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的知識結構極其多維，涉及語言學、文學藝術、宗教學、史學、人類學、哲學、法學、政治經濟學、數學、自然科學等多門學科并深入至一切本質細節。邏輯相異的不同學科的理路相互碰撞，觸發了其唯物史觀產生的理論靈感。為人類幸福和個人完美而奮斗的理想追求，使馬克思常以能否解釋并解決現實問題、導向美好目標作為衡量理論合理性與否之標準。多學科知識結構形成的寬廣學術容量和超常會通能力，使他能對不同徑路的理論體系博采眾長，揚棄創造，并在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切磋論辯中走向深入成熟，形成獨特系統的唯物史觀學說。馬克思唯物史觀產生的跨學科特點，及其關注現實、注重實踐的理論特質，對于整體認識和把握馬克思的思想體系與其改造世界的內在關聯，頗具啟示性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多學科；唯物史觀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兼有編輯、作家、歷史學者、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家等多重身份。馬克思一生著述豐富，其知識結構極其多維，涉及語言學、文學藝術、宗教學、史學、人類學、哲學、法學、政治經濟學、數學、自然科學等多門學科，且這些知識并非淺嘗即止，而深入到每種科學的本質和細部。著名經典著作翻譯家柯柏年對馬克思研究的科學即有過“很多”且“每種科學都研究得很深入”的評語。與馬克思交往很深的李卜克內西說:“馬克思的頭腦，包括著整個宇宙，深入于一切本質的細節，不把任何東西當做不是本質的或者不重要的。他的知識是多方面，甚至可以說是一切方面的。”解放人類的崇高理想帶給馬克思追求知識的無窮興趣。馬克思中意的箴言是“關于人類的事物我都要知道”1。多維知識結構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多學科的知識構成

　　馬克思多學科知識結構的養成，得益于家庭熏陶、學校教育、求知興趣、職業要求、社會問題解決和社會理想實現的學理證明、組織宣傳及論戰需要等諸多渠道。

　　馬克思的博學，受到父親亨利希·馬克思的很大影響。普魯士省最高法院的執行官馮·塞斯對馬克思之父親，即有“學識淵博”的贊詞2。這無疑為馬克思的多維知識獲得，提供了便利的家學環境。

　　在語言學方面，馬克思中學時即奠定很好的語言學基礎。其母校德國特利爾中學非常重視語言學教育，馬克思中學時除母語德語外，拉丁語、希臘語和法語也相當好3。1837年初在柏林大學初步研究了英文和意大利文4，并把東羅馬帝國時的《學說匯纂》頭兩卷譯成德文5。馬克思少年時就聽從黑格爾勸告，用不熟悉的外國語記誦詩歌以鍛煉記憶力。并因隔幾年就復讀所作筆記、所讀書中記號章節的習慣，而使記憶“非常精確“6。馬克思擅長語言學習，是因他了解語言本質，努力深究語言的源起、發展和構造，注重閱讀，記憶力非凡7，具備快速獲取語言成語和字匯的能力。其外語能力最好時能“閱讀一切主要歐洲國家的文字”，并能用德、法、英三國文字寫作8。多門外語的掌握，使馬克思能直接閱讀相關國家的材料，這對其研究學問，無疑極具幫助。

　　在文學藝術方面，馬克思興趣廣泛而富有天賦，詩歌、幽默小說、短劇和修辭學均有作品。他愛好詩歌，到柏林大學不久即寫了詩集三冊寄給在特利爾的未婚妻燕妮9。他既是波恩大學時最受歡迎之年長的奧·威·施勒格爾文學講座的熱心聽眾10，亦修過柏林大學格佩特博士講的希臘悲劇大師《歐里庇得斯》課程，獲“勤勉”評語11。1837年初，譯塔西佗、奧維狄烏斯之著作，并寫幽默小說《斯科爾皮昂和費利克斯》及短劇《烏蘭內姆》。同年夏季學期，翻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12。柯柏年說馬克思不僅文學素養很高，且系“文學天才”，其著作特色之一，是用語準確，“能夠正確地簡潔地表達其思想，而同時又富有文學的氣味”13。在波恩大學期間，他選修達爾頓教授講授的“近代藝術史”課程14，獲“勤勉和用心”評語。在柏林大學四年半學習期間，馬克思沉浸在藝術之中。其詩歌包括德國浪漫主義著名主題，充滿悲劇的愛情色彩，有著遠離社會的藝術家常見的主觀主義和強烈自我欣賞15。1837年初讀了不少藝術史方面書。同年夏季學期，他還讀了雷馬魯斯的《論動物的藝術本能》16。

　　在宗教學方面，作為猶太裔德國人及受有深厚猶太教文化底蘊父親的影響，馬克思與猶太教有著天然聯系，后又隨父親皈依了基督新教17 。六歲受路德教洗禮，十六歲受堅信禮18 。馬克思具有一種類似父親及其父親的朋友牧師約瑟夫·居佩爾的遙遠而無色彩的自然神論的上帝觀念，后者在中學講授宗教之教育指導作用，居佩爾的宗教態度受康德影響強烈，他還把教學奠基于基督和《圣經》之上，受理性主義影響深重而努力規避宗派主義。馬克思之文章相當程度體現了老師觀點。中學時代馬克思對宗教課程掌握程度“令人滿意”19，能明確論證基督教的教義和訓誡，了解一般的基督教會史。在柏林大學時，又進而聽過神學學士鮑威爾的《以賽亞書》課程。受基督宗教思想影響，馬克思之中學論文即認為:神給人類社會和個人指出了使自己趨于高尚的共同目標，但達到此目標的手段需要人自己尋找;人選擇職業應遵循人類幸福與個人完美結合之指針，二者并不敵對沖突。馬克思贊賞為共同目標努力工作而使自己變得高尚之偉大者;贊美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之使者。認為宗教教誨人們敬仰為人類犧牲自己的典范，故一個人若選擇了為人類工作的職業，重擔就不能壓倒他，他就會享受無限樂趣，幸福就將惠及千百萬人,事業就會起無限作用，死后就會受高尚者崇敬20。此種宗教情懷成為其日后為人類解放理想獻身和同情弱勢群體學說建構之思想源泉。

　　馬克思對科學之興趣濃厚。在地理學方面。馬克思中學時代對一般地理知識就“相當熟悉”，在柏林大學聽過李特爾教授講授的《普通地理學》21。在柏林大學學習的四年半期間，他完全沉浸在科學之中22。為澄清思想，馬克思力圖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學。1837年夏季學期，他讀了培根的《論科學的價值和發展》。1841年4月6日，他把自己論科學哲學史的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寄給耶拿大學哲學系主任瓦赫曼教授，以申請博士學位23。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比伊壁鳩魯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伊壁鳩魯的基本原理，且從中得出更明確的結論”24。1850年7月初，馬克思與李卜克內西在談及自然科學革命對政治革命影響時指出，蒸汽機在18世紀翻轉了整個世界，19世紀更大的革命力量電力機器將取而代之。而經濟革命之后必有政治革命跟隨，因后者不過是前者之表現而已。在談到科學與力學之進步時，馬克思的世界觀(特別是后來所稱之唯物史觀)表述如此清晰，以至于對話者之前持有的某些疑點得以融化25。恩格斯認為，馬克思處于“自然科學的中心”，他“最有條件判斷”自己相關思想“哪些東西是正確的”26。可見恩格斯認定馬克思的自然科學學養高于自己。柯柏年也說，馬克思對自然科學很有研究，他關注自然科學的“每一新的發現、每一新進步”27。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不應只是自娛自樂而應服務于人類。他特別喜歡說的一句名言是:“為世界工作。”28

　　關于馬克思數學方面的造詣和愛好，熟悉他的恩格斯和拉法格均有評論。馬克思的中學畢業證書顯示，此時他的數學方面的知識就“很好”29。恩格斯認為，馬克思的數學造詣可媲美于黑格爾。他提到黑格爾數學知識如此淵博，以致其學生無法把他遺留的大量數學手稿加以整理出版。“據我所知，對數學和哲學了解到足以勝任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馬克思。”30拉法格說，演算數學是馬克思獨特的精神休息法，代數甚至可成為其精神安慰。在夫人病危期間，馬克思寫了篇微積分論文以減輕精神痛苦，據看過該文的專家們說，該文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馬克思不僅從高等數學中找到既合邏輯又形式簡單之辯證運動，甚至認為，只有在成功運用數學時，一種科學方能真正達到完善3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涵養，按李卜克內西說法，與馬克思談政治經濟學，猶如在教皇宮殿里談教皇32，會讓人相形見絀。馬克思一生都重視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因他把它看作“經濟條件在科學上的反映”33。他認為要科學地反映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條件，離不開對其政治經濟學進行研究。這也是他向無產階級社團科普的內容。1850－1851年他給共產主義工人教育協會開設政治經濟學講習班，期間應李卜克內西等要求并擴大聽眾規模。在近半年持續講授中，馬克思基本闡發了后來他在《資本論》中闡述的理論體系34。

　　作為在法律系學習過五年半的法學科班生，馬克思受過系統的法學熏陶。在波恩大學法律系(1835年10月－1836年冬季學期)和柏林大學法律系(1836年10月－1841年3月)期間，馬克思廣泛閱讀了大量的法學著作35。在波恩大學，他聽過普蓋教授講授的《法學全書》《自然法》《歐洲國際法》、伯金教授講授的《法學階梯》、瓦爾特教授講授的《羅馬法史》《德意志法史》，有評語者均為“十分勤勉”“勤勉”“經常用心”“用心”。在柏林大學，則聽了馮·薩維尼教授講授的《學說匯纂》、甘斯教授講授的《刑法》《普魯士邦法》、赫弗特爾教授講授的《教會法》《德國普通民事訴訟法》《普魯士民事訴訟》《刑事訴訟》、魯多夫教授講授的《繼承法》，考語有“極其勤勉”和“勤勉”36。期間研究過薩維尼的《占有法》、恩·費爾巴哈和格羅爾曼的《刑法》37。

　　在歷史學和人類學方面，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充滿興趣，且前者識見非凡，學說經典并自成體系。在中學時代，馬克思對一般歷史知識“相當熟悉”。在波恩大學期間，馬克思選修了希臘歷史課程，如韋爾克教授講授的《希臘羅馬神話》，馮·施勒格爾教授講授的《荷馬問題》，獲得“極為勤勉”“勤勉”“用心”的評語38。在柏林大學學習期間，馬克思為了澄清思想，力圖使自己進一步熟悉歷史，曾關注歷史新書并加以閱讀39。在人類學方面，1936年冬季學期里，馬克思就聽過柏林大學史特芬斯教授講授的《人類學》，獲得“勤勉”評語40。對史前社會的興趣，特別是公社問題的關注，使馬克思走向文化人類學研究，而對農村公社的研究，則是貫穿馬克思一生的歷史研究主題41。馬克思一生閱讀過許多歷史書籍，做了大量提要和摘錄。直到晚年的19世紀70－80年代，馬克思還搜集并按編年順序摘錄了公元前91年至公元1648年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各國的政治歷史事件資料，成四大本筆記，并在其他筆記中對各民族經濟發展史材料做了專門記述。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這份手稿時，為他加上《編年摘錄》標題。馬克思對世界史各種問題的研究，在其科學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歷史過程作為人類所創造歷史的實際進程來研究，始終主張只有仔細研究具體事實，才能了解真正歷史。這批篇幅巨大的手稿，是其歷史研究方法的一個示范。

　　馬克思的哲學修養主要由興趣所致。馬克思父親的朋友約瑟夫·居佩爾牧師對倫理問題的濃厚興趣，以及接受康德宗教觀的強烈影響，給了馬克思對哲學的近距離觀感。波恩大學當時最受歡迎的年長的奧·威·施勒格爾所做的哲學講座，也讓馬克思十分著迷。受柏林大學哲學氛圍感染，馬克思在該校第一年就已感到要“專攻哲學”了42。1837年初，馬克思研究了有關羅馬法體系的大量哲學著作，讀了“黑格爾哲學片斷”。在邏輯學方面，馬克思在柏林大學聽了加布勒教授講的《邏輯學》，獲得“極其勤勉”評語43。在斯特拉勞休養期間，馬克思又勤奮研究了黑格爾及其學生的著作，寫作對話集《克雷安德，或論哲學的起點和必然的發展》，其中一定程度上把科學和藝術統一起來，且為此加緊研究自然科學、謝林著作和歷史44，說明馬克思已嘗試將哲學與其他學科相融通，這是其唯物史觀產生的重要環節。

　　馬克思的多學科知識積累，導致他對理論的建構，不會僅僅局限于單一的學科知識。以問題意識為導向，打通學科間的界限，成為他理論創新的重要特色。“宗教的藝術”“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45“法哲學”“經濟學哲學”“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這些跨越單一學科的專業名詞，成為其代表作和特色理論的關鍵詞匯。

　　二、多學科理路對撞與唯物史觀觸發

　　不同學科知識的邏輯理路自然相異，不同邏輯理路相互碰撞觸發的理論靈感，必然會超越單一學科的理路范圍。了解馬克思的邏輯理路中有哪些成分發生碰撞，及他曾對哪些內容予以取舍，能夠清晰看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何以能夠觸發生成。

　　馬克思的多種理論觀點若從單一學科邏輯理路考量，它們是彼此相悖的，這給他最初的形而上學體系建構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困擾。但是追求人類幸福和建立每個人全面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崇高理想目標，以及多學科知識的會通融合，賦予馬克思寬廣的學術包容心和超凡的理解力，使他終能繼承且超越先哲，創造出個人獨有并可訴諸實踐的理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遇到的理論難題主要有下面這些:

　　既要獻身人類如何又能專注個人人格發展?馬克思在中學的宗教作文中，既表示要用自我犧牲精神為人類整體謀取福利，也對個性充分發展實現方式充滿熱情;柏林大學自由主義熏陶，強化了其后一維興趣46。獲得博士學位走向社會后，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費爾巴哈作為“類存在物”的批評，給予馬克思很大沖擊。施蒂納指出，要使人獲得現實自由，就要使“我高于一切”，使人成為利己主義者。而這個“高于一切”的現實個人即“唯一者”。馬克思由此開始反思費爾巴哈理論之局限性，開始重視個體的地位價值。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通過重新定義“現實的個人”內涵，馬克思認為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使個體自由的共同體既非資產階級國家的虛幻共同體，也非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而是共產主義之“真實的共同體”47。彼此相悖的邏輯碰撞，成就了后來他描繪的理想的人類解放聯合體之狀態，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系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48。

　　具體運用的法學如何能與抽象的哲學結合?抽象的體系如何能反映生動具體的對象?既是法學科班出身又曾專攻過哲學的馬克思很想創造一種將二者結合的法哲學，但卻難以克服現實和應有之間的巨大差距和對立。百般痛苦之后，馬克思意識到，費希特那套脫離實際之法和脫離法的實際形式之原則、思維及定義之哲學行不通，從而考慮用黑格爾哲學加以克服。馬克思經過反復研究認為，康德和費希特的體系既有極大啟發性，也有明顯缺點，即它們是如幾何學般的從公理至結論之抽象體系，而與思想世界生動具體的表現，如法和國家及自然界與全部哲學方面實情全不相同。對此類具體對象之發展，認為需細心研究其對象本身而不應任加分割。而本質空洞的法哲學不能提供這些，故他要在其中充實些具體內容49。

　　虛假體系何能回答實際執行的差異?超脫塵世的理性主義怎能解釋塵世中心的現實世界?努力探討實體私法結果，馬克思認識到自己所從事形而上學體系建構工作的錯誤:“在實體的私法的結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體系的虛假，體系的綱目近似康德的綱目，而執行起來卻完全不是那樣。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這樣我就必須懷著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懷抱，并寫了一個新的形而上學原則的體系，但在這個體系的結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認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當的。”通宵達旦在幾個邏輯相互對撞的思想領域中緊張進行的腦力風暴，曾給馬克思帶來巨大精神困惑而至于重病休養，他的思想也在此時發生根本變化。像被毀滅性的魔杖猛地一擊，馬克思之前所創造的一切“全都化為灰燼”，但同時在他面前突然“閃現了一個像遙遠的仙宮一樣真正詩歌的王國”50。馬克思的關注點由康德和費希特的抽象理性主義轉向黑格爾的辯證法及現實本身，逐漸實現了觀念與現實的融合，并將觀念內在于現實之中51。

　　靜止的理論如何能解釋運動的實際?將康德的人類理性核心、費希特及謝林之內在性、發展和矛盾之哲學主題結合成龐大的綜合體系之邏輯自洽的困難，觸發了黑格爾對自然、歷史及精神世界發展過程及其關聯的想像，從而在理性中“筑起了現實世界”，并帶給人類“異化”“揚棄”和“辯證法”等重要概念。面對黑格爾哲學顯而易見的吸引力，馬克思通過進一步熟悉自然科學、歷史和研究謝林之著作，轉向對黑格爾哲學的關注52。

　　階級沖突時代的個人意志自由和社會問題解決如何能同時實現?柏林大學法律系不同流派在相互抨擊的講座中，即涉及到如何找到解決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沖突辦法的截然相反意見。以愛德華·甘斯為代表的進步黑格爾派，受黑格爾從歷史理性思想出發的影響，認定意志自由及社會問題之解決特別重要，希望借助于資產階級革命、君主政體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找到一種解決階級沖突的辦法。而以卡爾·馮·薩維尼為代表的反對派，則主張把法律與歷史緊密關聯，強調法律根據存在于風俗傳統而非立法者的理論體系當中。兩種思想的交鋒及彼此觀點的闡發，觸發增進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思想生成53。

　　為人類幸福及個人自身的完美而奮斗之理想追求，使馬克思衡量理論的合理性，常以能否解釋并解決現實問題、導向美好目標為標準。故當虛幻理論體系與現實真實世界發生矛盾時，他不斷追尋一種既能準確反映現實又能向著目標推進的理論。多學科知識結構形成的寬廣學術容量和超常會通能力，使他對不同徑路的理論體系并非一概抗拒而是博采眾長，揚棄創造，經過多番努力，終能向著獨特的唯物史觀靠近。

　　三、唯物史觀在流派論戰中走向系統成熟

　　除了在社會觀察與實踐、理論學習和超越中觸發思想靈感外，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在與時人論戰交鋒的著書立說中不斷走向深入成熟。尤其是在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切磋爭辯中，馬克思形成了系統的唯物史觀。多維的知識結構的厚植修養和融匯貫通，使馬克思能夠抵御方方面面攻擊，并使自己的唯物史觀體系不斷得到建構完善。

　　馬克思與鮑威爾的論爭，主要明晰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之關系。馬克思與鮑威爾在反對封建神學、追求宗教解放方面志同道合54，但在是否追求政治解放問題上則無法繼續同行。鮑威爾認為，猶太人放棄猶太教、一切人放棄宗教就是公民解放的表現，認為宗教在政治上的廢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廢除55。而在馬克思看來，宗教本身沒有內容，其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間56。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指出，鮑威爾發現的“精神”與“群眾”之關系，事實上只是黑格爾歷史觀教條的思辨表現。而鮑威爾把國家和人類、人權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混為一談，就必然會思索或想象一個特殊類型的國家即國家的哲學理想57。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指出，鮑威爾的錯誤在于，他只批判“基督教國家”，而不批判“一般國家”，沒有探討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的關系，從而把二者混淆起來。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沒有權利要求猶太人放棄猶太教，要求一切人放棄宗教。指出即使是政治解放，其本身也還不是人類解放，只有人類解放才能得到政治解放58。

　　馬克思與盧格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是否主張經濟平等、認同共產主義方面。盧格在追求政治解放上超越了鮑威爾，與馬克思在既追求宗教解放又追求政治解放方面有更多共同點59，但在是否主張經濟平等、是否贊成共產主義方面卻不能與馬克思同行。阿爾諾德·盧格曾寫文章宣布“人道主義”在德國已提上日程，而且與群集在倫敦的德國名人一起，不但要求為各自祖國，且為全歐洲建立了一批未來的臨時政府，他們想用舉借革命貸款辦法在美國取得必要經費，以便馬上實現歐洲革命，從而理所當然建立各個共和國60。作為“德國空想家”之一61，表面上“學識淵博”的盧格，被認作是言論“空洞”的哲學貧乏者，其哲學被認作“費爾巴哈的無神論與人道主義”、黑格爾影響和施蒂納高調的“雜拌”62。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盧格提倡的只是德國小資產階級庸人的理性，他并未發現自由之路。他們與盧格的原則分歧在于，“盧格不是共產主義者”63。在馬克思看來，所謂的政治解放只是資產階級的解放，只有消滅了私有制社會，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真正解放64。

　　施蒂納曾是馬克思追尋自由的同行者，但在精神是否與現實世界結合，反思如何能徹底可靠方面與馬克思大相徑庭。有學者認為，施蒂納影響馬克思提出了“現實的人”概念65，推動馬克思徹底拋棄了費爾巴哈及所有本質主義哲學立場，其反唯心主義提示和經濟學訓練，使馬克思最終找到了描述歷史和改變世界的正確方法66。馬克思認為，自己與施蒂納的不同在于，在施蒂納的命題中，現實“被頭腳顛倒”，其絕對精神就是“把自己的終結設定為自己的開端”，這種“精神”的秘密，在于“全部虛構”而脫離現實世界。施蒂納的“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人道自由主義”“我”等命名體現的歷史觀，實際變成思想家統治世界。馬克思的歷史反思則“要求徹底性和可靠性”67。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被認為是對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它使全部形而上學終結成為現實可能，并使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及其“歷史科學”綱領得以內在地鞏固建立68。

　　費爾巴哈對世界的唯物主義解釋曾在當時引起轟動，并得到馬克思諸多贊辭；但費爾巴哈在改造世界上的止步，使繼續前行的馬克思在理論界嶄露頭角。馬克思在宗教的一般本質問題上與費爾巴哈無原則分歧，他對費爾巴哈《未來哲學》《信仰的本質》等著作十分推崇，認為其意義超過當時德國全部著作，而有意無意為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69。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問題在于，他雖承認人是“感性的對象”，但他看到的并非真實存在且活動著的人，而是抽象之“人”。他的唯物主義是靜止的且與歷史完全脫節70，它對現象、現實和感性只從客體或直觀形式理解，而未將之當作實踐而從主體方面理解。費爾巴哈把宗教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但人的本質并非單個人的固有抽象物，而是一切社會關系之總和71。

　　馬克思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顯著不同，在于關注到了理論與現實的直接聯系。馬克思指出，青年黑格爾派和老年黑格爾派哲學家們“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是要超越這種哲學，即要討論哲學與社會現實及物質條件的關系。這種現實前提在馬克思看來并非任意想象而出，而是現實個人的活動和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他們自己活動創造出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認為這些條件可用純粹經驗方法確定72。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德國傳統哲學的區別，首先在于前提不同。德國傳統哲學“沒有任何前提”，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則首先應確定一切人類生存即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并予以應有重視。其次體現在“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而唯物史觀則“完全相反”，它是“從地上升到天上”，即“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像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其結論性觀點是，“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73。

　　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成為其新的世界觀即唯物史觀形成的標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則使這種唯物史觀得到更加詳細系統地展開，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則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在人類解放方面實踐作用的信心，緣自對受盡勞動折磨的無產者的“純潔無暇、心地高潔”的敬意，并確信歷史會把這些文明社會視為“野蠻人”的群體，變成人類解放的實踐因素74。

　　四、結語

　　雖然曾有的宗教情懷使馬克思深切同情工人階級的痛苦，但引導他走上共產主義觀點的并非感情因素，而是其理性研究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結果。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除了其多學科的知識結構外，還與其敏銳的哲學概括能力和深邃的洞察能力有關。馬克思不僅具有豐富的歷史和科學事實及哲學理論武裝起來的頭腦，而且具有善于利用長期心智勞作會通多學科的一切知識以觀察事物的驚人能力，以致對許多問題都能予以確當且具有概括意義的哲學想象的回答。馬克思之把握事物，不僅能看到表面，且能深入事物深處，不僅看到局部，而且能看到局部與整體的關聯，在其一切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考察之，追尋其發展歷史，研究其存在環境，觀察其相互影響，探討其事物本原，考察其經歷的變化、進化和革命，追尋其長遠作用。目標是要用這個世界的各方面情形和不斷變化著的正反運動，“去闡明這個世界的整個生命”75。馬克思從事著述的固定目標，是要給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一個科學基礎。馬克思唯物史觀產生的跨學科特點，及其關注現實、注重實踐的理論特質，對于整體認識馬克思的思想體系與其改造世界社會實踐的內在關聯，頗具啟示性意義。

　　注釋

　　[1]柯柏年:《馬克思的讀書方法》，《解放》1940年第109期，第25頁。

　　[2][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2—933頁。

　　[4]、[蘇]弗·阿多拉茨基主編:《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第 6 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 頁。

　　[6]  [法]  保爾 ·拉法格:    《馬克思回憶錄》，   《解放》  1940 年第 106— 107 期，  第 38 頁。

　　[7]［德］ 威廉·李卜克內西: 《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馬集譯，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38 頁。

　　[8] ［法］ 保爾·拉法格: 《馬克思回憶錄》，《解放》1940 年第 106—107 期，第 39 頁。

　　[9] ［蘇］ 弗·阿多拉茨基主編: 《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 6 頁。

　　[10] ［英］ 戴維·麥克萊倫: 《馬克思傳》，第 19 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40 頁。

　　[12] ［蘇］ 弗·阿多拉茨基主編: 《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 7 頁。

　　[13] 柯柏年: 《馬克思的讀書方法》，《解放》1940 年第 109 期，第 25 頁。

　　[14] ［蘇］ 弗·阿多拉茨基主編: 《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 4 頁。

　　[15] ［英］ 戴維·麥克萊倫: 《馬克思傳》，第 25—26 頁。

　　[16] ［蘇］ 弗·阿多拉茨基主編: 《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 6 － 7 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932 頁。

　　[18] ［蘇］ 弗·阿多拉茨基主編: 《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 1、3 頁。

　　[19] ［英］ 戴維·麥克萊倫: 《馬克思傳》，第 12—13 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40、455、459—460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40頁。

　　[22]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25—26頁。

　　[23] [蘇]弗·阿多拉茨基主編:《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7、14頁。

　　[24] [德]弗·梅林:《馬克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2—43頁。

　　[25] [德]威廉·李卜克內西:《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35—36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389頁。

　　[27]柯柏年:《馬克思的讀書方法》，《解放》1940年第109期，第25頁。

　　[28] [法]保爾·拉法格:《馬克思回憶錄》，《解放》1940年第106—107期，第37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26頁。

　　[31] [法]保爾·拉法格:《馬克思回憶錄》，《解放》1940年第106—107期，第39頁。

　　[32] [德]威廉·李卜克內西:《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37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2頁。

　　[34] [德]威廉·李卜克內西:《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38—39頁。

　　[35]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29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6—937、939—940頁。

　　[37] [蘇]弗·阿多拉茨基主編:《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7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3、936—937頁。

　　[39] [蘇]弗·阿多拉茨基主編:《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6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940頁。

　　[41]王蒞:《屬人世界的歷史性展開———馬克思與19世紀人類學的互通思想背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4期，第79—80頁。

　　[42]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13、19、29頁。

　　[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40頁。

　　[44] [蘇]弗·阿多拉茨基主編:《馬克思生平事業年表》，第7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5頁。

　　[46]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12、27頁。

　　[47]李麗麗:《何為“現實的個人”?何為“真實的共同體”?———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與超越》，《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頁。

　　[49]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29—30頁。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4頁。

　　[51]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31—32頁。

　　[52]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32—33頁。

　　[53] [英]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29頁。

　　[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2—443頁。

　　[55] [德]布魯諾·鮑威爾:《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李彬彬譯，《現代哲學》2013年第6期，第22頁。

　　[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6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8—111頁。

　　[5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26、38、46頁。

　　[5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1、429頁。

　　[6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58頁。

　　[6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3頁。

　　[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8—299頁。

　　[6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2—643頁注8、10。

　　[6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頁。

　　[65]劉森林:《“現實的人”與“惟一者”:馬克思與施蒂納的主體論之別》，《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8第3期。

　　[66]林釗:《“在同一塊自由的荒野上相互對立”———論施蒂納與馬克思向歷史唯物主義的轉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5期。

　　[6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42、152—154、135—136、182頁。

　　[68]吳曉明:《施蒂納的“唯一者”與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4、450頁。

　　[6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51頁。

　　[7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502頁。

　　[7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01—502 頁。

　　[7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3頁。

　　[7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32頁。

　　[7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451頁。

　　[75] [法]保爾·拉法格:《憶馬克思》，《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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