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至死”的文化狂潮——2007年文化現象批判

    

     2007年，借助現代媒體的強大傳播力量，“娛樂化”這一文化病毒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文學這一高度個體性的精神活動也被嚴重感染。文學越來越受到商業市場的支配，其消費性的娛樂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娛樂性越來越成為文學寫作的強大推動力。從對“性描寫”的迷戀，到“暴露癖”式的自我表現；從“美女作家”的標簽到“下半身寫作”的狂歡，寫作者為了取悅公眾，將自己改造成娛樂工具。這一文學寫作的“泛娛樂化”現象，正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關注對象。 
   
                            孤注一擲的“秀場”投機
   
     2007年，湖南衛視的《超級男聲》風靡全國，電視“選秀節目”顯示出其在文化影響力和商業利益方面的巨大潛能。各地電視臺也隨即紛紛推出自己的選秀節目，像江西衛視的“紅歌匯”在全國就曾取得不錯的收視率。 
    電視“選秀節目”之本意，無非是為普通人提供一個自我展示的舞臺。選手希望通過自我展示，來贏得他人對自己的形象和技能的認可和尊重。而引進競爭和遴選的機制，則是為了增加選秀的價值內涵，并為節目確定游戲規則。由此可以看出，選秀節目向公眾承諾了一種社會價值，即任何人都可以參與某種社會競爭，而且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能力并贏得他人的認可和尊重。即使是失敗，也是在表明，自己在某方面實力尚不足，但這并不意味著人生全盤皆輸。但在當下中國電視選秀節目中，我們也看到了屢屢爆出的種種丑聞。壟斷性的媒體行業，不斷制造著成功者的神話。有些地方不良的媒體生態，使得電視人也淪落為商不商、官不官、藝不藝的文化怪胎。一些唯利是圖的節目制作人，不擇手段地以各種各樣的宣傳和詭計，刺激著人們的“賭徒心理”，間接地鼓勵參與者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出于對名利的極度渴望，一些“選秀族”的舉動幾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對像自己一樣的普通人在秀場上表現出來的出色品質和非凡能力的關注和欽佩，在“選秀族”那里異化為瘋狂的“偶像崇拜”和極度夸張的自我表現。普通人之間的互相尊重的觀念被嚴重削弱。于是，那些“秀場”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賭場”，上演著各式各樣的爾虞我詐和孤注一擲。節目制作方的賭注是收視率，評委的賭注是公眾關注度，選手的賭注是一夜成名。 
    如果說，秀場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那么，一些秀場上的種種丑陋現象，表現出來的是社會的價值體系的混亂和顛倒。一方面，長期以來，除了曾經的一些空洞的、大而無當的理想主義高調之外，社會幾乎沒有給公眾提供可靠的人生價值的評估尺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多的娛樂手段和自我發展的機會，社會給平民選擇生活方式、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太少，一大批年輕人希望通過選秀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秀場投機，幾乎成為一些年青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最便捷的途徑。在這場人生的盛大賭局中，“選秀族”不顧后果地一擁而上，在通向成功的狹窄的“獨木橋”上，擠作一團。成功者一夜之間身價百倍，而失敗者則幾乎一文不值，銷聲匿跡。重慶衛視的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因“格調低下”被國家廣電總局叫停，成為2007年最值得關注的娛樂事件。從重慶衛視的《第一次心動》節目里，我們看到的是一次次的“心痛”。這是一場不規范的、缺乏規則的游戲。界定模糊、漏洞百出、缺乏精確性和權威性的游戲規則傷害了比賽的公正性。在利欲熏心而競賽的公正性又缺乏有效保障的情況下，違規手段就成了“選秀賭徒”的孤注一擲。于是，在這一場既無精神內涵又無觀賞價值的秀場投機行為中，人們所看到是唯利是圖和弄虛作假、水平低劣和粗俗舉止。 
    然而，這種種丑陋的行為，還要“秀”多久？2007年，“文化娛樂化”掀起的狂潮是否要演變成所向披靡的“文化海嘯”？值得我們拭目以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秀場投機也跟任何其他領域的投機行為一樣，一旦無利可圖，大多數人必然會作鳥獸散。 
   
                         市場化條件下的“文學娛樂化”
   
    相比之下，文學要成為娛樂業的主角，似乎并無特別的優勢。與其他文化活動相比，文學中的娛樂要素相對缺乏。一般而言，文學寫作者缺乏娛樂明星所必備的身體條件，文學作品也不可能像娛樂產品那樣，可以直接訴諸感官消費。但是，在文化普泛性的“娛樂化”潮流之中，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的“娛樂化”傾向，似乎難以避免。 
    作家如果不依附于作協體制的話，一般而言，就不得不轉向市場。1990年代中期以來，日漸發達的非主流出版行業和互聯網的文化平臺，為那些非主流作家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生存條件。而在1980年代，一個寫作者如果不能在公開出版的主流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的話，就沒有可能獲得作家的頭銜，沒有可能獲得公眾的認可。或者說，公眾沒有可能知道他們。當然，詩歌是一種例外。1980年代的前衛詩人一直是以民間詩刊的方式來發布自己的作品，聚集同仁詩人。詩歌界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民間傳統。這一傳統被稱之為“第二詩界”。“第二詩界”的規則與主流文學界的規則正好背道而馳。不能贏得民間詩刊的認可的詩人，在詩歌界恰恰沒有地位。與此相反的路向是汪國真。汪的詩歌盡管還不屬于“完全市場經濟”模式，但已經具備了詩歌娛樂化的雛形，他通過迎合公眾趣味和媒體造勢，達到了宣傳上的成功。隨著文化市場化時代的到來，文學界的人士在通往娛樂“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開了文學通往娛樂“天堂”的大門。“美女作家”們在將自己的文學作品推向市場的同時，也大量發布自己的個人生活照。借助現代整容術、化妝術和攝影術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贏得了幾乎可以跟演藝明星一決高下的效果。 
    另外，學術娛樂化的熱潮正在形成。“劉心武評《紅樓夢》事件”，就是一個先兆。劉心武以小說家身份，通過電視臺，將《紅樓夢》演繹得如同偵探小說一般妙趣橫生，吸引了大批粉絲觀眾。相比之下，那些貌似學理嚴謹的“紅學家”們的言論和著作，就顯得沉悶呆板，了無生趣。劉心武至少使學術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娛樂”的品質。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因為劉心武遭到主流“紅學家”的責難，這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引起了一場風波。網民中不乏支持劉心武的“粉絲”，開始力挺劉心武而抨擊“紅學家”。當然，也有“紅學家”的學術支持者。他們互相之間形成了輿論群毆的趨勢。2007年，這種學術娛樂化的熱潮更是日甚一日。“學術超女”于丹走紅中國，但反對她的聲音也很強烈，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著名院校的十位博士聯名要求于丹“下課”，在網上發帖“要將于丹抵制到底”，引起近萬人跟帖，形成了“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 
     “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有著雙重的意義：它既是對傳統的精英學術對學術和知識的壟斷局面的打破，又是一個將學術一定程度上“娛樂化”的信號。至于學術是否需要娛樂化，以及學術的學術性與其娛樂性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這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 
    這里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文化受眾“粉絲化”。在娛樂界，受眾“粉絲化”是較為普遍的現象。現在，在文化和學術的傳播過程中，也開始出現受眾“粉絲化”的趨向。如同“超女”的PK模式一樣，雙方的“粉絲”對峙。“粉絲化”的特征是迷狂、崇拜、追捧和無條件捍衛偶像。最極端的例子是，2007年當郭敬明被揭抄襲丑聞之后，他的“粉絲”們的反應是，對其抄襲行為也表示支持。而一些文化名流則推波助瀾，為郭敬明的剽竊行為辯護，并變本加厲地將他作為“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舉薦到中國作協。2007年10月郭敬明加入了中國作協，立刻引發爭議，爭議的焦點并非是郭敬明的作品夠不夠上標準，也并非由于作家協會的破格吸納，而是一個有抄襲行為的寫手有沒有資格加入作協。雙方觀點爭執不下。不過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在客觀上為這一道德劣跡涂上了主流文化的油彩。 
    在現代媒體的強大號召力面前，觀眾和聽眾幾乎無可避免地“粉絲化”了。“粉絲”與“偶像”之間的關系，改變了文化傳播的結構和性質。“粉絲化”并非以知識理性對待知識，而是實現將知識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為頂禮膜拜的對象。這本身就是對知識的開發和反神話傾向的偏離和背叛。這一代“粉絲”們需要的，實際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識，甚至不是娛樂，只是出于對強大“偶像”的習慣性的“精神依賴”。“粉絲”們受支配性的人格，使得他們既懶得自己覓食，甚至連動嘴咀嚼一下都懶得去做，躺在知識的搖籃里張著嘴等待喂養。易中天、于丹等人所扮演的，無非是一個“精神保姆”的角色。他們將那些艱澀堅硬的學術“饅頭”咀嚼一遍，拌上了璣珠般的唾沫，變成了松軟滑膩易于吞咽和吸收的面團，然后反芻出來，喂養那些被哺養慣了的年輕一代讀書人。這種靠偶像咀嚼過的精神食糧維持其精神生存的“粉絲”們，喜歡品嘗的正是這種口味。 
   
                         新說書時代與文化經典的垃圾化
   
    繼劉心武演說《紅樓夢》、易中天評講《三國》后，“學術超女”于丹細說《論語》，錢文忠主講《玄奘西行》，引起公眾的熱切關注。一場“新說書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越來越多的新聞似乎都在表明：大眾又重新回到了復古年代，媒體也為此而大造聲勢。當下這種重述古典風潮，是根據當下社會的立場和趣味，來重塑古典。這是一種有關古典的消費時尚。在這場古典文化“時尚化”的消費運動中，經典本身的功能類似于1970年代的“假領”。假領不需要太多的布料，只要一點花哨布頭和時髦款式，就足以成為品味和身份的標志。“假領”是物質匱乏時代的產物，“文化假領”則是精神匱乏的產物。也許有一部分人試圖接續母語文化之根，但通過時尚化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顯然是舍本逐末。筆者理解人們對于“文化假領”的欲求，但倘若將這么一點古典皮屑就稱之為“文化復古”，恐怕是很輕率的想法。總體上說，當下“新說書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所謂“復古潮流”，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假象，是一種“回光返照”。在一個文化普遍膚淺化、粗劣化、空洞化的時代，古典文化要得以生存，是相當困難的。它很可能被改造為盛大的“文化馬戲”中的一個小丑，以老朽之身氣喘吁吁地奔忙，博得觀眾的哈哈一樂，從而為自己的生存謀得“一簞食”。 
    毫無疑問，“新說書運動”贏得了媒體，贏得了受眾，為傳統文化打開了前所未有的廣闊市場。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市場得救了，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得救。當然，市場得救也是件好事。在一個市場的時代，倘若連市場都沒有了，獲救的希望也就更為渺茫。想拯救傳統文化卻又一味排斥市場，這種行為最終只能葬送傳統文化。但市場本身從來不想拯救任何東西，它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文化介入市場，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在目前情況下，文化與市場是一種相互利用的關系。文化贏得了市場，市場贏得了利潤。但市場可能為了利潤，竭澤而漁，將文化變得面目全非。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可以不負責任，立即拋棄文化，轉身尋求其它獲利的途徑。從根本上說，文化的獲救只能依靠自身的文化建設。而這又是一個漫長的、常常毫無利潤可言的過程。另一方面，文字垃圾正在市場化，并讓一部分文字垃圾制造者先富起來。文學市場化對激活市場、拉動經濟，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對文化產品的垃圾化起到催化加速的作用。文化垃圾產品，是精神懶漢的方便面。真正的文化閱讀就是一種“自找麻煩”的事情。精致的美味需要良好的味覺和消化能力，需要細致緩慢地品嘗，甚至還需要復雜的程序和工具。精致的閱讀文化是快餐式閱讀和電視娛樂節目所不能實現的。而作為大眾娛樂媒體電視，也只能把文化典籍轉化為一些嘁嘁喳喳的趣聞軼事，讓聽眾在休閑之余一飽耳福。 
    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費者，是一種共生關系，他們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態圈的劣質化和粗陋化現狀。正如長期吃垃圾食品，會讓人上癮和身體虛胖一樣，長期處于垃圾文化的浸潤中，也會產生一種嚴重的精神依賴，進而精神空洞化。最有力的例證就是，一些前“少年作家”及其追捧者的敗壞文品和惡劣人品嚴重污染了正常的文學環境。這些文化垃圾哺養出來的無腦兒，只有一張巨大無比的嘴，瘋狂地吞噬著那些垃圾，在垃圾氛圍中虛胖和貪婪，為垃圾制造業生產指標的飆升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2007年第12期《探索與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