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云雷

　　近讀查建英的訪談錄《八十年代》，其中有幾處談到陳映真，且與大陸作家多有錯位之感，甚至話都無法說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憶、祝東力亦有談及陳映真處，試摘抄并略加評論如下：

　　阿城：……我記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國見到陳映真，他那時在臺灣編《人間》，《人間》雜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過了十年，大陸才開始有很多人拍類似的照片了。我記得陳映真問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農民？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鄉下想過的問題，所以隨口就說，我就是人民，我就是農民啊。陳映真不說話，我覺得氣氛尷尬，就離開了。當時在場的朋友后來告訴我，我離開后陳映真大怒。陳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寫字的人，將自己精英化，無可無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來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沒有啊。不過在精英看來，也許人民應該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會有“你怎么看人民”的問題。所有的人，都是暫時處在有權或者沒權的位置，隨時會變化，一個小科員，在單位里沒權，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權，可以決定或者干涉一下兒女的命運。你今天看這個人可憐，屬于弱勢群體，可是你給他點權力試試，他馬上會有模有樣地刁難起伏別人。這是人性，也是動物性，從靈長類的社會性就是這樣。在我看來“人民”是個偽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飾，都顯得矯情。

　　查建英：我見到陳映真是在山東威海的一個會上，那都九幾年了，他可能真是臺灣七十年代構成的一種性格，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精英意識、懷舊，特別嚴肅、認真、純粹。但是他在上頭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人就在那里交換眼光。你想那滿場的老運動員啊。陳映真不管，他很憂慮啊，對年輕一代，對時事。那個會討論的是環境與文化，然后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說，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脫貧哇！后來聽說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說：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么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這也成段子了。其實張賢亮和陳映真年紀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敘述頗富功力，三言兩語便將張賢亮的形象勾畫了出來，與我們從《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謬。或許在張看來，“性”與“金錢”便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了，但為了現代化，甚至吁請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于今看來卻大謬不然，20多年來發展所付出的環境的代價太過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塵暴都會給我們以提醒，對這樣的“現代化”應該加以反思。

　　阿城的說法，是想以“人性”、“動物性”來否定人的“社會性”與“階級性”，這我們在魯迅與梁實秋的論戰中早就看到過了，魯迅無疑是正確的，即在“人性”、“國民性”之外，“階級性”是理解現代社會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視角，所謂焦大不會愛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撿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惱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為或許不無道理，因彼時距“文革”結束未遠，對階級斗爭的強調與擴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積極意義，但今日貧富分化如此嚴重，若仍如此說，則可謂對社會之真相殊無了解。

　　又，阿城與陳映真的矛盾在于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阿城處于反思“極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陸，而陳映真則處身于資本主義的臺灣，所謀求的是“解放”的理論與力量，故二者產生了頗為吊詭的“錯位”。伴隨著大陸逐漸“走向世界”的步伐，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更深的了解，對陳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對陳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側面也反映著中國社會與中國作家思想的變化。

　　該書中又有——

　　陳丹青：……我記得安憶描述他在美國見臺灣作家陳映真，陳問她以后打算如何，她說：寫中國。陳很嘉許，夸她“好樣的”。安憶聽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么淺薄啊！為什么“寫中國”就是“好樣的！”哈維爾絕不會夸昆德拉：好樣的！寫捷克！屈原杜甫也不會有這類念頭……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對陳映真頗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陳丹青此處的說法尤為激烈，直斥之為“多么淺薄啊！”，或許這與言說者性格不同相關，但情感的指向是鮮明的。陳丹青所反感的是，為什么“寫中國”就是“好樣的！”？此中我們不難看出其背后“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獲得西方承認為榮，而對“寫中國”，描繪中國的變化并在其中產生一定的影響持不屑的態度。這樣的思路在今天無疑是值得反思的，我們應該承認現在不存在一個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適性的制度安排與唯一的發展道路，中國應走自己獨特的現代化之路，并在這一過程中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強調中國道路的獨特，不是為所謂“極權社會”辯護，“極權社會”我們也是反對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倒：一、所謂“世界秩序”不會允許中國毫無代價地加入其中；二、中國也不能繼續走像西方那樣的殖民主義的老路；三，中國有獨特的國情：9億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悠久、豐富的文化傳統，社會主義的遺產等等；四，即使中國能夠加入所謂“世界秩序”，也不能僅以“加入”為目的，而必須對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變。

　　此段談的是王安憶，不過王安憶的想法與陳丹青頗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憶談及陳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納雄耐爾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資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圣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后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說里，它被譯成“義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糕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糕盡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著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含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志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臺灣監獄里，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臺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后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沖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干部作風真壞！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么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么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作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閱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系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著向他作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資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煙。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對著這樣一個迫切要了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夸張其辭也是有的。開端，我以為他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說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為了說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了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說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說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段。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么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么呢？我說什么，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里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凌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么過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里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圣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未知，時間已不允許我羅嗦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岡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里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復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后來者說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逕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幫助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YX示威，扛旗走在臺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讀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么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屬性反而印象淡薄。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么簡單。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屬性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里，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于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臺北打來的吊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言稿，很欣慰，覺著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布福音；當他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與我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們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者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后，成了掉隊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按：我們都知道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即是以陳映真為原型的，此文表達了與那篇小說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多年來王安憶對陳映真的“接近”，但這種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將陳映真當作“偶像”與“前輩”，當作一個可以崇敬的人，卻并不理解（雖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憶看來，陳映真的思想是“烏托邦”，是對現實邏輯“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這是他們真正的“隔膜”之所在。王安憶對烏托邦的態度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過于執著、認可或接受現實與現實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說越來越瑣屑、細碎，在精神上則缺乏一種超拔的力量。

　　最后，我要說到祝東力老師對陳映真的理解，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按：此處并沒有直接說到陳映真，祝老師似也沒有直接寫到陳映真的文章。但在我與他的閑聊中，他曾說起90年代初中期見到陳映真時的震動，一方面是對陳映真的精神的震動，他說那是陳映真已華發滿頭，但談笑風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則是對陳映真“思想”上的共鳴，我認為正是陳映真與其他思想資源的影響，以及90年代中國現實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終達到了上引段落的認識高度。

　　以上略談了阿城、張賢亮、陳丹青、王安憶、祝東力對陳映真的理解，這個過程也是20多年來中國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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