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應該直面現實

      張國祚

      　　讀過長篇報告文學《世紀之痛——中國農村留守兒童調查》，
      我為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所震撼，為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所折服，為作品的文學魅力所感染，為《世紀之痛》的真知灼見所鼓舞。
      　　《世紀之痛》的厚重價值首先在于它的警世意義。作品不是無病呻吟之作，它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它告訴讀者，中國農民是偉大的，他們為中國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農村城鎮化的進程中，伴隨農民工進城潮的興起，農村兩千萬留守兒童的命運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嚴峻課題。雖然也有少許留守兒童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與適當的照管，但多數留守兒童的處境實在堪憂。由于父母親情長期疏離、學校偏向應試教育、社會影響諸多不良，農民工自身缺知少識，安全教育疏于形式，法制環境不夠健全，心理溝通缺少渠道，關愛機制尚未形成，所以在一些留守兒童群體中滋生許多令人揪心揪肺的案例。那些弱小無助的留守兒童，或發生不該發生的意外死亡，或導致本可避免的終身傷殘，或性格孤僻怪異，或抑郁悲觀，或自艾自怨，或自暴自棄，或墮落沉淪，或違法犯罪。如果我們黨和政府不解決好這兩千萬留守兒童的問題，那么未來的中國不知會增添多少難以預測的負面因素！
      　　《世紀之痛》告訴作家，文學家應該有強烈的責任意識。這種意識不是顧影自憐，不是孤芳自賞，不是匍匐權貴腳下的奴顏，不是垂涎富翁指縫間的乞討，不是沉溺少數人情感世界的糾葛，也不是獵奇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而是要具備自覺關注底層大眾民生的良心和責任。作者以母愛的天性、作家的良知、社會活動家的敏銳和拓荒者的勇氣，頂著壓力，克服困難，歷時數年，跋涉百縣，深入基層，走訪農家，到學校座談，發問卷調查，寫書信答疑，進看守所探視，同1600多位教師和1900多名留守兒童傾心交談，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然后梳理問題，指出危害，分析原因，找出癥結，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更為可貴的是，作者的艱辛努力，完全是一種自覺自愿自費的“業余”行為，著實令人肅然起敬。然而，更讓我贊佩的是作者關于作家社會責任的精論，她說：“作家首先應該是不畏艱險的社會活動家，應該以關心社會命運為己任，應該是喚醒社會良知的號角，應該是引領社會風尚的旗手。作家著筆潑墨，就應該如同天石墜深潭，掀起一池水，高揚其清，直擊其污，讓靈魂受到真善美的洗禮，讓心路遠離假丑惡的羈絆。為此，同樣要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勇氣和魄力。”
      　　《世紀之痛》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關注民生、選題重大。文學的題材廣闊無比，凡是人類思維所及之處都可以提煉文學的題材。但是各類題材確有大小之分、輕重之別、緩急之隔。越是重大而緊迫的題材，越是關系更多人切身利益的主題，越能引起更多讀者的注意，因而也就能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世紀之痛》所以能迅速引起各方關注，并被中國作家協會和湖南省作家協會同時列為2007年度重點作品扶持篇目，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飽含真情、熔鑄大愛。文學應該是大眾的精神大餐，文學應該把人民作為母親。沒有大眾，文學就會失寵、失業；離開人民，文學就會失去營養源泉。因此，文學對人民大眾必須滿懷真情摯感，愛其所愛，憎其所憎，哀其所哀，痛其所痛，善其所善，惡其所惡，美其所美。《世紀之痛》所以能給讀者以心靈震撼，正是因為它對廣大的農民工和留守兒童傾注了感人肺腑的真情大愛。
      　　三是觀察敏銳，分析得當。報告文學必須以調查研究為基礎。要善于去偽存真，避虛就實，梳理出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進行剖析，并透過現象揭示本質，提出具有真知灼見的建議。《世紀之痛》的作者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所得第一手材料非常豐富。但是，作者并未有文必錄、有事必陳，而是從家庭、學校、社會的不同空間透視留守兒童的困境，又從親情、友情、性格、心理、教育、法治、輿論和政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留守兒童問題的癥結，然后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務實管用的對策建議。
      　　總之，鮮明的問題意識、強烈的社會責任、勇敢的探索精神、博大的摯愛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優美的文學語言，均為《世紀之痛》增色加分。一位青年作家完成時效性如此強的報告文學，駕馭如此重大的主題，而能達到如此境界，確是難能可貴，我們理應對作家直面現實的勇氣給予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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