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了《想不明白，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走集體化道路為什么還這么難！》（今日頭條：2024-01-16 20:12·吳中顧念城）一文。
文章談到：“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走集體化道路完全正確。特別是之前疫情期間使我們的絕大多數人認識到了集體化，公有制的巨大優越性。從我們國家整體看，集體化優越性更能說明問題。例如，我們的電力普惠，國家花費巨額資金，把電力設施推進到老少邊地區，使偏邊地區的人民群眾用上了電。又比如鐵路建設通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如今已經達到全國所有縣城都能方便出行。還有通訊網絡，如今4G，5G網絡，連世界第三極珠峰上都有信號。這些實實在在的例子太多，如果是單干，各顧自己實行私有制，這些利國利民的宏大工程想都不要想。”
就我國而言，建國之后的集體化是非常成功的。一個以原始種植為特征的農業大國，通過短短的二十幾年，轉變為世界第六工業強國，恰恰是以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從1956年到1983年，僅僅二十五年的時間，我國農業不僅為我國工業化的實現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和資金積累，而且同時也使我國農業生產狀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農業生產從養活6億多人發展到養活10億多人，我國農民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是十分明顯的。經過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發展，我國農民的生活狀態有了根本的改善，從沒有電到有電，從沒有書讀到中小學的普及，從農村缺醫少藥到醫療衛生系統在農村的普及，從絕大多數農民文盲到青少年普遍接受教育，人均壽命從三、四十歲增長到60多歲；農業生產先后實現了電力化、水利化、農田種植和管理科學化，并開始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農村的工業化發展趨勢。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國農村的集體經濟是非常成功的。人民公社時，一對務農的夫婦兩個勞動力，能夠養活一個七、八口之家，能夠負擔三、五個孩子的成長費用，農民的生存和發展能力，為我國歷史上絕無僅有。我國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二十多年的發展，不僅使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發展到農業生產機械化和農村工業化的階段，不僅為我國工業化的實現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還為之后的改革開放的發展準備了幾億有文化的勞動力階段，這也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和世界工廠形成的基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成功的明擺著的。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特別農民土地承包制幾十年的實踐，事實上已經從反面證明了集體經濟與個體經營模式的長短優劣。作為農村改革典型的小崗村的發展經歷，充分說明了農民的生存和發展、農業的現代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集體經濟。但問題在于，能夠像沈浩這樣的干部，真正從實際出發，學習大寨和南街先進經驗，重走集體化道路的人太少，而絕大多數的村鎮干部只是一切按照本本來，沒有多少人為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振興愿意冒著違反政策的風險來推動集體經濟的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解放思想的過程。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個體經營的普遍發展，由合作化和公社化運動得到一定改變的小農意識又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同時隨著國門大開，西方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逐漸在思想形成了主導態勢，同時，產權學派又主導的發展的話語權，而這一切都在事實上妨礙著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
一，我國是一個農耕社會存在二千多年的國家，小農意識非常頑強，如果我們不能從傳統的小農觀念中解放出來，集體經濟就難以建立和發展；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自由主義觀念、個人主義觀念毫無阻礙地侵襲了我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妖魔化公有制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觀點隨處可見，如果不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撥亂反正，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就缺乏良好的環境；
三，對于什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事實上在理論界的認識比較混亂，人們分不清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與資本主義合作經濟的區別，例如把資產階級當家做主和按資分配的股份制當作公有制來對待，就是最好的說明。對集體經濟的混亂認識，使建立和發展集體經濟的實踐難有成效。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我們不從某種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就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反過來，如果我們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現實缺乏實際的了解，對農村改革前后兩種生產的長短優劣有透徹的了解，也談不上解放思想。
在對待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問題上，沈浩做到了實事求是，切實為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謀劃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但是，要能在整個國家層面改變這種基本情況，則需要一次有成效的思想解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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