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應具有時代意識與世界眼光
□石一寧
青年作家應該如何理解和處理自己的創作與時代的關系,如何使自己的創作成為對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的繼承和借鑒基礎上的創新?在剛剛閉幕的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記者就此采訪了部分與會作家。
剛剛以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新教育風暴》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的王宏甲說,文學藝術從來就不是一門孤立的學問。即使你感到“生產力”三個字跟優美的文學語言多么格格不入,每當新興的生產力引起經濟社會劇烈變革,文化也會騰升出輝煌的遷變。譬如春秋初鐵耕問世,歷史便推衍出百家爭鳴的燦爛局面。西方工業沖擊中國數十年后,1915年就發生了新文化運動,1917年出現了文學革命。那時的新詩寫得很好嗎?胡適在他的《嘗試集》第4版自序中就說自己的詩很像女子纏過的腳,“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可是《嘗試集》竟連連再版,那些恪守著古典詩詞格律的人們覺得這是值得痛哭流涕的事啊!可是,對不起,一個世界性的工業時代出現了。魯迅、胡適、郭沫若那一代文學青年,是借西方小說和詩歌的形式,來創造性地建構一個民族新的話語體系,肩起了這個新時代的文化擔當。然而以耗竭有限資源為代價的傳統工業不能持續發展,計算機時代出現,就在各個領域取代齒輪。今天我們已十分需要站在信息時代的平臺來認識這場世界性變遷。新經濟正把曾經輝煌的傳統工業時代變成了舊世界,看不到這些變遷,就會沉浸在舊世界里寫小說、做文章,無異于在這樣一個推陳出新的時代放棄自己的作為,處于“失語”狀態。這樣的文學,就會失去這個時代大轉型中的多數讀者,而只會嘆息昨日的文學風光不再。其實,當世界再一次變成需要重新認識的對象,人生也會成為陌生的難題。文學是為拓展和豐富人生的道路而存在的,這一時期,文學若能與蕓蕓眾生同呼吸,怎么可能失去讀者?
王宏甲說,1917年,魯迅36歲,胡適26歲,郭沫若25歲。2007年,我國大力倡導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正給文學青年帶來嶄新的機會。文學永遠需要心靈的激情,青春的沖動,需要時代意識和世界眼光。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代新人造就出一個不同于20世紀的新文學時代。
來自天津的王松也是創作成就卓著的作家。他說,今天的青年作家很幸運,趕上了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因此胸懷應該更寬廣。青年作家時代意識的體現,應該是沿著歷史發展的縱向與現實生活的橫向去尋找交叉點。只有尋找到這個交叉點,才能確定自己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也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今天各種傳媒和通訊手段的高速發展,為青年作家了解當今的多元化社會乃至全世界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但我覺得青年作家放眼世界并不等于只把眼睛盯著世界向外看,同時還應該向內看,應該真正了解我們自己的民族與民族精神,這同樣也是胸懷世界。因為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民族,才能把我們的民族放到全世界的坐標系中,從而確立在世界上的位置。可以這樣說,如果不了解世界,就不了解我們自己;而不了解自己,也就無法真正認識世界。
在國土資源系統工作過的歐陽黔森,以前作為地質隊員,“走遍了貴州的山山水水”。他結合自己創作的關于紅軍長征的長篇小說和電視劇來談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他說,寫什么和不寫什么,決定于作者的價值觀、世界觀。我們青年作者,怎樣端正寫作態度,敢于負責而無愧于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值得去追問和思考的。我的家鄉,曾有紅軍的二個方面軍在那里經過和建立根據地。二方面軍的前身是二、六軍團。二、六軍團在黔東、湘西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故事讓我刻骨銘心,就是黔東石阡縣困牛山百名紅軍跳崖的故事。說的是六軍團十八師的一個連在甘溪戰斗中為掩護主力突圍,子彈打完后集體跳崖。這個故事在省黨史辦編的書籍里我看過,但親臨實地對我的震撼更大。狼牙山五壯士跳崖我是知道的,國人都知道,但這困牛山百名紅軍跳崖,我想不能僅僅是當地老百姓和省黨史辦的專家知道。我想讓天下人都知道,于是我邀請上魯迅文學院時的同學陶純,一起重走長征路,并一起寫反映二方面軍長征的長篇小說《雄關漫道》和20集同名電視連續劇。我生長在一塊尚武之風盛行的土地,因而兒時的理想是當一名將軍,可是在全世界人民都愛好和平的這一前提下,我的理想是那樣的微不足道。于是,閱覽軍事方面的知識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糧。有了這樣的了解,我便明白了世界戰爭史上不缺遠征,可是我更熱愛探尋中國工農紅軍的萬里長征。走長征,寫長征,是接受一次靈魂的洗禮,體會到了心靈的震撼。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精神,超越了黨派、國家、民族,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長征無疑已成為中華民族記憶中最為寶貴的部分。它既是一段真實的歷史,也是一種民族的珍貴精神價值的展現。一個作家只有懷著一種時代使命感,并具有寬闊的世界視野,才能寫好這段歷史,才能更好地展現這一民族的珍貴精神價值。
來源:文藝報 石一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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