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近現代中國（和臺灣）的國族歷史寓言

王琦濤

幽暗人性？

王佳芝對鄺裕明的“愛”是她舞臺上戲內外的代入移情過程。不可思議的是，鄺竟然早就在策劃讓她當易先生的情婦。王佳芝也沒有表現出詫異（不象一個大一學生），而象個老練的熟知套路的人（如她扮演的麥太太）。

我們可以質疑，在那個時代是否女學生有這么“開放”，愛她的鄺是否可能這么無情，作為有正義感的青年學生，即使用犧牲自己同胞來換取一個敵人生命在心理上也無法作到。更何況是逼迫犧牲自己心愛的人。而且，民族主義話語歷來將本民族女性的貞操與身體視為國族尊嚴與利益象征，這里先將女同胞貞操奪去，再將女人獻于敵人，本身即與民族主義話語相沖突。此外，從歷史的可能性上來看，其時“革命加愛情”套路的小說泛濫，很難說作為愛國青年他們會不受到影響，而采取這種卑鄙的方法。此情節來自張愛玲，而后者本人早就說她很小即從當時流行的明清市民小說中獲知男女之事。而五四之后，特別是三十年代以來，如三角小說家張資平、“性博士”張競生之類作家早已出版對社會影響廣泛的性描寫、包括性行為具體描述的作品。當時性信息的廣泛流通相比今天并不遜色。因此，這個卑劣情節的設計絲毫不可信，它只是為了嘲笑抹黑大學生的虛幻愛國熱忱，以便于編導解構愛國主義。

麥太問鄺“三年前你可以的，為什么不？”為什么不？按照其時流行模式，那是正常不過以至成為俗套。但是影片另類敘事選擇不僅是為了顛覆不管是左翼的還是國民黨都一致的傳統革命敘事模式。三十年代千篇一律的“革命加戀愛”的小說被研究者斥為幼稚的無稽之談（其實在那個時代很多愛國青年正是受這些小說影響，而在現實生活中作出類似的舉動和選擇。）刻意反其道而行之的故事設計，只能從敘事學中加以探討：情節設計有多種可能，特定情節是為了傳達特定信息。影片的這個特定信息就是：一旦致力國族救亡，等于男人失去人性，女人失去貞操。

然而，日常生活中此事對于普通人之無可能，不等于它不可能發生：但不時發生在愛國青年學生身上，而只是發生在國民黨的特務政治里。類似的國民黨訓練特工的場景在歷史記載中常可見到。這種居心叵測的情節虛構在另一細節設計中無疑泄露了其來由：鄺沒有殺人經驗，要殺漢奸老曹捅八刀還不致命，最后竟懂得一招致命，將他整個頭扭歪。這一特務專門行刑暗殺手段的不經意間的展示暴露了整個影片的意識形態布局：編導（以及對國民黨政治深有洞悉的張愛玲）將國民黨特工的慣用做法，投射強加于愛國學生身上，

鄺裕明作為片中唯一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被刻畫成因為愛國缺乏人性的人。為了使此設意稍具可信性，編導安排了賴秀金這個人物。賴由于作為她的男友的鄺為王所吸引，而自始至終設計陷害后者，她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之一：這里編導要表現“人性本質惡”（或脆弱）的觀點。但顯然她還不是大奸大惡之人。更有說服力的說明仍在其階級成長的背景，所造成的個人的“慣習”(habitus)。人性在階級社會里，既表現為與遺傳有關的無所謂善惡的個性，更表現為階級性（所謂“幽暗人性”說是缺乏中介的本質論）。或者說個人的階級性成為個人和社會關系的中介，以及階級之間關系的中介。賴的行為只不過表現出部分小資產階級女性純粹利己的動機。

此外，易太太始終知曉兩人的奸情，甚至刻意撮合。這是現代中國的“國情”：為了維護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被遺棄，百無聊賴的貴婦不但窮奢盡欲，而且要為虎作倀，奉送新歡給先生以討歡心，表現絕對忠誠。這是“外國人不懂”的中國三四十年代中上流的資產階級家庭生活，腐爛、無聊、庸俗和奸巧。麻將桌上討論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普通百姓的生死不在他們眼中。“察言觀色”的“瑣碎政治”據說也表現了中國政治的獨特性，但這只代表了留存在國民黨勾心斗角的政治里的封建幫派性。

    在這個意義上，影片對“人性”的描寫，可以說正是客觀“階級性”的展示。編導這種對人性的理解進一步通向了影片核心之一：作為終極人性的陰道主義。

“色”之本性

李安的“存在主義思想”認為,王佳芝在“假裝麥太太的時候，她才真的有意義”;在和漢奸作愛時“那個什么叫做談戀愛，她才能夠觸摸她女性深層的那些東西。”

但是當王佳芝由青年學生裝成麥太時，她已經變成另一個人。這不是她有“雙面人格”，而由“易裝扮演”無意中揭示出來：這是一個階級身份的轉換。這里問題關鍵不在于作為掮客商人夫人的麥太本身是偽裝的小資學生王佳芝，而在于階級身份轉換后以此身份待人處世的中產階級貴婦的心理定勢、行為模式。比如，強奸之后初次約會麥太易奸立即相擁，易奸如嬰兒狀伏在麥太懷里。麥太不痛恨強暴者，且憐惜地體會到他的“寂寞”。影片的施虐/受虐場景詮釋了“通過女人的心通過陰道”的“愛情心理學”。

李安說，“我不知道愛是什么。”但“性愛本身不僅僅是一個身體動作，而是它激起化學反應，激發愛情和親密感。”[1]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在做愛時得到什么，確切地說我們（男人）是不知道的。”唯一能理解的是“作愛，釋放出一種愛意出來，它是關聯的。”[2] 在這種哲學里，“性+性交分泌的激素=愛”。

這種對愛的理解有其階級基礎，也被這個階級的人所廣泛接受。即麥太的通奸行為是這個階級的人經常發生、覺得是自然的“人性”。在其中據說能產生“愛”，（而不是相反的由愛而通奸）。對于何為“愛”的定義不是普世不變的人性，而是不但隨著歷史階段的演變而不斷改變，而且不同階級的人有不同的對愛的理解。它是一種話語，一種文化與社會（包括心理）機制,有其社會文化與心理的基礎。這種機制可以看作表達了資產階級在某個時期對“愛”的理解和定義“性+金錢=愛”。

然而，影片對易奸和麥太太“感情”的渲染，也不過是為了服務于它的一個核心邏輯：這一隱蔽的卻要"微言大義"予以表達的政治話語。

陰暗政治

影片是李安從國民黨意識形態立場對中國現代史的詮釋。電影表現漢奸的人性，以及其“忍辱負重”，而回避表現日本侵略者的殘暴。“鬼子殺人如麻”的事實雖然得到易奸承認，但略去他同樣殺人如麻，且專殺抗日愛國志士的呈現。

    國民黨上海特務頭子老吳雖和易漢奸有血海深仇，但他對待王佳芝等手下是純粹的利用關系。李安演繹出這個形象，表達對國民黨歷史的反省。在這里直面國民黨的黑暗面，對自小接受黨化教育的李安來說，的確可以算是“很痛的一個事情”。

唐德剛曾暗示，漢奸的罪惡不在于背叛國家民族利益，而僅在于破壞了民族道德，但其貢獻是巨大的：抗拒日寇在中國大陸征兵往南洋作戰，保護了了占領區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易太在牌桌上說“我跟老易說，你們汪政府，連一點象樣的戲都擺不出來。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買帳的呀。”）這個邏輯被香港評論家馬鼎盛近期在《南方周末》上所重復：漢奸不漢奸，本來就是一筆胡涂帳。又如龍應臺女士認為 “在那樣的時代里，你對所謂“忠奸”難道不該留一點人性的空隙嗎？”丁默邨本來可以逃避歷史懲罰，是蔣介石下令槍斃。這里資產階級抵抗派與投降派之間的斗爭，被龍女士不是被看作歷史正義的聲張，而是流露出兔死狐悲、惺惺相惜的感傷。為漢奸的遭遇鳴不平，不但是龍女士的心愿，也是影片的目的。

電影的曖昧處正在于此。在這個階級路線的眼睛里，有兩種現實：一種是日寇的慘無人道（然而影片刻意避免呈現，其意值得玩味），一種是國民黨片面抗日路線的不擇手段。雖然他們有基本的是非道德觀，但出于李安所言的“恐懼”，它被克服超越了。因此，易奸鎮壓抗日志士也可以體諒甚至理解：因此影片原不憚于表現易奸殘忍審訊國民黨特務，然而最終基于其目的而割舍掉了。

漢奸的錯被認為不在破壞國族利益，甚至不在于如鄺裕明譴責老曹的道德意味上的破壞國家尊嚴，而在于人算不如天算：有誰會想到日本會無條件投降？如果不是美國卷入，戰后最壞的情況不外是三分天下（易奸說：“跟美國人一開打，就快到底了。”）在它看來，其時“全國精華均在‘汪主席‘控制之下”，[3] 也就是說漢奸才是民族的精英所在。他們殘殺國人的行徑于是可以被解釋為忍辱負重，“無毒不丈夫”。

電影是關于一部失敗主題的電影。因此，這部似乎是人性、或性愛戰勝國族利益的偉大象征(Symbolism)，就成為一出關于失敗的寓言(Allegory)：代表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依靠正規軍隊和特務暗殺手段）的老吳的失敗，代表國民黨投降一派的汪精衛路線（易先生為代表）的失敗，以及青年學生為代表的民間愛國進步力量的失敗的三重失敗。這不但是當時亡國論者的歷史觀，而且這種抗戰必敗的亡國論持續到現在。也即李安所說的：他要顛覆國共兩黨撰寫的抗戰史。為此，李安將抵抗者“描寫成滑稽、怯懦、難以有效組織和行動，只能垂頭喪氣、接受屠殺的愛無能、性無能、政治無能、戰斗無能者。”[4]

影片中死去的是叛變的麥太太和愛國青年，易奸逮捕的愛國志士，包括他弄死的兩名同時來勾引他的國民黨女特工，活下來的是易奸，冷酷無情的老吳，醉生夢死的太太們。由此編導表達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觀：政治從來都是卑鄙的不擇手段的人幸存和得勝。

    出于這種理解，暴力的可怖（編導的部分“恐懼”所在）被渲染：無論是鄺八刀才血淋淋殺老曹（同時渲染他們的“同鄉之誼”，表現戰爭的“非理性”），還是原情節中易奸審訊場景。既然暴力可怕，漢奸的問題只不過是其“人性”被戰爭所扭曲,怎么辦？如何讓易奸和麥太的“愛情”（通奸）繼續；或者，王和鄺的愛情發展？片中有所暗示：王佳芝-麥太太在影院里找鄺，離開前戲中戲的畫外音說：“妹妹回去吧。媽還在等這我們。”“你們怎么會在這兒呢？”也就是說，編導暗示我們要離開抗戰救亡的現場，回到自家的安樂窩。于是，在此影片表現出了其資產階級投降派召喚的本質。

因此，影片是漢奸電影，又不是漢奸電影。它不是漢奸電影，因為它并不宣揚漢奸的直接投降論，并不美化日本人的“王道”；然而它又是漢奸電影，因為它在宣揚抗戰原必定失敗（如果不是后來歷史巧合，美軍介入的話）的亡國論，同時在隱蔽地傳達漢奸的“人性”，以及其曲線救國論的觀點（在戲中易太太在牌桌上說“我跟老易說，你們汪政府，連一點象樣的戲都擺不出來。做多少好事老百姓也不買帳的呀。”）

上述種種政治話語，緣于現代中國歷史上大中層資產階級出于階級地位和利益，面對強敵所具有的恐懼感和動搖性。然而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我們最后還要探討影片的另一個層面：它的歷史話語。

荒誕歷史

影片隱而不顯的第三條線索是追查美方給重慶的被未知力量獲得的軍火。它被易先生截獲，而日本人還不知道，那么易奸留著這筆武器給誰？一直隱蔽在幕后的神秘的力量是誰？它或許才是最邪惡的力量，才是害死王佳芝和那些愛國學生的真正兇手。

這當然一向是國民黨對共產黨在抗戰中作用的評判：消極抗戰，積極壯大力量。是他們在蒙蔽愛國青年，與日偽暗中勾結。于是日前李安12月4日在日本首映式上所說：“（這部影片）雖提到的是中日抗戰，但實際上描述的是中國的內戰”就能很好理解：正是這股力量的存在，直接導致了間諜行動的失敗，（也間接導致了對日作戰的失敗）因此抗戰勝利后和這股與整個民族利益為敵的力量的戰爭不可避免。[5] （影片以及劇本中對于蘇俄存在的眾多暗示，也意在宣傳共產黨是蘇俄的代理人的國民黨正統史觀。）

因此，影片將易奸設計成三面間諜，為了給自己保命留后路，同時和日本侵略者、國民黨、共產黨三方力量合作。國共兩方都不想真心抗戰，而和日寇勾勾搭搭。而愛國青年則一直被蒙在鼓里，最后被老吳為公報私仇當炮灰所犧牲（他明知鄺要為了王佳芝得到解脫殺易奸，而裝做不知以卸責。最后讓他的手下槍手脫身，而不管那些從大學生中招募的小特務）。

由此此片中曖昧不明的暗示，我們可以大膽設想，李安或許私自保留了一部由于目前海峽兩岸的政治情勢，暫時不能公開的完整的影片版本。這或許就是李安所說的“那真正的玄機是天機不可泄露。”這才是李安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終極寓言演繹和闡釋！

這是一出人生的荒謬劇,然而人生的荒謬是源于歷史本身的荒誕：王、鄺、甚至易奸都是三方政治力量間骯臟政治博弈的犧牲品！然而這又可以從其對政治的解畫邏輯中很好理解：既然政治從來都是卑鄙的不擇手段的人幸存和得勝，那么歷史有什么是非，方向？漢奸不但是無奈的在各種政治力量間掙扎、折沖、協商的犧牲品，而且是真正為了中華民族的萬世萬代著想的愛國者（他們也在鼓吹：“中國不能亡”。既然抗戰必敗，要讓中國免于日本統治，而由他們這些中國人統治。）編導為此要為他披上溫情面紗。

影片置換了中華悲情的主體，將其由全體被宰割欺凌強奸的國族民眾，置換為漢奸與叛徒的“悲情”。 李安通過纂改史實，意圖用漢奸和叛徒的“悲情史”，來做一種民族志(ethnography),作為對中華民族近代與現代史的概括隱寓。而視女性為缺乏智力的玩物的強烈“厭女癥”的表達的封建男權話語（如片中評彈《劍閣聞玲》的楊貴妃與唐明皇故事及麥太躺在易奸懷里的霸王別姬意象），牽涉到重要的對原作的改編。影片的結尾與原作易奸喜氣洋洋相反，易奸坐在床邊似乎眼有淚光。從床上起來，在走出房間時回望，是他的陰影。張要讓易奸覺得麥太“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死后為他“作倀”；李安要進一步表達的是易奸成了麥太太的“鬼”。張愛玲（表面）要超脫政治，李安是再進入政治：張愛玲要回避政治，李安要聲張政治。

主體生成

影片用曖昧的民族情結（王佳芝個人身份不但被改換，而且民族身份被顛覆收編），暗示中國國族身份是曖昧的、流變的。同時，香港和上海的“雙城記”中或許也隱含了對影片中另一個缺席的他者——臺灣——的文化政治的詮釋。張的小說里對王佳芝并沒有個人家世的介紹。編導填補了這個遺漏，將她設計為母親已死（中華傳統文化已死），父親帶小兒子離棄了她（“祖國政權對臺灣的遺棄”）。于是王作為“亞細亞孤兒”，被祖國（老吳“代父”和鄺裕明“哥哥”）利用來作為“娼妓”與日偽通聯，因此她被后者收編。她的被毀滅的民族身份，由于不可能代表香港和上海（內地），被編導寓示為現在臺灣國族身份的“曖昧性”。因此，這部影片不但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寓言，而且是編導對中國大陸和臺灣歷史關系的寓言。

張寫《色戒》，意將50年代的歷史背景置換到抗戰時期：不在于為漢奸平反（相反，小說包含了對漢奸本質的深刻認識），而在于抵抗其時共產黨革命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李安將當前的時代背景錯置，意在于為其時政治辯白，漢奸因此有了人性的光輝。張愛玲要表達她的悲觀主義宿命論，為失敗的戀愛和婚姻辯解（因此才聲張“愛無所謂對錯”的中產階級話語），李安要表達歷史輪回論，為內心“恐懼”剖白。因此張的小說不動聲色暗示麥太的性關系和性心理，電影鋪張性愛畫面。張痛斥和鞭韃漢奸的邪惡，而影片回避漢奸行為殘忍。對敵懦弱諂媚，對同胞兇殘的漢奸被承認是為虎作倀的娼妓，但要表現這是他們無可奈何的選擇。但二者共同點在于，這種歷史錯置和形而上的“性的力與量”，目的在于解構工農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

中產意識及話語，今天占據媒體和社會主流的聲音，在價值和審美上構成欣賞《色戒》的社會基礎。當湯唯說：“那樣的一種結果是，我覺得是女人覺得是最浪漫的”時，它表明中國大陸當前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性質的市民階級）的主體的正式生成（“真愛無罪”論），與接受的背景（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與臺灣及香港因中產階級占主體而趨于一致的反應不同,大陸民間的網上異議聲浪,表明中國大陸社會依然異質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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