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紀念抗大建校88周年，也是紀念抗大二分校校長孫毅老前輩誕辰120周年的研討活動，我講兩個故事、一個觀點。

　　第一個故事，來自抗大最早學員的回憶，是毛主席在抗大的講話。

　　1936年6月，抗大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鎮的一個舊廟里開學，過了不長時間，因為國民黨軍來打，搬遷到保安。幾十年后，前輩們回憶那段歷史時，許多事情可能記不清了，但對毛主席的講話卻都記憶猶新。

　　毛主席上來第一句話就問大家：這是個什么地方啊？然后指指背后那座山說，這是元始天尊修煉的地方！當時，抗大就在山邊一些廢棄的石洞里，據說那些石洞是供奉元始天尊的，有的做過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窩，里面野草叢生，亂石縱橫，大家動手打掃收拾出來，就成了學習生活的地方。毛主席風趣地對學員們說：你們今天坐在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們跋山涉水地跑到這里來是做什么的呢？是求道！求中國革命之道！你們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的是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今天是洞中修煉，不要多久，一個新的局面就要到來，就輪到你們下山去普度眾生了。你們什么時候下山呢？天下大亂就下山。

　　半年后西安事變爆發，毛主席又來到抗大說：現在該是你們下山的時候了。然后，就一個一個地談話分配任務，到敵后去建立抗日根據地，成為部隊的主要領導骨干。有的就是一個人深入敵后，連單槍匹馬都沒有，但他們依靠和發動淪陷區人民群眾，很快就在敵后發展起相當規模的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把日寇后方攪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1】到抗戰勝利時，軍隊由開始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127萬，擴大25倍多，加上民兵268萬，軍事力量增加了79倍，在國民黨丟給日本人的淪陷區國土，打出104.8萬平方公里解放區，解放了1.25億人口。

　　這些“元始天尊的弟子”為何如此成功？因為他們是在“替天行道”！替天行的什么道？行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道，行的是毛澤東思想之道，行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道，行的是為了群眾、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之道，行的是救亡圖存改變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命運之道，所以才能贏得全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成功的戰勝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一直走到今天，走向光明未來。

　　另一個故事，是聶榮臻元帥的回憶錄中講的，與孫毅辦校有關。

　　1937年9月，八路軍出師后，115師在平型關打了全國抗戰開始后的第一個勝仗，緊接著閻錫山組織忻口會戰、太原會戰，但很快就失敗了。閻錫山從太原跑到晉西，甚至一度跑過黃河到了陜西宜川。

　　根據這樣的形勢，毛主席明確指出，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告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轉入主導地位。他命令115師主力南下，轉往呂梁山開辟晉西根據地，要時任115師政委的聶榮臻，帶領小部分部隊留在五臺山，建立晉東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五臺山的一個寺廟里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這就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五臺分兵”，中國共產黨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實踐從此展開。聶榮臻先是在山西五臺山附近打，很快就以五臺山為依托，發展到河北省、察哈爾省，在三省交界地帶建立起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所以毛主席說：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

　　115師五臺分兵時，給聶榮臻留下多少人？主力部隊加上地方工作團黨政干部共約3000人，在那樣一個廣闊的區域展開，特別缺乏干部。司令部的人睡覺一條炕、吃飯一盆菜就夠了，政治部、供給部也只有幾個人，一條炕就能擠下了。周圍都是國民黨敗兵和背井離鄉的難民，國民黨的政權機構全都跑掉了，國民黨軍和日軍經過的地方全部洗劫一空，再往后四周都是日寇和偽軍。孤懸敵后如何展開工作？大家都心中無數。聶榮臻說，自己投身革命后，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央身邊工作，可以經常得到毛主席、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具體的指導和幫助，現在是自己帶著一批同志留在被隔絕的敵后、在敵人心臟地區附近開辟根據地，所以在受命的當天夜里，久久無法入睡，本來早就不吸煙了，這時又把煙斗翻出來，一個勁地吸，最后終于想清楚了，日軍正集中兵力長驅直進，后方相當空虛，可以大刀闊斧地開創根據地。他首先鼓勵大家要堅定信心，積極發動群眾壯大力量，再就是大力培養干部。當時到處都在要干部，好在115師分家時，時任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知道創建根據地需要大批干部，把孫毅帶的隨營學校留下了。為解決燃眉之急，就在隨營學校基礎上創辦了抗日根據地的軍政學校，校址設在阜平附近的一個喇嘛廟里，校長就是孫毅同志。這是后來辦抗大二分校之前的學校。

　　這個學校是1938年初建立的，是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建之初。當時接收了大量中學生和小知識分子，還有一些北平、天津的流亡大學生，很快就培養了大批干部，為創建八路軍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做出了重大貢獻。到1938年底，在這個基礎上辦起了抗大二分校，陳伯鈞、孫毅先后任校長，培養了大批人才發展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很快就把留下的3000人變成了3萬人，30萬人，使晉察冀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模范，堅定了大家堅持敵后抗戰的信心。孫毅老前輩對當校長的這段歷史特別看重，是有道理的。

　　講一個觀點，就是從“紅大”改名為“抗大”，深刻理解主要矛盾變化對黨的方針政策的決定性作用。

　　我們紀念抗大88周年，應當知道有一個說法：紅大沒有第二期，抗大沒有第一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了解歷史就知道，中央紅軍到陜北是1935年10月，11月就恢復了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黨校，還有一個是中央紅軍干部團和陜北紅軍學校合并成立的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初，紅軍學校改為西北抗日紅軍大學。1936年6月，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精神，要辦一個像黃埔那樣發揮重大革命作用的紅軍大學，于是在原來紅軍學校的基礎上，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抽調從軍團到連排基層干部進紅大學習，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紅大一期。1937年初，紅大隨中央進駐延安，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即將形成，于是又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從此“紅大”變“抗大”，紅大一期直接轉為抗大一期，抗大二期1937年3月招生。所以，紅大沒有二期，抗大沒有一期，前者的一期就是后者的一期，后者的二期就是前者的二期。

　　為什么紅大要改名抗大？根本原因是黨和紅軍面臨的主要矛盾變了，決定著黨的方針政策和實踐發生一系列變化。根據面臨的主要矛盾確定方針政策，這是我們黨一個具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也是我們爭取主動的訣竅，贏得勝利的法寶。認真體會一下這段歷史很有現實意義。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安定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分析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制定下一步的戰略策略和行動方向。這一年中國形勢變化很大，日本帝國主義在吞并東北四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之后，又策動華北五省三市（包括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還有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搞脫離南京政府的“防共自治運動”，要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蔣介石堅持不抵抗政策，簽訂了喪權辱國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等，一味對日妥協投降，全國人民進一步感受到亡國滅種的危機。瓦窯堡會議召開前，北平爆發大規模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反對蔣介石政府投降賣國的對外政策，提出立即停止內戰，立即向日本宣戰，打倒賣國賊等一系列抗日要求，迅速得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地學生和全國各界愛國群眾的廣泛響應和支持。不同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表明，在中國階級矛盾已經下降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瓦窯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認清新的主要矛盾后，并以主要矛盾為根本依據，確定我們黨的策略路線和主要任務，這就是要組織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因為當時蔣介石不抗日，所以這個賣國賊頭子就是蔣介石。

　　【1935年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部分）。中央檔案館藏】

　　這樣的主要矛盾認定，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一系列重大改變。在瓦窯堡會議決議和之后的調整中：主要敵人，由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轉變為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政治路線，由開展階級斗爭轉變為階級聯盟，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包括下層的聯合，也包括上層的聯合，對蔣介石的政策從開始的反蔣抗日，發展到逼蔣抗日，最后發展到聯蔣抗日；戰爭性質，由國共之間的階級戰爭轉變為中日之間的民族戰爭，最初是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后來就是全民族抗日戰爭；黨的組織，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變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組織發展中反對關門主義傾向；政權名稱，由瑞金開始建立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策調整，由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和財產，改變為小地主除群眾痛恨者外不沒收，富農土地不沒收，后來又改變為地主對農民要減租減息，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一切在華財產；軍隊定性，由工農武裝改為全民族的武裝力量，名稱由中國工農紅軍，在東征時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統一戰線形成后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新四軍等。在這樣全方位的調整轉變中，“紅大”也就變成了“抗大”。

　　主要矛盾轉變帶來的變化，不只是方針政策方面，更重要的是對工作重點和實踐導向的引領。瓦窯堡會議后，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廣泛與全國各界寫信聯絡，宣傳我們建立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主張。研究毛主席寫信的情況，有兩個高潮：一個是新中國建國前夕給各界人士寫信，共商建國大業；還有一個高潮，就是這個主要矛盾轉換期，毛主席給大量國民黨高層、軍事領導包括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寫信，并專門派得力人員送去做說服工作，包括周恩來、朱德等也都親自寫信做工作，說服相關人士聯合抗日。在陜北根據地近前，就是爭取東北軍張學良和十七路軍楊虎城等，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很快達成共識，張學良甚至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到1936年的四五月，已經開始形成一個秘密合作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在山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這5個地區，甚至包括新疆的盛世才一起，準備甩開蔣介石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同時組成西北抗日聯軍，準備對日本侵略者開戰。

　　主要矛盾變化的決定作用，包括確定軍事戰略行動的方向。瓦窯堡會議決定，紅軍下一步的方向是向東經營山西，由山西開到華北抗日前線對日作戰。但中央領導層的認識很不統一，多數人提出多種不同意見，主要是東西南北中5個不同方向的爭論。毛主席主張東征，張聞天支持；林彪等主張向南打游擊，彭德懷等主張向北，還有王稼祥、葉劍英、博古等主張向西，而李德則主張先鞏固后發展，大多數人都怕過黃河后丟掉陜北根據地，再像長征一樣失去依托。大家的認識都有一定道理，但毛主席認為，在日本侵占華北情況下，陜南不能與陜北相比，向西沒有道理，向北是沙漠，只有向東最好，不是在鞏固中求發展，而是要在發展中求鞏固。毛主席緊緊抓住主要矛盾不放，堅決主張高舉抗日旗幟，東征山西到抗日前線，為此做了大量統一思想的工作。當時投入了紅軍全部力量，中央政治局幾乎全部都到了前線，此戰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取得了偉大勝利，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日風暴。

　　紅軍東征喚起了民眾，產生了巨大政治影響，是一個扭轉歷史車輪的重大戰略行動，推動了改變時局的社會歷史潮流。當時社會各界對紅軍東征反響強烈，國民黨內部更加分裂，眾多政界人士和軍事將領公開主張聯共抗日。宋慶齡、魯迅、茅盾等給中共中央來信支持，李濟深發電擁護，馮玉祥主張不打紅軍。紅軍東征5月5日結束，到5月31日，由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發起，全國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和十九路軍代表在上海集會，宣告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號召各黨各派停止軍事沖突，團結合作，建立統一抗日政權，以團結全國力量，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6月初，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事變反蔣抗日，所屬軍隊改稱抗日救國軍進軍湖南，李宗仁、白崇禧還派代表與共產黨聯系合作，要一致行動。包括東北的馬占山，前十九路軍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新疆的盛世才，陜北的高桂滋，四川的劉湘，華北的宋哲元、韓復榘等，都派人與我聯系，要求與我簽訂抗日救國合作協定。8到11月，日偽軍進攻綏遠，打到閻錫山部下傅作義的地盤上，傅作義發起綏遠抗戰，全國開始援綏運動。閻錫山甚至請來共產黨員薄一波，幫他建立抗日救國組織犧盟會，后來又在些基礎上組織新軍。蔣介石也知道各界民眾的抗戰意愿，也曾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聯絡，但在統治集團內部投降派的牽制下，他并不認識、不認可主要矛盾變化，依然推行倒行逆駛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頑固堅持“剿共”到底，一定要消滅堅決主張抗日的共產黨。這樣必然導致天怒人怨，實際上已經不能有效控制所屬軍事力量，部署在陜北根據地周圍的張學良、楊虎城，包括剛剛被紅軍打過的閻錫山在內，都不想跟紅軍打了，而且要求蔣介石不打內戰打日本。蔣介石不聽勸諫，終于引發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被自己的部下逮捕，在槍桿子逼迫下答應抗日。是槍桿子讓他認識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變化，打內戰不得人心，不得不答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承諾不再打內戰，開始實現向全國抗戰轉變。西安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也不僅是張學良、楊虎城個人的一念之動，而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蔣介石對中國主要矛盾的認識，既不自覺，也不堅定。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不斷發動反共摩擦，甚至發動消滅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因而人心喪失。因為日寇還在滅亡中國，還沒有投降，中國人民必須抗日，主要矛盾沒有變，打內戰不得人心。中國共產黨是堅決抗日的，即使發生皖南事變，也是以主要矛盾未變為依據，對蔣介石以政治進攻為主，軍事進攻為副，有效遏制了國民黨投降派的囂張氣焰，維護了統一戰線，贏得了輿論和人心，最后贏得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也迅速發展，軍隊由抗戰開始時5萬余人發展到127萬，擴大25倍多，加上民兵268萬，軍事力量增加了79倍。解放區104.8萬平方公里，1.25億人口。

　　中國共產黨對主要矛盾變化是先知先覺，而且認清后緊緊抓住主要矛盾調整方針政策，贏得了歷史轉變中的先機和主動權。而蔣介石沒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所以搞得眾叛親離，最后被迫承認主要矛盾變了，不得不聯共抗日。蔣介石有了這樣的轉變后，共產黨不再推翻他，各路軍閥也不再反對他，而是在他領導下一起抗日，抗戰時期也是他執掌中國統治權以后內部最好的時期。可見認清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極端重要性。抗戰勝利后主要矛盾又變化了，所以進入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后，主要矛盾又變化了，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行改革開放，一路走到現在。

　　回顧歷史我們深深感到，時局轉變不是別人的施舍，不是等來的運氣，不是靠天吃飯，而是圍繞客觀存在的主要矛盾，用堅定果斷的行動促使矛盾轉化，才能形成對我有利態勢。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內在依據是什么？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又發生變化。對這個問題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才能真正認識新時代的科學內涵，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不掉隊。

　　新時代主要矛盾發生了什么變化？習總書記在黨的政治報告中講得十分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不多說了，問題在于如何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習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這實際上是一種貧富差距，也是新時代必須解決的重大社會矛盾，否則會出大問題。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中國私有財富占有情況：最富人口460萬，占總人口0.33%，占有財富67.4%；中產階級9900萬，占總人口6.9%，占有財富25.6%；其他人群13.22億，占總人口92.77%，占有財富僅7%；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9.64億。西方提出過一個“二八定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也不能突破20%人口占有80%社會財富，否則就會出大問題。我們的改革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只讓極少數人富，多數人永遠不富，而是為了達到共同富裕，這是黨對全體人民的最大承諾，如果長期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就是失敗。所以新時代必須不忘初心，必須自覺服從于解決主要矛盾的要求，高度重視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堅決糾正那些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式和發展政策。當然，還有科技等其他領域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必須緊緊圍繞主要矛盾確定方向，改革我們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大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我們的各項事業邁上新臺階。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了，我們的思想也要跟上形勢發展。這就需要與時俱進，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一認識，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共同富裕方面有扎扎實實的進展；就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就要聚集存在的重大問題不斷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等。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深入理解這些新理念、新政策、新要求，才能更好地貫徹黨和國家的意圖，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才能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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