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到二十大報告明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再到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進一步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到底應該怎么理解“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已成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大關鍵性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首先，要站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全面而深透地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什么是市場?市場的本來意義，就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機制，即指通過市場交換中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系及作用機理，把人財物等資源吸引和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相對短缺、效益相對較高的生產部門或類別去，從而自動調節社會供給與需求平衡。這種社會供給與需求關系背后，實質反映的是社會生產部門之間及其與社會需要之間的比例關系。所以說到底，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過是馬克思所揭示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核心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社會化生產按比例規律的一種被動的實現形式。

　　那么，“市場決定作用”究竟是由誰決定?

　　有人說，由“看不見的手”決定。“看不見的手”是什么?是超人類的“上帝之手”嗎?否!當初亞當·斯密是把市場上引導社會供給調節的社會需求變化稱為“看不見的手”。而社會需求是人的需求，在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當然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錢不行，現實中的社會需求只能是人民群眾有貨幣購買力的需求。我們見到的生產過剩、經濟蕭條，根源在于兩極分化所造成的資本生產過剩與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必然反映，是客觀規律的懲罰。可見，所謂“看不見的手”絕不是什么超人類的“上帝之手”，說到底就是“人民之手”。

　　有人說，由市場主體——企業決定。言下之意，市場決定就是資本決定，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就得聽資本的，由資本說了算。回答是，同樣不能成立!市場決定作用不是靠資本決定，市場主體也不只是企業。且不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群眾史觀，就談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和常識。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有三大市場主體：居民(消費者)、企業(生產經營者)、政府(管理調控者)。

　　居民是市場第一主體，即社會消費主體。這也就是帶有客觀自發性的所謂“看不見的手”。市場決定作用，看起來是社會消費需求的決定作用，從根本上講，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對市場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手中有錢，就可以調節供給發展，帶來市場繁榮;人民群眾手中缺錢，就只能抑制供給發展，帶來市場蕭條。

　　企業是市場第二主體，即生產經營主體。這是受“看不見的手”指揮或懲罰的被動力量。企業作為市場第二主體，當然也互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導和創造著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但與第一主體比較起來，其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只是派生性的，必須首先適應作為第一主體的居民消費者的需求。否則，一旦脫離了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實際需求，第二主體之間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遲早要帶來再生產循環中斷，社會供求鏈條崩裂。所以從本質上說，資本對市場資源配置不但起不到決定作用，而且要受社會矛盾發展客觀規律的約束或懲罰。

　　政府是市場第三主體，即市場管理調控主體。政府既是公共需求的消費者，也是公共供給(包括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當然也是市場關系及其運行秩序的公共調節者。公共需求和公共供給，說到底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也就是為最基本的消費者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就是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者的基本職責。當然，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者同時也要為企業(生產經營者)服務，但為生產經營者服務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消費者服務。

　　通過市場三大主體功能分析，可見“市場決定作用”中的“決定力量”究竟是誰?不是作為生產經營主體的企業，而是作為社會消費主體的居民;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主體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也就是為最基本的消費者——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服務的。一句話，所謂“市場決定作用”，不是由資本決定，而是由人民決定。正因為如此，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就必須在市場運行中，以人民為主體和中心，充分發揮由人民群眾需求引導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和前提。

　　其次，要著眼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決定作用基礎上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落到實處

　　前面已述，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主體，企業作為生產經營主體，二者運行的根本目的都是為社會消費主體居民(即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而政府為企業服務，也正是為了保證企業運行不偏離這個根本目的。沒有有效管理的市場，就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所以必須通過政府的有效管理，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良好市場環境。

　　市場決定作用的發揮是存在微觀局限的。而政府的有效管理不僅具有微觀功能，更重要的在于其宏觀功能作用。在當下，充分利用智能化革命提供的新技術條件，借鑒已有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建立全覆蓋的國家控制的電商平臺，成為能夠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這應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宏觀和長遠的決定意義。

　　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本質是價值規律和按比例規律的被動實現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缺陷。而新時代的中國政府作為高水平市場經濟的管理調控者，一個極其重要的功能作用，就是要自覺遵循價值規律和按比例規律的客觀要求實施資源配置的主動性調節控制，防止發生經濟紊亂和動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有計劃是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規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只是改變計劃的方式和作用，而不能改變對計劃的客觀要求。指望自發的市場調節以達到最優，只能是“烏托邦”。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證明有計劃是社會主義特有的優勢，堅持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的有機結合，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最優選擇。生產發展和市場需求推動并不斷進化出全新的計劃形態，一些企業家早就認識到社會“定制經濟”可以成為現實，抖音算法甚至能夠精準計算需求主動“按需推送”。我們的思想觀念必須跟上形勢發展，應當借助智能化提供的條件推動市場體系現代化，推動市場由盲目決定的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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