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文學”與歷史的可能性

曠新年

　　我對這個話題感到有些疑慮，中國目前有沒有所謂“新左翼文學”?文學傳統自有它的力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1期曾推出“左翼文學筆談”，《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年第6期曾推出“文藝與人民性”的專題，“人民性”這個概念被重新召喚出來。這個話題可能直接與曹征路的小說《那兒》有關。《那兒》在《當代》雜志2004年第5期發表以后，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被認為是2004年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一部中篇小說受到如此之多的關注和討論，這種盛況是空前的，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未曾有過的事情。
　　《那兒》發表后，有些人把它歸入左翼文學的傳統。《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發表了季亞婭的《“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和它的力量》。李云雷在《轉變中的中國與中國知識界——(那兒)討論評析》中對圍繞《那兒》所展開的熱烈爭論作了很好的梳理。他指出，《那兒》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和思想界的背景密切相關。離開思想界、文學界的爭論，我們將難以解釋《那兒》為何會引起這樣普遍的熱情。“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純文學”反思、郎顧之爭、MBO與國企改革等上個世紀末延續下來的一系列爭論都進入了這篇小說。張碩果有一個觀點非常有意思：《那兒》不是一篇關于工人的小說，而是一篇描寫當代中國“左派”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那兒》切合了新的思潮，重新審視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新的左翼文學的一個起點。曹征路在李云雷的訪談里也談到他的創作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思想界對改革的爭論，特別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對他的影響。他還談到了中國人歷史觀的變化和對工人階級的重新認識。《那兒》重新關注和思考工人階級的命運，直接介入了對于改革的反思。
　　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正在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國人自己對于中國都各有各的看法，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徑庭。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存在著所謂“闡釋中國的焦慮”。每一個人從不同角度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當然，解釋和命名是一種掌握和控制的努力。一位外國人說，在中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的中國——如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改革開放”和“新時期”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已經延續了將近30年。“改革開放”以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早已經從大學畢業了，他們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他們對于社會主義歷史的了解完全來自于“傷痕文學”的敘述。今天我們面臨著全新的問題：全球化、權力資本化、兩極分化、減員增效、貪污腐敗、三農問題、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等等。我們不得不超越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眼光。
　　“改革開放”以來短短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歷了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劇烈的巨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道德都急劇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迅速地造成了最嚴重的地區和階級分化，成為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快速釋放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并不是所有人公平地分享了這些財富。新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在1989年以后，中國知識界構造了“自由與民主”、“效率與公平”的對立，以“自由”的名義反對“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義將腐敗合理化。“改革開放”越來越像一場“零和博弈”：在少數人暴富的同時，最廣大的社會群體第一次淪為了絕對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權力、資本和知識的利益集團已經結成緊密、穩定的聯盟。今天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沒有責任的上層和一個被全面剝奪的下層。中國是矛盾、曖昧的。“中國形象”與社會基礎嚴重斷裂。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現在中國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中國有著迅速的經濟增長，巨大的生產能力。在世界上同時存在著“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國崩潰論”的論調已經談論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國卻至今沒有崩潰。在中國，專制與自由同體，暴富與貧窮攜手，樂觀和悲觀并存，希望與失望共生。
　　改革的一個最明顯的結果就是底層的出現。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層》中所寫的：“權力和金錢可恥地結合。‘窮人’的概念再一次產生。”在討論《那兒》的時候，許多人將它與所謂“底層敘事”聯系起來。陳曉明發現，底層的苦難成為當今小說敘事的主體故事，同時對底層苦難表現伴隨著仇恨與暴力。邵燕君在《“底層”如何文學?》中說，2005年以來，“底層”問題成為了當前文學最大的主題，翻開文學期刊，到處可以見到“底層”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現苦難時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極端化，“底層敘述”變成了不斷刺激讀者神經、比狠比慘的“殘酷敘述”；有的作家以簡單的“城鄉對立”、“肉食者鄙”等線性邏輯理解復雜的“底層問題”，以苦大仇深作為推動故事的情緒動力，于是“底層敘述”變成了隱含的“仇恨敘述”。
　　《天涯》2005年第5期發表的劉繼明的《我們怎樣敘述底層?》中也提到，“底層”正在成為一個頗受關注的話題，從知識界、文學界到大眾媒體，都能聽到這個很久以來幾乎被遺忘了的詞匯。底層問題浮出水面，折射出當前中國社會的復雜形態和思想境遇。底層敘述存在的問題是，將“底層”抽空，變為中性的、祛除了意識形態和歷史內涵的“弱勢群體”等詞語，化為人道主義修辭，而作為文化、社會、歷史、政治同特定的現實語境的復雜糾結和粘連卻被連根斬斷了。
　　“底層”問題很容易產生兩種傾向：一種是道德化傾向，即所謂“底層秀”。如果所謂“關注底層”變味成主流意識形態、精英文化和大眾媒體為自己臉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揮灑廉價同情心的佐料，還不如讓底層問題仍舊回到那個被遺忘和拋棄的歷史角落。另一種傾向就是審美化。“苦難”和“底層”獲得了某種具有普泛性的所謂純文學品格，被抽象化或“內心化”。對“底層寫作”、“關注底層”這樣的說法，我一直懷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對一位朋友說，底層寫作要用鞭子狠狠抽打。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里，全球左翼運動失敗和沉沒了。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從來沒有如此躊躇滿志過，甚至宣告歷史已經終結了。今天對于資本主義的野蠻力量，左翼沒有組織起任何有力的抵抗和狙擊，對于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有力的批判力量乃至批判的可能性。全世界左翼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希望中國出現奇跡。我則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些奢侈。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深有感觸。1980年的時候，梁漱溟很樂觀地說：“我認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要轉入社會主義。”他的話今天聽來恍如隔世。今天，社會主義已經被污名化了。幾年前，錢理群說：“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我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認為，社會主義遺產是我們可以繼承、借鑒的一種資源。問題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在今天不能成為一種資源?黃紀蘇說，許多人覺得一絲不掛的資本主義要比三點式的社會主義痛快實在。社會主義有著可怕的歷史負擔和現實陷阱，尤其是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談論“社會主義遺產”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困境。
　　不僅全世界左翼全面沉淪，而且中國的左翼也正處于分化之中。最近一兩年，中國的政治似乎有一種左轉的勢頭，但是，左翼思想卻在進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喪氣地發現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劇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這種轉變是“一國社會主義”必然的結果，在一國之內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國際，就沒有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運動一開始就是“國際”的，必須突破民族的局限。這種民族主義轉向并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在2004年右翼思想開始頹敗的同時，左翼思想也同樣失去了動力。2006年，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喪失了思想的沖力。
　　我們面臨著想象力的貧乏和失敗，這種想象力的失敗就像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蘇聯，最終導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國家的崩潰。當然，問題的根本在于，由于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國想象的空間是極為有限的，因為今天中國在所謂“歷史的終結”的單極世界條件下遠遠不如60年代當時兩個陣營并存的時代所提供的想象空間。不過，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只剩下僵硬退化的官僚機器，這個體制選拔出來的是越來越平庸和無能的接班人，和蘇聯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天中國存在一個活躍的、生機勃勃的市場，即使這個市場是一個骯臟不公的權錢交易的場所。這個市場全面擁抱全球化，直接接軌世界市場，它充滿著無數的越界交換和生機盎然的活力。我感覺到今天不論是所謂左派還是右派都面臨著想象力的失敗，都提不出任何新的有力的遠景和方案。90年代以來，我們嚴詞譴責烏托邦、理想主義，“現實”越來越強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這個時代這樣，沒有為理想留下絲毫空間。理想、觀念和激情曾經經歷過巨大的挫折和徹底的失敗。我們闖入了一個無根、無道、無法的“消費主義”天堂。
　　人們常說，眼見為實。但是，我們親眼所見的就是“現實”嗎?我記得一位作家說過，寫作是一種質疑。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寫實”潮流以后，自然主義代替了現實主義。當“分享艱難”的所謂“現實主義沖擊波”出現以后，寫作成為了一種對于現實的妥協、屈從，甚至勾結。我把它看作是現實主義的死亡。如果要談論現實主義，我們必須在與自然主義的區分中重新喚醒現實主義。
　　實際上，每個人對于現實的看法都是不同的，有一些只看到表面的現實，看不到蘊藏的正在生長的現實。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布里吉特·凱恩在《地球·祖國》一書中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現實主義”：一種是不對抗現實，并且去適應它；一種是重視現實，以便改變它。事實上，某些在當時看起來是異常強大、無邊無際、堅不可摧的現實是短暫脆弱、不堪一擊的。就像蘇聯帝國，在它倒塌的時候，人們都感到非常意外。當它已經發生了的時候，許多人還在感嘆：這怎么可能?《地球·祖國》一書中寫道：“歷史不斷地向我們表明，在當時看來十分明顯和占壓倒優勢的現實何等脆弱。例如從1940年6月到1941年10月間，希特勒德國對全歐洲的統治表現為壓倒一切的歷史現實。德國軍隊在1941年夏天推進到高加索山脈。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兵臨城下，其陷落似乎無可懷疑。法國戰敗后成為德國的附庸。地處歐洲邊緣的英國在轟炸中蜷縮著。美國置身于戰爭之外。現實主義的做法似乎應該是適應不可抗拒的現實：向戰勝者屈服。然而戴高樂在1940年夏天看到了另一種現實。當大多數人以為戰爭已經結束時，他卻認為戰爭剛剛開始。”
　　今天無邊無際的、無情和野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最強大的現實，權力和資本對于勞動與人性的摧殘是一種不可反抗的“真理”，公平、正義和人性的尊嚴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可笑幻想。問題在于，我們能不能看到正在萌芽的或者蘊藏的現實。文學的本質是想象。文學是靈感，是一種預見，是某種臨界狀態的東西。文學并不是簡單地描寫現實、反映現實，而是發現現實，甚至創造現實。
　　談論左翼文學無可避免地涉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學無法回避政治就像文學無法不使用語言一樣。但是，長期被迫地去政治化已經變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左翼文學一旦穿上了20世紀30年代蘇聯官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制服，也就開始陷入了不可擺脫的危機。我認為，如果要企圖重新恢復文學的生命，那么就要使文學重新獲得政治感覺，使文學重新政治化。文學不能服從于某種外在于它的政治，真正的政治性常常正是文學性本身，形式就是內容的形式。就像盧卡契在某一天突然發現卡夫卡是現實主義一樣，左翼文學并不限于形式主義的現實主義。左翼文學正如內容上的激進性和批判性一樣，也必然表現為形式上的實驗性和探索性。
　　2005年由“改革年”變成了“反思改革年”。有人認為，改革已經到了一個拐點。強勢的利益集團把改革意識形態化，反復念誦“改革不可動搖”的咒語，這就像文革后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歇斯底里一樣，表現的只是焦慮而不是力量。有關改革的論爭，起因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嚴重利益失衡。精英越來越霸道與專橫，精英與大眾之間、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裂痕在加深。不管改革怎樣被神化，改革造成了嚴重的利益分化，這種利益分化造成的巨大裂痕再也無法掩蓋和回避，不爭論再也不可能了。孫立平說，改革共識已經破裂。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利益的時代”。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已經直接表現為深刻的利益分歧。準“善意取得”，不準“惡意討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最后演變為一場利益和財富掠奪的戰爭，并且以既得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為結局。前一段時間，在網上廣泛流傳的一個帖子《我是含著眼淚寫這段話的：去你媽的“陣痛”!》表達了底層對于改革的不同聲音。網上有一篇帖子講，現在中國最可怕的事情是無處講理。我認為，這樣的縫隙正是文學生存和大顯身手的空間。文學的一個重要使命和作用就是把這個“理”講出來。
　　李云雷在《底層寫作的誤區與新“左翼文藝”的可能性——以(那兒)為中心的思考》中說，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如余華的《活著》、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池莉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都是表達一種茍活的哲學；《那兒》則描寫了無論如何也活不下去之后的“市民”，被迫起來反抗的故事，而他們所找到的資源，也只能是社會主義對“正義與和平”的訴求。我在2003年寫的一篇文章《寫在傷痕文學邊上》中提出告別“傷痕文學”。整個“新時期文學”越來越成為了對于“當代文學”的否定，它把當代社會主義實踐甚至整個20世紀的歷史實踐都看作是一種壓抑和創傷，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口號。但是，實際上，革命在20世紀中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不過有時是從左的方向發生，有時是從右的方向進行。正如改革開放初期所說的，“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或者像張五常所說的，“可以用專制的手段搞市場經濟”。改革走極端如同文革走極端，一者是不顧一切地打擊資產階級，一者是不擇手段地培養資產階級，目標雖然不同，但是手段卻是相同的。
　　“傷痕文學”和“傷痕學術”有著密切聯系。20世紀結束和21世紀的到來，中國的主流學術已經從“傷痕學術”轉變成為了“買辦學術”。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不論是官方還是個人，都以“國際學者”，以參與學術的國際貿易為榮。中國當前主導的思想和知識視野是所謂“回歸世界主流文明”，這種觀點簡單地將美國定位為“文明”。在這樣一種視野中，不僅沒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參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沒有歐洲的參照和背景。至今為止，現代化是一個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化和使其他民族被迫喪失自我的過程。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一開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為一種“救亡”的手段出現的。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認為，這樣一個洋務運動的過程將要持續三百年的時間，再過一百年，中國會展現自己的文明特點，到22世紀，人們也就可以用中國的、印度的原理來考慮世界的問題，那時洋務運動就該結束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引人注目的崛起，將給歷史增加新的內容。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將被迫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
　　文學的想象力離不開思想的滋養。寫作的調整和解放有待于思想資源的變化。走出“傷痕文學”有待“傷痕學術”的全面反思。新的文學需要新的敘事和新的想象。我將《那兒》稱為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我主要是把《那兒》作為一種癥候來看。是否像改革初期的“傷痕文學”一樣，《那兒》的出現也預示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將近30年，已經超過了“改革開放”前的時間。今天，中國已走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關頭，是走向一個少數寡頭利益集團控制的中國，還是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這需要每一個中國人的參與、思考與努力。
　　中國今天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精英與底層、知識分子與民眾在利益和情感上徹底斷裂。一個可怕的現象是，中國有9億農民，但是農民沒有可能表達自己的利益，發出自己的聲音。20世紀80年代批判代言人這樣的說法，能不能代言確實是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不能代言，如果知識分子只代表自己的利益，9億農民沒有自己的話份，無法表達自己，將是什么結果?被壓迫者如何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如何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知識，如何形成他們自己的力量?
　　今天中國是世界上對時間和速度最敏感的國家，處在一種明顯的時間進程里面。中國擁有巨大和復雜的物質空間，“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四個世界”。但是，今天中國的空間感被巨大的時間焦慮所壓抑，意識不到它的空間之廣闊巨大與復雜異質。在這樣一種高速度中思想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外，在中國，你確實能夠感到時間和空間之間的一種深刻的辯證法。你能夠強烈地感覺到時間消滅空間。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斯大林以快速的工業化贏得了打敗納粹德國的時間，但是，蘇聯卻也為“趕超”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并且最終蘇聯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崩潰了。可見，蘇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一種根本上的脆弱性。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希望中國的速度能夠慢一點，能夠把速度降下來，留一點時間，來感覺、關心和思考它的空間。
　　梁漱溟在1980年樂觀地談論的民主和法制，在今天仍然是遙遠的目標和夢想。民主是一種制度安排，但又不僅僅是制度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工農力量的成長壯大，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便不可能到來。對于中國來說，確實正如哈貝瑪斯所言，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所以，中國的左翼和“左翼文學”必須從中國的土地上重新出發，才有可能找到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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