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發表之后，反應最快的就是以胡編為代表的某些人。可見，他們的政治嗅覺是相當敏銳的。
胡編文章中的這段話極有深意：“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在新的《決定》中，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區分誰是主體地位，誰才能發揮主導作用。另外，本次《決定》還明確宣示，要‘完善產權制度，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
這就是胡編在三中全會《決定》中發現的“新大陸”。
許多同志都在文章中雄辯地駁斥了他的謬論。證明了三中全會《決定》并沒有胡編解讀出來的那層意思。三中全會《決定》中，依然明明白白地寫著“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解釋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胡編和他的隊友們空歡喜了一場。
但這能簡單地說僅僅是以胡編為代表的某些人過度解讀或者解讀偏了嗎?不，沒有那么簡單。
和胡編一起跳出來的還有其他人，比如有人提出“開放就是最大的改革”，她還說，“實際上，中國的改革是在開放的推動下不斷進行深化的，如果沒有開放就談不上改革，所以我們要推動開放的中國和開放的世界融為一體，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這種言論具有一定的欺騙性，這一說法乍看很有道理，仔細推敲卻漏洞百出。
首先，開放要取得好的效果，是要有基礎和條件的。如果沒有成熟的完備的自主工業化體系，盲目開放本國市場，只能像中華民國和19、20世紀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樣，成為西方發達帝國主義國家商品的傾銷之地。就像強迫一個尚未發育完全的孩童與世界級拳王在拳擊臺上對打一樣，注定是要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正是因為缺乏一個獨立自主的有競爭力的完備的工業化體系，21世紀的拉美、非洲、中東很多國家，盡管他們都開放了，甚至其開放的程度遠遠大于中國，但是它們并沒有因為開放而發展壯大起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我國經濟發生了騰飛，離不開新中國前三十年毛澤東時代樹立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的基礎，以及那代人為我們攢下的堅實家底。正是因為毛澤東那代人為改革開放攢下了殷實的家底，我們開放的時候已經有了完整的工業化體系，有了衛星上天的高科技，才能夠經受住全球化的大風大浪的考驗，這才有了開放后的成功。
所以那種認為我們一搞開放，中國經濟就獲得了成功，把所有成績對歸功于蓋房，甚至把改革等同于開放，認為我們應該早點搞改革開放，甚至剛建國時就該搞改革開放，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其次，開放還要以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大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12月31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也曾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
現如今，某些學者和官員把中國的開放簡單理解為“與世界融為一體”，甚至將融入西方當作我們改革的方向，就是想要把中國融入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這是十分危險的。這些人偷換中央文件的概念，構造低劣的邏輯，無非是要讓社會主義中國拋棄自己的制度和道路，完全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的目標、意圖暴露得再明顯不過了，簡直急不可耐到了毫無顧忌的地步，飛快地跳了出來。這突出地顯示了國際壟斷資本勢力要演變中國與我們要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尖銳斗爭，時至今日，已公開化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其三，開放還要對等和公平。余云輝教授曾說，我們已經習慣于把“對外開放”當成相對于“閉關鎖國”的反義詞，它甚至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社會一種類似于宗教式的判斷和執著。理性地看，在“對外開放”的另一端不應該是“閉關鎖國”，而是“對我開放”。只有在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可以換來外國“對我開放”承諾的情況下，才能形成中外之間的“對等開放”，才能形成互利、互補、互惠的平等“對等開放”關系。如果沒有“對我開放”的前提，一味地強調所謂我們單方面的“對外開放”，就會讓中國吃大虧。我們必須在“對等開放”的視角下重新審視“對外開放”的內涵，并賦予“對外開放”以新的價值判斷。與中國強調“對外開放”相反，美國不提倡“對外開放”，而只提倡“對美國開放”，這點我們要向他看齊。
今天胡編們對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了敏感而興奮的曲解，正是因為他們企圖改革走向深水區之際誤導中國的改革走向改旗易幟邪路。這不能不說是一場帶有敵我矛盾性質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46年了，距離建成中國式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越來越近了。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比例，40多年來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憲法賦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這是我們關心祖國前途的同志們最關心的問題，也是最不放心的問題。
我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尤其是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必須能夠切實按照《憲法》和中央歷次全會《決定》的要求真正在我國的經濟實踐中得以體現。那是我們全國人民都能夠真正地共同富裕起來，安居樂業的根本、可靠保證。只有如此，我們的社會主義主義事業才能取得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后勝利!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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