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兩會的召開，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成為熱詞。有些同志對這兩個概念缺乏全面了解。如新民晚報發布的短視頻中，一位“大咖”級的代表同志在解答什么是新質生產力時，通俗解釋為，一是新在科技創新，是核心要素，二是質優，高質量的生產力。基于科技創新為基礎，依靠技術和人才。不知編輯取舍了哪些，但視頻中的解釋雖然說出了重要內容，卻沒有觸及本質。只談科技，不談生產關系，成為長期以來在談生產力時缺乏唯物史觀指導的普遍認識。而習近平在這一問題上的最新闡述，把唯物史觀具體化，實際上是引領解放思想，打破強大的思維定勢。

　　2024年2月2日中央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結提出：

　　“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十八大以來，“高質量發展”是個變化中的概念。根據《人民網》“習近平講話數據庫”檢索，最初出現，是2014年7月16日描述金磚國家關系。十九大對高質量發展提出六個方面，描述了增速放緩的對策。至二十大，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習近平的上月講話反映了實踐的深入，有下述三個意義，事關重大的思想解放。

　　1、把在深化改革中建立新型生產關系，作為發展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是對二十大要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的貫徹，回答了我黨自八大以來圍繞生產力的長期爭論。

　　2、以勞動組合為內涵，是十八大后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二十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并列關系的深入解釋，回應了歷史上批評“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是“屁話”的激烈爭論。見（毛遠新  |  毛主席談科學技術【修訂重發】）

　　3、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勞動和科技的關系出發，就對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無法割舍的全要素生產率出發的、成為幾十年來問題根源的“市場主導要素配置”注入了靈魂，是唯物史觀的具體化，同時，提出了從理論上總結新質生產力的任務。筆者理解這是問題導向、理論指導、歷史經驗三個方面的要求。

　　一、當前經濟的困難，來自于對發展觀、生產力理論的認識誤區

　　近年來的我國生產和人口過剩，投資和消費不足，是長期積累的問題，是生產和分配長期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結果。根據國家統計年鑒，從1998-2016年，19年間在GDP增長7.76倍的情況下，平均工資國有企業增長8.5倍，而私營企業僅增長3.8倍。而在工資總額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5.6倍，而非公企業（按統計年鑒2017年表4-14除國有和集體企業以外）增長達49.6倍。圖表數據說明：

　　1， 私企利潤猛增377.8倍，是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人的主要原因。

　　2， 平均工資增速中，國企超過了GDP增速，既是減員增效的結果，又和公企性質有關。私企增速僅為GDP增速一半，利潤猛增，反映了在同期市場配置下，勞動要素的附庸性，揭開了“市場公平”的虛偽。

　　結論：近二十年間，公企和非公企之間平均工資和工資總額增幅呈反比，主要反映勞動用工的此消彼長，分布在私企的占2/3的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增速遠低于公企和GDP的增速，構成近年消費能力不足，生產和生育相對過剩的歷史遺留條件。

　　分析：GDP反映資本——利潤，勞動——工資，土地——地租的“三位一體”，否認剩余勞動積累和兩大部類生產，即使以GDP為坐標，還是可以從經濟成分和收入的主要構成，看到兩極分化的具體分布。這是這一時期生產資料私有化的直接結果，而所有制成分的主輔演變，是指導理論避開生產關系，強調抽象的“發展是硬道理”的結果。強調只生產使用價值的中性生產力，回避生產關系演變和變革后價值形成的社會屬性，和剩余價值的去向，脫離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脫離了生產力的勞資屬性和社資屬性。這樣，只能坐觀八十年代就產生、九十年代開始加劇的兩極分化了。

　　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和中性生產力有何分水嶺意義呢，感興趣、有時間的讀者可看進一步分析，歡迎同志間建設性反饋。

　　二、新質生產力只能是社會主義生產力

　　1， 用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指導高質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

　　在馬克思主義早期階段，馬克思提出，

　　“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選一，142，1846年）

　　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之間，馬克思在去世前一年修改的《資本論》法文版指出，

　　“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從這種生產方式中產生的生產關系”（第二版43卷，75）。

　　“從這種生產方式中產生的生產關系”，比之前簡述兩者關系“相適應”更清晰了，明確了兩者的父子關系，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宏觀和微觀經濟實踐中得到進一步驗證。

　　1938年，斯大林依據二十年建設實踐，總結生產特點，提出生產力的活躍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發展開始，引發“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人的勞動技能的改變（斯大林選集下，446）。新生產力在“舊制度內部產生”，并獨到地提出，

　　“無論生產關系怎樣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它們遲早必須適合。”（同上，444）

　　幾乎與1929-1933西方致命的大蕭條同一時期，人類首次計劃生產，1928-1932蘇聯從一五計劃開始，沖破西方封鎖，強化積累，吸收西方人才、技術和資金，如1932年世界出口的機器有1/2發往蘇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3卷，399），具有抄底性質。起步于因戰爭破壞，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倒退到19世紀后期的農業國，飛躍到20世紀三十年代世界工業強國。斯大林的總結，在與西方經濟危機比較中，凸顯了在列寧新經濟基礎上，宏觀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產生生產關系”，鞏固公有制的過程。

　　2，毛澤東的生產力“密碼”難于超越，是新質生產力的靈魂

　　但是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同生產力性質完全適合”的論述，受到毛澤東一再批評。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調整是無止境的。在人與技術之間，生產“斗爭”即效率改善，和科學技術的改進如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的“八字憲法”所調整的人機、人與土地、人際生產組合關系形成的動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受到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由鞍鋼憲法反映的同志關系所支配，也會受到新舊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特權踐踏，變質為雇傭關系。這些和自然的關系、社會關系中矛盾的運動構成生產、科學、階級三大社會實踐。

　　是同志還是雇傭，主體還是附庸的兩種人際關系，構成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回報相聯系的緊密或背離的差異，成為不同的生產方式，是公有制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的變異，實質上反映出社資兩種社會屬性的生產力。

　　從解放區時期提出計件工資，到合作化時代對生產責任制的總結，在三大實踐中，毛澤東的三者利益統一，重視勞動者人與人關系，尊重商品生產規律，與有限制運用價值規律結合為一體，在新中國的上層建筑下，抓住了生產的本質，構成的以勞動為主體的生產力“密碼”，并不隨歲月流逝而去，發展到商品生產繁榮的市場經濟，就構成企業活力“密碼”。它既是《資本論》研究資本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在社會主義的邏輯延續，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否定的唯一出路。

　　斯大林的貢獻是，從蘇聯改造沙俄中發現生產關系不能過分長久地落后于生產力的增長。毛澤東從勞動價值和勞動者地位的體現，揭開了新的生產力、生產方式或者主動積極，或者被動遲滯的原因，回答了公有制可以出現雇傭關系的生產方式的原因。這就看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之間在一定階段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產權改革后，人們也看到，私有制也可以組織出以勞動為主體的生產方式，可以在一定的階段內脫離既有的所有制法律關系。這就是毛澤東的企業活力“密碼”為什么可以跨越所有制而大放光彩的原因。

　　在歷史實踐的曲折中，以勞動為主體的同志式人際關系的調整、建設，作為企業管理和領導方法傳統，即使在資本要素自發主導下，即使遭遇一度刻意去毛化，依然潛移默化在社會心理和民間意識形態中。與此同時，在開放的經濟領域中，即便以資本的投入產出衡量，盡管西方資本虛偽的“平等自由”理念影響了不少企業的文化，但是，大凡有活力的企業，無論何種所有制，無論承認與否，無論直接還是間接，都重視勞動創造，都注重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回報的緊密聯系，成為企業創新和后勁的支柱。即使在產權重置的私有化中，活勞動參股，實際形成勞動合作企業，這在科技研發企業更為適應。而這些恰恰是九十年代后企業改制所忽略的。

　　勞動合作有效激發以勞動奮斗為主體的生產關系，以創新領先世界為成就感，自主自強，在戰略前瞻性創新中深化客戶服務，世界市場以“白菜價”形容中國產品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凡是能夠組織起這種生產經營方式的，就從企業領導升華為企業家。以此應對市場競爭，就可以從謀生存發展為躋身一流直至行業冠軍，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這是我國制造業品牌超越西方而崛起的共性特征。而為了持續充滿活力的生產方式，調整以勞動為主體的所有制，產生穩定的同志式生產關系，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方向與特點。新質生產力需要大批來自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兼改革家做“勇敢的‘手’”。（馬克思，選二，605）

　　3，勞動創新構成的市場主體性才能根本激發新質生產力

　　斯大林談到在改進生產工具或其他生產力因素時，勞動者“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斯大林選集下451），毛澤東在官員浮夸時保護農民瞞產，其實質是重視勞動權益的保護。九十年代以來在塑造企業市場主體地位的變革中，企業內部的勞動和生產資料與勞動回報的不同組合對勞動的吸引力決定了企業最根本的競爭力，這是企業取得市場主體地位后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1961年6月12日，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在餓死人事件后，痛定思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在事件之前（1959.4.29）給全國六級干部寫的公開信，是

　　“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分配，什么叫等價交換。”

　　被當做“放屁”的，當然也包括1958.11.21嚴厲警告劉少奇等一線領導違反規律的做法至少會死五千萬人。（均見同日毛澤東年譜）五年后，毛澤東對設立書記處、建立一二線方式導致一線搞獨立王國做出批評和自我批評。（同上，1966.10.25）

　　這段歷史說明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艱難程度。1996年3月27日朱镕基在諸城提出

　　“不必爭論是股份制還是合作制，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

　　后，實際上形成重大產權誤區，對于當時單一的公企，按GDP庸俗經濟學重新評估，抽去了企業靈魂和使命，形成公有制歧視，似乎私有化是重塑市場主體的唯一必要條件，企業從政府附庸轉變為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過程，被操作成私有化運動，這是一種顧此失彼，更是買櫝還珠。在這種背景下，魯冠球提出“花錢買不管”，董明珠、宗慶后等為了爭取經營的政府“不管”，接受公私產權混改。

　　馬克思指出，

　　“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別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勞動創造的。”（選二，237）

　　這種公有制經營中的商品讓渡權和相應的工業化大生產、流通機制怎樣建立起來？馬克思晚年提出非西方國家的發展途徑問題：

　　“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全集25卷，456）

　　按照七十年代李先念主管經濟時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按張春橋批判蘇聯自列寧新經濟時即開始的借貸外資，為批判而批判，依然沒有擺脫小生產范疇，是無法回答馬克思的問題的。

　　而四三方案的實踐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重視價值規律，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回答了東方國家吸收資本主義先進因素，又不經歷資本主義痛苦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只能依靠人民群眾監督，黨和政府在自我革命中批判地向西方學習才能深入前進，這是習近平總結“兩個答案”相互呼應的更深遠意義。

　　九十年代至十年代，乞靈于西方的產權理論的私有化，放任社會矛盾，不惜兩極分化，忽略經濟基礎演變對上層建筑的最終決定作用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把底線放在盲目相信 “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鄧年譜下，1069），反映了止步于民主革命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不可知論，也失去了辯證對待資本主義的能力，給新時代遺留下過剩、下行的被動經濟形勢和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今天高質量發展的新質生產力，是應運而生，正視當前矛盾根源的結果。

　　4， 剔除全要素生產率理論中的庸俗經濟學毒素

　　理論界對待全要素理論長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折中主義。斯密和薩伊均認為“商品價值最終會全部分解為收入即工資、利潤和地租的“三位一體”，在忠實于這一點的GDP理念引導下，索洛模型在形式上側重資本與勞動以外的要素，重視了科技、管理等要素配置效率。它們的共性是回避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歸屬，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全要素生產率和GDP實質上依然維護資本中心地位。作為使用價值生產效率的量度，我們可以借用全要素生產率概念，但是回避價值，隱匿剩余價值，全要素生產率理論就成了薩伊生產三要素的擴展。

　　“社會勞動時間可分別用在各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的這個數量界限，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雖然必要勞動時間在這里包含著另一種意義。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只有這樣多的勞動時間才是必要的。在這里界限是通過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社會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只能把它的總勞動時間中這樣多的勞動時間用在這樣一種產品上。” （馬恩全集23卷,126）

　　《資本論》中第二種必要勞動的這一論述，指出了價值函數中勞動時間和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指出了使用價值在分解社會總勞動量的作用，使價值規律的運用具體化。全要素生產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條件，因此第二種必要勞動是批判、改造、運用全要素生產率的鑰匙，又是批判市場經濟中廣泛流傳的“三位一體”公式，批判市場經濟中性論的工具。

　　隨著“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分配”進入文件，在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克服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時弊的同時，全要素理論實際上也維護了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經濟秩序。而毛澤東多次批評的，八大總結報告提出的“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表述的中性生產力，衍生出的“發展是硬道理”，聚焦于具體勞動對使用價值的生產，回避勞動價值和生產關系。

　　中性生產力概念混淆抽象的勞動力和具體社會條件下的生產力，為馬克思一再批評的把資本描述成永恒的生產關系留下后門。不辨社資，徹底混淆非公政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之間的界限，用“先進生產力”的含混概念包裝財富流向少數人的機制，完成了四項基本原則下的思想誤導。對此沒有總結，就會排斥習近平提出的勞動為基本內涵。就會把圍繞勞動創新、物質生產的社會主義信用、金融引導到以資本為主角，夸大資本的市場樞紐形式，無法抗拒資本脫實向虛，阻遏生產力的趨勢。

　　經濟成分中主輔地位的改革演變，反映了強大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對黨的性質的侵蝕。這種思想混亂、理論誤導和社會條件的演變動向，是毛澤東生前關注的焦點。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六十多年后，我們回顧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尖銳批評：

　　“講生產力的問題，沒有講清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什么不同的特點。”（毛澤東年譜1959.12.21）

　　就感到多么貼切了。

　　改革開放以來生活中的辯證法是，一些出類拔萃的民營企業，在生產資料私人產權受到現行法律保護下，營造勞動者對生產資料在時間上的支配權，特別是共享受益的生產經營方式，勞動得到保護和尊重，激勵了創新和為客戶服務，可以在生產和分配中回歸或趨近到以勞動奮斗為主體的同志式人際關系，就能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取得社會高度評價。由企業家主導剩余勞動由資本、勞動者和客戶所代表的社會某種程度的共享，這種生產方式能夠長期持續，就是對私有產權的階段性虛化。但是這種生產關系沒有在制度上解決勞動資本化問題，不可能不受到家庭家族的資本利益影響。

　　而另外一種在勞動者謀生實踐中自發產生的勞動與資本等同，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全員持股的合作生產形成保護勞動創新機制。從理論高于實踐，實踐領先于理論的角度，無論馬恩列毛對合作生產多么肯定，都沒有華為公司反抗美國制裁和超越同行來的精彩。華為、大疆的工程師和其他行業工程師協作配合，技術研發和生產要素配置高效，通過市場和行業肯定，收到重要社會效果和生產力進步，是新質生產力的典范。

　　華為投入的科技研發，常年以成倍或數倍（2022年達4.5倍）于凈利潤的規模，以一己之力，在國內外超越資金密集性行業的國家企業，這是勞動而非資本的特征，通過科技創新，深化服務，得到消費者高度肯定。華為在其基本法的制定中，對鞍鋼憲法有過爭論，但還是成為了出發點。這種實質上以勞動奮斗為主體的同志式的生產方式，無論直接還是間接，主動還是被動，實質上又一次延續了毛澤東思想歷史上的戰無不勝。

　　許昌胖東來超市，據于東來介紹，不惜把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延長到50年這樣的方式，減少折舊，延長私人資本回收，提高員工工資，并共享企業95%的利潤，激發員工研究商品，努力為客戶帶來最大利益。以對勞動的尊重，以剩余勞動的共享，實踐前國企下崗工人于東來的“自由博愛”觀，受到社會熱烈反響。同時，對服務行業的細化開拓和對勞動時間的限制，在人工智能時代有廣泛的意義。胖東來的經營方式，是企業家的個人風格，尚未形成所有權法律制度。

　　5、分清科技等全要素中的死勞動和活勞動

　　科技創新的成果，記錄在信息儲存載體上，通過專利制度保護勞動產權。科技知識和專利一旦形成，就是過去勞動的成果，如同設備、工具一樣，就成為死勞動了。所不同的是科技知識是精神范疇，是勞動的精神成果，設備工具是物質范疇，是物化勞動成果。他們能否發揮作用，由活勞動決定，活勞動是關鍵因素。

　　科技創新作為活勞動，需要補償教育成本、培養成本和生活費用、家庭維持費用等，需要補償更多的必要勞動。又由于科技創新是一種復雜勞動，數倍簡單勞動，創新勞動的剩余勞動一般要大得多，和非知識勞動不成比例，因此成了資本特別重視，力圖控制的內容。這是美國企業特別是科技、金融企業重視人才培育成本補償，能夠吸引中國留學生的原因。

　　新質生產力對科技的保護促進，本質上是對勞動成果的保護，而不是科技化身為資本，對科技壟斷的保護。按價值規律補償人才培育成本，補償創新勞動成本，創新者共享勞動成果，和服從科技資本壟斷是兩個性質。華為把鴻蒙等重要技術專利交給國家，就是自我約束壟斷。美中科技競爭中，馬斯克的開源理念延續了美國科技創新中社會化生產的積極因素，在輕工行業，新興的數字行業，全員持股多數持股的合作生產還是很有生命力的，但是美國主流的金融壟斷通過科技壟斷、行業壟斷、區域壟斷、巨頭壟斷而體現，體制性排斥5G、新能源、高電壓傳輸等先進技術，喪失人工智能后勁，制造業難于恢復，生產方式整體按資本規律走向G-G’虛化，這是東升西降的經濟原因，是資本主義阻礙生產力的生動表現，這是中國新質生產力的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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