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廣州工作和生活中，總有一種感受經常浮現，即：歷史從沒有遠去，只是人們視而不見，不自覺或被塑造成不自覺罷了。新近的一個觸動，是本月在中山大學校園以至市區不同場所的一系列100周年校慶活動，隆重、溫馨、歡樂，惟是濃厚的歷史底色需要通過特定的透視才能見到、感受到。歷史底色所指的，近至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兩個傳統的淵源糾纏，遠至中國百年歷史的現代化道路，著著關系到香港的一切，偏偏是我這個自以為好學兼敏感的“非主流”香港人后知后覺，或許香港的社會主流更是這樣。

　　革命史觀，不服來辯

　　中山大學將創校年份定在1924年，這并非不言而喻，而是基于革命史觀，即是所強調的“中山手創”。事實上，孫中山當時寄予厚望，將這家大學與黃埔軍校并列，一文一武作為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基礎。

　　廣東高等師范學校

　　從革命史觀看，1924年翻開了現代中國歷史的新篇章。當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從原先的士紳加幫派加激進小團體組合改造成現代政黨，與同樣尚為幼稚的共產黨并肩成長起來形成了現代政治，即革命政治。而革命政治的原動力來自世界巨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野蠻到巴黎和會的橫蠻，使得原先被認知和認同為等于文明的西方祛魅。從五四運動到明確豎起“打倒帝國主義”的旗幟，反映了革命政治就是中國的主流，也正因此原先勢孤力弱的廣州變成全國政治的中心。

　　孫中山先生在廣東高師禮堂演講三民主義

　　隨后就是百年的實際革命歷程，其中1924-1927年是首次高潮，但是以失敗告終。失敗是因為革命自有其邏輯，表現為勞動者階級崛起成為自主的政治力量，使得階級矛盾尖銳化、無可彌合。當時的國民黨其實仍具相當革命性，其左派和黃埔系統更是如此，但是這種革命性相對于現實上的革命遠遠不足，只能被拋到革命的對立面。自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尤其是北伐之后，廣東和兩湖的農運工運“猶如暴風驟雨”，形成雙重政權的局面。當這個局面蔓延到全國經濟中心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建立起雛形的上海工人政權，而同時蔣介石集團的軍隊已經打到上海市郊，已經跟江浙財閥和英美勢力結盟，勞動者與統治者的生死決戰就是無可避免。隨后從汪精衛集團到各地國民黨新軍閥集團的清共、屠殺左派，也只不過是這個決戰的延續。

　　20多萬人在廣州東校場集會圣元上海工人罷工

　　首次革命高潮失敗或許意味著，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地區，要仿效西方國家的先前經驗，走上經典的獨立自主資本主義模式的現代化道路，是極其艱難。甚至可以說，邊陲地區惟有依靠社會主義導向的民族解放運動，才有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

　　革命史觀的理據是否充分？作為其對立面首先是國民黨傳統的相當于“天命皇權”的史觀，就是毫無正當性地自封正統，然后將任何反對力量一概視為無事生非、搗亂、叛亂。這種史觀極為不堪，總之就是無需講理只靠自我催眠，卻在筆者中學時代香港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常見，應該是那個時代的臺灣產物吧，偏偏是直至近年仍然大有傳播者。

　　較為像樣的是現代化史觀，這又分為兩種，一是要擁抱現實的西方，另一是要擁抱西方的理想。前者沒有什么說服力，畢竟，20世紀中期之前的英國式赤裸裸殖民主義早已被唾棄，之后的美國式霸權主義及其“按我說的去做，不要按我做的去做”行為也是極不光彩，只有狂熱分子才會相信任由它們指定的出路是合理的。擁抱西方理想的現代化史觀，就是相信這種理想是最值得追求的，至少其主要成分和元素是這樣，因此，現代中國歷史實際上是走了彎路甚至是歧路。

　　然而理想與現實密不可分。毛澤東的“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著名譬喻，就是與現代化史觀針鋒相對，其批判所指不僅是現實西方，而且是西方理想。1930年代有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的辯論，是革命失敗之后痛定思痛的產物，其主導結論就是上文所說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為其本質使然，不會容許后進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革命因此是勢所必然。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學生”

　　問題是革命也有其局限，新中國前30年的經驗意味著，在世界仍為資本主義主宰的情況下，革命難以持續，現代化道路走不下去。而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驗卻又意味著，之前的革命清除了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的障礙、奠定了新的基礎，現代化雖然并非必然卻也因此成為可能。擁抱西方理想的現代化史觀于是再次展現其生命力，再次與革命史觀糾纏不清，等待著未來實踐的檢驗。

　　安身立命難免歷史糾纏

　　筆者在之前的國慶時節談香港的文章中曾說過，人們安身立命需要歷史認識，即使抗拒認識其實也是一種認識。這個判斷適用于個人，也適用于群體、機構，這可以從關于中山大學的校史認識的議論中看到。

　　魯迅先生出席中大學生會在鐘樓禮堂舉行的歡迎儀式并發表演說

　　中山大學不將自己的歷史追溯至19世紀由西方傳教團體創辦的書院和醫學堂，這引發一些與嶺南大學傳統相關的論者非議、反對，后者的理由正是來自現代化史觀，是夾雜了上述兩個分支的現代化史觀。中山大學與嶺南大學的關系是融合，性質上不同于北京大學接管燕京大學，這是政府教育部門的官方認定。這里的關鍵是，官方認定嶺南是私立大學，不是像燕京那樣屬于教會大學。這個認定的意義在于，按照革命史觀，西方傳教團體在中國的擴展與帝國主義侵略難分難解，因此在新中國不可能被接受。早在當年首次革命高潮時候，因為上海“五卅慘案”激發的全國反帝國主義和反基督教運動、因為幾位嶺南學生犧牲于“沙基慘案”英法水兵在廣州射殺示威游行群眾，嶺南大學至少在表面上就只能與教會脫鉤，事實上這也是構成了嶺南大學的性質改變。

　　1912年5月7日，鐘榮光先生邀請孫中山先生到嶺南學堂，在馬丁堂向師生發表了題為《非學問無以建設》的演說

　　當然也大有不承認這個改變者，甚至干脆就不承認傳教團體欠缺正當性，更甚至是否認帝國主義有什么罪惡。那么，這些宣揚“擁抱現實西方”的第一類現代化史觀的人們和團體，就不要躲在“擁抱西方理想”的第二類現代化史觀的論述的背后，明明白白地走出來面對世人的審視吧——猶如2019年香港一些基督兩教的自詡忠貞分子的言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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