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讀完余華《兄弟》的下部，深為失望，不禁讓人懷疑，這竟是余華寫出來的東西？盡管《兄弟》的上部不好，畢竟還保留著一些余華獨特的敘述方式，這讓人心存希望，也許下部能挽回上部的頹勢，給人們帶來一個驚喜。但《兄弟》的下部出來了，卻比上部還差，簡直讓人不忍卒讀。小說寫宋鋼、李光頭兩兄弟在“文革”結束后一直到現在的生活，寫他們在時代變遷中命運的轉折，這本是個不錯的構思，但在作品中，作者卻既不顧現實生活的邏輯，也不顧敘述自身的邏輯，只是不斷饒舌地堆砌情節，讀來令人生厭。平心而論，小說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段落，比如宋鋼、林紅、李光頭的三角戀情，比如“處美女大賽”的狂歡敘事等等，但這些在全篇中卻只是吉光片羽，與整篇小說的氛圍也不協調。對比上部，我們懷疑，離開了血腥、暴力與殘酷，余華是否還會寫作？而一部小說如果不講結構，不講語言與敘述方式，那究竟會差到何等地步，讀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我們來說，也許更重要的問題不是小說怎么差，而是小說為什么會這么差？尤其是對余華這樣曾寫出《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讓讀者和評論家寄予厚望的作家來說，十年磨劍后，竟推出這樣一部作品，確實值得人們追問一下為什么。

我覺得這里首先是作家把握世界的藝術方式的問題，余華一直是以主觀化的方式來把握世界及其本質的，在他的作品中，敘述比現實更加重要，即他所說的“強烈的想象創造現實”，早期的先鋒小說固然如此，即使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我們看到的也是一個主觀的世界，其中的人物不過是一個個符號，是作者表達其理念的道具，作者通過獨特的敘事方式，將人物、故事、理念巧妙地結合起來，給我們呈現出一個藝術化的世界。主觀化的方式有利有弊，但只要與作家的藝術特點結合起來，也能寫出優秀的作品。對于主觀化的弊端，應該說余華也有所認識，在談及《兄弟》時，他不斷強調“正面強攻”、“強度敘述”，正是試圖超越的一種努力，但這一超越并沒有成功，所謂“強度敘述”也變成了過于主觀化的“強度敘述”，作者對所要描述的“文革”與“改革”兩個時期并沒有整體上的認識與把握，在敘事上也不能如《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之四兩撥千斤，呈現在《兄弟》中，便既沒有“正面”，也沒有“強攻”，只是一些并無新意的故事的堆積了。在這里，我們并非否定余華的轉變，否定“正面強攻”的意識，我們批評的只是余華這一轉變沒有成功，他拋棄了原先熟練的敘述方式，卻并沒有尋找到一種新的把握世界的藝術方式，如果我們將之作為作家寫作過渡中的一個失敗，原也無可厚非，但從媒體的報道來看，余華一直宣稱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便是不可救藥了，即使我們理解作家剛寫完一部作品時的自戀，這也未免有些過分。

作家與世界、現實的關系，決定了他的寫作方式，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兄弟》的失敗。小說涉及了對兩個時代的理解與描繪，這是一個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題材，如果能夠寫好，無疑會豐富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但在《兄弟》中，卻并沒有提供這些，而只是重復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看法，寫到“文革”，不過是血腥、暴力與殘酷，寫到改革，不過是縱欲、創業與狂歡，這些并沒有超出一般人的認識，在新聞與流行讀物中，這樣的描述所在多有，《兄弟》并未提出獨特、新鮮的見解，而作為一部小說，不僅沒有寫出歷史進程中的復雜與微妙之處，甚至不能寫出一個精彩的故事，這便不能不說是失敗的了。不說對“文革”、改革的反思于今已有不少新的進展，便是一個歷經兩個時代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也不至于如此簡單吧。在為余華的隨筆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作序時，汪暉曾引“俄國態度”和“法國態度”的劃分，對余華有所批評與期許。“俄國態度”和“法國態度”是以塞亞·柏林概括出的作家與世界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俄國態度”相信人不可分割的統一性，認為作家應該對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負雙重責任；而“法國態度”則恰恰相反，這是一種純技術的態度，按照這種態度，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唯一義務就是生產好的“產品”，至于他們的道德生活和日常趣味與他是否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毫無關系。余華是傾向于“法國態度”的一個典型，而《兄弟》則將這一態度發揮到了極致，這部作品對歷史與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困境沒有反思與關懷，沒有置身其中的痛感，有的只是敘事者淹沒一切的滔滔不絕，即使就法國態度來說，這也并非一部成功的作品。也許我們只有在商業的意義上，才能肯定這部“產品”的價值，但這是以損害作家的聲譽為巨大代價的。

市場化既為作家帶來了機遇，也給作家帶來了傷害。對余華這樣成名于80年代，以《活著》等作品在90年代獲得巨大聲譽的作家來說，其名字與聲譽便是無形的“象征資本”，如何將“象征資本”轉化為現實財富，恐怕不僅取決于作家本人的意志，也是出版與商業等機構所汲汲以求的。張藝謀、陳凱歌便是以藝術片獲得名聲，再憑借其聲望以所謂的“大片”來斂財的；而所謂“80后”的作家甚至“先進市場，后進文壇”，這說明了出版與市場力量的巨大。我們也可以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余華和他的《兄弟》，或許這也是他憑借在“純文學”圈內積累的名聲，在對文學愛好者進行“提款”？盡管這樣的說法有些掃興，但如果不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將很難解釋余華高調的宣傳與他對《兄弟》的青睞，以他的文學眼光，當不至于認為《兄弟》比《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更優秀吧？如果不這樣認為，而再三再四的申說，那么除了難以避免的自戀與虛榮，或許也只能這樣認識了吧。

令人不舒服的還有作家對待批評的態度，當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對這一作品持批評的態度時，作家所做的不是反躬自省，不是認真考慮作品中所存在的問題，而是做無謂的辯解，對批評家表示不屑，甚至說“再偉大的作品也會有缺陷”，這就不是正常的態度了。一個本不值得驕傲的作品，偏偏要以驕傲的態度提及，還要拖累上托爾斯泰與馬爾克斯，我們也只能說余華的判斷力出現問題了，以這樣的態度能寫出《兄弟》這樣差的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作家要想取得進步，哪里能沾沾自喜與驕傲自大？連托爾斯泰與馬爾克斯都沒有驕傲，因為他們所關心的是更為深遠、根本的大問題，要想成為大師，余華還需要從這些根本處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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