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投機

                               南帆

      一些網站發動了一場文學投票，十位“人氣最旺”的作家終于出爐。王安憶、王朔、莫言、余華、蘇童、賈平凹、池莉這些大牌作家均榜上有名。誰是今日文壇的盟主？這個問題似乎有了一個統計學的答案。我無心加入贊美的合唱，也不想擎起挑剔的長矛――我只想提到一個事實：文學的評判再度與擁戴者的人數聯系起來了。

      文學是為大眾的，這個口號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胡適、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的主將力倡白話文，文學必須進入“引車賣漿”之徒的視野。這時的大眾是啟蒙的對象，文學是知識分子開啟民智的利器。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大眾逐漸轉變為知識分子的導師。革命領袖斷言，作家只能甘當大眾的小學生，否則他們將一事無成。數十年反反復復的告誡、敲打和可怖的煎熬，許多作家終于習慣了在大眾面前低眉順眼，兢兢業業。這種背景之下，八十年代某些詩人的出言不遜的確嚇人一跳――他們竟然宣稱他們的詩是為下個世紀的讀者寫的，現今的大眾看不懂只能是活該。這種論調囂張了一陣，九十年代作家的表情又迅速地和藹了起來。這時，市場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作家與大眾的關系也在市場之中改寫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于是，許多作家慨然地在文學領域認可了“顧客是上帝”的原則，他們又口口聲聲地惦記起了大眾。當然，這時的大眾不再涉及啟蒙或者被啟蒙，大眾變成了一個與作家稿費單息息相關的概念。作家想念大眾猶如商販想念顧客。

       不少作家認為，這不是什么恥辱――恥于言利是一種有待破除的傳統觀念。為什么不把贏得的利潤當作文學評判的依據呢？大眾走入市場，自愿地掏出口袋里的貨幣，這表明了大眾對于某些作品的由衷喜愛。讀者都是心明眼亮的人。誰也不會出錢購買那些次品和廢品。所以，市場銷量與作品的價值是互為表里的。公開場合，沒有幾個作家會愚蠢地炫耀他們掙了多少銀子；他們樂于暗示的是另一個觀點：讀者的數目就是作品價值的見證。

       這樣，作家們得意洋洋地從市場上凱旋而歸。他們仿佛找到了一個縱情表演的舞臺――市場的自由競爭造就了他們脫穎而出的機會。可是，如果洞悉了市場的全部奧秘，這些作家就不會輕易地將所有的輝煌歸功于自己的藝術天才。許多作家的想象之中，市場是一個公平交易的平臺，貨幣的數目完整地表達了讀者的閱讀意愿。他們沒有想到，如今的市場已經如此成熟，以至于市場可以煽動、制造各種購買欲望。強大的傳媒系統與爐火純青的廣告設計正在為大眾配置各種欲望――廣告的敘事學就是將這些欲望表述成來自大眾內心的渴求。文學納入市場的運作體系，這是一個轉折性的事件。首先，市場挑選一批幸運的作家充當偶象；其次，市場將會動用一套豐富的動員技巧號召大眾聚集在這些偶象周圍。所以，我們遠在讀到具體的作品之前就聽說汪國真、余秋雨、王朔或者衛慧、棉棉炙手可熱。如果作家的名聲有助于贏得商業利潤，市場就會派遣出一批訓練有素的名聲制造者。人們已經察覺，現今許多作家的名聲不是源于自然的積累。從“新狀態”、“斷裂派”、“七十年代新新人類”到“身體寫作”，許多毛頭小伙子和性感的姑娘一夜成名。廣告系統之中，一個醒目的稱呼、一個驚人的口號遠比一批好作品重要――有了這些稱呼和口號就像有了一個可以拎得起來的把柄。許多時候，攻勢強盛的廣告甚至會發出巧妙的暗示：不曾讀過這些作品的人就會淪落為沒有文化的時代落伍者。種種火熱的介紹終于讓讀者心癢難熬――轉過身來，讀者欣喜地發現書攤上已經擺滿了他們想要的作品。許久之后人們才會意識到，廣告與銷售是利益均沾的共同體。很大程度上，圖書銷售排行榜乃是出版商精心操縱的結果。不少作家僅僅是被操縱的傀儡。

        當然，這是一種愉快的被動――誰又會拒絕充當一個日進斗金的傀儡呢？人們沒有理由將作家打入另冊，剝奪他們掙錢的權利。但是，人們也沒有理由認為，銀子的數目就是文學的最后判決。買賣興隆僅僅是經濟學的成功，可是，許多人總是順手牽羊地把它形容為文學的成功。有些作家不明就里。他們良好的自我感覺表明，這些作家甚至比讀者更快地在市場的造勢之中暈了頭；相形之下，另一些作家工于算計。他們頻繁出入于傳媒，不露聲色地推波助瀾，巧妙地將文化主張的宣諭與商業宣傳匯為一爐。他們僅僅是在做得過火的時候露出了一些破綻――有時人們會覺得他們正在虛張聲勢，這種虛張聲勢又像是缺少自信的癥狀。不管怎么說，文學與市場的合作方興未艾。套用一個時髦的詞匯，我們祈愿二者之間出現一個“雙贏”的前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要大聲地表示一個信念――雖然另一些作家沒有被市場選中，沒有被塑造為文化明星，沒有大規模地進入機場、地鐵站的售書亭并且在電視屏幕和報紙的書評版之中頻頻亮相，但是，他們的重要性是無可否認的――如果說不是更重要的話。

      讀者的數目制造了市場規模。廣告系統制造了人云亦云的習慣。發行量和高額的版稅收入制造了崇拜。這一切都是市場運行的秘訣。所以，人多勢眾、雅俗共賞時常得到了市場的稱贊。應者寥寥的人肯定不是市場上的成功者。可是，文學不一定要四面作揖，和氣生財。文學必須敢于出示另一些內容，例如特立獨行的風格或者藐視庸常之見的勇氣。從“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清高到現代主義式的深奧，從尼采的激烈到托爾斯泰的憐憫，從曹雪芹的多情到魯迅的孤憤憂深，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沒有必要用溫順的笑容討好市場。相反，這時的文學高傲地俯視著金錢。捐贈某一部著作的收入或者拒領諾貝爾文學獎并不說明什么。文學的真正驕傲是，認定生活之中有一些比金錢更高貴的東西。文學可以從市場上掙回數額不等的稿費，但是，作家不能因此而開始無原則的投機。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文學與日常商品――譬如電冰箱或者空調機――的最大差異。如果說，購買者的人數往往證明了某種電冰箱的偉大程度，那么，文學不一定可以循此類推。的確，文學正在投入市場，但是，文學的終極意義決不限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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