們發(fā)家致富。這一導向取得了成功。但由此帶來的后果也很嚴重，出現了很多問題，特別是傳統(tǒng)道德和價值觀的瓦解，導致社會生活的空虛，很多人看不清生活的意義。
　　到后來，這個問題變成了它的反面，就是如何在把對金錢、物質利益的追求合法化以后，繼續(xù)維持和鞏固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信仰問題的性質在于，一個人同時要逐利，同時要有精神追求，要過有意義的生活。而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克制和抑制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這就產生了一種張力，這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難題。
　　從這個轉變的過程看，一開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還非常窮，那個時候，金錢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當時的人同時還有著比較強的信念和道德觀念，對金錢的“腐蝕”又有一定的抵抗力，社會價值觀轉變的大方向雖然不會改變，但轉變過程相對平穩(wěn)，大體還有一種平衡。
　　隨著這個轉變過程的繼續(xù)進行，金錢的影響力逐漸上升，而信仰的抵御能力逐漸下降，金錢的誘惑越來越難以抵御，直至道德上的虛無主義，類似于謝若林這樣的想法，在很多人的心中萌芽、生長。這種精神狀態(tài)變化造成的外在表現，是腐敗的高發(fā)，以及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這種狀況的形成，并不是某個人理性設計的結果，而是社會演化的產物。
　　現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雖然中國經濟談不上有多先進，但大家都還過得去。人們不那么窮了，但信仰也沒有了。生活的趣味并不大，對金錢的渴望雖然還在，但也不是那么強烈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仰問題重新被提出來。當前，中國社會還處在繼續(xù)轉型的過程中，還在往前走，但人們對于往哪里走，如何走，有時也會產生困惑，覺得需要停下來想一想。
　　從社會價值觀發(fā)展的角度看，當前需要的是融合，這也是中國思維傳統(tǒng)的強項，就是把一些性質上不同的東西，以實用主義的方式調和在一起。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變化的方向，或者說需要完成的任務，是把發(fā)展經濟、繁榮富強、奔向小康、維護個人權益這些東西，與理想、主義、抽象的價值觀和信仰相調和。如何厘清它們的關系，緩解它們內在的張力，是未來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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