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

何言宏 

《南方文壇》 2008年第1期
 

 
     
　　新世紀中國的文學主潮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出現了很多新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現象，便是所謂“底層寫作”的興起。
　　在總體上對現實疏遠多年后，中國文學開始重新逼近我們的現實，相當自覺地關注和書寫底層民眾的精神與生存。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家都加入了這樣的潮流。除了陳應松、曹征路、劉慶邦、鬼子、胡學文、羅偉章和王祥夫等以“底層寫作”著名的作家外，韓少功、張煒、李銳、賈平凹和遲子建等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已經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從事著“底層寫作”。他們的加入，不僅壯大了“底層寫作”的隊伍，豐富了“底層寫作”的基本內涵，還在某種意義上加強了“底層寫作”的實力。而在另一方面，這幾年來的“底層寫作”實際上又絕不僅限于小說門類。在詩歌和散文領域中，同樣涌動著這樣的潮流。楊鍵、雷平陽、田禾、江一郎、辰水、陳先發、柳宗宣、盧衛平、王夫剛、謝湘南、鄭小瓊和夏榆等人，都是其中代表性的詩人與散文作家。
　　相應于生動有力的文學現實，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界也對“底層寫作”高度關注。很多學者和文學批評家都撰寫了大量的關于“底層寫作”的文字。不少刊物開設專欄，集中研究“底層寫作”。關于“底層寫作”的現狀與問題，還是很多學術會議的重要主題。“底層寫作”，似乎已成為描述和把握當下中國文學現實的一種毫無疑義的強勢性話語。但我注意到，在以“底層寫作”為研究對象的有關文字中，也有論者曾以“新左翼文學”這樣的話語來概括和討論其中的部分作品。不過討論的對象往往只是鎖定于曹征路的《那兒》等小說。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放大自己的文學視野，將我們的目光擴展和深入到對文學現實的廣泛關注，并將我們的關注聯系于更加廣闊的社會現實和思想背景，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不僅體現于曹征路這里，還很突出地體現在更多的包括“底層寫作”在內的其他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已經形成了一股相當強勁的文學思潮。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左翼文學”已經構成了新世紀中國的文學主潮。
　　我所說的“新左翼文學”，實際上就是體現了“新左翼精神”的文學思潮。或者說，“新左翼精神”，構成了“新左翼文學”的精神核心，是其最為本質的精神方面。它的題材取向，絕不僅僅是面向現實的“底層”題材，它還可以和應該面向歷史，在其豐富和深厚的歷史書寫中努力弘揚“新左翼精神”。在此意義上，“新左翼文學”不僅包括了一些直面現實的“底層寫作”，還應該包括那些充分體現著“新左翼精神”的面向歷史的文學創作，張廣天的戲劇《切·格瓦拉》、《魯迅先生》和《紅星美女》，韓少功的長篇小說《暗示》和中篇小說《兄弟》及張承志的很多散文，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因此，我們通過對文學寫作精神內核的關注和把握，發現了大量的“底層寫作”和在表面上與其毫無關系的上述作品之間，實際上存在著非常隱秘但卻相當本質的精神聯系。正是因為這樣的聯系，它們才在實際上共同屬于“新左翼文學”。而一旦將這兩種題材選擇和精神取向均有差異的寫作納入“新左翼文學”的層面同時思考，二者的特點、意義、問題和它們的可能，便會得到新的闡發。
　　之所以說“新左翼文學”形成了一股文學思潮，自然有著充分的理由。文學史家所說的文學思潮，往往是指“在歷史發展的某一特定時期具有廣泛影響、形成傾向和潮流的創作意識和批評意識。它有一定的社會思潮、哲學思潮作基礎，有一定的文學理論批評思想作指導，有一批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相近的文學作品來具體體現。這三個方面缺一不可”① 。毫無疑問，這樣的限定相當嚴格。但即使按照這樣的限定，“新左翼文學”之作為思潮，也足可成立。一方面，“底層寫作”和韓少功、張承志、張廣天等人的文學實踐在新世紀以來的廣泛影響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具體在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的層面上，“底層寫作”的相近性則更是毫無疑問，實際上在近一段時期對于“底層寫作”的批評性意見很多都集中在它們之間的相近性方面（比如情節的雷同和對“苦難”的大量書寫等）。至于韓少功、張承志和張廣天等人，他們的風格或有差異，但他們在創作理念、精神內核特別是在對革命記憶的精神回訪方面，卻又有著相當的一致。第二個方面，近幾年來王曉明、蔡翔、孟繁華、韓毓海、曠新年、邵燕君、李云雷等批評家和作家曹征路、劉繼明等人的具有“新左翼精神”的文學批評，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三個方面，這些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實際上也相當緊密地聯系于近些年來思想文化界的“新左派”思潮。“新左派”對中國的種種論述，還曾是有關作家比如曹征路和劉繼明所明確承認的思想資源。實際上，韓少功、張承志、張廣天、王曉明、蔡翔、韓毓海和曠新年等人，還往往被認為是“新左派”的重要成員。在上面的意義上，“新左翼文學”之作為思潮，實際上相當典型。在新世紀中國的文學背景中，還沒有哪一個文學現象或文學潮流具有如此典型的思潮性特征和如此宏大的文學陣營，更沒有哪一個現象或潮流具有如此廣泛和深入的社會影響。所以我說，“新左翼文學”不僅是一種相當強勁的文學思潮，它還是新世紀中國的文學主潮。通過對此思潮的精神特征即“新左翼精神”的尋繹與發掘，正可揭示出當代中國很大一部分文學知識分子的精神核心，揭示出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精神的重要側面。
　　
　　社會現實的見證與批判
　　
　　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但在同時，這一轉型也導致了相當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出現了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說的社會結構的“斷裂”和這種斷裂了的社會結構在新世紀以來的進一步“固化”② 。面對這樣的現實，思想理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討論和論爭，也因此產生了相當激烈的思想沖突。如何把握新的現實并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成了這些沖突中的焦點問題。當下中國的“新左翼文學”，正可視為文學知識分子把握現實的特殊努力。也正是在這樣的努力中，“新左翼文學”煥發出相當強烈的對于社會現實的見證意識和批判精神。
　　“新左翼文學”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是很多作家都將對社會現實和底層民眾的精神與生存的“見證”與“記錄”作為自己的追求。在我們這個特殊的時代，“見證”的罕有、困難與珍貴使他們不無謙卑地將這樣的追求看成一種并不那么容易實現的文學境界，也很清醒地將此視為自己的使命。曹征路在談到他的《那兒》時就說過，他其實“對自己有一個定位，就是真實地記錄下我能感受到的時代變遷。我是個拙人，能做到這一點就不錯了”③。賈平凹在談到他的長篇小說《高興》時也這樣說過：“這個年代的寫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學作品不可能經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寫成一份份社會記錄而留給歷史。我要寫劉高興和劉高興一樣的鄉下進城群體，他們是如何走進城市的，他們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們又是如何感受認知城市，他們有他們的命運，這個時代又賦予他們如何的命運感，能寫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覺得我就滿足了。”④ 出身礦工而主要以北方礦區和貧苦鄉村的底層生活作為自己題材內容的散文作家夏榆，在他的《楊家營紀事》中有著這樣的“引言”：“在那個黃河岸邊歷史悠久的村莊，我看到與城市不同的圖景。看到與擁有資本與自由的中產階級不同的另一個階層，那是中國社會更為廣大更為遼闊的另一個階層。我看到生存在那里的現實境況。也許還有內心和精神的境況。……記錄它們的意義可能只是在為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提供一個荒涼的心靈標本，為一個全球化的自由時代提供一份不自由的證據。”在夏榆這里，對于底層民間的“見證”和“記錄”承擔著擊穿全球化或資本主義時代繁榮假象的“證據”功能。仍在東莞打工的詩人鄭小瓊也曾這樣來理解自己的詩歌寫作。她說：“我在五金廠打工五年時光，每個月我都會碰到機器軋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蓋的事情。我的內心充滿了疼痛。當我從報紙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過四萬根的斷指之痛時，我一直在計算著，這些斷指如果擺成一條直線，它們將會有多長，而這條線還在不斷地、快速地加長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們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是，我仍不斷地告訴自己，我必須寫下來，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這些感受不僅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們的。我們既然對現實不能改變什么，但是我們已經見證了什么，我想，我必須把它們記錄下來。”⑤ 正是在對嚴酷現實觸目驚心的“見證”與“記錄”中，“新左翼文學”相當有力地書寫了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并對這樣的現實做出了自己的批判。 

　　我以為在“新左翼文學”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見證”之中，最有新意的方面，還在于對資本強權和戕害著民眾的某些基層權力的批判，實際上，這已是對底層苦難的內在真相與社會原因的詰究與追問。尤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學”還書寫了以資本強權為主的權力壓迫所導致的底層民眾的個體反抗或群體斗爭，而這正是“新左翼精神”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
　　“新左翼文學”中的很多作品都揭示和批判了資本強權的肆虐與罪惡所造成的底層苦難，控訴了資本強權的兇蠻、殘暴與虛偽，這在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陳應松的《太平狗》、劉慶邦的《臥底》和曹征路的《那兒》等作品中，表現得都很突出。《太平狗》這樣從太平狗的視角書寫過進城民工程大種的險惡處境：“它屏息在一個燈光模糊的大房子里，終于看見了許多人——有它的主人程大種！那刺鼻的氣味就是從那里面出來的，里面熱氣蒸騰，毒氣一團團一陣陣向屋外涌出來，里面勞動的人在大池子周圍活動著，行走著，一個個像一張張薄紙。兩個人看管著這些勞動的人。那兩個人戴著一種突出的面罩，就像兩只嘴腮突出的野獸。太平看著它的主人，主人好像病了，腳踩著浮云，在夢游一樣。當他蹲下去的時候，那兩個‘野獸’突然在他的頭上給了狠狠一棒，主人程大種發出尖銳的慘叫。捂著頭站起來的程大種，只好又開始拿起一根沉重的棒子在池子里攪拌起來，那腥黃的厚重的熱氣一下子吞沒了他。”資本強權就是這樣野獸般地對待著陷于其手的底層民工。但它的罪惡遠不止此。劉慶邦的《臥底》、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和羅偉章的《我們的路》中，都有大發淫威的老板逼迫民工下跪的情節。在資本強權的壓迫下，民工所承受的不僅是肉體生命的摧殘或剝奪，還有人格的被侮與屈辱。“新左翼文學”相當有力地揭示出我們這個時代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們令人震驚的命運與生存，揭示出資本強權令人發指的罪惡。但就是這樣的強權，實際上又相當虛偽。在鄭小瓊的曾獲《人民文學》“新浪潮散文獎”的作品《鐵·塑料廠》中，有一段這樣的文字：“穿過公司的榮譽室，會看到有面紅色的錦旗上寫著四個金黃的大字——菩薩心腸。這面錦旗是某個慈善機構贈送給這家公司老板的，他給這個慈善機構捐款若干。每次看到這些，我都會想到那些出了工傷的同事，他們得不到賠償，被保安趕出廠門。他們眼神無助，委瑣的身子在廠門外抖瑟。塑料廠老板不需要知道我們生命的感受與疼痛，他需要我們像機器一樣不停地運轉，像那些塑料制品一樣能夠給他帶來利潤和鈔票。他用虛假的塑料植物，滿足對自然綠色植物的虛擬臆想；他熱衷公益，換取聲名，卻對他工廠里一個個活生生的員工，視而不見，鐵石心腸。”我們在這里發現，“新左翼文學”不僅“見證”和“記錄”了資本強權的殘暴與罪惡，還很有力地戳穿和撕扯著它的偽善，它的欺世盜名的道德假面。
　　在我們這個時代，資本強權的囂張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戕害著底層民眾并給他們帶來苦難的，實際上還有權力體系中的敗類和那些委身于資本強權的幫兇。我在北村的《憤怒》，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瓦城上空的麥田》，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學文的《命案高懸》，李銳的《袴鐮》、《樵斧》，張煒的《刺猬歌》，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和田禾的《鄉長》等作品中多次讀到對于基層警察等“執法者”形象之“正義性”的質疑，讀到作家對有關“執法者”和基層官員草菅人命的憤怒指控。這里，我們不妨再讀一首詩人田禾的關于一位“賣烤紅薯的老人”的詩：“一整天。我站在對面的窗戶 / 看這個人 / 他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舊棉襖 / 把一個又笨又重的大烤爐 / 推在解放路臨街的角落 / 滿臉的皺紋寫盡了他的滄桑 / 也許這就是他幾十年風雨 / 與苦難的總和 ∥ 風吹亮烤爐里的火苗 / 吹亮他的影子 / 老遠向他走過來的人 / 把手揣在衣袋里取暖 / 他遞上去一個燙手的烤紅薯 / 向每一個人 / 輕輕地點頭，微微地鞠躬 ∥ 他那么老了。一個人站在墻角里 / 眼睛一直看著 / 那些來來往往的過路人 / 他哪里知道，突然開過來一輛 / 清障車。城管員摔爛了 / 他的紅薯，砸了他的爐子 / 誰也不容他多說一句話 / 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 / 他是貓著腰走出去的 / 步履緩慢 / 大北風一直追著他吹。”（《賣烤紅薯的老人》）田禾所“看”到的，實際上正是生活于都市的人們所經常“看”到的場景，也是謀生于都市的底層民眾所經常承受的命運。這些來自鄉村的民工、商販或手藝人，經常會遭到對他們的肉身與尊嚴構成了雙重傷害的“野蠻執法”。他們蟲豸一樣卑微地活著，隨時都會遭到來自于強權的滅頂之災。
　　強權的侵害必然會導致相應的反抗。實際上早在1997年，鬼子的小說《被雨淋濕的河》就率先書寫了底層民眾對于資本強權的個體反抗，這也決定了它在當下中國“新左翼文學”中的先驅地位。小說中的曉雷不愿意順從父親陳村為其安排的做一個代課教師的命運而從師范學校中途逃學，不辭而別地踏上了打工的道路。在打工生活中，他目睹和震驚于采石場的民工所受到的殘酷壓榨和人格羞辱。他的為了人格尊嚴而絕不下跪的精神姿態，他的為了捍衛自己的經濟權利而對老板的最后殺戮，以及他的為了包括其父親在內的全縣教師的利益而組織發動的集體抗爭，都很突出地顯示出他反抗者的精神性格。小說多次寫到曉雷的眼睛。正如他的父親所看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會出事的眼睛。這種眼睛看上去雖然空空洞洞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可一旦碰著什么異物，就會立即電閃雷鳴，烈火熊熊”。這是一雙反抗者的眼睛。它源自底層，不容異物，既可擊退老板們的淫威，亦可洞穿官員們的欺罔，而面對著那些同樣處于底層的人們，卻又是“異常地純凈而感人”。2001年，作家曾這樣來談論這一篇作品：“四年后，我重讀這篇小說的時候，心中的某種東西依然被小說中的某種現實精神和敘述方法所點燃，時間流動的意義只是使它變得更加堅硬，變得更加有力。……我為此長長舒了一口氣。一個作者如果僅僅只能點燃自己，那是一種自焚，自焚的結果可能只是留下一堆灰燼，而灰燼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一個作品既點燃了作者，又點燃了讀者，而且不因時光的流逝而熄滅，其意義也就產生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是不是就應該是這樣的一層關系？應該是點燃和被點燃的關系？”⑥
　　確實如鬼子所言，他的《被雨淋濕的河》至今仍能點燃我們，讓我們像曉雷一樣燃起激憤的怒火。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紀以來，這樣一種能夠點燃我們怒火的作品不斷出現。曉雷一樣的怒火及其所意味著的反抗與斗爭在近年來的小說中已經越來越多，很多作品中像他一樣的人物形象已經組成了一個反抗者的形象譜系。在這個譜系中，除了人們經常談論的曹征路的小說《那兒》中的“小舅”外，還有北村《憤怒》中的李百義、李銳《袴鐮》中的陳有來、劉慶邦《臥底》中的周水明、胡學文《命案高懸》中的吳響、《淋濕的翅膀》中的馬新、曹征路《豆選事件》中的繼武子和張煒《刺猬歌》中的廖麥及那個轉業軍人“兔子”。這些作品中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動向，就是其中的底層民眾和反抗者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他們的集體認同。在兩極分化已很明顯并且已經固定化為穩定的社會結構的今天，階級話語卻被我們相當刻意地謹慎回避，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并不敢說這些認同就是底層民眾階級意識的覺醒。但是《被雨淋濕的河》中曉雷父子關于“你們”（曉雷一樣的打工者）和“我們”（父親一樣的教師）的爭論已經強烈彰顯出相當明確的階級意識。至于《臥底》中的周水明、《淋濕的翅膀》中的馬新、《刺猬歌》中的“兔子”和曹征路《豆選事件》中的繼武子、《霓虹》中的劉師傅等人出于共同的苦難處境及政治經濟訴求而分別以“互助會”（《霓虹》）等形式帶領群眾集體抗爭，分明已是相當典型的階級實踐。這些小說中群眾之間的鼓動、串聯、集會及其與資本強權的正面沖突，都是1930年代左翼文學中的經典情節。

　　實際上，底層民眾的集體認同和精神反抗在很多詩歌中同樣有著相當突出的體現。“打工詩人”鄭小瓊的詩歌經常表現出她對打工者的集體認同：“我記得他們的臉，渾濁的目光，細微的顫栗 / 他們起繭的手指，簡單而粗陋的生活 / 我低聲說：他們是我，我是他們 / 我們的憂傷，疼痛，希望都是緘默而隱忍的 / 我們的傾訴，內心，愛情都流淚 / 都有著鐵一樣的沉默與孤苦，或者疼痛 ∥ 我說著，在廣闊的人群中，我們都是一致的 / 有著愛，恨，有著呼吸，有著高貴的心靈 / 有著堅硬的孤獨與憐憫！”（《他們》）在這樣的認同基礎上，鄭小瓊的詩歌與散文進一步表現了打工者群體的“憤怒與怨恨”和他們的反抗沖動。在她的《胃》中，“進入城市”并且“忍受著愛與恨的疼痛”的打工者們被比喻為“饑餓”的胃。這樣的胃，承受著時代性的巨大痛苦——“它把時代的鏡子吞進了胃 / 惹上不斷疼痛的疾病”。詩人知道，即使“它的內心有著軟弱的羞愧”，但正是在這樣的胃中，畢竟又“藏”著“對現實的不悅”，醒著“一個活著的靈魂”，所以她才向它們發出了反抗的吁求：“起身吧，我們的憤怒與怨恨。”“起身吧，我們的憤怒與怨恨”，這樣一種反抗的情緒，同樣是雷平陽的《貧窮記》、《采訪紙廠》、《暴力傾向》，王夫剛的《暴動之詩》和田禾的《路過民工食堂》等詩作所表現出的憤激與沖動。“新左翼文學”中的“底層寫作”就是這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見證”和“記錄”著以資本強權為主體的權力壓迫下底層民眾的精神與生存，書寫著他們階級意識的初步覺醒和他們的勇敢反抗。
　　
　　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
　　
　　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還應該包括那些充分體現著“新左翼精神”的面向歷史的文學創作。在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中竭力弘揚“新左翼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新左翼文學”的另外一種精神取向。
　　新世紀以來，令人痛切的階級現實使一些作家轉而從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中尋求資源從而進行現實批判。在這些精神重訪中，張廣天的先鋒戲劇《切·格瓦拉》和他的“民謠清唱史詩劇”《魯迅先生》及《紅星美女》廣為人知。《切·格瓦拉》以觀念戲劇的方式通過對世界性的革命偶像切·格瓦拉革命事跡的追敘與歌頌，加以幾位代表著不同思想觀念的符號性人物的對話與辯論，緊密聯系和批判著當下中國兩極分化的階級現實和部分精英“告別革命”的精神現實，表現出相當強烈的“呼喚革命”的精神主題。慷慨激越的革命悲情和它相當明確的現實針對性與精神指向，使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張廣天在談到這部作品時曾經指出：“我們搞《切·格瓦拉》，主要在意于他的精神，這種不斷革命不斷否定的不朽精神。我們希望在保守思潮統領人們頭腦二十年后，重提革命。”⑦ 《魯迅先生》所突出與“重提”的，主要也是魯迅先生的革命精神，明顯針對著知識界對革命的背棄與忘卻。而他的《紅星美女》則又以一位紅軍戰士的紅星作為革命記憶的象征，通過劇中人周萱對紅星的丟失與尋找表現出對革命的向往和對現代都市與礦區現實的精神批判。
　　如果說，張廣天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由于其特殊的戲劇形式和它的觀念性特點而顯得過分的浮泛與喧嘩，張承志的《東埔無人蹤》、《魯迅路口》、《誰曾經宣言》、《一頁的翻過》、《斯諾的預旺堡》、《秋華與冬雪》和《紅軍渡》等散文，則要表現得更加深切。張承志在《斯諾的預旺堡》中曾經說過：“可能是因為見慣了腐敗奸狡官僚的緣故吧，這兩年，有時突然對真正的革命覺得感興趣。南至瑞金，北到預旺，到了一處處的紅色遺址。我在那兒徘徊尋味，想試著捕捉點湮沒的什么。”正如他在《誰曾經宣言》中所說的：“革命確實已經退潮了，但對革命的追究才開始。”在我們這樣的時代，除了要追究發布了《共產黨宣言》的真正的原初主體（《誰曾經宣言》），更應該通過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檢討當世。于是在他的《《秋華與冬雪》中，我們在讀到他對當今時代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精神墮落進行一貫的激烈批判的同時，更能領略到他對作為革命烈士的瞿秋白和楊靖宇將軍的敬仰和對革命的令人動容的向往——夜深人靜，他在讀罷瞿秋白的著作后，“復雜的心里，升起著對革命的懷念”。“秋之白華，如一幀畫。我為這樣的美感所吸引，久久不能釋懷。由于那么多的背棄，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漸漸很少有人再把共產主義與美相提并論。開口訴說革命，簡直就是為歷史的罪責出頭自首；訴說革命，已經需要歷史重壓之下的勇氣。但即便如此，即便批判和揭露建立了雄辯的強權，我仍不能——那清高的美，糾纏得我不能擺脫”，“甚至，我總是清晰地從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國的烈士之風。那種布衣之士的、那種弱冠輕死的痕跡，從少年時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滅。百年以來，除此我們還有什么遺產！愈是在他們合唱最熱之際，我愈是沉湎于共產主義理想的美感。”這樣一段相當優美和充滿激情的文字，不僅表現了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更是突顯著作家相當明確的批判指向和深刻思考。而神往于“革命的美”的，在另外一位“新左翼”作家韓少功的小說《暗示》中，同樣也有突出的強調。
　　應該承認，張承志和張廣天的精神重訪都有著激情有余的特點，而且他們所重訪的革命記憶，或者是在遙遠的異國，或者都是遠逝的過去，而韓少功的寫作，則更多地也更切近地集中于對“文化大革命”這一中國革命中的極端時代的深入反思和精神重省。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文學界，韓少功往往被歸入所謂的“新左派”陣營。其所曾任主編的《天涯》雜志就是在他的手里被定位為“新左派”的重要陣地，并且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具體的文學寫作中，韓少功的“新左翼精神”最為突出地表現為他對“文革記憶”的精神重訪以及他在這樣的重訪中對于“文化大革命”之歷史復雜性的深刻揭示。
　　“文革”后中國的一種相當普遍的政治情緒，便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在這種普遍性的政治情緒的支配下，人們對“文革”往往只是簡單化地進行政治的或道德上的批判，而對其歷史復雜性卻有著相當嚴重的忽視。但在韓少功看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個可以用“全盤否定”的態度簡單對待的重大事件，人們也不應該以這樣的態度放棄自己的深入思考。作為一個離開我們并不久遠的歷史運動，“文化大革命”的內在真相仍然有待重新揭示。他以小說的方式一方面揭示了簡單的“全盤否定”所造成的歷史遮蔽，另一方面，還很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時期廣泛的迫害運動中的一種復雜情狀。
　　對于簡單化的“全盤否定”所易導致的歷史遮蔽問題，韓少功曾經在歷述“文化大革命”中千差萬別的不同情狀后指出：“如果這些千差萬別統統被抹殺，那么歷史就不可理解了，也就不可能被診斷了，就只能用‘全民發瘋’來解釋——事實上，現在的新一代青少年對‘文革’就是以‘發瘋’一言以蔽之。這正是多年來對‘文革’缺乏如實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結果，是再一次‘文革’式愚民的結果，將使人們難以獲得對‘文革’的真正免疫力。我們不要在人事上算舊帳，歷史恩怨要淡化處理，這是對的。但不能沒有嚴肅認真的學術探討，更不能隨意地掩蓋歷史和歪曲歷史。”⑧ 在其自身的經驗與思考的基礎上，韓少功所著力揭示的一種遭受“掩蓋”或“歪曲”的“文革”真相，就是其中的“革命”。他認為，在現代中國的革命歷史中，“革命與極權呈現為一種交雜的結構和演變的過程，在‘社教’、‘反右傾’、‘反右’乃至延安‘搶救運動’中，‘文革’一脈其實已經初露端倪而且逐漸發展”，“文革”不過“是革命社會演化為極權社會的一個標志”。“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極權最為嚴重的‘文革’期間，革命的某些內容仍在延續。”⑨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革命”與極權相互交雜的復雜的社會形態，因此，他不贊成將“文革”中的“革命”完全等同于極權或瘋狂來“全盤否定”，“不贊成在批判極權的同時完全否定革命，不贊成對一個革命與極權相交雜的社會形態貼上簡單的道德標簽。那只能增加批判極權政治的難度，甚至最后需要借助謊言”⑩ 。這樣的主張，如果考慮到海內外的“新左派”知識分子如杰姆遜、德里克、汪暉、崔之元和甘陽等人關于“文革”的一些觀點，它的“新左”色彩，實際上相當鮮明。

　　韓少功在長篇小說《暗示》的“懺悔”、“殘忍”和“極端年代”等章節中，相當辨證地分析了“文革”之中的階級意識、造反精神和當時“教育革命”的部分合理性，而這樣的分析又緊密聯系著對當下中國社會大眾和知識分子的精神批判，他的通過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進而為當世尋求資源的意圖相當明顯。在《很久以前》和《兄弟》這兩部中篇小說中，韓少功都很突出地書寫了“文革”之中青少年們的“革命活動”。《很久以前》在以一種充滿追懷的筆調書寫了紅衛兵們對于革命的詩意向往的同時，還很具體地書寫了“我”與孟海的“革命活動”，以及孟海的身上所延續著的“革命精神”與“文革”后社會的時生齟齬。韓少功對這些方面的書寫雖然突出了其中“革命的羅曼蒂克”的一面，尤其是孟海與“我”的“革命活動”對于俄式革命的刻意模仿，顯示出十足的幼稚可笑，筆調之中不無揶揄。但在另一方面，親切與自賞亦在其中。而其《兄弟》關于“文革”的“革命記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其與《很久以前》一樣記述了當時的青少年們對于革命的詩意向往，特別是漢軍與漢民兄弟的尚武精神和對軍事生活的模仿；另一方面，卻以痛惜與崇敬的筆調書寫了民間思想者羅漢民的“革命活動”。漢民因為主要參加了當時的一個叫做“馬克思主義勞動社”的“反動組織”，并且在不同的城市散發和張貼“反動傳單”，“攻擊文化大革命，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還提出要為彭德懷和劉少奇翻案……”，因此被作為主犯殺害。但這個組織無疑是相信馬克思主義和相信革命的。小說曾以自我獨白的方式擬寫了臨刑前的漢民：
　　我們全家和親戚那一天沒有一個人去刑場，倒是在勞模父親的帶領下，關起門來學習了一天的毛主席語錄。他們在高聲誦讀的時候，我掛著“反革命組織主犯”的牌子，在五花大綁之下度過了最后的時光，正在從看守所通往刑場的路上東張西望，一直在圍觀的人群中尋找熟悉的面孔，對親人抱有最后一絲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想看一眼，讓我的目光觸摸一下母親和親人的面容，讓目光在這一片人海里還有最后的接納和停靠，讓自己離開得不至于過于孤單。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恥的眼淚流了下來，于是我用高喊口號的辦法來鎮定自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萬歲！”“打倒……”不過第二句口號沒有喊出來，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條毛巾已經突然勒緊，勒得我兩眼發黑，發不出任何聲音。……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極權曾經將無數個自認為是追求革命的民間組織和民間思想者指認為“反革命”進行嚴酷的政治迫害。“勒緊”或“割斷”他們的喉管，使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是他們的普遍命運。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些特殊的禁忌，卻使他們在新的時代之中仍然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使他們對革命的追求湮沒于歷史的煙塵。正如克里瑪在談到作為“幸存者”的作家應該書寫戰爭或集中營中的死亡者的命運時所要求的——應該“去變成他們的聲音”，為他們而吶喊。韓少功對“文化大革命”中另一種“革命”的極力張顯，正是在使自己變成那些真正追求革命的犧牲者的聲音。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韓少功對作為一種特殊的“革命記憶”的“文革記憶”的精神重訪，成了揭破遮蔽、反抗遺忘的抗議和吶喊。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是“文革”后中國的政治精英、社會大眾和知識分子的精神起點，也是他們自此展開的精神探索中的重要內容，如果對這樣的起點不作有效的精神重省，我們的精神無疑將仍不健全。特別是在當前巨大的社會轉型及其所導致的激烈的社會沖突中，我們的精神選擇也會因此陷入重重迷霧，從而在根本上難以建立真正有效的精神立場。所以說，韓少功對“文革”之中“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具有相當獨特的重要意義。
　　
　　意義、問題與可能
　　
　　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和對社會現實的見證與批判是當下中國“新左翼文學”的兩種不同的精神姿態，它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知識分子現實戰斗精神群體性的再度復活(11)。自“傷痕”、“反思”文學以來，“文革”后中國文學的現實戰斗精神日趨渙散，不斷衰頹。還是在“尋根文學”興起的時候，李澤厚先生就曾指出其“戰斗性”的喪失(12)，經過后來的“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個人化寫作”、“第三代詩歌”、“文化散文”、“晚生代小說”和“70后”、“80后”等潮流的不斷沖擊，中國當代文學的現實戰斗精神元氣大傷，一直沒有構成文學界的精神主流。其間雖有“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一度中興，但由于其“分享艱難”的精神立場消解了其本應具有的直面現實的精神勇氣，所以令人失望地并沒有能夠真正恢復知識分子的戰斗精神。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新左翼文學”中知識分子現實戰斗精神的再度復活，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以新的姿態直面現實。在這樣的精神姿態中，對于社會現實的見證與批判自然是其相當重要的方面，即使是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其實也與現實保持著足夠的批判性張力，有著明確的現實指歸，比如韓少功的《暗示》和張承志的《秋華與冬雪》等作品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時常對現實予以智慧或猛烈的出擊，實際上就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現實的批判。“新左翼精神”，實際上就是知識分子直面現實、直面時代的戰斗精神。“新左翼文學”，也就是繼承和秉持著中國知識分子現實戰斗精神這一精神傳統直面現實的文學。所以我以為，我們應該充分珍視這樣一種相當難得的精神復活，不斷通過艱苦深入的反思和勇敢的精神實踐，使這種精神牢固確立并走向成熟。
　　實際上，從“新左翼文學”的現有實踐來看，它并不是那么幼稚。它的創作方法、主題話語、敘事模式和人物修辭，固然存在著種種問題，但卻不再像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那樣呈現出過于簡單化的傾向。“新左翼文學”總體上取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但像韓少功的《暗示》、張煒的《刺猬歌》和張廣天的《切·格瓦拉》等作品，卻已經遠遠超出了現實主義的范疇。在主題話語方面，“新左翼文學”在對資本強權的批判之外，還包含著城市文明批判、國民性批判和知識分子批判的豐富主題。像陳應松的《太平狗》，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瓦城上空的麥田》，賈平凹的《高興》，夏榆的《失蹤的生活》，《我目睹了美感從一個村莊消失》及鄭小瓊等的很多詩歌，城市批判的主題相當突出。而在羅偉章的《我們的路》、陳應松的《歸來》，劉慶邦的《臥底》，胡學文的《命案高懸》、《淋濕的翅膀》，曹征路的《豆選事件》，王祥夫的《憤怒的蘋果》，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夏榆的很多散文中，底層民眾的自私、麻木、冷漠和不爭，則更是令人震驚。這樣一種對于底層民眾的精神批判，不僅是對五四傳統的自覺繼承，更是規避了左翼文學所極易出現的簡單化的民粹傾向。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左翼文學”還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性格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反省。韓少功和張承志在對革命記憶進行精神重訪的同時，對于知識分子的精神病相時有反省，而《那兒》中的敘事人“我”、《霓虹》中的那位嫖客“教授”、《臥底》中的記者周水明和《被雨淋濕的河》中時常“像爛魚網似地蹲縮在地上”的父親陳村，都曾被作家予以不同程度的批判。這都意味著，“新左翼文學”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和精神現實的復雜性實際上有著一定的自覺。正是因為這樣的自覺，我們才有足夠的理由對它的盡快成熟充滿信心。
　　如果要說當下中國的“新左翼文學”還存在著什么問題，我以為最根本的，并不是很多人所通常認為的現實主義深化等“文學性”方面的問題。因為在世界范圍內比如像馬爾克斯和格拉斯等左翼作家的創作，實際上遠遠超越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在我看來，“新左翼文學”的根本問題，還是其所初步張顯的“新左翼精神”如何才能在廣泛汲取包括人道主義和正義原則等人類歷史上優秀的思想傳統和精神資源的基礎上，走向進一步的豐富與深刻。但在其中，我以為最關鍵的，應該是目前的“新左翼文學”最為匱乏的歷史意識問題。“新左翼文學”特別是其中屬于“底層寫作”的大部分作品，要么缺乏深刻和充分的歷史感，要么過于匆忙、不加反思和簡單化地“征用”早已失魅的意識形態。不管是對社會現實的見證與批判，還是對革命記憶的精神重訪，目前的“新左翼文學”很多都未表現出充分明確和足夠深刻的新的歷史意識。而在實際上，獨特的歷史意識正是左翼精神最為核心的方面。在據說“歷史已經終結”，革命早已退潮，人類歷史上的左翼實踐飽受重創的“后革命時代”，是否需要和應該以怎樣的新的歷史意識在歷史發展中深刻書寫當下中國異常復雜的社會現實與精神現實，并將這種書寫緊密聯系于現代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充滿悲愴的左翼實踐（包括左翼文學實踐），將是“新左翼文學”所要面臨的最為重要、最為艱巨的課題。只有很好地解決這樣的問題，“新左翼文學”的現實戰斗精神，才會具有相當堅實的思想基礎。當下中國的“新左翼文學”，也才會有更加廣闊的未來。 ■
　　
　　【注釋】
　　① 張大明等：《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② 孫立平：《化解貧富沖突要在調整社會結構》，《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
　　③ 李云雷：《曹征路先生訪談》，《文藝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賈平凹：《高興》“后記一”《我和劉高興》，《當代》2007年第5期。
　　⑤ 鄭廷鑫等：《鄭小瓊：記錄流水線上的屈辱與呻吟》，《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6月11日。
　　⑥ 鬼子：《艱難的行走》，48頁，昆侖出版社2002年9月版。
　　⑦ 張廣天：《我的無產階級生活》，138頁，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⑧⑨⑩ 《韓少功王堯對話錄》，11—12、15—16、11—12頁，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11)陳思和：《中國新文學整體觀》，264—28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李澤厚：《兩點祝愿》，《文藝報》198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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