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我們知道，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它最明顯、最深刻地暴露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對抗性矛盾，極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社會制度不可避免地必然滅亡。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經濟危機（上）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經濟危機（下）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上，各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欺騙勞動人民和替資本主義辯護，長期以來一直散布著各種各樣謬論，妄圖掩蓋危機的真正原因，否認資本主義下危機的必然性，接下來，我們簡要介紹一些他們的奇談怪論供同志們參考。

薩伊定律

　　薩伊定律是現代資產階級對薩伊的“銷售論”的一種稱呼，是最早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必然產生危機的庸俗理論。19世紀初法國的薩伊為了粉飾資本主義的矛盾，把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流通歸結為直接的產品交換，從而斷言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除非為生產者自己使用，總會用于交換其他產品。因此，任何產品的生產同時意味著形成了對其他產品的需求，即所謂“供給會給自己創造需求”。薩伊根據這種論斷，否認資本主義制度下普遍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在他看來，供給和需求總是平衡的、相等的。如果個別部門發生了供過于求的現象，則是由于其他部門存在著生產不足。他認為可以用擴大生產的辦法，來克服這種局部的生產過剩。

　　薩伊歪曲了資本主義的現實！在產品與產品直接相交換的條件下，確實任何一個賣者必然要同時扮演買者的角色，因而供給總是等于需求。但是，資本主義的特征不是直接的產品交換，而是最發達的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商品-貨幣-商品)的條件下，由于一切交換都必須通過貨幣來進行，所以賣(商品-貨幣)和買(貨幣-商品)就被分成兩個獨立的行為。這時，賣者可以出賣，但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必須作為買者出現，貨幣可以被儲藏起來。因此，危機的可能性經包含在商品形態這一變化之中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產生周期性普遍生產過剩危機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激化，于是這種可能性也就轉變為必然性。與簡單商品生產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是以追逐利潤即剩余價值，而不是以滿足個人消費作為目的的。為了榨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和對付其他資本家的激烈競爭，促使資本家盲目地擴大生產和提高生產能力。但是，由于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商品的銷售就受到了相對狹小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限制。因此，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生產無限擴大趨勢和工人階級支付能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的絕對存在，使普遍的生產過剩危機成為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

　　消費不足危機論

　　“消費不足危機論”是19世紀初出現的一種錯誤的危機理論，創始人是在瑞士出生的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蒙·德·西斯蒙第。

　　他肯定生產過剩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但把經濟危機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勞動人民的消費不足。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造成了生產無限擴張的可能性。但是，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卻又引起了小生產者大批破產和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

　　因此，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長，富人的消費雖然會有所增加，可是比起破產和貧困化了的勞動人民所減少的消費則要少得多，結果必然爆發生產超過消費的生產過剩危機。于是，他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譴責資本主義不把消費作為生產的目的，竭力主張退回到資本主義以前小生產占優勢的社會狀態。

　　“消費不足危機論”是錯誤的！因為人民群眾消費不足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已經存在，而生產過剩危機則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現象。因此，經濟危機并不是簡單的消費不足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矛盾發展的結果。事實上，經濟危機經常是在勞動者就業最多、工資最高的時候，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發展處于所謂繁榮時期突然爆發的。這就證明單用人民群眾消費不足，是不足以說明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的！

　　20世紀初期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霍布森也主張消費不足論，并把這種理論改造成為他所鼓吹的社會改良的“依據”。在他看來，生產過剩的原因在于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的根源則在于儲蓄過度。至于儲蓄之所以過度，則由于國民收入中“占有階級所占的份額太多”。因此，他主張借助稅收政策把富有階級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資產階級國家手里，用興辦文教衛生等所謂社會福利事業來“防止”危機和失業的發生。其實，這是絲毫不能消除危機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使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得到較大的一份，“只不過讓工人階級暫時享受一下相對的繁榮，而這種繁榮往往只是危機風暴的預兆。”

　　在階級斗爭尖銳化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只能起麻痹工人階級革命斗志的反動作用。

　　“儲著過多危機論”

　　“儲蓄過多危機論”是“消費不足危機論”的變種，創始人是19世紀初臭名昭著的英國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托馬斯·馬爾薩斯（他還提出過反動的人口理論）。他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資本家的儲蓄過多。他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引起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積累的增長意味著資本家把大部分的利潤不用于消費，而用于儲蓄。因此，資本家的儲蓄增多必然造成對商品需求的縮減，從而形成商品生產過剩。他針對當時資產階級斥責地主階級是社會上不勞而獲的“雄蜂”，斷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地主、牧師等等“不生產的消費者”是不可缺少的。因為這些人的消費的增長，抵銷了由于資本家儲蓄過多而造成的需求不足，從而“防止”了危機的爆發。馬爾薩斯的謬論完全是為地主階級利益辯護的！經濟危機絕不是由于資本家的儲蓄過多，而是由于資本家貪得無厭地殘酷剝削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競爭，以致造成生產無限擴大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矛盾的激化。馬爾薩斯的所謂儲蓄過多引起危機的謬論，實質上也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妄圖掩蓋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

　　“太陽黑點危機論”

　　“太陽黑點危機論”是19世紀7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杰文斯所杜撰的一種反科學謬論。他把周期性危機說成是由于太陽周期性地出現黑點所造成的。他認為，當太陽黑點周期出現時，使氣候發生變化，影響谷物的收成，從而引起工業、以致整個經濟的混亂。20世紀初，附和這種謬論的有杰文斯的兒子和美國的亨利·穆爾等，他們也認為谷物收成的周期變化是經濟周期的原因。但是，他們對周期長短的說法各不相同:老杰文斯認為每個周期的長短是10年半，小杰文斯則認為是3年半，而穆爾則認為是8年。

　　“太陽黑點危機論”是十分荒謬的！因為太陽出現黑點是資本主義以前早就存在的自然現象，而經濟危機則是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社會現象，所以在兩者之間并沒有聯系，同時，從資本主義社會爆發的經濟危機的歷史事實來看，也證明了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農業的欠收同時發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投資過度危機論”

　　“投資過度危機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種用新技術發明、貨幣信用等表面因素來掩蓋危機真實原因的反科學理論，流行于20世紀初期。主要代表有德國的阿·斯比托夫、瑞典的古斯塔夫·卡塞爾、英籍奧地利人馮·哈耶克等。在他們看來，經濟“繁榮”是由新技術的發明、新市場的開辟和蕭條階段利息率的低落等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促進了投資的活躍和生產資料生產的大量增長。但是，當“繁榮”到達后期，由于貨幣資本的供給逐漸減少，于是形成對生產資料需求的縮減，引起生產資料生產過剩。因此，他們把危機僅僅歸結為生產資料生產的過剩，而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貨幣資本的分配比例失調。其實，危機是既包括生產資料，也包括消費資料的普遍生產過剩。這種普遍生產過剩現象僅僅用無政府狀態所引起的比例失調是無法解釋的，而只能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來說明。

　　“貨幣信用危機論”

　　“貨幣信用危機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一種用貨幣信用因素來說明危機原因的庸俗理論。在臭名昭著的凱恩斯主義（明天專文講述）出籠以前，它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策有很大影響。20世紀初期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的霍屈萊等人。

　　在霍屈萊看來，經濟危機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即完全是由貨幣信用的擴張和緊縮引起的。他認為，當銀行采取降低利息率、放寬信貸條件和收購有價證券等擴張信用政策時，引起了商業資本家利用借款向工業資本家增加訂貨的興趣，于是就造成社會生產和國民收入的增長，以及商品需求和物價的上漲，形成經濟的高漲。但是，銀行不能無限制地擴張信用。當銀行停止信用擴張，轉而筞取緊縮政策時，高漲階段就為經濟危機所代替。因此，他斷言在高漲后期，如果銀行繼續擴張信用，那么危機就可以“防止”。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凱恩斯主義“反危機”政策造成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又出現了以美國弗雷德曼為代表的新的“貨幣信用危機論”。它與凱恩斯主義把調節貨幣信用看成在“反危機”政策中無足輕重的觀點不同，認為“反危機” 政策應以調節貨幣信用政策為主，“財政政策”只能當作一種影響金融狀況的主要工具。

　　“貨幣信用危機論”完全建立在嚴重歪曲資本主義現實的基礎上！首先，它認為銀行能造成收入和資本的說法，是絲毫沒有根據的。國民收入只能在生產過程中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是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實際資本也是體現在物質財富中，即體現在機器、原材料、成品和貨幣中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 十分明顯，銀行本身不管直接也好，間接也好，都不能創造出國民收入和資本。銀行只能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創造出信用貨幣、即補充的流通手段，這種補充的流通手段可以當作借貸資本使用，但不是實際資本。借貸資本的增長，并不意味著實際資本會有相應的增長。其次，“貨幣信用危機論”把信用的擴張和緊縮說成是資本主義生產周期波動的原因，這也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的蓄意歪曲。事實上，不是信用的規模決定了生產過程，相反地，是生產過程的變動決定了信用的擴張和緊縮。如馬克思所指出:“在貨幣市場上作為危機表現出來的，實際上不過是表現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本身的失常。”在危機期間，資本家手里的銀根奇缺、銀行的利息率極高等，完全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大量商品生產過剩，找不到銷路所引起的，而絕不是由于銀根奇缺、利息率極高等本身所造成的。“貨幣信用危機論”為了抹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危機的根源，恣意把危機中的一些現象的因果關系顛倒了。十分明顯，如果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即當利潤率沒有提高、市場狀況沒有好轉時，任何一種信用擴張本身都不能使資本主義從危機過渡到新的高漲。

　　“心理危機論”

　　“心理危機論”是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危機理論中十分流行的一種庸俗理論，它的特點是用資本家的情緒變化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波動。主要代表有英國的庇古、拉文頓等，臭名照著的凱恩斯也是這種庸俗理論的鼓吹者。“心理危機論”把經濟危機歸結為資本家對自己的經濟狀況失掉信心的“信心危機”。根據這種“理論”，當資本家對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和抱樂觀情緒時，就會引起投資的增加，造成經濟的“高漲”。但是，當資本家過份樂觀，以致產生“樂觀下的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替代樂觀情緒，從而引起投資的驟減，引起對商品需求的縮小和失業的增長，形成經濟危機。因此，庇古把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說成是“樂觀心理與悲觀心理相互發生的錯誤”。

　　心理危機論”是十分荒謬的！事實上不是資本家的情緒變化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變化，相反地，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波動支配著資本家的情緒。資產階級鼓吹這種謬論的目的是要“論證”: 為了轉變資本家的情緒和“消除”危機，就必須加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用預算來補貼資本家、增加國家對資本家的訂貨等等，保證資本家老爺們獲得高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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