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讓葛浩文和顧彬這樣的帝國主義分子滾回去
□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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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剛，作家。新疆烏魯木齊人。代表作《英格力士》、《月亮背面》。其編劇的《天下無賊》獲金馬獎最佳劇本改編獎，長篇小說《英格力士》獲臺灣《中國時報》十大好書獎。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意，韓等多國文字。
■王剛碎語
☆我覺得中國作家協會有可能會辦成一個機構，就是慈善機構。
☆鐵凝應該當一個充滿好心腸的慈善大姐。
☆中國當代如果出現偉大的評論家，那一定是因為他發現了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長篇小說和偉大的小說家。
☆一個作家應該擁有一個復雜的人格。
☆我們需要洋兄弟洋兒子，不需要洋爸爸。
☆讓葛浩文和顧彬這樣的帝國主義分子滾回去。
☆我覺得對于王安憶這種作家應該批評才對啊，怎么還能繼續受寵下去呢？這說明文化界真的有股惡勢力。
☆我發現為什么人當了官，就會成為另外一種動物。
☆應該有人對《紅樓夢》說三道四，這個民族才能進步。
○特別說明：以上文字為采訪實錄，未經編輯，亦與見報內容存在差別，不代表《競報》立場。且未經許可，不得轉載。《競報》及受訪者保留其所有權利。
《競報》副刊讀書周刊（http://www.thefirst.cn/rbook.htm）人物專訪對話實錄。
《競報》副刊：你認為中國編劇所謂的聯合能夠給他們帶來所謂的“翻身”嗎？
王剛：不可能，翻不了身，中國編劇在一起只能搞矛盾，搞文革，你這邊剛開過會，那邊馬上就投降了，這不光是編劇，這體現了中國文化人的自私以及內心的卑污，無論是作家還是編劇都差不多。所以你想讓他們整體去完成一個事情是很困難的，曾經有個笑話說，河南就沒有過地下黨，為什么呢，這幾個人開過會了，接著就有一個人去告密了。其實不只是河南，也包括今天的編劇。
《競報》副刊：那么您覺得他們所爭取的這個“金錢”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剛：中國電影給編劇的錢還沒能到讓編劇真正投入的那個地步，所以，僅僅靠金錢，好像很難讓編劇興奮起來。比如現在一個劇本能夠給到兩百萬，讓一個作家充分興奮起來，他向導演一樣把這個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完成，非常精心，那么我相信中國電影最起碼會比現在要強很多。
《競報》副刊：編劇無法興奮，這樣的話會不會造成惡性循環？
王剛：審查制度使編劇和導演變得愚蠢，愚蠢的編劇和導演又制造愚蠢的演員，愚蠢的演員去演義了一批愚蠢的作品，愚蠢的作品又培養了一批愚蠢的觀眾，愚蠢的觀眾進一步再去要求愚蠢的作品，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優秀的小說家在編劇過程中毫無快感，沒有動力。
《競報》副刊：你覺得中國編劇能夠走出困境嗎？
王剛：毫無希望。
《競報》副刊：小說創作和編劇之間又有什么聯系呢？
王剛：編劇掙錢嘛，寫小說是個人愛好嘛，兩者之間差別很大。在中國，從一般意義上講，確實缺少好電影，賈樟柯顧長衛，我是從內心上覺得他們是擁有偉大靈魂的人。他們完全可以和西方最偉大的導演去比。那么中國的小說家，特別是當代的也有非常偉大的作家，面對世界，面對時代，他們問心無愧。
《競報》副刊：為什么沒人去肯定這些當代偉大的作家呢？
王剛：這個就是中國愚蠢評論界的問題了，比如上海有個叫朱大可的，他太愚蠢了，我為什么說他愚蠢呢？第一這個人缺少良心，第二他不讀作品，所謂缺少良心就是他把一般意義上的那種套話拿來嚇人，第二他不讀別人的作品，而動不動還跟我們說參照系不一樣，你朱大可有什么參照系啊，我不知道你的什么作品在國外最高層次的刊物發表，別人對你有什么評價，我覺得朱大可起碼不如我，因為我的《英格力士》被企鵝收買了版權，各種外文版本都在出版，而且也得到了別人的很好評價。我們認真的用我們的良心去面對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政治運動，面對曾經有過的人的靈魂的軟弱和卑污，我們對自己那么深入的解剖和分析，《英格力士》里面，最后那個孩子都說出，“我挺不要臉的，我有罪。”你朱大可在這方面做什么了？你憑什么說是垃圾啊。
再一個就是李建軍，更是典型碰見誰誰接待他，他就說你的作品可以傳世，可是面對另外的作品，從沒有認真看過。就瞎說八道。講的都是一些夸夸其談的東西。
《競報》副刊：你覺得中國評論家現在最需要考慮的是什么問題？
王剛：中國如果說可以出現偉大的評論家，那一定是因為他發現了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長篇小說和偉大的小說家。否則，他們不過是一群憤青。是不讀作品的混混。其實，這個時代的基本條件決定了一批偉大作家的必然產生。
在這個時代小說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沒有人看的，因此在這個時候，作家他內心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解放。小說已經吸引不到女孩，也無法引起政治上的轟動，作家想不沉下來也得沉下來，真正的邊緣化。還有些作家說，我們雖然在主流，我們堅持一個邊緣的態度，這都不需要了，作家還不夠邊緣？還不夠貧窮，還不夠在垃圾堆里？為什么賈樟柯的早期作品好？他就是在一個垃圾堆里面，他永遠拍的是垃圾堆。中國作家現在就是在這么一個狀況下，內心無比的放松。另外，有什么時代的作家能像當代作家一樣經歷了那么的政治動蕩，經濟動蕩，文化動蕩，他們站在一百年來歐美的那些大師肩膀上思考問題。博爾赫斯啊，羅博格里耶啊這些對于中國作家都學過了，玩試驗，玩先鋒，玩語言嘗試，文化反思，所有這種表面化的東西對于他們都過去了。玩性解放，玩吶喊，玩亨利米勒，玩吸毒，對他們而言都過去了。剩下的現在是他們面對現實生活，還有一個金錢。金錢是一個特別偉大的東西，因為金錢讓他們真實地面對自己。其實這個時代是最容易出偉大作品的時代，其實已經出現了，這有待于讀者和批評家去發現。可惜他們老了，累了，像老太太一樣地不敏感了。自己遲鈍，沒有感覺，卻罵作品不豐富。只會閉眼瞎說一些道理。
《競報》副刊：你對近來一幫漢學家對中國作家的評論是什么看法呢？
王剛：一幫西方的漢學家跑來中國充老大，葛浩文自己翻譯的東西有許多在國外都出不去。我們中國這些年不缺少葛浩文這樣的老糊涂翻譯，更不需要他這樣的漢學家，我們要得是帶著錢來的出版商。其實，像葛浩文這種水平的翻譯現在挺多，年輕一代翻譯家成長起來了。中國作家不需要葛浩文這樣的洋爸爸，需要洋兄弟。洋兒子。中國作家已經有自己的爸爸了。外國的出版社老老實實花錢來買我們的版權，讓我們中國作家好好掙上一筆外國人的錢。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道。我最討厭的就是葛浩文那樣的窮鬼跑到中國來掙了錢還充當教師爺。
《競報》副刊：你覺得這些漢學家應該在中國文學界面前擺出一個什么姿態？
王剛：我認為他們應該懂得尊重中國作家。比如我在紐約的編輯就很尊重我。讓我舒服。那些意大利的記者也很認真的讀我的書。這些漢學家被捧得太高。不好好給我們當孫子，卻來當爺了。特別是那個德國人。
我討厭漢學家的另一個原因，他們還充當著中國作家走出去的救世主，我覺得他們來做這個角色是不應該的。這個事情還應該是一個商業模式，我特別相信用商業的模式來運作中國作家，就一個大的出版公司來買你的版權。翻譯出版后讓別人買。外國人到中國來，我希望他們帶著錢來，花錢買中國人的作品然后介紹到西方去。葛浩文和顧兵這樣的帝國主義分子滾回去。
《競報》副刊：你覺得當前的作家們清醒起來了么？
王剛：客觀不得不讓一些當代作家清醒起來，這是一個被動的過程，他們已經被徹底打垮了。是在被打垮的廢墟里進入一種清醒而自由的狀態。
《競報》副刊：你所說的偉大作家在當下中國出現了嗎？是哪些？
王剛：已經出現了，有一批呢。同行是冤家，他們又沒說過我好，我也不會幫他們宣傳。這是批評家的事情，他們應該發現，而作家彼此之間肯定是仇視的。一個作家如果在公開場合說另外一個作家好的話，你去查一查，背后絕對有個人目的。
《競報》副刊：這就牽扯到了作家人格問題，前段時間在謝有順的采訪中，他表示一個偉大的作家一定會擁有一個偉大的人格，你如何看待偉大作品與偉大人格之間的關系？
王剛：你提的這個問題太好了，這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文學態度。我看謝有順完全沒有資格對作家說這樣的話。為什么在讀書界，電影電視界，一種虛偽又在無恥的抬頭，新假大空的開始，非常可怕。人性善惡是個老話題，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了，整個世界這么雜亂。卻要求作家要有偉大的人格，什么是偉大的人格，有兩個作家，一個是亨利米勒，一個是托爾斯泰，他們兩個誰的人格更偉大？有的作家可是相當小人，比如屠格涅夫，可是他們照樣寫出那樣干凈的作品嘛。肖斯科維奇，你要是去讀一讀他的《見證》，你就會發現他內心很多卑污的小人心理，就會發現他一輩子都嫉妒蘇聯那個十幾歲還玩布娃娃的普羅柯菲耶夫，他一輩子都在蘇聯的集權統治之下，他害怕，可是他寫出那么偉大的作品。因此我們的批評家有什么權利去要求作家要擁有偉大的人格呢？再說了，真正偉大的人格在哪呢？謝有順說我們不會寫景。他不是瞎了，就是聾了，他的鼻子得感冒了。我發現他也是個不太讀作品的家伙。
《競報》副刊：當代作家拋開人格來說，他們是否能做到內心真實？
王剛：現實生活已經把作家逼迫到了絕境中，還能有什么更夸夸其談的理想？他最有可能去面對內心和現狀寫作。骯臟渺小的人格完全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去看看法國的塞利納，以及法國電影，沒有真實的體驗，他們出不來。
《競報》副刊：你是不是特別反感那些特別貧窮、要飯的作家？我們的作協做什么去了呢？
王剛：我很討厭最近流行的一句話，“作家開始關注底層了”，作家難道還不夠底層么？因此我覺得中國作家協會有可能會辦成一個機構，就是慈善機構，我覺得作協現在已經是一個某種意義上的慈善機構，我覺得應該做的更徹底一點。鐵凝主席應該帶著錢去看那些要飯的窮作家，作協經費絕大部份應該干這個。而不要老是開會。鐵凝應該當一個充滿好心腸的慈善大姐就跟俄羅斯女鋼琴家依爾金娜一樣。別真把自己當個官了。
《競報》副刊：你怎么看中國的先鋒小說？
王剛：先鋒小說我覺得就是一個怪胎，先鋒小說是中國作家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面對權力，害怕的膽戰心驚的一種權宜之計，好比一棵樹長著長著碰著石頭，就往怪里長，正好那個時候，博爾赫斯啊，福克納啊，羅博格里耶啊流行啊。先鋒們很善于模仿，如果當時沒有那樣的意識形態的壓力，我相信這些作家會模仿得更好一些。金錢來了，金錢那么本質的東西一刀就把他們殺了，都不用第二刀，就讓人們看到他們的本質了。他們自己面對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都不堅定了。而且，開始關注底層了。
《競報》副刊：中國作家面對金錢是這樣，面對權力時又是什么樣呢？
王剛：有人說殘雪和王安憶互相罵是賣假藥的，殘雪啊，我當年讀過她的一個《山上的小屋》，那部小說使我多年來對殘雪一直很敬重。而且人家殘雪在官場上一點也不走運，可是王安憶呢，年輕輕的就當了作協副主席，上海作協主席，老作家，評論家都跟她是朋友，可是王安憶寫了什么東西呢？我覺得王安憶早期作品還表現了一個女孩對于男人帶有幾分單純的感覺，以后她就成了假大空的典型，可恰恰她成了被批評界所認可的人物，我覺得對于王安憶這種作家應該批評才對啊，怎么還能繼續受寵下去呢？這說明文化界真的有股惡勢力。上海有人寫文章說王安憶臉上有少女般的微笑，這種文人太不要臉了。
比如說湖南有個作家叫何立偉，鐵凝當了作協主席了，他就寫了一篇《鐵凝的微笑》，我覺得太無恥了。
《競報》副刊：你怎么看當了官的作家們寫出來的作品？
王剛：作家當了官，不管什么官都會對他的創作產生影響。這里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蒙，我在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王蒙的小說。王蒙以后當了文化部長，當時我覺得文化部長可以開拓他的胸襟，開拓他的視野，讓他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生活，可是我最近看王蒙的作品，我就發現為什么人當了官，就會成為另外一種動物。他們的拘謹，最終會毒化他們的靈魂。讓他們不老實。他極力要解釋的東西，很多都極其無聊。這些當了官的作家處處都要掩飾，他們不得不去說很多假話，所以最終這些人都垮了。連王蒙這樣的人最后都垮了。當今社會又給了一大批作家說真話的必備條件，可是體制內的很多作家很讓人擔心。以王蒙王安憶為代表。
《競報》副刊：你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王剛：我現在也沒什么壓力，也不急著去掙錢。我有了很讓我滿足的積累。我一個月花上幾千塊錢，細水長流，一直把自己吃空了，那人也該死了。
《競報》副刊：你覺得我們面對文學時，缺少的是什么？
王剛：有人問王朔當代小說，王朔就說，能好的過《紅樓夢》么？其實，在這個時代應該有人對《紅樓夢》說三道四，這個民族才能進步。一個民族這么多年來對于一部文藝作品表現出來的統一觀點和步調，這是不正常的。
我沒看過《紅樓夢》，也許我看了還真會喜歡。可是，一個民族這么多有個性的人，這么多批評家，他們在辱罵當代文學的時候，為什么沒有人去審視一下《紅樓夢》，為什么就沒有批評家去批評《紅樓夢》，研究后，質疑和指出不足。在這個時代，人們對一部小說表現出如此一致的態度，這充分說明我們也許真的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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