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共產黨宣言》中的這句話被左翼自由主義者們曲解為了“民族虛無主義”，因為歸根結底民族問題應該從屬于階級問題，脫離階級斗爭的視域談論民族問題恰恰是小資產階級分離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話術。

　　我們在這里不談論階級斗爭與“階級主義”的區別，而是要將民族主義的問題從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談論爛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斗爭中轉移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脫離具體歷史情境談歷史人物的言論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精神的。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后，歐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在蓬勃發展，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在對波蘭獨立的問題上，馬克思與恩格斯便肯定了波蘭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進步意義，“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以及被壓迫階級的解放看作一回事，這就給整個歐洲作出了光輝的榜樣”（馬克思：論波蘭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與恩格斯是自由民主主義者，相反“馬克思對波蘭問題的態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總戰略決定的”（泰德·格蘭特《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換句話說要對運動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第一這場運動的革命對象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具有歷史進步的一面；第二波蘭的獨立將使歐洲的反對勢力受到沉重打擊，“如果他們還能支持一些時候，他們還能夠匯入一個能挽救他們的全歐洲運動”（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給馬克思的信）。

　　“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馬克思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就壟斷資本的國際性來說，無產階級的經濟狀況與他們獲得解放的條件必然是超越國界的，但是各國工人在當時又生存在特定的國家和階級關系中，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認為各國無產階級首先要取得本國的國家機器從而上升為本民族的領導階級，而這也只是“暫時的”。

　　這當然又會牽扯到列寧主義與左翼共產主義的分歧，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論述過。而本篇則著重關注左翼自由主義民族虛無主義的一面，這也必然地被他們追溯到了盧森堡那里。

　　關于波蘭與俄國的問題

　　在當時的波蘭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路線：一條是波蘭社會黨，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目的是爭取波蘭民族獨立，而不是推進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同時在與俄國社會主義者合作的問題上也主張以主權平等為前提；而另一條是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他們認為階級問題比民族問題更迫切，因為在市場一體化與階級問題的無國別性下階級斗爭具有根本性。

　　而造成這一分歧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從18世紀普魯士帝國、奧地利帝國以及沙皇俄國三國瓜分波蘭開始，因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本身就存在著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就導致了俄屬波蘭與德屬波蘭、奧屬波蘭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根據重建一個獨立的波蘭的綱領是無法開展適應無產階級需要的政治活動的，因為這個綱領沒有考慮實際情況。這三個波蘭國家，其中的一個享有相對廣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選權；第二個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權利，普選權卻還有待爭取；第三個完全處于專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因此這三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制定共同的最低政治綱領在今天實際上是做不到的，因為工人政黨的政治活動總是要與現存政治形式相適應的”（盧森堡：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工人事業》雜志編輯部向1893年蘇黎世第三次國際社會主義工人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在這種情況下盧森堡才會認為民族獨立的口號對于無產階級運動有害無益，民族自決也就意味著贊成瓜分波蘭。

　　而對于列寧來說，盧森堡認為列寧一方面堅持民族自決權，另一方面又反對沙皇俄國內的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謀求民族自治，而這是根植于列寧的先鋒隊理論，也就是說合作要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主導下展開。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也許列寧理論中存在著悖論，但盧森堡的反擊甚至是其理論也存在著悖論：盧森堡一方面堅持階級問題優先性，而另一方面又在謀求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獨立的政治活動空間，“盧森堡幾乎不是一個民族虛無主義者，她經常贊同波蘭人中普遍存在的假設，即他們比俄國的其他民族群體更‘歐洲’”（Eric Blanc：The Rosa Luxemburg Myth: A Critique of Luxemburg’s Politics in Poland (1893–1919)），因此盧森堡實際上主張的是“民族文化自治”，更希望各民族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化，從而共同生活在一個國際主義的社會中。

　　而對這一悖論的解決需要回到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對于列寧來說，“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和沒有完成的國家之間”是存在區別的，前者已經完成了民族問題，而后者則還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因此需要先獲得民族獨立再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對民族國家的揚棄。同時，僅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斷定弱小民族爭取民族自決權的斗爭是幻影，這是用經濟問題來置換政治問題。而列寧贊成民族自決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因為布爾什維克還需要防備俄國內部的大俄羅斯主義傾向。

　　無論如何，盧森堡與列寧不僅僅是看到了民族主義的歷史進步意義——資本主義的迅速傳播和資產階級轉型在經濟上破壞并摧毀了源于封建習俗的帝國，隨著國家市場的活力，它們喚醒了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歷史階段下看到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以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資產階級國家對戰爭的動員無疑會讓左翼去反思“民族”這一概念絕不是“自古以來的”，而是建構的。

　　關于美洲與印尼的問題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在恩格斯的《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中，我們看到恩格斯區分了“民族的（national）”問題與“民族（nationality）”問題，后者是指自然形成的共同體，“每一個民族（nationality）都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宰；任何一個民族（nationality）的每一個單獨部分都應當被允許與自己的偉大祖國合并”，它在近代中恰恰是資產階級歷史進步的體現；而前者則是帝國主義所宣揚的“官方民族主義”，在恩格斯的文章中體現為沙皇俄國對波蘭民族的消滅。

　　但是我們還需要反思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所宣揚的“自由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又是如何變成了“官方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文化學說、符號語言與思想意識，它致力于創造一個由諸多集體性文化認同或文化民族所構成的世界。但這里必須區分“民族主義原型”與民族主義，二者的不同之處就在于，民族主義原型“并沒有或還沒有和以特定領土為單位的政治組織建立必然關系”（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在韋伯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民族歸屬并不一定以共同的血緣、共同的語言為基礎，而只是新興資產階級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必然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而這反映到上層建筑當中則表現為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精英對“民族”/“國族”概念的建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在民族主義原型與近代民族主義之間，把并沒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如果有的話，也一定是人為虛構出來的”。

　　但是在這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區分近代民族主義：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民族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并不是捏造出來的，而是形成任何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因此他認為民族主義從不是歐洲而是從美洲先開始的——英國、西班牙與葡萄牙對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視，使得當地歐裔移民的社會與政治流動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圍之內，“既然生在美洲，他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既然生在西班牙，半島人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美洲人”，這樣歐裔移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他者從而形成了對自己共同體的想象。這一民族主義觀念擴散到了歐洲從而掀起了資產階級革命，而“官方民族主義”則是歐洲貴族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吸納過程的一個意外后果。

　　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原因的分析中看不到美洲原住民的影子，而只是強調歐洲殖民者帶來的啟蒙觀念與“印刷資本主義”培育的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這種理論可以追溯到他對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分析中：很明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觀念更多程度上是從外面“灌輸”進來的，在其中知識分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并不止于此，他并不認為印尼民族主義是因為西方啟蒙觀念通過荷蘭殖民教育手段傳播到印尼，而是在與荷蘭不同的日本殖民主義風格的感召下使得印尼青年將本國的傳統文化進行“重構”。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具體論述過二戰時期日本的“超克論”，而我們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便陷入到了“大東亞共榮”的意識形態陷阱中，不僅僅認為印尼的獨立是大東亞共榮的實現，還認為美洲獨立運動是基于美洲殖民官員與宗主國官員的“伙伴”關系，只不過因為宗主國行政系統的種族意識催生了美洲殖民官員的地方主義。

　　“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樣，這些從一個被最暴烈的種族、階級和區域對立所碎裂的社會中‘自然地’出現的、驚人的19世紀的兄弟之情的想象清楚地顯示了米什萊和勒南時代的民族主義代表了一種新形式的意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

　　最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退化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幸存兄弟主義，通過弘揚一種虛假的普世主義，“相逢一笑泯恩仇”，抵御了所謂西方腐化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卻又無意中承認了另一個大他者（在這里便是領導“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在這里西方左派反而陷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亡當中：在肉身已死但心靈未死的情況下，只能尋求在文學中進行狂飆突進，但他的生命實際上是符號學秩序的生命，這在西方左派那里則表現為自己在現實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已經死去，而只能在文化中虛構生存論姿態，而實際上是自己所處的歷史背景在說話罷了。

　　在這種對政治經濟的放棄下，西方左派也許會擺出非常激進的姿態，但他們所呼喊出的口號依然是無力的。也許他們會像列寧那般將民族問題視作政治問題，但他們拋棄了在此之前更為重要的問題即帝國主義：跟隨著葛蘭西，阿里吉將霸權理論延伸到了世界體系領域，對于他來說經濟剝削的問題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層面領土主義與資本主義邏輯的交織，是各國爭奪霸權的場域，“現代國際體系就這樣通過幾個越來越廣泛的霸權而獲得了目前的全球規模，這些霸權相應地減少了體系成員實際享有的主權的排他性”（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奈格里與哈特認為舊有的等級制帝國主義已經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平滑空間即“帝國”所取代，在這里帝國主義恰恰成了資本流動的阻礙，因為其執行的是民族國家的邏輯；柄谷行人將民族主義視作對現代性沖突的“防御機制”，“民族就是共同體被商品經濟解體后的‘想象性’復歸，因此它根本上擁有與國家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對立的要素”（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但不妨礙他將“超克論”結合起來，從而否定反帝國運動，因為根據超克論來說否定帝國主義、否定帝國反而是為了成為帝國主義，所以美國作為帝國主義是因為“它身處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之中，為‘自身的國際動機’而驅動”。所有這些論斷無疑指向了同一個論點——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國家的邏輯是全球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阻礙。因此，反帝國主義并不意味著是在反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是對帝國主義的另類解釋，“帝國主義唯一的一次輝煌是一個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里的失敗”（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因此這些左派也就會拒絕任何形式的民族解放運動，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反帝國主義的敘事實際上是恢復了20世紀的冷戰思維、陣營思維，在對“抽象的歷史進程”“具象化”的過程中破壞了國際主義，“完全將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與美國等同起來，將是一個政治和理論上的巨大錯誤”（普殊同：History and Helplessness: Mass Mobi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Anticapitalism）。

　　而我們說，這些對帝國主義理論以及反帝運動的否定實際上是在反對列寧的工人貴族理論：在他們那里，不存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不平等交換，而只有整體的資本-民族-國家的結構性病理，帝國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政策而已——我們看到了考茨基主義在當代的回歸。當然他們不會是考茨基那樣的中派立場，從而他們表現出來的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激進性，這也就使得我們的理論沖突轉到了對“一國勝利論”的分析。

　　關于蘇俄與中國的問題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在《共產黨宣言》中又寫道：“聯合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貌似“共同勝利論”與建立歐洲聯邦是可行的，列寧一開始也認同歐洲聯邦，在歐洲絕大多數社民黨背叛國際主義走向沙文主義的時候，只有列寧仍然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提出“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

　　但是這種立場也就意味著需要等待革命時機，如果持有這種立場也就會像第二國際一樣被人民拋棄。更重要的是利用歷史機遇來打開革命時機，因為根本上來說革命時機是回溯性發現的。既然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那么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取得勝利，“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余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

　　“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馬克思：關于波蘭的演說），因此不重視民族解放運動也就無法談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優先于階級斗爭。托洛茨基會認為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實際上是服務于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目標的，因此正確的路徑只能是直接反對資本主義的、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的“不斷革命”。在歷史階段的問題上，托洛茨基是正確的，即民族革命并不是意味著必然經歷資本主義階段；但在另一個問題上，即革命目的與手段上，托洛茨基卻喪失了他的辯證法底色而變成了自然主義。托洛茨基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淆的原因在于，他認為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總是意味著它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這也就導致了托洛茨基對抗日戰爭的錯誤判斷，但在列寧看來，“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實際力量，已不局限于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主義者的狹小范圍。多數殖民地已經建立起有組織的革命政黨，它們努力同工人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M·N·羅伊《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綱領》），這種觀點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上得到了體現：“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無產階級不會是一種需要借助某些操控手段才能獲取的自然資源，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任何有助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去畏懼民族國家，在無產階級無法掌握一個國際時先掌握一個國家，這恰恰是歷史向我們呈現出的行動的視野。正如我們前面文章所分析的那樣，對策略的拒絕也就意味著激進的教條主義：一方面承認一種世界主義的革命模式，另一方面，這種對主體中介作用的宣揚要么會走向無政府主義（僅僅是工人的自發斗爭），要么會走向極端的客觀主義（知識分子總是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對帝國主義以及民族革命的否定，只會讓這些知識分子失掉更為重要的東西，從而只能得出更為可笑的結論。

　　當我們過分抽象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時，反而使得其實體化、形而上學化了，仿佛歷史進程是懸在我們頭上的東西，而在其中主體的作用去哪里去了？絕對精神的運動必然需要甩出主體，因此在一開始主體的作用似乎是一種自發的“反應”，但是我們知道自發必然要走向自為，只有這樣絕對精神才能繼續運動，不然只會陷入惡循環。因此只是看到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一面（宗教原教旨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從而否定帝國主義以及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情緒，只會陷入歐洲中心主義而打不開任何的解放空間。帝國主義論及其延伸理論并不意味著只是將帝國主義大國視作框架的行動者，相反它們恰恰是最國際主義的：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大國，還有其他的國家，都可以在絕對精神的運動中作為主體建立新的本體論秩序。

　　參考：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

　　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韋伯《經濟與社會》

　　科拉科夫斯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

　　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

　　梅洛龐蒂《辯證法的歷險》

　　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

　　阿里吉《漫長的20世紀》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

　　安東尼·史密斯《民族認同》

　　曼德爾《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泰德·格蘭特《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

　　梁展《帝國的想象：文明、族群與未完成的共同體》

　　馬嘉鴻《批判的武器：羅莎·盧森堡與同時代思想者的論爭》

　　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么關系？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西方民族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是否存在重要區別？

　　約翰·福斯特：The New Denial of Imperialism on the Left

　　普殊同：History and Helplessness: Mass Mobi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Anticapitalism

　　Eric Blanc：The Rosa Luxemburg Myth: A Critique of Luxemburg’s Politics in Poland (1893–1919)

　　王幸平：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性及其局限——兼談列寧、斯大林對鮑威爾民族理論的批判

　　高放：再談社會主義“同時勝利”和“一國勝利”問題

　　高放：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勝利”論與“一國勝利”論問題的舊議與新評

　　劉志明朱思遠：論列寧“一國勝利論”及其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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