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化勞動對于勞動者來說是“不幸”“精神受摧殘”，馬克思對勞動過程中的勞動者的考察事實上包含了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維度。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其次帶來的是對情感的考察，當然這也是勞工研究的熱點、難點。

　　霸權式的專制主義即這類工廠政體造成了勞工的常識。常識是如何走向情感的？為此需要在這里區分兩類常識，一類是勞工自己生產的常識，可以被認為是勞工對資本家的反應；一類是霸權式的常識，因此這類常識應該被理解為波蘭尼所說的是“嵌入”的，可以被認為是資本家的意識形態進入勞工群體導致的勞工的反應，因此是資本家意識形態的對象化，因此包含了資本家的情感生產。這兩類常識都可以走向情感。在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踐當中，階級意識一旦進入具體的勞工群體，被喚起的內容之一就是階級感情。它表現為勞工認識到自己被壓迫的地位，勞工認識到必須聯合起來以促成團結和形成力量，它首先表現為上文所談到的第一類常識。然而，論述階級意識和階級感情的相互關系，還需要更加充分的解釋。

　　什么是感情？感情表現為不可言說的抽象物，不過金雯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解答，“感官知覺捕捉到的信息對人體產生某種影響，呈現為一種主觀感受，這種感受與判斷和評估過程相結合，也經常呈現為某種行動力或行動傾向，這種與判斷和行動相連的主觀感受就是情感。”這個論述包含了情感的發生學解釋，同時也將“感性直觀”“價值判斷”“社會行動”給合乎現實地邏輯性地結合了起來。這個定義的優秀之處還在于，它事實上為“結構”和“行動”這一社會學研究的經典理論模型提供了一個有關結構何以導致行動的名為情感的中介。這類情感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表述中，是與馬克思所談到的市場專制主義相匹配的，因此是直接的純粹的有關勞動過程的控制和反抗的命題的。霸權式的常識就不同了，它造成了在勞動過程當中發生的勞動者自發組織的超額游戲，管理方甚至積極參與游戲，甚至熱衷于再制定游戲規則。某種程度上，勞工不再消極怠工，甚至布洛維也飽含感情，“我自己，骨子里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追求超額中也沒有少一點積極與熱情。”

　　這應該被認為是情感的生產，因為它發生在勞動過程中。布洛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盡管如此，本文還需要在布洛維的理論上更進一步，即考察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現實應用中的情感維度。在布洛維的觀點中，工作現實（比如重復的看管、調節和位移勞動）造成剝奪（職業病，疲倦，身體疼痛，等），剝奪又造成相對滿意（勞工滿足于勞動帶來的成就感，滿足于通過協作從而掌握工廠勞動過程的過程，等）。然而，諸如身體疼痛等勞動過程給勞工造成的剝奪并不一定都產生相對滿意的結果，反而它還會造成勞工自身對剝奪帶來的痛苦的忍耐。本文作者曾深入某經濟大省S省的A廠參與勞動，本文將以A廠的勞動過程為例。A廠是一家手機元器件加工的代工廠，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2021年臨近結束，A廠訂單量激增。在這期間，勞動過程的“工作現實”，“剝奪”和“相對滿意”加劇了。A廠給勞工帶來的具體的工作現實是，該工廠質檢部門的勞工在12月、1月需要每天工作13個小時左右；給勞工帶來的剝奪是，勞工需要更長時間觀察顯微鏡下的手機元器件，需要更長時間坐在椅子上，由此給勞工帶來了眼睛的疲軟，腰部和臀部的疼痛；給勞工帶來的相對滿意則是，勞工的產量普遍提高，勞工甚至攀比產量，勞工在這種比較中獲得了愉悅和情感滿足。然而，勞工B卻表達了一個與相對滿意看起來似乎相左的觀點：只有在B拼命工作的時候，B才能覺得不那么痛苦，才能在主觀的體驗上覺得這13個小時的工作時間縮短。“一停下來，哪兒都累。”這一悖論意味著，勞動過程中的勞工似乎正在自覺地將自身置于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指認的“心流狀態”中，它表現為意識的專注，時間、疲勞的忘記，焦點成為行動，興奮和快樂成為體驗。在這個案例中，“超額游戲”表現為了勞工對痛苦的忍耐，表現為了對勞動時間的刻意揮霍。

　　本文將勞工在勞動過程中對痛苦的忍耐指認為一類有關忍耐的勞動，一類有關情感的勞動。忍耐首先是消化勞動帶來的剝奪，其次才是消化消極的情感。這一界定首先繼承自馬克思有關勞動過程中勞動和勞工情感對立關系的論述，即勞工“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忍耐的目的指向“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它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這類逃避不僅在于逃離勞動過程，還在于逃離“不幸”等勞動過程對勞工情感的折磨。可見，忍耐是勞動過程得以持續的重要原因。這一界定其次繼承了霍克希爾德有關“情感勞動”和奈格里一般智力概念中有關“情感勞動”的論述。忍耐勞動不同于情感勞動的深層扮演，它不是為了服務顧客，而是為了服務管理方，以至于不讓勞工的痛苦在勞動過程中表現出來，從而讓勞動過程得以持續。這類忍耐勞動同樣不同于與一般智力相關的“非物質生產”，因為它直接服務于物質生產，本文更傾向于將這類忍耐勞動當作物質生產勞動中有關勞工體力和腦力的耗費，因此這類忍耐勞動是直接物相化為勞動產品的，或通過“位移”“看管”“調節”勞動直接服務于機器的死勞動的，因此是物質生產。之所以指認忍耐勞動是勞動過程得以持續的原因，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勞工的協作是勞動過程得以持續的環節，看管、調節和位移等具體勞動形式是勞動過程得以持續的重要因素。二是如果勞工拒絕忍耐，不再參與協作，那么勞工就會進入維爾諾（Paolo Virno）所指認的不合作主義中去，從而“退出”勞動過程。三是勞工能退出勞動過程，拒絕忍耐，在于勞工“自由得一無所有”，這被發展為了“雙重不確定性”概念，即勞工可以自由選擇改換企業工作或不參與工作。拒絕忍耐，以上三個方面都可能會現實化，這將導致勞動過程的中斷。

　　這類勞工的忍耐同樣是管理方導致的結果。客觀上，忍耐勞動之所以發生，在于管理方一天內設置了較長的勞動時間，一周中設置了較多的工作日。主觀上，不應該忽略管理方是持著什么樣的治理術幾乎沒有感情地去看待勞工群體的，甚至玩弄勞工的情感的。

　　例子之一是，在一些特定地域的工廠，在進入勞動過程之前，在參與勞動之前，勞工首先面臨的是被管理方挑選，這當然是一類精神控制，它造成了勞工的自我懷疑。工廠勞動過程的“去技術化”“分工細化”似乎已經將挑選什么樣的勞工置于了非必要的位置。然而，挑選還是發生了。把勞工分發部門，分發到產線。這種挑選難免顯露出其“顱相學”的特征。所謂顱相學，即一種對頭顱、面相展開審視從而達到某種目的的玄學觀點。在工廠表現為，管理方在幾乎無差別的勞工中，通過體態、面相主觀判斷和挑選他們覺得合適各個不同部門的勞工。現在的工廠管理方正在通過顱相學挑選他們覺得順眼的、能干的、適合某類工作的勞工。需要注意的是，“去技術化”“分工細化”讓這種挑選變得純粹主觀，無用，因為這種挑選更多時候是出于一種意識的慣性，或一種無意識。有時這類挑選會給人一種印象：挑選什么樣的勞工純粹是出于管理方個人的審美喜好。面對挑選，往往會給被挑選的勞工造成壓力。工廠的顱相學相比早期的資本主義的顱相學，被挑選的客體自身的性質發生了轉移：從生物的人到經濟的勞動力商品，從“半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一度被認為介于人和猩猩之間）的政治權利到人的經濟活動或勞動。勞工被設置了預期。相比于印第安人和黑人并不對自己是否擁有“權利”保有對被他者承認的欲望，勞工渴望被挑選的欲望則是存在的，這種欲望還對管理方產生了依附。這種依附所造成的心理壓力某種程度上是非必要的。當進入一線生產車間時，這意味著勞工得到工作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一件事。勞工無需為面臨淘汰而擔心，淘汰只發生在進入工廠前。依附所造成的心理壓力還是發生了，按福柯的觀點來說，依附產生權力，按米爾斯的理論的邏輯來說，則是工廠的規章制度和技術規范對勞工施加了一種“無人身的操縱”。不管是權力還是無人身的操縱，勞工自身的感情波動都指向他們作為生物體生命的一種自然的生理反應。參與勞動之前，進入勞動過程之前，這類挑選玩弄了勞工的情感。

　　例子之二是，進入勞動過程后，管理方也熟悉如何在“趕工游戲”中玩弄勞工的情感。與布洛維所提到的超額“140%”不同，馬克思對資本家為獲得更多剩余價值而增加勞工的工作強度的論述，仍然是當下特別是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過程的重要特征。在布洛維的論述中，他所舉的例子是工廠的最高產量率140%，一旦超過這個比率，“不僅工友而且車間管理層也會抗議。”本文所觀察到的一個與此相悖的情況是，每日需要多少產量，工廠管理方自己就能統計清楚，超額當然被鼓勵，但上限卻很高，一位勞工在每次就餐不超過30分鐘的情況下，不間斷地高效率地工作，其超額率未能高出100%多少。100%是熟練工人的平均值。超額率140%是難以想象的。特別是勞動對象需要機器參與加工的情況下，這類超額率經常會被限制在100%左右，因為機器的效率是固定的，特別是CNC、SMT部門，機床加工元器件嚴格被程序控制，因此加工一個零件的所需要的時間也是固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勞工的超額率幾乎只能被控制在100%左右，因為勞工的努力程度、勞工的效率會被機器的速度牽制。如此一來，勞工的感情不再是因為努力工作以達到140%的超額而愉悅，而是擔憂自己的勞動效率能否在勞動時間結束前支持他達到100%的額度，從而不至于被管理方批評。與此相伴的則是精神控制，即當勞工的效率足夠達到規定產量的同時，管理方仍然通過貶低勞工的速度過慢從而批評他，從而造成勞工情感的波動，使勞工抑郁，或使勞工憤怒。在本文所觀察到的案例中，在與勞工的交流中，可以發現，這類批評幾乎無關于勞工的勞動效率，即使這類批評通常披著勞動效率的外衣，而只與管理方對勞工的人身控制和精神控制有關。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批評大部分發生在對管理方并未產生過深依附的新員工身上，這既是說，管理方有意通過批評來使新員工服從、規訓于資本。我無意推翻布洛維有關“制造同意”的普適性，因為布洛維自己就聲明，它的理論不是普適的。因此，尋找其他特殊類型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內容，即使這類特殊類型并未超越布洛維。

　　情感勞動成為了工廠政體的一環，它本身就是工廠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與霸權式專制主義不同，粗暴的情感操作理應被指認為市場專制主義。這類對勞工情感的操縱是發生在勞動過程當中的，因此有關于生產的文化規范，因此也是被愛德華茲所指認的“簡單控制”：“雇主對工人實施某種人格化的控制，直接干預勞動過程，如對工人施加恐嚇和威脅。”如此一來，對情感的研究就理應再回到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有關控制和反抗、有關市場專制主義的經典命題，而情感的操縱則成為了其中一個環節。情感的操作理所應當地發生了，它直接就是工廠政體本身，一個內部國家對被統治者的專政。事實上，情感不僅不是純粹的心理，它還是文化；情感不僅是個人作為生物體生命的生理機制作用的結果，它還是社會的建構；情感不僅接受認知，可以被學習，它還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感性，它反而與理性相輔相成。只要運動的結構條件合適，情感性的行為還能起主導作用。將情感指認為一類文化，這類文化本身被工廠政體建構，它自身帶上了濃濃的生產的政治的特征。然而，勞工決定不再繼續忍耐時，生產的政治并不能完全支撐他們改變現狀的行動，為此還需要生活的政治，即需要直接指向社會生活本身，從而勞工的共識不僅僅在于改變糟糕的勞動過程，還在于認識到勞工還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整體，因此他們擁有有關社會生活的共識，這意味著感性的情感在一定條件下上升為社會行動。生活的政治盡管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勞動過程，但某種程度上它是必要的。為此，本文還需要考察生活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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