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動是一定歷史主體在充分認識和遵循歷史規律的基礎上對歷史發展的自覺把握，是主體能動性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進程，充分彰顯了黨不斷認識歷史發展規律、增強歷史主動的精神風貌。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不僅特別強調掌握歷史主動對于黨完成使命任務的極端重要性，還就黨如何增強歷史主動進行了深入思考。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這實際上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歷史主動的基本路徑。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以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自覺、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促進歷史自覺、以調查研究投身實踐促進行動自覺，就能夠不斷增強歷史主動、取得革命勝利。以這三個方面為基本骨架，深入分析和系統闡釋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增強歷史主動的路徑思考及其蘊含的深刻哲理，對于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不斷增強歷史主動、譜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以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自覺增強歷史主動

　　政治上的堅定源于理論上的徹底。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始終倡導黨的領導干部和廣大黨員要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生動實踐不斷強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進一步提高真信、真學、真懂、真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自覺，進而增強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

　　第一，以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自覺增強歷史主動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馬克思恩格斯吸取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系統闡述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歷史使命，使無產階級獲得了高度的理論和行動自覺。中國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孕育催生、武裝發展的無產階級政黨。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身就是建黨先驅們掌握歷史主動的體現。在創黨之初，毛澤東就明確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重要觀點，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重要地位。1930年5月，毛澤東結合領導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入闡述了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這實際上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科學思想方法和認識論原則，為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重要基礎。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以后，面對國內日益高漲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眾呼聲，毛澤東在1936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為時局的開展準備大批高級干部”，強調要把“列寧主義概論及各種重要書籍”這些材料作為紅軍大學的重要教育內容。一年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則進一步強調，“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而他們必須首先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面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又根據黨面臨的新的斗爭形勢和任務要求，強調“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此后，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延安整風，極大提高了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使全黨達到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中國革命的發展實踐已經證明，“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下，黨才能在準確把握歷史發展規律中掌握歷史主動，不斷開辟事業發展新局面。

　　第二，以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自覺增強歷史主動必須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的拓展和歷史的變遷呼喚著思想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從思想理論的角度講，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掌握歷史主動，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并選擇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總是能夠在寬廣的世界視野和宏大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中國的具體實際，勇于以新的實踐不斷促成理論創新、又善于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黨分析和檢視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領導路線時，毛澤東就提出要“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情況和新任務，他更加強調理論創新對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意義，強調要敢于根據新的實踐情況和現實要求思考新問題、創造新理論。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創造出來的，不能抄書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們腦子鎮壓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問題。”在不久后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講到要“破除迷信”，特別強調要“超過馬克思”，在他看來，“列寧說的和做的許多東西都超過了馬克思”，“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這種革命的實踐，反映在意識形態上，這就是理論。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毛澤東用他那獨有的簡潔生動、詼諧幽默的話語揭示了黨要在新的實踐基礎上自覺、主動地推進理論創新的使命任務。后來他在面對王任重的提問時又說出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不如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等于馬克思，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超過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不斷吸收人類優秀思想同時又敢于創新的結果。同樣，伴隨實踐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也要發展，這里的發展就是“超過”。只有“超過”了馬克思，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們沒有將馬克思主義當成可以背得爛熟的教條，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還評論說：“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這些重要思想論述都深刻體現了毛澤東對黨推進理論創新以增強歷史主動的自覺追求。創新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不竭推動力。馬克思主義只有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不斷在新的實踐基礎上實現理論創新，才能真正煥發出真理力量，從而指導無產階級政黨和革命群眾不斷增強歷史主動、創造新的歷史偉業。

　　第三，以理論武裝促進思想自覺增強歷史主動必須克服“左”和右這兩種錯誤傾向。這既是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積累的基本經驗教訓，也是毛澤東認為黨要增強歷史主動所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黨在成立后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多次發生錯誤傾向，包括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右傾錯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連續三次出現的“左”傾錯誤、長征期間發生的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以及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出現的右傾錯誤，都使黨一度陷入盲動或被動的局面。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統治了四年之久，直接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對此，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經驗和歷史特點進行了深刻反思。早在1930年，他就明確提出：“因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1937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有關中央白區工作的意見分歧時指出，要糾正或避免黨曾經犯過右的和“左”的總路線上的錯誤，必須借助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革命的科學之真正深刻的了解，現在還存在著的將來也會要發生的錯誤，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予以解決和防止。在他看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的發展觀”。他強調，我們黨內存在“左”的錯誤傳統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的傳統還不十分深厚”，而要“徹底克服‘左’傾習慣的問題，在于普及與深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于多數干部中”。在1939年《〈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他進一步指出，黨“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而使革命遭到失敗。他在1945年領導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則從思想路線的高度進一步總結道：“一切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都是從思想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來，都是從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來。”因此，“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黨不斷修正錯誤、克服被動的過程，就是不斷自我革命進而掌握歷史主動的過程，而黨也只有時刻注意同黨內錯誤思想傾向作堅決的斗爭，時刻注意肌體的健康與純潔，才能不斷增強歷史主動，展現新作為、完成新使命。

　　毛澤東以理論武裝促進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自覺，使黨始終能夠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夯實了黨團結統一的科學思想基礎，為黨不斷增強歷史主動，先后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等一系列偉大成就，為中國實現從封建專制向人民民主、從一窮二白的東方大國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提供了真理指引。

　　二、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促進歷史自覺增強歷史主動

　　善于總結歷史經驗，既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優勢和特點，也是毛澤東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20世紀60年代同程思遠談話時曾說，“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足見他對總結歷史經驗的重視。從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到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毛澤東總是能夠結合形勢的發展，提醒全黨要注意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注重從歷史經驗中發現并掌握規律，以發揚優勢、克服缺點、增長智慧，進而增強歷史主動，開創新局面、創造新業績。

　　第一，以總結經驗促進歷史自覺的關鍵在于把握歷史規律。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們想讓自己的行動達到預期目的，就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合乎客觀規律性。由此出發，“歷史主動”實際上反映了社會歷史主體在通曉歷史規律基礎上的推進歷史發展的首創活動，而對歷史規律的通曉，則要通過主動學習歷史、自覺總結經驗教訓來實現。對此，早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重要論斷，強調共產黨只有獨立自主地熟悉和了解本國情況，才能取得革命勝利。這里的“中國情況”自然包括中國的歷史和實際兩個方面的情況。但是由于當時毛澤東所處的地位，這一觀點尚未得到更多人的認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毛澤東開始系統總結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并結合全民族抗日戰爭即將興起的新形勢新任務，教育全黨要總結歷史經驗，從走過的路中汲取智慧、避免更大的風險和失敗。他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在他看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許多特點和精華。“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無論是從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現實需要看，還是從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歷史責任看，黨都要學習歷史、自覺總結歷史經驗。他在抗戰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重要關頭，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認真閱讀《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黨要防止重蹈李自成的覆轍。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全新課題，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全黨必須主動、及時總結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的新鮮經驗，并使之上升為理論，進而指導新的實踐。面對“大躍進”造成的被動局面，他主動承認，雖然我們對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已經有了十年經驗，但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后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強調，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就要好好地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經驗。盡管后來的歷史發展與毛澤東的最初想法出現了重大偏離，但他重視經驗總結，注重通過總結經驗以獲得歷史規律進而增強歷史主動的方法路徑，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二，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促進歷史自覺增強歷史主動必須秉持科學態度。這里的“科學態度”就是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總結中國經驗、也總結外國經驗，既尊重帶有普遍性的一般經驗、也根據特殊情況注意總結個性化經驗，既總結正面經驗、也總結反面教訓。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便著手開始系統總結和分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針對一些人提出的“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的意見，他明確指出，這些條令和內容僅僅反映了一般戰爭的規律并且全部照抄外國，“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只有立足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來總結歷史經驗，“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歷史規律，進而增強歷史主動。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毛澤東尤為注重總結反面教訓，強調要正確認識和看待錯誤。在他看來，“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如果一個人能夠從錯誤中得到刻骨銘心的認識，那就一定進步得更快；如果一個政黨能夠重視自身發展經驗特別是能從一些發展中的曲折和失誤中汲取智慧，無疑將會獲得增強歷史主動的強大精神力量。

　　第三，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促進歷史自覺增強歷史主動必須聯系解決現實問題。把現實問題放在歷史發展中來考察，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中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基本要求。在毛澤東看來，總結經驗就要“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總結。這樣總結，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些”。這就告訴我們，總結歷史經驗就要深入了解歷史事實發生的社會條件，在歷史與現實的匯通結合中把握歷史發展的本質與規律，最終落腳到現實問題的解決。每當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到歷史轉折關頭時，毛澤東都會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牽引，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尋找破解方法，從而指明歷史前進的方向。面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應走何種道路的現實問題，毛澤東系統總結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發展經驗，在實踐中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從而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和紅軍，取得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事圍剿的戰爭主動。面對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怎樣建設黨以更好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從“偉大工程”的戰略高度，把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主要法寶之一加以看待，并在系統總結黨成立以來加強自身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來建設黨的總體思路，為后來黨通過延安整風達到真正的團結統一創造了條件。面對黨領導人民取得全國革命勝利后如何走向全新政治舞臺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立足中國即將發生的新舊社會轉換的歷史節點，深入總結黨走過的道路，提出了“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等一些既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經驗，也帶有根本性的歷史結論，從而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人民政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也充分彰顯了共產黨人從歷史經驗中獲取歷史智慧進而增強歷史主動的精神品質。

　　鑒往知來。毛澤東以總結經驗把握規律促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覺，使黨增長了政治智慧，增強了歷史自信，對黨在重大轉折關頭沉著謹慎應對變局并做出正確決策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延安整風期間對黨的歷史的學習和研究，有效地增進了黨內團結統一，特別是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成為凝聚全黨共識的政治基礎，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重要鋪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黨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形成了許多關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科學認識，為后來開創、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出了思想先聲。

　　三、以調查研究投身實踐促進行動自覺增強歷史主動

　　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黨都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對現實情況了然于胸，在做好調查、躬身實踐、把握實情、了解民意中做出正確決定，推進事業發展。毛澤東作為調查研究的積極倡導者和模范踐行者，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對于黨的事業發展的重要意義，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技術手段，為增強黨的歷史主動提供了重要的路徑遵循。

　　第一，調查研究是黨正確決策的基礎。“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而認清國情就要求對它所處環境以及周圍一切事物進行周密調查。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并對流行于黨內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忽略認識本國具體國情特點而盲目領導中國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過尖銳批評。在他看來，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最后一定是錯辦法和錯主意，那種認為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想法，這“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就將調查研究同黨的政治決策聯系起來，實際上闡明了政治路線與思想路線的內在邏輯關系。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領導核心地位的逐步確立，他對調查研究以支撐黨正確決策的認識更為系統，對全黨同志下基層調查的要求和主張也更為強烈。他為1941年3月出版的《農村調查》所寫序言中明確提出：“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在1941年8月代中央起草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時進一步強調，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肩負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搞革命如此，搞建設也是如此。當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遭遇嚴重挫折時，毛澤東主動承擔領導責任，認為“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并號召大家過一個“實事求是年”。黨中央要求全黨認真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將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作為領導工作的首要工作，制定符合國情實際的經濟政策，主動降低國民經濟發展指標，為最終完成國民經濟調整任務、繼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二，調查研究必須采取正確方法。如果“目的”是過河，那么“方法”就是過河的“橋”和“船”。毛澤東不但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對于黨掌握國情社情民情、揭示和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的重要意義，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如何開展調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和技術策略。他認為，調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兩種：“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走馬看花”即作面上的調查，“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重點是把握整體，“增加感性知識”；“下馬看花”即抓典型、作詳細調查，“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這兩種方式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必須將二者結合起來，既要“走馬看花”，更要“下馬看花”，才能全面、科學地了解情況。切實把“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結合起來，還要樹立科學的思維方法和采取管用的技術策略。從思維方法來看，調查研究實際上反映了人們認識過程中分析與綜合的辯證統一。毛澤東認為，人們觀察一件事物大體會經過三個步驟：第一步“只能看到這件事物的大體輪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用分析的方法把“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細細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再用綜合法把對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綜合，得出整體”。這里的“分析”一定是周密而細致的分析，而綜合也是分析基礎上的綜合。從技術策略來看，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注意具體的調查技術的使用。比如，他結合親自參加調查研究的實踐經驗，認為“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么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他提出，在開調查會的過程中，“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的思想觀點，既有宏觀的方法論層面的指導，也有具體的技術路線層面的指導，為黨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三，調查研究是密切黨群關系的重要方式。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根本力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共產黨要不斷認識歷史規律、增強歷史主動、創造歷史偉業，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真正喚醒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主體自覺，真正認同和擁護黨的領導。在毛澤東看來，只有通過深入基層、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注意傾聽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才能真正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才能真正實現黨對群眾的領導，才能真正掌握促進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他在20世紀30年代開展興國調查以及長岡鄉、才溪鄉調查時，主動邀請這些地方的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把他們當作自己可敬愛的先生，聽取他們的情況介紹，既掌握了鮮活的社情民情，也宣傳了黨的政治主張，更彰顯了黨密切聯系群眾的良好形象。面對新中國成立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嚴重困難局勢，毛澤東在1961年4月給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寫信，要求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利用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食堂問題、糧食問題等12個關鍵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能在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比較徹底地完成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和整頓“五風”的任務。在信中，毛澤東提出“向群眾尋求真理”的重要命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繼續發揚歷史上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當年5月，他在給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信中更為尖銳地指出：“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1964年9月，他再次強調：“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變為主觀真理，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則必須重新向群眾的實踐請教。”毛澤東的這些思想認識和行動舉措，生動體現了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領導與群眾的高度統一，為新時代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尊重群眾、服務群眾，始終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提升黨的執政效能、增強黨的歷史主動提供了思想指引。

　　總之，加強理論學習、總結歷史經驗、開展調查研究分別為中國共產黨增強歷史主動提供了思想指導、經驗支撐以及現實基礎，三者構成了相互滲透、相互支撐的統一整體，貫穿于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全過程之中。面向新時代新征程上的新任務新挑戰，中國共產黨只有繼續保持理論自覺、堅定歷史自信、精準把握現實，才能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道路上始終掌握主動、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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