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蟹工船》現象”及其啟示

□李云雷

2009-6-19 【左岸特稿】

                                          
 
   《蟹工船》是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發表于1929年。令人驚異的是，在80年之后，這部作品再度成為暢銷書，在一年內銷出60萬冊，并被改編為漫畫、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成為2008—09年日本最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也是一種具有癥候式的文化現象。不少人都在追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部作品再度流行，并在青年讀者中引起閱讀的狂潮？本文試圖綜合不同角度的分析，并探討這一現象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啟示。
 
1、《蟹工船》與“蟹工船現象”
 
中國讀者對小林多喜二及其《蟹工船》并不陌生。小林多喜二1903年出生于日本秋田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8年至1929年，小林多喜二積極參加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運動，寫出了《防雪林》《蟹工船》等作品。1930年，加入日本共產黨。之后，他又寫了《沼尾村》《為黨生活的人》等小說，表現了日本的工農運動和日本人民反侵略的斗爭。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軍警特務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寧死不屈，被迫害致死，年僅30歲。
《蟹工船》，主要講述了在日本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一群失業工人、破產農民、貧苦學生和十四五歲的少年，被騙受雇于蟹工船，在非人的環境下被強迫從事繁重的捕蟹及加工罐頭的勞役，受盡欺壓，最后勞工們終于忍無可忍，團結起來，與監工們展開了一場血腥的抗爭活動。《蟹工船》真實地描寫了漁工們由分散到團結，由落后到覺悟，由不滿、反抗到進行有組織的罷工斗爭的過程。這部作品雖以蟹工船為舞臺，但它通過船上各階級代表人物，包括作為資本家代理人監工的淺川的活動，以及“秩父號”的沉沒、川崎船的失蹤、帝國軍艦的“護航”等情節，有機地把蟹工船同整個日本社會乃至國際社會密切聯系起來，展示了兩大階級的對立和斗爭。
   《蟹工船》最初發表在日本左翼文學刊物《戰旗》1929年5、6月號上，同年九月出版單行本，隨即引起整個文壇的廣泛重視。日本文壇最大的綜合性雜志之一的《中央公論》主動向小林多喜二約稿，其他報刊也紛紛發表評論文章，給予積極評價，他的文學地位得到了文壇的廣泛承認，并產生了國際性的影響。
    對于《蟹工船》，我國文學界也很重視。早在1930年初，夏衍就以“若沁”的筆名在《拓荒者》第一期上發表了《關于<蟹工船>》一文，文章寫道：“假使有人問：最近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杰作是什么？那么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1930年4月，陳望道等主持的大江書鋪出版了潘念之譯的《蟹工船》，但不久即被國民黨反動當局以“普羅文藝”的罪名密令查禁。此后還出版了葉渭渠、李思敬等人的不同譯本。當小林多喜二被虐殺的噩耗傳來，曾激起我國進步文學界的極大義憤。[1]
在日本國內，小林多喜二也以其卓越的藝術才能，以及為無產階級而奮斗犧牲的精神，在文學界尤其是在左翼文學界享有崇高的聲譽，藏原惟人指出，“小林多喜二活動的1925-1933年，是日本解放運動開始明確地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向，以此為指導思想的時代，是國內階級斗爭極其尖銳的時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卻以尖銳的形式反映了當時激烈的斗爭，留下了許多文學功績，但是在實踐中，還沒有產生很多能回答爭取群眾的問題、與廣大人民血肉相連的作品。小林多喜二是在這個時代中比誰都更多地回答了這類問題、并親身實踐了的作家，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作品成為這個時代無產階級文學的頂峰。”[2]
二戰后，日本每年2月20日都要舉辦全國性的“多喜二祭”，另一位左翼作家宮本百合子去世后，與多喜二合祭，稱“多喜二、百合子祭”。在2008年突然暢銷之前，《蟹工船》每年的銷售量只有5000冊左右，但也較為穩定。
《蟹工船》的暢銷有一個契機，2008年1月9日，《每日新聞》刊登了著名作家高橋源一郎和偶像作家雨宮處凜的新年對談“差距社會：追尋08年的希望”，展望日本社會以及文學界的走向。對談中，雨宮提到：“昨天偶然讀到了《蟹工船》，我覺得與現在的自由打工者的狀況非常相似”，“現在年輕人的勞動條件非常差，讓人感到《蟹工船》是真實的”。同樣是自由打工者的長谷川仁美從《每日新聞》上看到這篇文章時，對雨宮的話產生了共鳴。她深受到啟發，在書店里豎起“‘working poor（貧困勞動者）’必讀！”的廣告牌，從這里開始，《蟹工船》很快就風靡全日本，形成了一種“蟹工船現象”。
這一現象包括不同的層面：首先是小說《蟹工船》及改編作品的暢銷。僅新潮社的“新潮文庫”一種，一年內銷售六十萬冊。 其他出版社的文庫本《蟹工船》同樣受到讀者的青睞。除去文學文本以外，2006年，由白樺文學館多喜二文庫策劃編輯、藤生剛作畫的《漫畫蟹工船》由東銀座出版社出版后，到2008年5月重印了四次。其他出版社也紛紛跟進，出版社之間的競爭使《蟹工船》以及相關圖書成為2008年日本出版界炙手可熱的圖書。另據介紹，繼1953年改編為電影之后，《蟹工船》又一次被搬上了銀幕，并計劃在2009年夏天上映。
其次，“《蟹工船》現象”可以說是一個媒體事件。2008年5月，日本有影響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幾乎同一時間接連報道了“《蟹工船》現象”，地方報紙也加入了相關話題的報道。更具影響力的是電視媒體的報道，包括NHK（日本廣播協會）等日本各大電視網都報道了《蟹工船》的暢銷以及所引發的對社會現實的討論，富士電視臺甚至在娛樂節目當中討論 “《蟹工船》現象”。NHK不僅在國內新聞中進行報道，還在國際頻道中用英語播送了專題節目，向世界介紹了“《蟹工船》現象”。[3]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部80年前的小說再次受到關注呢？這也是各方議論的焦點。
 
2、為什么會暢銷？
 
《蟹工船》的再度流行，有幾個突出的特點：首先是讀者都比較年青，大多為出生于上世紀80、90年代的青年人，多數媒體認為青年人面對就業環境的惡化、貧富差別的擴大、生活貧困的現實，能夠從小說中找到共鳴。例如《朝日新聞》（2008年5月13日）的報道標題為“現在，《蟹工船》受到青年人的歡迎，不向貧困屈服的堅強是小說的魅力嗎？”其中引用了一個26歲的青年讀者的感想，他說：“我很羨慕小說中的工人們團結一致面對敵人的做法。”
其次，讀者不是從思想上，而是從個人的現實處境與切身體會中出發，對《蟹工船》產生了認同感。而這又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惡劣工作環境的不滿，二是對工作制度及管理者惡劣態度的不滿。在小林多喜二的母校小樽商科大學，2008年還舉辦了“《蟹工船》讀書隨筆比賽”。獲獎的一個職員認為：“《蟹工船》里出現的工人們，都是我的兄弟，使我產生錯覺，他們似乎就在我的周圍，令人感到親切。”獲得特別獎勵獎的竹中聰宏只有20 歲，他在文章中寫道：“現在的日本，有比蟹工船上死去的勞工還要多的人們，被生活所壓迫。”
再次，讀者或媒體最為關注的不是小說的“文學性”或“現實性”，而是其“隱喻性”或“象征性”。作為一部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說，《蟹工船》對漁工的艱苦生活做了細致入微的描述，而當今的讀者關注的并不是小說中具體的“生活”，而是抽象的“艱苦”，并將之與個人的現實處境聯系起來，從而產生共鳴；另一方面，寓于“真實性”之中的“傾向性”，也即覺醒—團結—斗爭的“方向”，也為如今的青年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與動力。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蟹工船》的再度流行并非僅僅是由于它的“文學性”，而首先在于它在思想、象征或“傾向”上契合了當代讀者面臨的社會問題，從而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想像性的滿足”。或者說，正是青年人的現實境遇，使他們選擇了這部小說。這里，我們有必要對日本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狀況略作一些介紹與分析。
1990年代以來日本的經濟停滯與不景氣，使日本工人的總體狀況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動，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工人生存狀況的惡化。這主要表現在:日本企業引以為豪的終身雇傭制與“年功序列制”[4]的瓦解，工人福利的消失，不穩定的或臨時性的用工方式，如“派遣工”呈大幅度上升，臨時工現在占到全部工人的三分之一；貧富差距的拉大，使“一億總中流”——即生活屬于中等程度的國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在結構上瓦解，出現了新的“貧窮階層”，如今日本已成為發達國家中貧困率排名第三的高貧困率國家[5]；勞動強度的加劇與勞動時間的增長，不斷有“過勞死”的新聞在媒體曝光，也有不少員工因工作上的壓力而自殺[6]；青年人就業難、大學畢業生就職難的現象日益凸現，日本媒體指出，當前由于經濟不振和雇傭關系惡化，大學畢業生們面臨“就職冰河期”，即使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也難于找到理想的工作。
這樣的社會現實，可以說是“《蟹工船》現象”出現的背景與主要原因，然而“《蟹工船》現象”的出現不是孤立的，新版與漫畫版《資本論》的暢銷，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另據報道，近年來每年都有幾千人申請加入日本共產黨，而在新入黨的黨員中，30歲以下的占到兩成左右。
另一方面，占據日本文化主流的是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娛樂文化與流行文化，在文學界則是村上春樹、村上隆等作家，以及通俗小說與“另類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很少觸及具體的社會現實，而以虛幻的想象給讀者以滿足，在思想界則是右翼的或保守的力量占據上風，將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比如將失業問題解釋為中國、韓國、朝鮮“奪走了他們的飯碗”，從而制造出以民族主義情感為內核的意識形態。
在這個意義上，“《蟹工船》現象”的出現，是日本社會與文化思潮的一個具有癥候式的現象，這可以說是當代青年試圖對自身處境與命運進行認識與把握的一種反映，也顯示了左翼思想與文化在日本社會影響的增強，這在“金融危機”之后必將會有進一步的顯現。
 
 
3、“反思”，或者啟示
   
但是從總體上來說，“《蟹工船》現象”只是一個征兆或開始，尚不能作為左翼文化占據優勢的一個表現，這從以下幾個現象可以看出：（一）新潮文庫版的《蟹工船》一書，還附有小林多喜二的另外一篇作品《為黨生活的人》，這是小林多喜二轉入地下負責部分黨務時期的小說，也是更具黨派色彩的左翼小說，但在這次的暢銷與廣泛的討論中，《為黨生活的人》顯然沒有受到同樣的重視，甚至很少被提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盡管青年人關注《蟹工船》與小林多喜二，但這種關注是有限度的，僅限于與個人經驗引起共鳴的部分，而并沒有擴展到理論上的較深層次；（二）與上一個現象相似，小林多喜二與《蟹工船》的暢銷，并沒有帶來其他左翼作家作品的暢銷，而只是一個孤例，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我走了幾家書店，只有看到新潮文庫的《蟹工船》成列成堆，其它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舉例說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完全看不到。”[7]這同樣說明了青年人對《蟹工船》與左翼文學的“接受”是有限度的，或者并不是有清醒的認識與把握的，而只是處于朦朧的、經驗層面的認同；（三）在日本的暢銷書市場上，最暢銷的書往往會達到上千萬冊，或者幾百萬冊，如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以及一些歷史小說、偵探小說等，與這樣的銷售數量相比，《蟹工船》的“暢銷”其實也是有限度的，而這也只是在文學書籍范圍內比較，如果與充斥暢銷書市場的各種政治、經濟、實用、勵志類圖書相比，《蟹工船》對青年讀者、對當前文化整體上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蟹工船》現象”在日本尚未引起對左翼文學或左翼文化的深刻反思，而只有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才能重新激活左翼文化的內在活力，才能使之成為植根于現實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范式，才能對當代文化或青年讀者具有真正的影響力，而不是僅僅曇花一現，或者僅僅成為暢銷書市場上的一個點綴，一個古老而又新鮮的異類或“另類”，一個被展覽、被消費而不具備實踐性的“商品”。有文章指出，“1990年代后半期以來，左派知識分子對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和年輕人的右傾化抱有強烈的危機感，在批判現實政治的同時，和歪曲歷史事實、宣揚愛國主義的“右翼”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另一方面，年輕人卻開始對左派知識分子的啟蒙者的姿態、真理代言人式的語調、缺乏現實感覺的陳舊的口號等產生了反感。……說得極端一點，《蟹工船》流行的意義恰恰就在于讀者并不是從思想出發而是從切身體會出發，試圖自己來摸索理解世界的渠道。所以，《蟹工船》的流行對左派知識分子而言與其說是斗爭的成果，毋寧說是更明確地指出了問題的所在。”[8]對于左派知識分子來說，如何在現實生活的具體感受中喚起青年人的認同，而不是以抽象的理論簡單地說教，應該是處于低潮期或者“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左翼思想所應采取的策略。
盡管“《蟹工船》現象”存在上述種種值得反思之處，然而從整體上來說，這對于左翼文化來說無疑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我們的分析只是希望左派知識分子不要陷入盲目樂觀，而應從中受到啟示，使這一現象成為左翼思想產生實質性影響力的開始，而不是其“終結”。
以上主要是對“《蟹工船》現象”在日本的影響做出的分析，那么在我們中國國內，我們的知識界或文學界，應從這一現象中得到什么啟示呢？我注意到，這一現象在國內主要的報紙、網站都得到了報道，但這種報道除了極少的文章，大部分是新聞式或“獵奇式”的，屬于邊緣文化、弱勢文化對“中心文化”或強勢文化的應激反應。即使在較為深入的文章中，也僅限于日本相關情況的介紹與分析，而沒有將之與我國的文學現狀與文學研究現狀相聯系，進行深入探討。這里我嘗試著提出一些思考問題的角度，或許能使這一現象給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以一定的啟發。
首先，我們該如何評價中國的“左翼文學”？中國的“左翼文學”從1920年代興起，延續到七十年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遭遇了截然不同的評價。而從1980年代以來，伴隨著去革命化與去政治化的思潮，這一文學傾向逐漸被貶低與輕視，甚至不被視為“文學”。雖然新世紀以來，有少數學者對“左翼文學”加以重新評價與闡釋，但對之的整體認識與評價還遠遠說不上是客觀、全面、公正的。在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空前的今天，在左翼文化在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抬頭的今天，我們是否該重新審視中國的“左翼文學”？
其次，中國的“左翼文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派別，有與其他派別以及內部不同派別的激烈爭論乃至批判，有獨特的國情與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如果以日本“左翼文學”的發展為鏡鑒重新審視，是否適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適用？如何重新認識文學上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或普遍主義？在資本主義及其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左翼文化是否也有“全球化”或者聯合起來的可能性？
再次，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如何重新認識文學的“真實性”與“傾向性”、文學的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的關系？這是一組復雜的文學理論問題，需要做出深入細致的分析，不能像“文學是階級斗爭的晴雨表”那么簡單粗暴，也不能以一個“文學的向內轉”就瓦解了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而應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在藝術提煉與思想表達之間持一種更為復雜的態度，應該從具體的文藝實踐與文藝現象出發，提出新的命題、新的范式與新的角度，而不能從抽象的理論出發涵蓋一切，這也是理論界與文藝界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最后，我們該如何看待“底層文學”在新世紀的崛起？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底層文學”的出現及其發展，與中國現實的變化、思想界的論爭議及文藝界的轉變有密切的關系，也可以說是“左翼文學”或“人民文學”傳統在新世紀的繼承與發展。但這一思潮卻并未得到足夠的評價與認可，其自身發展也仍受限制于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思想框架，如何在思想上突破“人道主義”、“人性論”，如何在藝術上突破西方中心論與“文學進化論”，以“中國”與“底層”為主體發展出新的藝術形式，仍是其能否得到繼續發展所面臨的難題。
以上是由“《蟹工船》現象”的啟示對國內文學研究的一些反思，這只是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為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1] 參見胡從經《紀念〈蟹工船〉出版五十周年》，《讀書》 1979年第2期。魯迅曾為小林多喜二之死發去唁電：“日本和中國的大眾，本來就是兄弟。資產階級欺騙大眾，用他們的血劃了界線，還繼續在劃著。
但是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先驅們，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個實證。
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堅定地沿著小林同志的血路攜手前進。
魯迅”
以上原是用日文擬的，題為《聞小林同志之死》，最初發表于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一九三三年第四、五期合刊，亦參見上文。
[2] 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和宮本百合子》，劉海東譯，李心峰校，參見林煥平編《藏原惟人評論集》，未刊稿。按，藏原惟人為日本1920—30年代革命文化界的理論家與思想領袖，對我國左翼文化運動也產生過相當廣泛的影響。作為小林多喜二的“師友”，他對小林多喜二亦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寫完《蟹工船》翌日，小林即將手稿寄給藏原惟人，并在信中說，“這部作品里沒有所謂的主人公，沒有個人傳記式的主人公或類似的人物，是把勞動者的集體當作主人公的。在這個意義上，我想是比《1928年3月15日》前進一步了。”此外，小林多喜二的《為黨生活的人》，在“附記”中也特意標明“獻給藏原惟人”。又，《藏原惟人評論集》系林煥平先生在19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組織翻譯的，迄今尚未出版。
[3]以上情況介紹，綜合、參考了燕山獨步《經濟危機與“《蟹工船》現象”》等文章。
[4] 即按照一定工作年份的積累，可晉級與加薪的制度
[5]《日本中產階級社會崩潰 貧困人口已經接近2000萬》，http://www.cnss.cn/xyzx/hqsy/200609/t20060914_30206.html
[6]“在經濟復蘇過程中，2002年，與工作相關的死亡案例增加到317個，包括160例過勞死。1998年，年度自殺人數首次超過3萬，2003年達到34 427人。日本的自殺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是美國的兩倍多。在自殺的原因中，經濟和生計問題占26%，工作失敗占6%，疾病占45%，后者中很多是與工作或多或少有關聯的精神和生理疾病。過勞死和自殺人數增加如此多象征著大多數日本工人正面對失衡的、日益惡化的和艱苦的工作生活條件，這與資本主義大公司恢復盈利能力形成強烈的對比。”伊藤誠著《日本經濟危機與工人階級生活惡化》， 黃芳、查林摘譯，《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9期，另參見《豐田員工猝死震驚日本 每天加班五個多小時》等新聞。
[7]《思考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暢銷旋風的意義》，原載日本《思想運動》雜志，中譯載于《批判與再造》，林書揚譯
[8]石岫《危機鏡像：〈蟹工船〉話語解讀》，《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1月17日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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