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面對冷戰結束后西方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轉型，朗西埃在區分政治與治安的基礎上，提出“政治的終結”的觀點。在他看來，當代西方社會中的政治已經不再是對一個替代性的更美好社會的追求，而變為一種圍繞著“生產”和“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掌舵”的藝術。治安邏輯取代了政治的邏輯，政治因此走向終結。在闡述“政治的終結”的同時，朗西埃進一步提出“后民主”的概念，指出西方社會進入一種民主喪失實質性內容而完全形式化的“后民主”時代，并從這種視角出發揭露了民粹主義概念背后所隱藏的意識形態陷阱。朗西埃對于政治終結和“后民主”等問題的闡述，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統治的虛偽性，打破了當代西方左右翼政黨共同制造的“共識政治”的幻象，對于我們認識西方當下的政治格局，分析右翼民粹主義等新興政治現象，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政治  治安  朗西埃  后民主  共識政治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啟計劃”（2024QQJH04）。

　　目  錄

　　一、話語歧義與無分之分

　　二、政治與治安：兩種社會運行邏輯

　　三、“政治終結”的兩種形式

　　四、“后民主”與民粹主義的話語陷阱

　　五、結  論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激進左翼學者之一。出生于1940年的朗西埃，曾經是阿爾都塞領導的著名的《資本論》研究小組的重要成員，并參與寫作了《閱讀資本論》。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朗西埃開始涉足政治哲學研究。在西方學術界迅速右轉的同時，朗西埃仍然堅持著他的激進平等理念。面對冷戰結束后在西方世界彌漫的“政治世俗化”情緒，朗西埃在區分“政治”與“治安”的基礎上，指出當代西方社會存在著一種以“治安”來取代“政治”的非政治化傾向。

　　在這種傾向之下，西方社會形成了一種抹殺政治性的“共識民主”或“共識系統”，進入了一種民主喪失實質性內容而完全形式化的“后民主”時代。這種“共識民主”并沒有帶來其所承諾的普遍自由的世界。相反，在所謂的“極權國家”崩潰的地方，“族群主義與族群戰爭爆發了”。朗西埃所提出的“政治的終結”“后民主”等概念，對于我們理解當下西方所面臨的普遍性政治危機及民粹主義等新興政治勢力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話語歧義與無分之分

　　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曾經參與過20世紀60年代激進社會運動的很多激進知識分子走向幻滅。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左翼平等理念，有的甚至成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官方的重要人物，但是朗西埃的思想從未動搖。

　　朗西埃一直堅持激進平等理念——正是這種對激進平等主義理念的堅持，最終導致他對阿爾都塞的失望乃至與其決裂。1974年，朗西埃出版了《阿爾都塞的教訓》，正式與阿爾都塞決裂。在阿爾都塞所提出的“科學”與“意識形態”二元劃分的背后，朗西埃發現了潛藏其中的傳統統治邏輯。

　　在朗西埃看來，這種理論否定了工人階級的自發表達和行動的內在價值，把工人階級變成了要聽從黨和理論家指導的消極大眾，“在阿爾都塞的建構中，由于工人階級是意識形態混淆作用的受害者，他們不能看破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他們需要黨的領導，而且需要信任黨的知識分子會注意到他們的處境，并且能夠通過合適的政治行動將他們從壓迫中解放出來”。

　　朗西埃認為，這種邏輯將通過勞動分工（即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劃分）建立的秩序轉換成了象征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只有從事腦力勞動的群體才有權利表達有價值和有話語權的觀點和思想，底層的平民則被剝奪了表達的權利，其自發的表達被認為是毫無意義的。

　　朗西埃將對不平等的社會統治的批判與不同社會群體的話語權力結合起來。在他的激進平等理念中，被統治者的困境并不在于他們沒有理解和掌握知識分子告知他們的正確的觀點和意識形態，而在于特定的不平等體制抹去了他們的話語和表達。朗西埃所理解的現代社會的不平等，并不是馬克思所講的建立在特定生產關系之上的階級不平等，而是被剝奪了話語權力、不被社會所承認的特定群體的隱匿和消失。

　　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朗西埃完全投身于有關底層的檔案研究中，并在巴黎八大開設了一個“工人歷史研究小組”。他受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啟發，力圖通過分析和挖掘勞工檔案來發掘“來自下層的思想”（thought from below）和“來自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

　　在朗西埃看來，所有關注工人階級狀況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都不應頤指氣使地發表意見，而應當相信工人有直接表達自己的愿望和需求的能力。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朗西埃致力于研究“19世紀法國工人階級的夢想”，試圖要讓工人為自己代言，讓工人可以重建其自身的表達及組織。

　　在1995年出版的《歧義：政治與哲學》中，朗西埃回顧古希臘的政治學文獻，探討了言說動物與政治動物的關系。自古以來，言說一直被認為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主要特征，就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類掌握了說話的能力。”動物能夠發出的只是聲音，只能表達所有動物所共有的愉悅與痛苦；而人類則擁有話語和言說的能力，話語能夠表達“有用與有害”的區別，通過這種區別所傳遞的公共性的正義與不義，但并不是所有生理意義上的人都具有言說的能力和資格。

　　朗西埃發現，在古希臘政治學的探討中，言說者需要具備特定的資格。依據是否具有言說資格，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人可以被區分為話語動物與聲音動物。那些不具備資格的言說者，也就是被稱為“人民”的雜多無名的人，被認為只能“表達愉悅與痛苦的動物喧囂”。比如希臘一名執政官曼尼厄斯傲慢地說，平民“僅僅擁有暫時性的言說，而此種言說是一種即興的聲音，一種牛哞聲、一種需求的符號，而非知性的表達。他們根本不具備亙古不變的永恒言說”。

　　也就是說，人民身體層面的言說在社會層面是被隱匿而不可見的，只能被當作一種無意義的動物噪聲。如果人民要打破這種隱匿，強行發出自己的話語和言說，則被認為會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亂。

　　因此，話語動物構成了一個社會中的可見者，而聲音動物淪為不可見者，由此形成了一種感知秩序中的身體分配。朗西埃用這種劃分，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范疇中的階級對立，這種可見與不可見的區分最終產生了話語的歧義。朗西埃所闡述的歧義，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錯誤認識和錯誤理解，而是根源于一種被限定的說話情境，即“對話之一方同時理解與不理解另一方所說的話”。

　　它不是那種一方說白色而另一方說黑色的沖突，而是“雙方都說白色，但是所理解的卻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或是完全不理解另一方以白色之名所說的同一件事”。所以，歧義的產生反映了話語的主體和客體所依據的兩種根本異質的理性基礎。哪一方的話語能夠被社會所普遍接受和接納，主要取決于主體背后的權力關系。

　　對于一個社會中處于底層的平民來說，他們不僅沒有言說和表達的權利，而且通常處于被隱匿的位置。在社會中被隱匿而不可見的平民，被朗西埃稱為“無分之分”，即在社會共同體中“根本不擁有任何份額的人”，比如古代的窮人、第三等級、現代的無產者。

　　朗西埃將“無份之人”的概念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將共同體中的人分為三類，并檢視了他們作為共同體資格的“價值”，即屬于寡頭的財富、屬于貴族的德行以及屬于平民的自由。但是與寡頭的財富和貴族的德行相比，平民所擁有的自由“并不是一個可確定的屬性，而純粹是人為發明”，無法在現實中被證實。

　　同時，自由也不是平民所專有的屬性，即平民只不過是“無區分而沒有明確資格的大眾——沒有財富、沒有美德——卻自認為擁有與其他人同樣的自由”。也就是說，平民事實上不具有任何的特性（比如財富或美德），卻被強加了自由這一虛假的特性，由此制造出了平民對于共同體的認同，“沒有屬性的大眾以此錯誤之名與共同體同一”。或者說，正是由于“承擔了自由之空名”而沒有任何特性的無分者的存在，共同體才以一種政治性共同體存在。

　　朗西埃所理解的無產階級，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被排除在主流社會體系之外的“無分之分”。在1832年法國政府審判布朗基的過程中，當檢察長詢問其職業的時候，布朗基回答說“無產者”，檢察長說“這不是一個職業”。布朗基反駁說，“這正是我們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政治權力”。

　　朗西埃據此評論說，盡管從治安的邏輯來看，檢察官的說法是對的，但從政治的觀點來看，布朗基是有道理的，因為“無產者不是一個從社會學上可以界定的社會群體的名稱。它是一種‘被排斥者（outcast）’，一種被驅趕者的名稱”。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盡管無產階級在表面上擁有同資產階級同等的法律權利，但他們實質上沒有資產階級王國中的任何權力和財富，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處于隱匿狀態的被排斥和驅趕的無身份者。

　　二、政治與治安：兩種社會運行邏輯

　　在通過對言說者的能力所推演出的“正義與不正義的共同體原初沖突”中，朗西埃分辨出了兩種不同的社會運行的邏輯，即治安(police)與政治（political）。盡管公共語境中經常將治安與政治混為一談，但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

　　（一）治安：對身體的管控與分配

　　朗西埃對于治安的理解，深受福柯的影響。福柯把治安科學定義為“國家理性原則所主導的治理技術形式”，這種技術涉及關于“人”及其“幸福”的所有事務。這種治安科學起源于18世紀的德國，當時德國所面臨的“狹隘的領土分割”，使他們能夠進入“極其方便觀察到的局部地帶”。這種治安科學的邏輯可以概括為一點：政府“管得太少”，即“關注不夠；太多的東西失去了控制；太多的地方沒有調節和監督；沒有充分的秩序和管理”。

　　在這種治安科學之下，健康、出生率、衛生等涉及人類健康和生活的所有因素，都被納入國家的治理范疇中。朗西埃進一步發展了福柯的治安概念。他所理解的“治安”，是一種按照一定的共識來安排社會運行的治理技術和分配體系，這種體系決定著組成社會整體的各個部分的劃分和分配，其主要職能是“定義組成部分的有分或無分”。

　　第一，治安秩序確定了每一個群體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而且也決定了每個社會群體是否具有言說的資格。在《歧義：政治與哲學》中，朗西埃指出：“治安首先便是界定行動方式、存在方式與說話方式分配的身體秩序，并且確認那些身體依其名稱被指派到某些位置或任務上。

　　這是一種可見與可說的秩序，用來認定某個特定的行動可見，而另外一個行動不可見；某一言說可被當成論述來理解，而另一言說則被當成噪聲。”在治安秩序之下，每個社會成員都被規定了身份與位置，禁止出現與其身份不符的行為與話語。

　　因此治安并不是身體的“規訓化”，而是管控身體出現的規則、職業的形態以及這些職業所分配到的空間的性質。這樣，治安就隱晦地將社會成員進行了有序的分配，這種分配包含分享與排除兩種模式，它使得一部分人成為社會的可說者、可見者而被納入社會共同體之中，獲得了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資格；另一部分人則成為被排斥于社會之外的不可見者、不可說者，被剝奪了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

　　比如在治安秩序中，工人工作的場所被定義為不受所謂公共領域規范的私人空間。而如果工人要參與公共領域的事務，則會受到工作待遇和工作性質的限制。

　　第二，治安是一種區別于“警務治安”的無形的法律。朗西埃所定義的“治安”并不僅僅意味著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警務治安”，并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警棍攻擊與秘密警察的審問”。

　　恰恰相反，在他所理解的治安秩序中，很少出現通過暴力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景象。只有在治理失效的國家，才會形成一種讓基層警察負責所有治安功能的秩序，而成熟的現代西方社會，恰恰是“警務治安”職能受到了極大弱化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決定治安體系的不僅有來自國家機器的嚴刑峻法，也包括所謂自發的社會關系。

　　治安不再具有暴力因素，而成為了連接“醫藥、福利與文化的社會部署中的一個元素”，被指定扮演“咨詢者、組織者及公共法律與秩序的代理人角色”。也就是說，治安秩序是一種隱蔽的社會統治。

　　第三，治安邏輯把政府的統治規則轉化為社會的自然法則。朗西埃指出：“自我表現為共同體的本質的實現、并把政府的規則轉化為社會的自然法則，這就是治安的原則。”

　　在治安邏輯下所形成的共識系統，斷言人類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做那些有可能做的事”。這種所謂“可能”的事情，也就是不超越現有統治秩序的事情，“可能性”成為了“現實性”和“必然性”的概念交換器。

　　在這種邏輯之下，現實的不平等統治成為了一種無法挑戰和超越的歷史的必然。在當代社會中流行的專家治國論，被朗西埃視為治安邏輯在當代的最好范本。這種邏輯把可選擇的政治問題變為別無選擇的自然法則，從而把社會不平等自然化和永恒化了。

　　（二）政治：一種平等和解放的實踐

　　與對政治的通常理解不同，朗西埃所理解的政治，并不是所謂的“官僚制的行政體系以及經濟管理”，而是相對于治安而言的一種異質性活動，其目的在于解決治安秩序所維護和強化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在他看來，政治發生于“無分者之分”作為政治主體真正開始行動的時候。一旦一無所有卻以“錯誤之名”（le nom du tort）認同一個共同體的“無分者”，向那些擁有地位和財產的人提出抗議的時候，原有的秩序就發生了中斷、原有的共同體就發生了分裂，這個時候政治就開始了。

　　所以，政治的起點在于“社會的部分（parts）與組成分子（parties）的計算被那些無分者之分（une part des sans-part）的算入打亂的地方”。

　　第一，政治是一種破壞治安秩序的感知分配。朗西埃所理解的政治，并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階級斗爭。他指出，把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階級斗爭視為政治的基礎并不是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才有的觀念，在古代社會就產生了這種觀念。但這種斗爭并不是政治所要處理的問題，而是政治被設立的起點。富人與窮人的斗爭本身并不構成政治，而只有當富人的統治被無分者之分的出現而打斷的時候，才形成了政治。

　　因此，政治是“將一個身體從原先被給定的場所中移動或改變該場所目的的任何活動”。這種活動使原本在治安秩序中沒有位置的不可見的身體變為可見的身體，讓原本被視為動物聲音的噪聲成為可以被理解的論述。

　　朗西埃舉例說，選舉、罷工、示威等形式上的政治活動可能具有政治性，也可能不具有政治性，只有當其“重新配置界定工作場所與共同體的關系時，才具有政治性”。

　　第二，政治是對共識的打破。與強調共識與秩序的治安不同，政治強調的是異議與沖突。但這種沖突并不是不同利益或觀念的斗爭或分歧，而是關涉治安秩序本身的根本性紛爭。它中斷了治安秩序所設定的社會共識和身體分配，試圖重新建構新的分配秩序。

　　在批判共識的同時，朗西埃也對以所謂普遍性共識為基礎所建構的共同體展開了批判。在他看來，所謂共識的達成是通過消除歧見而完成的，這樣的共識必然會遵從一個統一的標準，從而消弭歧義性和多樣性。這樣的共同體便會把政治再次還原為治安，把平等還原為不平等。

　　第三，政治是一種平等和解放的實踐。朗西埃指出：“政治的唯一原則就是平等”。當然，平等并非政治所獨有，平等本身也不一定就具有政治性，政治所要實現的是“以爭議的形式在治安秩序的核心中銘刻平等的驗證”。這種“平等”并不是一種可以透過政治運作或法律體系體現的平等，也不是一種應當達成的目標。

　　平等只能在“平等的假設”的實踐中被理解，而政治就發生在“治理邏輯”和“平等邏輯”相遭遇之處，或者說兩者之間必然存在的空隙當中。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解放的過程，是被視為沒有資格行使權力的人脫離被給定的社會角色、位置與感知模式，進而展現自身力量的特定主體化過程。

　　三、“政治終結”的兩種形式

　　面對冷戰結束后全球的去意識形態浪潮，朗西埃基于其對于政治的理解，提出了“政治的終結”的概念，他指出“政治的終結”是政治的非政治化的終極形式。在這樣的時代中，“政治”已經下降為一種以“現實主義”原則指導的日常性的管理任務，治安的邏輯取代了政治的邏輯。他把這種終結區分為兩種非同步的終結：宣稱新時代不再有承諾的“承諾的終結”和強調新共識的“分化的終結”。

　　第一，承諾的終結：政治的當下化與世俗化。對更美好的未來或烏托邦的承諾，是19世紀以來的現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朗西埃敏銳地意識到，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政壇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即“承諾的終結”。在1981年的法國大選中，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密特朗提出了110條政治承諾，但是在1988年他再次當選總統的時候，卻“沒人質詢在那些承諾中他到底信守了多少”。

　　朗西埃將這個變化，視為19世紀以來的烏托邦傳統走向終結的標志。朗西埃諷刺地說：“19世紀是一個理想民族的世紀，是共同體的承諾和烏托邦島的世紀”，但是這個世紀的政治所構想的未來圖景“實際上演變成了一個我們的世紀險些墜入其中的深淵”。

　　正因為如此，當時的總統候選人選擇了一種新立場，他不再做出承諾——作為連接現實與未來的承諾，被視為“造成災禍的原則：它預先提出了一個共同體發展的‘目的’，而其崩塌的碎片卻變成了致命的石子。”

　　在這種狀況下，政治變得“世俗化”了。政治不再是實現幸福和解放承諾的計劃，“不再作為駛向烏托邦島的隱秘航行”，而是“將作為掌舵和弄潮的藝術，作為經濟增長和‘生產’(production) 的自然的與平和的發展”。

　　也就是說，政治不再是對一個可替代的更美好社會的追求，而變為了一種圍繞著“生產”和“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掌舵”的藝術,即治安的邏輯取代了政治的邏輯。這種政治世俗化的實踐是一種“徹底當下化”的政治實踐，催生出一個徹底同質化的時代。

　　曾經作為烏托邦載體的未來時間被消解了，所謂的未來無非是“當下時刻的拓展”。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時間性，即“一個擺脫了過去和未來的雙重統治的時間性”。

　　第二，分化的終結：古典“威權”的回歸與種族主義的泛濫。在時間同質化（即“歷史終結”）的同時，空間的分化也被消弭了，即“與這個不再通過承諾來進行分化的時代相一致，理應存在著一個不再有分化的空間”。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存在的激烈的階級矛盾（即朗西埃所說的“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被掩蓋了，代之以對外的種族主義仇恨。為此，朗西埃提出了“政治縮減”概念，并把這個概念追溯到古典時代。

　　他提出，政治權力擁有兩種起源，一種是“人們所肯定的那種作為我們未來的生產性能力的‘潛能’（potentia）”，另一種則是古典時代的“圣賢的‘威權’（auctoritas）”。

　　“威權”來源于對分裂和動蕩的恐懼，如果在一個社會中產生了分裂的威脅，那么“權力”會非常自然地從“威權”那里得到肯定。朗西埃以法國總統密特朗為例，指出密特朗的當選正是利用了人們的這種恐懼。在“致全體法國民眾的信”中，密特朗把安定社會作為政治的任務。為了避免社會內部的分裂，現代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措施是制造出新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以終結這種內部“分化”，這是一種排斥性的“一”的激情。

　　朗西埃指出，種族主義的本質是對他者的仇恨，它也同樣是一種對政治范圍內的事務進行調節的手段，它在政治走向終結之際越來越走向政治舞臺的中心，“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在當前的重新出現預示著一種政治的崩潰，從對錯誤進行糾正的政治向原始仇恨的倒退”。

　　政治藝術因此形成了一種更為極端的分裂，它不再導致貧富之間的差異，也不再導致沖突和對立，而是產生了一種總體性的激情，這種激情被“源自仇恨的聚集性的力量”所維系。

　　四、“后民主”與民粹主義的話語陷阱

　　在剖析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的擴張所造成的消極后果的過程中，朗西埃提出了他自己對于民主概念的理解。朗西埃所理解的民主不是某種具體的政治制度或生活模式，而是政治的主體化模式，這種模式中斷了“共同體中諸多身體的分配秩序”。也就是說，民主是對治安秩序的特異性斷裂和中斷。

　　因此，民主與政治之間并不是某種外在的關系，而是互為存在的前提。民主是“政治本身得以立足”的形式，是衡量社會中的人們是否擁有平等言說權利的標尺。從這種理解出發，朗西埃對當代流行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自由主義所謂的民主預設了兩個敵人，一個是可以清晰辨別的敵人（即專制政府或極權主義），另一個則是隱蔽的敵人（即“民主生活”）。

　　在自由主義語境中，“民主生活”是一種過度的、過剩的、失控的民主形式，正是這種民主形式導致了西方社會在20世紀60—70年代所經歷的動蕩，即一方面是“在國家事務的所有領域內持續不斷的對抗斗爭”，另一方面是“對善的治理原則的破壞，對公共權威尊嚴的削弱，以及對專業知識和實用技能的蔑視”。

　　為了矯正這種“民主生活”，就需要把民眾對于公共事務的熱情引向另外的方向，即“削弱過剩的政治能量，激發對個人幸福與社會關系的追求”。但是這又會導向另外一種不利的結果，即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權威性，政府被迫不斷回應民眾不斷攀升的個人需求。因此，自由主義所認定的“好的民主”，必須要控制雙重“過度”，即過度的民主活力和過度的私人生活。

　　因此，對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剝奪和防范，是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的內在本質。當代西方代議制民主雖然賦予了人民以平等投票權，但是人民并不享有實質性的民主權利。

　　朗西埃把代議制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寡頭政治形式，即被少數掌控公共事務的精英操控的政治形式。通過這種形式，統治階級制造出他們所需要的虛偽的民主認同，統治精英對人民的政治專制就被遮蔽了，“美國的建國者們，以及他們的法國追隨者們，都準確地看到（代議制）實際上意味著精英掌權，代議制在人民的名義下被迫承認人民的權力”。

　　在此基礎上，朗西埃把當代西方虛偽的代議制民主稱為一種“后民主”，即一種“共識性民主”。“共識性民主”以“民主”之名，實質上取消了“民主”與“政治”。這種民主清除了人民民主所引發的爭議，簡化為“一種國家部署、社會能量以及利益組合之間的根本規則” 。

　　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在這種民主形式中被排除了，“民主生活成為一種關于冷漠的商品消費者、少數族裔權利、文化工業以及試管嬰兒的——無關于政治的生活”。

　　冷戰結束后在西方社會形成的這種“后民主”體制，從事實上剝奪了民眾的民主權利。西方民眾無法在主流政治體制中尋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從而為民粹主義政治的興起創造了空間。近年來，西方各國都出現傳統政黨衰落、民粹主義政治力量上升的局面。西方學者從自由主義理論立場出發，普遍將民粹主義運動理解為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操縱民眾情緒，背棄西方代議民主制度的產物，并普遍將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極權主義聯系在一起，將其視為西方民主政治需要清除的“毒瘤”。

　　這種語境之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被轉換為對資本主義既有統治秩序的辯護，人民群眾正當的民主訴求和經濟訴求被污名化。對于民粹主義概念所隱藏的這種意識形態陷阱，朗西埃從“后民主”的視角出發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在他看來，“蘇東劇變”后形成的“后民主”共識體制是不可持續的，它必然會導致“種族主義與仇外心態”的粗暴入侵，“財富與知識所組成的寡頭聯盟聲稱要掌控所有權力，并且拒斥人民分化與多樣化的可能。

　　但這兩種原則的分化開始從各個方向回歸。這種回歸伴隨著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以及身份主義者與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運動——他們反對寡頭共識，并訴諸舊有的出身與血緣原則，以及某種根植于土地、血緣和他們祖先宗教的社群”。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反民主的社會精英不僅不愿意反思極右翼勢力、宗教極端主義興起的社會根源，反而借著“民粹主義”一詞來繼續合理化他們的寡頭統治，因此民粹主義成為了一個“便于掩蓋普選合理性與專家合法性之間矛盾的名稱”，這一名稱“同時掩蓋而又揭露了寡頭的強烈愿望——擺脫人民而進行統治”。

　　朗西埃尖銳地指出，自由主義學者和政客借助民粹主義的概念，“將所有對主流共識持異議的形式都打包到一起，無論這形式是包含了民主的主張還是宗教和種族的狂熱”。

　　五、結  論

　　朗西埃對于政治終結和“后民主”等問題的闡述，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統治的虛偽性，打破了當代西方左右翼政黨共同制造的“共識政治”的幻象。他所提出的“政治的終結”“后民主”等概念，對墨菲、齊澤克等當代西方左翼理論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后政治”概念的雛形。

　　當然，由于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朗西埃的觀點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朗西埃把政治視為一個圍繞著歧義的斗爭，這種歧義不是不同階級之間圍繞著經濟利益的沖突，而是一種在感性身體上的重新分配；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階級不平等，被轉化為一種知識或話語權力的不平等。

　　朗西埃所理解的革命主體，也不再是在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被剝奪生產資料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而是一種在共同體中被隱匿的“被排斥者”。朗西埃的這些觀點，在不同程度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正如有學者所說，朗西埃的現代政治批判沒有建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因而他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對政治終結的批判和對政治回歸的呼喚，表達了西方民眾要求打破資本主義既有統治秩序、重新激活政治性的愿望。這些思想對于我們認識西方當下的政治格局，分析右翼民粹主義等新興政治現象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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