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本 力量之源
——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150周年之際訪著名《資本論》研究專家李成勛
胡 澄
一、信念的魅力
第一、“你們的同志!”
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宣傳理論戰線展現呈現出一派嶄新的蓬勃氣象。在黨中央頒發的 “2013年【9號】文件”的指引下,馬列主義正風高昂;一些歪理邪說受到嚴正的批判,人們的心情為之大暢!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下,中宣部隆重推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目的是培養出大批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態度堅決、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深厚、解決中國實踐問題本領高強的復合型高級專門理論人才與教育教學人才。這個計劃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實施,吸引更多政治素質高,真正有學術研究潛力和遠大志向的同志攻讀博士學位。該院聘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博士研究生導師均是在馬列主義研究領域學養深厚的一代著名學者,如衛興華、李慎明、程恩富等等,其中就有筆者頗為崇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資本論》研究的著名專家李成勛同志。筆者有個朋友想報考“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博士研究生。經過斟酌,我建議他報考李成勛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因為我年輕時認識馬克思的偉大著作、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就是從李成勛同志的著作《馬克思與〈資本論〉》入門的。至今忘不了李成勛在這本書的前言結束的時候署名對讀者親切的呼喚——“你們的同志:李成勛!”
在一個融融的暖日,我們拜望了這位著名的前輩。
第二、奮斗歷程
胡 澄:李老,請您說說奮斗經歷。
李成勛:我是1934年3月9日(農歷正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河南省獲嘉縣史莊村一戶標榜為半耕半讀的家庭里。1948年10月鄭州解放時,我是一個初中三年級學生。我親眼看到了威武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進隊列,也看到了大批大批的戰俘,這一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的真實畫面使我一直記憶如初。那時我才14歲。我轉入本縣中學完成了初中學業。畢業后擺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三條:升學、就業、參加革命。年僅15歲的我自主決定參加革命。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個飛躍。我于1949年7月25日進入設在河南焦作的太行第四專區革命學校學習。這是一個“抗大式”的學校,進入這個學校就標志著正式參加革命,享受供給制待遇。在這里,我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還學習了《社會發展史》和時事形勢與黨的政策。通過這段學習,在我年幼的猶如一張白紙的頭腦中從理論上初步奠定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在這里,我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于1949年10月19日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后來的共產主義青年團。
從革命學校畢業后,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當時屬于平原省的武陟縣參加土地改革。我先后在這個縣的楊凹村、小劉莊和小董鎮進行了三批土改。經歷這場對于中國農民和中國歷史具有重大意義的革命斗爭,使我的心靈受到了震撼和鍛煉。
經過三批土改使我更加堅定了革命立場,在和農民同吃同住同戰斗中大大增強了階級感情。這感情是那樣的深厚、那樣的純補。記得在楊凹土改時,一位農民老大娘見我冬天沒有襪子穿,硬是給我做了一雙新襪子送給我。所以,至今我還經常教育自己的子女:決不能看不起農民和工人。
胡 澄:說到 “土改”問題,這是我們黨和共和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土改”可以說是我們黨科學運用馬克思的理論解決中國歷史問題的成功之作。現在有些人企圖反攻倒算,典型代表就是《軟埋》!您也親身參加過這一偉大歷程,請您談談相關情況。
李成勛:是的!你說的非常正確!土改也使我提高了對黨的認識,特別是認識到“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我們在土改中,絕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分子進行人身打擊,這就能使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土改。記得有個工作組一位年輕干部罵了地主子女,事后還受到警告處分。還有,黨的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政策,決不只是依據人們的政治態度而定,而是有著精確的經濟上的定量分析。例如,極易混淆不清的是“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界限。按規定在都有家庭主要成員參加勞動的條件下,年剝削量超過總收入25%的為富農,有剝削行為但剝削量不超過總收人25%的為富裕中農。還有,黨的土改政策處處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出發點。例如,在分果實時,規定“套跟牲口走”、“轆轤(提水器械)跟井走”等。因為套和牲口、轆轤和井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生產力,如果把它們分別分配給不同的農戶,就無法和不便于進行生產。
總之,黨的土改政策證明了我們的黨不僅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而且是科學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
胡 澄:土改以后您的經歷如何?
李成勛:土改后,我被分配到武陟縣糧食分庫(后改稱糧食局)從事糧食保管和糧食統計工作。
1951年春,我被選調到駐在焦作的平原省新鄉專署糧食區庫(后改稱糧食局)工作。半年之后,于1951年11月,我就被選派到中央財政部糧食總局干部訓練班學習儲糧技術。在當時,進北京,不論對誰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機遇。次年6月結業后,我又是少數幸運地被留京工作的一個。不久國家糧食部成立,我便轉入糧食部防治檢驗技術室工作,職稱是技術員。留京工作是我一生中的又一個飛躍,從此,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同時,接觸一段技術科學,對于我后來長期從事經濟研究來說,也是一個難得的經歷。我在糧食部工作期間的最大跨越是于1956年1月9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終生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集體中的一員。
1956年暑期,我是當年國家糧食部12個參加高考的青年干部中唯一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的考生。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是我一生中又一次飛躍。 在人大我學習政治經濟學專業。著名經濟學家宋濤就是我的良師。在這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的科學巨著《資本論》。《資本論》所蘊涵的科學性、階級性和邏輯性深深滲入到我的靈魂,使我立志要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真理而奮斗。我在大學學習期間曾先后擔任班級的、系級的和校學生會的工作。加上在糧食部期間兼做團的工作的經歷,使我在社會工作能力方面得到了鍛煉,至今在我身上還能看到社團骨干的影子。在人大,我曾經獲得“北京市優秀大學生”的稱號。1960年暑期畢業后留校任教。在1966年以前,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已經從頭到尾講授過6遍,這種“基本功”的早期鍛練對我后來的學術發展相當重要。
1982年4月,我正式由中國人民大學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工作。盡管我真摯地熱愛在其中學習和工作20多年的母校,但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使我感到活動的“平臺”更寬廣,更有利于思維的發展。到所后,曾先后任馬恩研究室副主任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評為副研究員。
我在這段工作時間里,除了協助院領導聯絡編書組的工作外,我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一件是我研究了馬克思《資本論》中豐富多彩的1330個腳注。這些腳注是《資本論》正文的必要補充,也是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銳利武器,還是研究馬克思經濟理論形成的向導。最后,我寫成了《一份珍貴的遺產----讀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腳注》一文,發表于《經濟研究》1983年第4期,正是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際。這項研究應該說是一個拓荒之舉。
另一件是,1983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每10萬人平均占有的大專畢業生數,河南省竟居全國末位,這是離開家鄉已30多年的我萬萬不能接受的,于是我決心在家鄉創辦一所大學。經過一番奔波,在各級黨政領導和教育主管部門特別是新鄉市黨政領導的支持下,1985年終于在新鄉創建起了平原大學。這是我作為一介書生所可能作的一件大事了。新鄉市委市政府聘我為名譽校長。
1992年,我由研究生院調入該院的經濟研究所。此后,我一方面關注和研究經濟改革所引發出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經濟社會問題;同時,又經常帶領一個專家團隊深入到全國各地,協助地方政府研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的是為創建經濟發展戰略學這一新學科奠定實踐基礎。
我今年整82歲了,回首人生征程,我的的生命旅途中明顯地貫穿著兩條線:一是干經濟、學經濟、教經濟和研究經濟的一條線;一條是學習馬列、信奉馬列和堅持馬列的一條線。
今天我們先就“學習馬列、信奉馬列和堅持馬列的一條線”和你們交流一下吧。
二、真理的光芒
第一、《資本論》的中心與精要
胡 澄:李老,您的同鄉前輩老子曾經說過一句話: “少則得,多則惑”,《資本論》煌煌四百萬言,對一般讀者來說頗有些 “博而寡要”的感覺,您作為一位專治《資本論》幾十年的專家,可否在這里向讀者簡明扼要地把此書的主要理論與精華接示出來?
李成勛:好的!那我就試著把這部巨著的中心與精要之處說一說。
1、《資本論》的中心——以剩余價值為中心。《資本論》論的是資本,那么什么是資本呢?資本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論》說:“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所以,恩格斯說;“馬克思的全書,是以剩余價值為核心的。”
《資本論》第一卷的卷名是“資本的生產過程”,主要是闡明剩余價值是怎樣產生的;第二卷的卷名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分析資本流通的形式和條件,主要闡明剩余價值是怎樣實現的;第三卷的卷名是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主要闡明剩余價值如何在各個剝削集團之間進行瓜分;第四卷的卷名是《剩余價值理論》,闡述了十七世紀中葉以來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史。在這一卷中,馬克思圍繞著剩余價值理論這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對各派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進行了系統的歷史的分析批判。
《資本論》的前三卷,馬克思稱作理論部分,后一卷則稱作歷史文獻部分。前三卷是正面論述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規律,也就是闡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如何在剩余價值規律支配下發生、發展和必然走向滅亡;后一卷則是分析批判這種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頭腦中的反映。
全部《資本論》以剩余價值為中心,就把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揭露得清清楚楚。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創造了全部剩余價值,而不占有分文剩余價值,甚至連自己的必要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還要被侵奪;資產階級根本不從事生產勞動,卻占有全部剩余價值,甚至還要侵奪工人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創造的價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的深刻根源就在這里。
在第一卷里,馬克思通過剩余價值理論和資本積累理論的分析,揭露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
在第二卷里,通過對資本流通的分析,進一步揭露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因為資本流通并不是單純的物的形式變換,而是以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階級關系的形式變換。
在第三卷里,通過剩余價值瓜分過程的分析,一方面,更加深入地揭露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即各個資本家集團共同剝削無產階級,同時無產階級受整個資產階級剝削,這樣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揭露就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也揭露了資本家各個剝削集團之間以及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不可調和的,但它們從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居于次要地位。
2、《資本論》的精要——馬克思對勞動的分析。
(1)勞動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同的永恒的基本條件。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發揮就是勞動或勞動過程,而勞動力則是在生產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馬克思對于生產過程中人及其勞動力和人的勞動給予了高度的科學評價。馬克思正確地指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 “勞動過程……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因此,在人的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中,人的勞動是發揮主導作用的。因為人類生產活動就是人為了自身需要來發動和調控的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具體說,這個物質變換過程就是由人使用一定的工具進行勞動,從而改變自然界的物質資源,使之成為適合人的需要的產品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確認,如果沒有勞動,人便無法改變自然,也無法過人的生活,人便回到了動物界。所以說勞動“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
(2)勞動是價值增值即剩余價值的源泉。馬克思指出:“剩余價值都只是來源于勞動在量上的剩余,來源于同一個勞動過程——在一種場合是棉花的生產過程,在另一種場合是首飾生產過程——的延長。”正如《資本論》中詳細分析過的那樣,如果雇傭工人每天的勞動時間只夠創造出相當于他的工資的價值,那么這個勞動過程就只是價值形成過程,資本家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為工人沒有為他創造出剩余價值。這樣長的勞動時間對于資本家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他必然讓工人把每天的勞動時間延長到必要勞動時間即創造工資價值的時間以上,工人必須為資本家付出剩余勞動時間。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所以,沒有工人付出的剩余勞動,就沒有剩余價值可言。
(3)農業勞動具有特殊重要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分析“重農學派”時指出:“農業勞動不僅對于農業領域本身的剩余勞動來說是自然基礎,……而且對于其我一切勞動部門之變為獨立勞動部門,從而對于這些部門中創造出的剩余價值來說,也是自然基礎。”對馬克思這段話如能從農業勞動的特殊功能來思考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農業勞動是人類衣食之源,是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農業勞動能夠保證人類生存,人類得以生存以后,就不僅能夠創造使用價值,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還能夠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所以,馬克思認為農業勞動是一切勞動部門得以創造剩余價值的自然基礎。
在上述基礎上,馬克思還進一步提出了農業是一切社會的基礎的著名論斷。他說:“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并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這是因為只有農業生產率提高到除了能滿足農業人口自身需要以外還能滿足其我人需要的條件下,非農業部門才能從農業部門中獨立出來,否則這些非農部門的勞動者就難以獲得衣食之源。所以,農業不僅是本部門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整個社會的基礎。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工業、商業以及金融業為主體的社會,因而就更加有賴于農業的發展,有賴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見,農業勞動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功能。
第二、《資本論》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胡 澄:現在的一些人總認為《資本論》已不適合當今社會,對此,您怎么看?
李成勛:《資本論》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同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的主要矛盾在基本方面并無二致。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無疑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已經和資產階級融為一體:競爭使資本更加集中,從而資產階級已發展成為壟斷資產階級;
2、工人階級的貧困狀況有所緩解:不少工人還擁有少量股票,但其本人仍然從事勞動;
3、生產工人比重下降,第三產業員工日益增多;
4、出現了一個比較龐大的中產階級,它由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以及擁有一定資產的中高級公務人員組成。
盡管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發生了上述變化,但是雇傭和被雇傭關系仍然是主要關系,因而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即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要矛盾,有資者對剩余價值的掠奪和剝削仍是社會的基本事實。
《資本論》就是論“資本”,只要有“資本”存在,《資本論》就不過時。有資本就必然有“雇傭勞動”,也就必然有被剝削現象,就需要運用《資本論》中的剩余價值理論解釋現實,同時,《資本論》就必然能為廣大勞動者認同和接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見的未來社會和“自由人聯合體”,至今還沒有實現,因而《資本論》仍然是指引我們走向更美好未來的燈塔。
第三、《資本論》論中國
胡 澄:李老,有些人之所以認為《資本論》不適合中國,他們以為 在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時期,即1840-1880年代,中國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還根深蒂固。那么,《資本論》和中國能有什么關聯呢? 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時關注到中國并有所論及嗎?
李成勛:那是一些人的無知!《資本論》雄文四卷,就我所見,可以認真地講:中國,一直在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視野之中,他把中國作為研究典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參照物。在馬克思看來,關注中國在《資本論》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
經我的仔細核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中國的地方有33處之多。這是以論題為單位統計的,如果以出現中國字樣為單位來統計那將更多。33處中,第一卷中有14處;第二卷中有5處;第三卷中有12處;第四卷(《剰余價值理論》)中有 2 處。在《資本論》全部33 處論到中國的地方,其中在正文中論及的有8處;在引文中論及的有15處;在馬克思寫的注釋中論及的有10處。
胡 澄:那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到了中國的哪些問題,我們又應該如何分析認識這些問題?
李成勛:可以從以下幾點認識。
1、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穩固了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使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得以持續穩固。這種生產方式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以家庭經營為特征,以自給自足為目標。它抵御了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以雇傭勞動制度為特征,以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為運營軌道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沖擊。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 20 章“關于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中說:“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于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同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馬克思還指出,英國人靠我們在印度擁有的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通過他們的低廉的商品價格破壞了印度的經濟公社,但是這種解體工作進行得是極其緩慢的。“在中國,那就更緩慢了,因為在這里直接的政治權力沒有給予幫助。因農業和手工業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里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在大工業產品的價格中,會加進大工業產品到處都要經歷的流通過程的各種非生產費用。”中國的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生產成本特別是流通成本則是非常低微的。
中國傳統的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為什么能頑強地抵御資本主義商業的沖擊? 除了別的原因以外,同廣大手工業者迫于生存而形成的吃苦耐勞的韌性和主動服務的工作方式是分不開的。馬克思通過在中國的傳教士提供的考察資料掌握了最具體的第一手信息。他在《資本論》第四卷第三冊中引述道:“最早的傳教士在中國看到過這樣的情況:‘那里的手工業者從早到晚在城里到處奔走,尋找主顧。大部分中國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勞動。例如,你需要衣服嗎? 裁縫便從早上到你家里來,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業者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們經常為了尋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鐵匠也擔著我的錘子和爐子沿街尋找普通的零活。理發匠也是……肩上扛著靠椅,手里提著盆子和燒熱水的小爐子走街串巷。’這種情況至今在整個東方仍然是常見的現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這樣。”
當然,馬克思并不認為單純依靠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的吃苦耐勞精神就可以抵御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浪潮,特別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科學與技術不斷進步的條件下所具有的那種強勁競爭力。
2、鴉片戰爭打開了進入中國的門戶,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商品銷售的市場。資本家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就必須讓工人生產更多的商品,而要生產更多的商品,就必須不斷地把已經生產的商品銷售出去,但要銷售出去,就必須有市場。所以,開發商品銷售市場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的潛力都十分巨大。所以,開發中國市場就成為19世紀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夢想。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引用了名叫羅·加德納的工廠主的話,說:“中國條約( 指1842年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訂的南京條約)簽訂后,國內立即出現竭力擴大對華貿易的廣闊前景,因此,除了現有的全部工廠外,又有許多大工廠專門為了做這種生意而建立起來,以便制造那種主要是銷往中國市場的棉織品。”據統計,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的棉紡織品充斥中國市場。1867年,中國從英國進口的棉紗為360萬磅,比1855年的290萬磅增加了70萬磅; 1867年,中國從英國進口的棉布為420萬匹,比1855年的200萬匹增加了220萬匹,它們分別增長了20%和110%。與此同時,中國的大量白銀或直接或換成茶葉不斷地流往英國。
3、英國為了壟斷中國市場,在中國實施委托銷售制度。為了大量傾銷商品,英國壟斷了同中國的貿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所謂原始積累”時說:“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東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國貿易公司,它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推行殖民主義掠奪政策的工具。從18世紀中葉起,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為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主義者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公司長期壟斷了對印度的貿易,并且操縱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管理職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根據英國工廠視察員的報告,指出:“棉花危機時期機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國工廠主能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場。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幾乎就賣不出去了。于是商品開始運往中國和印度委托銷售,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嚴重。1867年初,工廠主采取了我們慣用的擺脫困境的手段,把工資降低5%。工人起來反抗,并且宣稱,唯一的出路是縮短勞動時間。”
4、中國的小商品經濟也加入到資本的循環和周轉中。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檔次、不同歷史進程中的經濟形態。小商品經濟脫胎于封建主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它是為買而賣,目的在于滿足自身的需求,最終將通過競爭分化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替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源于小商品經濟的分化,它是為賣而買,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其最終結局是走向自我否定,走向滅亡,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所代替。上述兩種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看來是難以相容的,但是,由于二者又有一些共同之處: 一是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反映不同時代要求的各種經濟形式可能同時并存,因而兩者有交往的共同空間;二是兩者都要生產商品,甚至是生產同一種商品,因而,在技術上有協作交流的要求;三是兩種商品經濟都要流通,因而商品、貨幣在流通中就會交叉重合。
由上不難理解,中國的小商品經濟會加入到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循環和周轉之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闡述“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時,指出:“在產業資本或者作為貨幣或者作為商品執行職能的流通過程內,產業資本不論作為貨幣資本還是作為商品資本的循環,是和各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錯在一起的,只要這些生產方式同時是商品生產。不論商品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產品,還是農民的產品( 中國人、印度的農奴),還是公社的產品(荷屬東印度),還是國家生產的產品(如從前在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國家生產),還是半開化的狩獵民族的產品等等,它們總是作為商品和貨幣,同表現產業資本的貨幣和商品相對立,既進入產業資本的循環,在剩余價值作為收入花掉時,也進入商品資本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的循環,也就是說,進入商品資本的兩個流通部門。作為它們來源的生產過程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因此,商品來源的全面性,市場作為世界市場而存在,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特點。”也就是說,小商品生產者的商品和貨幣想不加入資本的循環和周轉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加入是產業資本流通過程的固有特征。
但是,小商品生產以及前資本主義的各種社會生產方式,并不會永久地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作為相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總是要排斥甚至摧毀一切落后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貨幣資本的循環”時,寫道:“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越發展,它對主要是直接滿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產品轉化為商品的任何一種舊生產形式,就越發生破壞和解體的作用。它使產品的出售成為人們關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沒有顯著地侵襲到生產方式本身,例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對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國人民最初發生的影響就是如此。但是接著,在它已經扎根的地方,它就會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是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但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復雜的,因而歷史前進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中國的小商品經濟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而是走向并正在走向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5、外國銀行在中國匯票買賣中的斗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資本的“流通時間”時引用英國《經濟學家》期刊上的有關文字,并寫道:“1847年的危機,使當時的銀行業和商業能夠把印度和中國的匯兌習慣(這兩國和歐洲之間的匯兌期限)由發票后十個月,減為見票后六個月;二十年來,由于航運的加速和電報的設置,現在有必要再把見票后六個月減為發票后四個月,或者作為第一步先減為見票后四個月。”
1870年蘇伊士運河的正式通航,使歐洲與中國的航距大為縮短,從而使航運時間也大為減少。與此同時,1871年,由英國倫敦到中國上海的海底電線也鋪設完成。由于海運通訊的改善,使貿易周轉時間大為縮短,從而為外國銀行在中國控制金融市場提供了有利條件。由此,英法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在中國設立銀行,展開了金融市場的競爭。
1865 年4月,英國在香港設立了匯豐銀行,這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國銀行。同年,除了在上海設立了分行外,還在福州、寧波、漢口、汕頭設立了代理處,繼而又建分行。之前,即 1845 年,倫敦的麗如銀行在香港和廣州設立了分支機構。1851年,匯隆銀行在廣州設立了分行,接著又在上海等地設立了代理處開展業務,法國的法蘭西銀行想在巴黎和上海之間建立直接的商業和金融聯系,以期改變中法貿易必須通過倫敦的被動局面。但在中國金融市場上,法國銀行實難同在中國擁有星羅棋布的分支機構的英國銀行相抗衡。
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決不在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的視野之外,因此,學習和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不能不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也決不能不認真研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述。
三、《資本論》與中國現實
第一、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分保護勞動者的權益
胡 澄:記得《資本論》中說過:“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品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勞動力的最低價格應是勞動者吃飯、穿衣、住房、醫療、衛生、教育、培訓、生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所需費用的總和。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勞動力價格是否低于其價值?
李成勛: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對它的回答應該是肯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工業化城鎮化,已經在全部工人中占多數的“新工人”即農民工的工資,事實上并不足以完全滿足你所提到的這些需要。他們的家庭收入中還有一部分是務農得到的。對許多農民工來說,如果沒有一塊承包地,光靠打工養活一家人是較為勉強以至很困難的。農村家庭撫養的小孩一般比城市多,而且之前也沒有什么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因病致貧返貧現象大量存在。為什么現在國家在農村推行醫療保障體系非常得民心呢?就是這個原因。此外,克扣和拖欠工資的現象也較普遍。所以,說我國勞動力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其價值,是有根據的。
胡 澄:那您覺得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勛: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初次分配中,企業利潤和工人工資的分配比例不合理。多年來,初次分配中資本的利潤占比逐漸升高,而工人的工資占比逐漸下降,導致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較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說“工資侵蝕利潤”是改革初期普遍存在的情況,那么,現在的普遍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顯然,對過度無償占有雇工勞動成果的現象必須通過立法加以限制。
其次,勞動立法不健全,社保體系不完善。我們改革開放初期,很多社保政策不配套、不健全。從十七大以來,黨中央一直在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勞動立法來矯正這種由于大量私營經濟存在造成的后果。歷史上,二戰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還有北歐都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保體系。我國那時候雖然沒有搞這些東西,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大包大攬,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建有醫院、學校、幼兒園、食堂等等,等于國家把勞動者的權益全部給包了,雖然工資較低。后來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要求政企分開,企業成為市場競爭主體,這就要求減負,因此這些勞動者的福利就一點點都去掉了。特別是新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這些福利。私營企業普遍存在某些學者所說的“社會欠賬”,即原來屬于工人必須的生存資料中間的一部分,沒有支付給工人;社保基金中應有企業上繳的部分,往往也沒有上繳。
胡 澄:是呀!我們來自基層,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勞動者連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在艱難中度日。
李成勛:最后,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農民工家庭的全部生存資料的一部分,是靠農業、靠種地來的。剛才說的私營企業的欠賬,也包括這一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最后的保障就是他的土地,這是前任總理溫家寶說的。我可以依靠土地賺取農業收入,所以他才能夠接受這么低的工資,但如果城鎮化后變成城里人,沒有土地了,原來的這點工資就不夠維持家庭的生存了。這是我們建設新型城鎮化與“農村土地確權”中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第二、我們共產黨人必須強調勞動與勞動者的的地位
胡 澄:我們今天學習《資本論》的勞動價值論的目的應該是是什么?
李成勛:你問得非常好!我們是強調勞動、勞動者,還是強調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對于后者,當然要重視,這是毫無疑問的。沒有生產資料,任何財富、使用價值也生產不出來。但是,首先應當突出的是勞動、勞動者!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
尊重勞動、勞動者,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勞動、勞動者,在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就是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第一位的是不斷解放勞動、勞動者;發展生產力,第一位的是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效率(文化、科技)。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勞動積累的過程,就是勞動、勞動者解放的過程,就是勞動者素質和勞動效率不斷提高的過程。
人的勞動力既然是形成財富的原始要素,那我們就應該信守“以人為本”的理念,倍加關愛勞動者,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此,我們應該從以下諸層面努力而為。
1、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在當今世界由于私有制尚未完全消除,就難以根除貧困,人類的生存保障還未解決。在全球近70億人口中,大約還有10億人口處于饑餓或半饑餓狀態。在中國,人民生活雖然不斷得到改善、貧困人口不斷減少,但目前仍有2000多萬人沒有完全解決溫飽問題。試想當人們處于饑餓、半饑餓和待救濟的狀態下,還怎能充當創造財富的要素呢?貧困不能消除,并非人類創造的財富缺乏,而主要在于分配不公。
我國當今的貧富差別不僅嚴重存在,而且呈逐步擴大之勢。在全部居民儲蓄存款中,最富有的20%的人群擁有全部存款量的80%;而80%的人群僅擁有全部存款量的20%。所以,要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首先就要消除貧困,使人人足食足衣,實現社會公平。
2、力爭勞動者充分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貧困往往與就業相聯系,人們失去了工作就斷絕了收入來源,就必然走向貧困。失業意味著勞動力不能和生產資料相結合,因而也不能形成生產力。這樣,失業者不僅不能創造財富,而且還需要消耗在崗人員創造的財富。目前,世界各國都存在著勞動者不能充分就業的困擾。因此,必須通過發展產業廣開就業門路;還要改善就業結構,保證勞動力供需平衡,避免造成結構性失業;更要倡導自主創業,自謀職業,以求實現充分就業。現在一些企業家提出的“無人超市”是荒謬的,都無人了勞動者怎么就業?
3、積極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水平,為就業和創業奠定基礎。在當今世界不僅許多人受教育程度較低,而且還存在大量文盲。據聯合國統計,全球15歲以上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文盲。中國的就業人口中,有60%左右屬于小學文化程度。這樣低素質的勞動力是難以創造出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的,更難以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不斷創新。所以,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包括強化職業技術教育,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思想道德素質和創業與創新意識。
4、改善人力資源管理,避免人力資源浪費。人力資源管理不善,將造成人力資源浪費。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至少有250萬人不能人盡其才。人才的地區分布不平衡,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人才過分集中,造成人浮于事,有人無事做,而基層和中西部地區,人才奇缺,有事無人做。還有大批海外留學歸國人員長期找不到合適工作,有的不得不重返旅居國。農村待轉移人口因信息不對稱或缺乏專業技能等原因,找不到用人單位。除此以外,廣泛存在的是人們雖然各有工作崗位,甚至學用相符,但由于體制機制不合理,工作分工不妥當,人際關系不協調,薪酬待遇有問題等,阻礙了勞動者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妨礙了業績的創立。
四、《資本論》中關于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論述對當今中國發展的啟示
胡 澄:李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露的資本主義生產在壓榨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同時,也瘋狂地掠奪自然。《資本論》這種的這種分析對我們當今可持續發展理論這一熱點問題密切相關的。您可否介紹一下?
李成勛:好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對自然的破壞有著深刻的揭露。
1、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對土地的濫用和破壞。土地是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因此,土地的減少或被破壞,都將使人類的生存難以為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大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時指出:“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起點,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業資本家為了在租約有效期內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就只使用土地,而不養護土地,以致土地越來越貧脊,單位土地面積的產量隨之不斷減少,以致有的經濟學家竟“發現”了所謂“土地收益遞減規律。”可見,在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中,取之于土地的多,而還之于土地的少,造成了土地利用的不可持續性。
2、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對森林等自然資源的破壞。森林是人類的朋友,在完全沒有森林的地方,也難以有人類生存。森林可以調節水分,從而影響氣候,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森林還可以通過光合作用形成有機物質和放出氧氣,為人類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所以保護和培育森林就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馬克思的研究中,從來沒有忽視森林這個重要問題。他認為:"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養護和生產,簡直不起作用。”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工業產業的發展對木材的需求大量增加,而在當時還普遍缺乏生態平衡意識的條件下,就必然造成對森林的破壞,從而使生態環境惡化,特別是造成土地荒漠化。
3、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不“清潔生產”的嚴重性。“清潔生產”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要求對生產過程與產品采取整體預防性的環境策略,以減少其對人類及環境的危害。簡單地說,“清潔生產”就是從源頭控制做起,把廢渣、廢水、廢氣消滅在生產過程中。“清潔生產”是直到1989年才由聯合國環境規則署首先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但是,馬克思早在1867年發表的《資本論》第1卷中,就大量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工廠中的不清潔的惡劣現象,并且指出這種現象直接損害著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他寫道:“在這里我們只提一下進行工廠勞動的物質條件。人為的高溫,棄滿原料碎屑的空氣,震耳欲聾的喧囂等等,都同樣地損害著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說在密集的機器中間所冒的生命危險了。這些機器像四季更迭那樣規則地發布自己的工業傷亡公報……傅立葉稱工廠為‘溫和的監獄’難道不對嗎?”今天,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工廠的清潔生產狀況已有了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改善;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像馬克思所揭露的那種工廠生產條件還是大量存在的。馬克思雖然沒有提出“清潔生產”這個概念,但他至少要求必須有一個有益于工人健康的安全的生產環境。難道這不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產環境嗎?
4、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類住區”的不可持續性。 “人類住區”是人類直接居住的生活環境,它是生態環境中最活躍的部分,可持續的人類住區除了在選址和建造中要盡量不占和少占優質農田和破壞森林等外,要充分滿足在供水、住房、道路、綠化、環境和衛生以及城鄉布局等方面對人類生存與持續發展的需要。“人類住區”的理論萌發于20世紀的50年代,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對無產階級地位和命運的關心,早在19世紀中期,就調查和研究了廣大勞動者的住區問題,恩格斯還專門撰寫了與人類住區問題密切相關的先驅性著名著作《論住宅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有許多相關的精辟論述。他曾引用一位醫生的話寫道:“毫無疑問,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于擁擠和住房骯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氣、空間、清潔各方面情況,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兒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來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鋪難得有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骯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這里描述的是被稱為“住宅地獄”的19世紀中期英國太恩河畔新堡的情形。在當時,這樣的“住宅地獄”在英國還有許多許多。我們不是說,今天英國的人類住區還會像馬克思當年所描繪的那樣,而是說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經觀察到并提出了“人類住區”的不良已經威脅到了勞動者健康和持續發展這個嚴重的問題。
胡 澄:那《資本論》的這些論述對我們當前的發展有著什么樣的啟示?
李成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經營者對利潤最大化和資本最大化的無限追求,加以片面理解“發展是硬道理”而不顧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致使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過度消耗,能源的保證能力日趨弱化,環境污染久治不果,這在我國“人口大國、資源小國”的具體國情條件下,就更加使資源約束成為我們可持續發展和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嚴重障礙。
而《資本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決人和資源環境日益嚴重的矛盾。生產資料為社會占有的公有制社會,為什么能夠避免資源和產品的浪費,從而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呢?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我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我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我們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這就是說,在公有制社會里,在政府和企業的共同控制之下,根據人的需要按最集約化的方式來組織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就可避免浪費,從而有利于持續發展。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已接近具備這種可能性。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之下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它既可以收市場競爭之利,又能設法避免市場競爭的盲目性。當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經濟運行中的問題還很多,預計要經過長期探索才能實現“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物質變換。”
五、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基層、到經濟生活第一線、要關注弱勢群體
胡 澄:李老,感謝您對我們的教誨!我們無論是否考得上您的研究生,您永遠都是我們的人生導師。我們想請您為我們今后的做學問指出一個最重要的方面,以利于我們的成長。
李成勛:你們來自于基層,這是您們最大的優勢。我要囑咐你們的是,經濟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基層、到經濟生活第一線、要關注弱勢群體。我認為,廣大勞動者處于經濟生活第一線和社會生活最基層,占國民的大多數,他們掌握的信息最豐富也最真實。我們的勞動是否有效率,付出和報酬是否均衡,他們心中最有數;他們的衣食是否有保證、住房是否夠用,心中最清楚;他們對下崗、失業、疾病、傷殘、以及衰老以后怎么辦,最富親身感受;對于物價的漲落、收費的高低、供應的余缺、商品質量的好壞,他們最敏感;村務是否公開、社區是否平安、片警是否負責、父母官是否勤政、亷政,政府職能轉變是否到位,他們心中自有一桿秤;進一步說,他們是否分享到改革的成果,開放對他們有什么利與害,他們自有評說;等等。
由上可知,要研究經濟社會問題,只是看書、看報和上網是不行的,只是在大樓里討論來討論去也是不行的,必須走出去,到基層去,到農村去、到工廠里、到社區里去,到弱勢群體中去,甚至到居民家中去,坐下來,慢慢地請教、細細地品味,這是做數學模型所代替不了的。
我這一輩子有兩條行為準則:一是“助人為樂,人樂己樂,其樂無窮”;一是“與人為善,心善事善,從善如流”。我認為,人要生活在拼搏之中、快樂之中和友誼之中。
今天你們拿著我的書來向我求教,我很感動,很高興結識你們這樣年輕并肯用心鉆研馬列的同志。你們無論是否考得上我的研究生,今后我們都是朋友,我愿用友誼幫助你們。還是我在《馬克思與《資本論》》這本書的序言中說,我永遠是——“你們的同志!”
祝你們成功!祝你們成才!
經典鏈接:
毛澤東談《資本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寫成的,先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綜合,得出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來。】
——《關于農村調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革命的理論創造。他從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商品開始,周密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商品這個東西,千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科學地研究了它,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學的理論來。】
——《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資本論》不是很長的嗎?那又怎么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
——《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這個法則(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 1、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
2、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摯領。
3、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習近平談《資本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追本溯源,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之下取得的。《資本論》作為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加強《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要學以致用,切實發揮理論的現實指導作用,進一步深化、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面對當今開放的環境,理論工作者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教學和研究,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指導,繼承、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廣大理論工作者要不斷提升自身的水平和素養,切實以理論的力量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
——2012年6月19日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時的講話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4年7月8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的講話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