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經過探討確定了認識該著的科學起點，然后從時間域和問題域兩方面認識該著，得出它取得的主要成果是：“雙重突破”、“雙重創新”。具體分析該著出版以來的各種編輯模式和書名，考察恩格斯自然哲學概念運用，認為已有的出版并不符合恩格斯及手稿的本意和創新，是“偽編輯”“偽書名”，必須實現其編名回正，新書名：《自然哲學和辯證法》。最后從歷史事實中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形成和該著在其中的地位，該著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初步定型的標志，并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征等重新梳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認為該著的成果對檢驗和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雙重視角 雙重創新 編名回正 《自然哲學和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中年時期（馬克思在世時）的一部重要哲學手稿，是認識恩格斯，認識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關系，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甚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本依據。國內外的哲學和理論界對《自然辯證法》本身及其歷史意義的認識研究已經比較廣泛和深入，但總的認識還沒有完全或真正到位，出現的誤解和錯誤還長久存在，有的還相當嚴重。這里，就此拋磚引玉。

　　一、《自然辯證法》的突破性發展和主要成果

　　如何認識《自然辯證法》，或者說，從什么樣的哲學視角去認識《自然辯證法》，是我們學習、研究和理解《自然辯證法》（手稿本身）首先面臨的問題。從深層次上說，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明確《自然辯證法》手稿誕生的歷史背景和恩格斯的寫作狀況及對它的認識。這些方面，已有很多人講述到，有的講述還比較全面。但由于說明的問題不同，具體講述的內容點也有所不同。

　　恩格斯指出：任何新的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①所以這里只談它誕生的思想文化和理論背景。14和15世紀以來，在歐洲，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產生，帶來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16到17世紀出現了第一次科學革命，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出現了第二次科學革命。從19世紀開始，科學的發展出現由分門別類、搜集材料階段向相互聯系、整理材料階段過渡。相應地，在哲學上，17～18世紀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爭論中包含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無神論與宗教的斗爭,到18世紀的法國哲學,才出現公開的唯物主義與無神論，到19世紀上半葉德國唯心主義辯證法的古典哲學發達起來，并且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后一位代表又在德國恢復了唯物主義的權威。與此同時，自然哲學興旺，出現了法國機械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哲學，出現了獨立的自然哲學形態，以德國謝林和黒格爾的自然哲學為代表。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哲學中的唯物主義、自然哲學領域和辯證法方面，是當時德國哲學乃至整個歐洲哲學發展的重要門徑。當然，隨著自然科學的門類齊全、系統化和興旺，又考驗著自然哲學形態的存在，當時的德國還出現了庸俗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泛濫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3年由唯心主義轉變到舊唯物主義立場上，1845—1846年共同創作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著作標志著新哲學——唯物史觀的創立。稍后，馬克思理論研究的重點轉向政治經濟學，但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重視和論及黒格爾辯證法的思想又啟導著恩格斯。恩格斯很早就關注自然科學和自然哲學，于1870年代脫離商界后，理論研究的重點轉向自然科學和哲學。1873年初，面對當時德國和歐洲的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狀況，恩格斯開始專門研究自然科學，開始了《自然辯證法》的寫作。根據國際上1925年以來出版的《自然辯證法》計載，從其寫作的全過程上說，整個寫作時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873年初至1876年5月，1876年6月至1878年6月即寫作《反杜林論》期間，1878年7月至馬克思逝世時，馬克思逝世后至1886年《費爾巴哈論》寫作。在寫作《反杜林論》之時，基本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專門寫作，但又有同期的相關文稿文章收集于內。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次基本停止了《自然辯證法》的專門寫作，但也有同期的個別相關文稿收集于內。其中，在第一階段——《反杜林論》之前的寫作中已經形成了《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基本思想。總的寫作文稿中，絕大多數是短篇或片斷，成型的文稿不多，并且前后寫作的文稿中，內容的重復率較高。最后是恩格斯逝世前幾年對整個手稿的初步整理。由此，《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于1873年開始的十三年（或十年）寫作的一部重要哲學手稿或未完成的著作，但其涉及的哲學內容是相對全面和成熟的。

　　《自然辯證法》手稿經過了初步整理，那么恩格斯自己對它的認識是什么樣的？恩格斯對其手稿的整理，就是他晚年對其手稿體系結構等的最后認識或“遺言”，其寓意是深刻和廣泛的。這里就從恩格斯的與《自然辯證法》手稿有關的文本和論說談起。

　　在《自然辯證法》寫作過程中間，恩格斯寫作了《反杜林論》新著，在新著哲學篇中就第一次公開和正式展示了《自然辯證法》手稿第一階段寫作成果（當然也有所深化），或者說，正因為恩格斯有了《自然辯證法》手稿第一階段的寫作成果，反杜林的任務才落到恩格斯的肩上。而《反杜林論》哲學篇的哲學理論框架大致就是：本體論（包括本篇三至四章）、自然哲學（包括本篇五至八章）、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包括本篇九至十一章，也涉及到恩格斯所指其他篇的相關內容）、辯證法（包括本篇十二至十三章），這幾乎構建了一種新哲學體系。由此，就《自然辯證法》與《反杜林論》，與恩格斯整個哲學思想體系之間的關系狀況，恩格斯在多處實際上都是有所指明。第一，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我重溫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學，對我批判杜林大有益處，并在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別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我覺得自己對于這個領域熟悉得多了，盡管在這方面還要十分謹慎，但行動起來畢竟已經有點自由和把握了。連這部著作（《自然辯證法》——引者注）的最終面貌也已經開始呈現在我的面前。這部著作在我的頭腦中已初具輪廓。” ②第二，在1876至1878年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來看，……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③ “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④ “這樣做使我在這本書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領域中，有可能正面闡發我對這些在現時具有較為普遍的科學意義或實踐意義的爭論問題的見解。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盡管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可是希望讀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系”。⑤第三，在1885年為《反杜林論》所寫的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說：“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運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當我退出商界并移居倫敦，從而有時間進行研究的時候，我盡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一一"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  ⑥（八年指《反杜林論》的前三和后五年） “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  ⑦ “自從卡爾·馬克思去世之后，更緊迫的義務占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不得不中斷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滿足于本書所作的概述，等將來有機會再把所獲得的成果（指《自然辯證法》手稿——引者注）匯集發表，或許同馬克思所遺留下來的極其重要的數學手稿一齊發表。” ⑧第四，1886年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指出：“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 , 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 。現在無論在哪一領域 , 都不再是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 , 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了。” ⑨至此，《反杜林論》的哲學建構和這四處的論述告訴我們：恩格斯哲學思想創新基本上就是由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或思維觀的結合，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結合這“兩個結合”等構成的，其中辯證唯物自然觀的形成是基礎和關鍵；恩格斯對《自然辯證法》手稿的整理與恩格斯的哲學思想框架或視域直接相關。

　　由上可得，只有在恩格斯的整個哲學思想框架或視域（1870年代已經基本形成）中才能真正理解恩格斯晚年對《自然辯證法》手稿的整理。那就是，《自然辯證法》手稿的四束分類和標題，大都是雙語而不是單詞單語，第一束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第二束標題：自然研究和辯證法，它們都是雙語，都意指兩個方面，都是雙重視角，簡單地說就是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的雙重視角，辯證法的視角是明顯的，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自然觀、科學觀等等，其實都可歸屬自然哲學研究的范疇。而恩格斯之所以沒有用上自然哲學這個詞語，一方面是因為恩格斯對舊自然哲學的否定，對自然科學發達條件下自然哲學形態的存在持謹慎態度（下一部分將細說）；另一方面是恩格斯各束標題用語還有其他寓意。第三束標題：自然辯證法（也有的譯名：辯證法和自然[1]），從恩格斯歸其名下的手稿內容上看，它重點指向自然界的自然觀和辯證法的具體認識問題，當然涉及到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兩個方面。第四束標題：數學和自然科學，各種札記，從恩格斯歸其名下的手稿內容上看，它重點指向自然科學及其辯證法問題，并且同樣涉及到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兩個方面，特別是進一步闡明了辯證法的主要內涵。

　　綜上所述，由《自然辯證法》誕生的哲學與文化背景，由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狀況及對它的整理(包括恩格斯寫作前的思想狀況)等所決定，學習、研究和理解《自然辯證法》的科學出發點就是：“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雙重視角”。這里的自然哲學是廣義的，自然哲學就是關于自然界的認識、利用和改造及人與自然關系等領域中哲學問題的學問，包括自然觀、科技觀、生態觀及其方法論等多方面內容，其中自然觀是基礎。

　　學習、研究和理解《自然辯證法》的科學出發點找到了，但它主要是從外部而言的，那么《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內容究竟如何呢？

　　《自然辯證法》手稿構成，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記述，它共有193篇文稿，其中，《反杜林論》之前寫作99篇，只有2篇論文。總手稿中，絕大多數是短篇和片斷，占其2至3個頁面的文稿不足20篇；篇幅長點（占其4個頁面及以上）文稿只有18篇，其中2篇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的，《反杜林論》寫作之前的有5篇。總手稿中，提出或論及重要哲學問題的文稿60多篇，《反杜林論》寫作前后的各有30多篇；屬于數學和自然科學范疇等文稿不少于80篇，主要集中在前述第26卷它的數學和自然科學部分。手稿第一束有132篇文稿，絕大多數是短篇或片斷，包括前期寫作的97篇文稿，第二束是6篇比較成型（篇幅長點）的文稿或論文，第三束是6篇論文，第四束有49篇文稿，都是中后期寫作的。

　　根據《自然辯證法》總手稿內容寫作情況，整個寫作歷程（時間域），以《反杜林論》作界明顯地區分為兩大階段：1873——1876年是為前期、1876——1886年是為中后期。前期和中后期都論說到一些重要哲學問題，但前期關于辯證唯物自然觀基本點和“兩個結合”的論說相對突出，中后期論說的深刻性和對辯證法內涵的論說則比較明顯。文稿【98】與【164】（按寫作時間排序的）的內容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兩大階段的區別。

　　前期關于辯證唯物自然觀基本點的論說，集中體現在第【48】【57】【81】等文稿中。如“在上世紀未葉，在多半堅持機械唯物主義的法國唯物主義者之后，出現了要把舊的牛頓一林耐學派的整個自然科學作百科全書式的概括的要求，……現在，當新的自然觀就其基本特點而言已經形成的時候，人們又感到有同樣的要求了，并且正在這方面進行嘗試。但是，當現在自然界中的發展的普遍聯系已經得到證明的時候，外表上的排序已經不夠用了，正如黑格爾所巧妙論證的辯證轉化也已經不夠用了一樣。轉化必須自行完成，必須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個運動形式是從另一個運動形式中發展出來一樣。”⑩“那時，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種歷史地發展著的、在時間上具有自己的歷史的東西；人們注意的僅僅是自然界在空間的廣延性；各種不同的形態不是前后相繼地而只是彼此并列地被組合在一起”。?“舊的目的論被拋棄了，但這時有一種信念牢固地確立了：物質在其永恒的循環中是按照規律運動的，這些規律在一定的階段上……必然在有機體中產生出思維著的精神。” ?“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轉移，對自然觀的這樣的發展階段來說，舊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不再夠用了。辯證的思維方法同樣不承認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線，不承認什么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異互相轉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并使對立的各方相互聯系起來。這樣的辯證思維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適合于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 ?這些，就揭示了辯證唯物自然觀的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核心是在對立統一中永恒循環和發展轉變的基本點。對此。文稿【98】和【193】也有綜合明確的論述。

　　前期關于“兩個結合”的思想已經初步形成，它主要體現在【33】【57】【82】【83】等文稿中。如“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因此，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人一旦從狹義的動物中分化出來，其正常生存條件卻從來就不是現成具有的，這種條件只是由以后的歷史的發展造成的。 人是唯一能夠掙脫純粹動物狀態的動物一一他的正常狀態是一種同他的意識相適應的狀態，是需要他自己來創造的狀態。” ?這就說明自然界和人類，自然觀、歷史觀、思維觀（或認識論）是相互結合和統一的。“所謂的客觀辯證法是在整個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謂的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自然界中到處發生作用的、對立中的運動的反映，這些對立通過自身的不斷的斗爭和最終的互相轉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轉化，來制約自然界的生活。” ?“在歷史上，對立中的運動在主導民族的一切危機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樣的時刻，一個民族只能在兩難中擇其一：‘非此即彼! ’而且問題的提法總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時代談論政治的庸人們所期望的提法。” 這就說明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客觀與主觀，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是相互結合和統一的。?“動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則從事生產，人制造最廣義的生活資料， 這些生活資料是自然界離開了人便不能生產出來的。因此，把動物界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謂生存斗爭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須保護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和生產力，使之免遭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毀滅性的、破壞性的作用的影響，辦法是從不能辦到這一點的居于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領導權，并把它轉交給生產者群眾一一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這里的生產方式——階級斗爭——社會革命等所揭示的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涵。這里也揭示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自然觀與歷史觀的結合點及二者統一與區別的所在。“兩個結合”的一些思想如“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再到思維或認識”等，也集中體現在【98】【99】這兩篇論文中，更體現在中后期的文稿中。

　　根據《自然辯證法》總手稿內容寫作情況，整個手稿內容論及許多重要哲學問題，如關于辯證唯物自然觀和自然與社會辯證關系（包括正常與異常關系）思想的形成及對舊自然觀的改造問題，關于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及科學觀問題，關于認識、思維、邏輯的辯證發展和相關理論、形式與范疇及理論思維培養問題，關于辯證法的概念界說、涉及領域、規律與范疇、歷史發展及其與形而上學關系問題，關于自然科學與哲學的發展史概括及對相關哲學派別和哲學史分析框架界說問題，關于哲學思想具體化或哲學事例層次表現如自然科學的辯證法問題，關于批判庸俗唯物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目的論、經驗主義、神秘主義問題。這七大問題域在《自然辯證法》寫作的前期和中后期大都是重點，并且在前幾個問題域如自然觀、科學與哲學之間關系等科學觀、思維或認識觀、辯證法等方面都獲得了顯著的創新，它們大都是屬于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包括認識或思維辯證法）范疇的。關于《自然辯證法》及其七大問題，國內外的《自然辯證法》研究者都有所分析和概括。如林萬和[2]，任遠和李潔[3]，陳凡和程海東[4]等人的論述。

　　就第一大方面即辯證唯物的自然觀方面，綜合《自然辯證法》中的相關論說，可以發現，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自然觀有“六大要點”，那就是：（1）、自然界的客觀物質性，包括物質概念，具體表現在文稿【95】【144】【161】中；（2）、自然界物質的存在方式：運動及運動形式多樣性，運動的有限與無限，包括物質與運動的關系，具體表現在文稿【2】【29】【98】【161】【170】中；（3）、自然界物質的存在形式：時間和空間，時空的有限與無限等特性，包括物質與時間空間的關系，具體表現在文稿【23】【30】【144】中；（4）、自然界的基本狀態和結構（生成分化、圖景與系統），具體表現在文稿【98】中；（5）、自然界的辯證法：自然界事物的普遍聯系和發展變化及其實質等，具體表現在文稿【98】【170】中；（6）、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及有機統一，如文稿【99】，它實際上論述了自在自然與人化自然及人類社會的既統一又差別的所在。馬克思涉及到這其中的少數方面如人化自然等而且論說簡單。關于這六點中的各點，已經有很多論者結合恩格斯的相關論說給予了深刻的分析和概括，如唐可[5]、沈江平和金星宇[6]、石丹丹[7]、馮野[8]等人的論述，本文前面也涉及到恩格斯有關后兩個主要點論說的部分性的學習和認識。

　　就第四大方面即辯證法方面，它是《自然辯證法》自始至終論說的一個重點。首先，在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改造上，文稿【1】【82】（見前）【163】等都有具體的論說。如“這在黑格爾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為各種范疇在他那里表現為預先存在的東西，而現實世界的辯證法表現為這些范疇的單純的反照。實際上恰恰相反：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現實世界即自然界和歷史的各種運動形式的反映。” ?“要記住，自然科學上反對黑格爾的論戰，在對黑格爾有大致正確理解的范圍內，僅僅針對以下兩點：唯心主義的出發點和不顧事實而任意編造體系。去除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 ?這就說明：恩格斯的辯證法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

　　其次。在辯證法涉及的領域上，文稿【82】（見前）【160】【165】等都有具體的論說。如“在本書（指《反杜林林》——引者注》）中，辯證法被看做關于一切運動的最普遍的規律的科學。這就是說，辯證法的規律無論對自然界中和人類歷史中的運動，還是對思維的運動，都必定是同樣適用的。一個這樣的規律可以在這三個領域中的兩個領域中，甚至在所有三個領域中被認識到，只有形而上學的懶漢才不明白他所認識到的是同一個規律。” ? “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無非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 ? 這就說明：恩格斯的辯證法不僅僅是指向自然界的辯證法，而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等整個世界的一般的普遍意義上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基本上沒有涉及到自然界。

　　再次，在辯證法內涵的概括上，如前所述，在論說辯證唯物自然觀時就涉及辯證法的聯系和發展等內涵，經過《反杜林論》哲學篇進一步概括，如“辯證法的本性是包含矛盾的過程”，“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到《自然辯證法》的文稿【164】【165】等又有進一步的概括。如“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 ?“辯證法的規律是從自然界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辯證法的規律無非是歷史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律。它們實質上可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所有這三個規律都曾經被黑格爾按照其唯心主義的方式當做純粹的思維規律而加以闡明：……錯誤在于這些規律是作為思維規律強加于自然界和歷史的，而不是從它們中推導出來的。” ?可見，恩格斯的辯證法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體系，《自然辯證法》文稿關于辯證法主要規律的概括等，標志著它在某種哲學意義上超越了《反杜林論》。

　　由此可見，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與恩格斯的“兩個結合”思想，就是本質相同而又側重于不同方面的表現。對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有很多論者給予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如高超[9]，楊耕[10]，唐詩茹[11]，劉順[12]等人的論述。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本質上是以19世紀中期以來新興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而圍繞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發展而展開的，它體現了恩格斯的一系列新哲學思想。對恩格斯的這些新哲學思想必須有明確的定位。對此，恩格斯的手稿中實際上是有所暗示的。

　　簡單地說，西方自然哲學經歷了古代自然哲學如古希臘自然哲學，近代自然哲學如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自然哲學，現代自然哲學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學等幾個大的發展階段。與此相應，自然觀的發展也經歷了古代樸素或直觀的自然觀，近代法國唯物主義機械的形而上的自然觀和德國古典哲學唯心主義有機自然觀及費爾巴哈直觀感性自然觀，恩格斯的辯證唯物的自然觀或科學的自然觀等。德國古典哲學的自然觀及自然哲學的最大特點是：堅持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相對立的思辨或唯心的方法等，結果與數學自然科學或先進的數學自然科學相去甚遠，也并沒有揭示多少自然界的真實聯系和發展變化。恩格斯的自然觀及自然哲學趕上或以新興的數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并與之有機結合，與社會歷史實踐也緊密相連，并揭示了自然界和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關系等最一般地聯系和發展變化規律，因而，相比它的前者們就是大大地突破。對此，張國棋和高興華[13]、吳國盛[14]、舒玲[15]、周可真[16]等人和前面的相關引文中都有相應地論述。同時，辯證法的發展則經歷了古希臘樸素或直觀的辯證法、辯證法的形而上學化、近代德國古典哲學（如黑格爾）思辨辯證法或唯心主義辯證法等發展階段，再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階段，至此，辯證法已經達到了科學的相對完備的發展程度。相比于辯證法的前史，恩格斯的辯證法是辯證法發展史上的一次大的突破和創新。恩格斯手稿中的相關論說，前面相關引文中的論述，許景行[17]、龔榆[18]等人論述，都給予了充分的論證。

　　綜上所述，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實現了 “雙重突破”和“雙重創新”。一、“領域突破”，即突破舊自然哲學，創立了辯證唯物的自然觀、科學觀或自然哲學，基本揭示了自然界和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關系的一般發展規律，開辟了馬克思主義自然哲學新領域；二、“層級突破”：即突破舊辯證法和形而上學，并改造舊辯證法，創立了一般的普遍意義的唯物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界、社會歷史和人類思維等整個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開辟了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新高度。之所以界定為“雙重”，就是相對“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形成和一體化而言的，它們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一體兩面、相互結合”。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 “雙重突破”和“雙重創新”，對馬克思而言，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成立的。理論和實際發展表明：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主要成果：“雙重創新”，即辯證唯物的自然觀、科學觀或自然哲學——幾乎由恩格斯獨創；一般的普遍意義的唯物辯證法（涵蓋自然辯證法、歷史辯證法、思維辯證法）——與馬克思合作（受馬克思啟示）而成。在這里，馬、恩之間哲學思想的區別是明顯的，其核心是恩格斯獨有的辯證唯物的自然觀，包含其自然辯證法，它處在基礎地位。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共同創立、補充和完善者，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本質（如核心的唯物史觀）上是相同和高度一致的。馬克思的實踐或主客體辯證法思想，恩格斯也有，如恩格斯在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時都是從社會客體矛盾運動與社會主體矛盾運動相結合上界定的，這表現在恩格斯文獻的多處（而馬克思則少有這種結合上的簡潔綜合概括），如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對《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的界定。當然，在邪路上，還存在著反對《自然辯證法》的哲學創新，制造“馬、恩對立或異質”的謬論。關于馬、恩之間哲學思想的關系，前面的相關引文和方瑞[19]、竭長光[20]、炎冰[21]等人都有充分的正確論述。

　　二、《自然辯證法》手稿編輯模式和版本名稱的雙重回正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涉及多個問題域，并大都是圍繞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發展而展開的，它實現了“雙重突破”和“雙重創新”。這就是我們學習、研究和理解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科學結晶。但恩格斯只是對其總手稿進行了初步整理，也沒有給予其總命名。1925 年蘇聯學者梁贊諾夫主編最早出版了《自然辯證法》總手稿，后來國際上又出版了多種版本的《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這個名稱也是1925 年蘇聯學者梁贊諾夫命名的。其實，《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經過初步整理后既是未完成又是準完成的文本，那些既脫離恩格斯對《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初步整理又不能較好的反映《自然辯證法》總手稿內容上的突破和創新的各種《自然辯證法》編輯模式和這個版本名稱（書名），就都是某種意義的“偽編輯”和“偽書名”。

　　關于《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編輯模式，根據王旭東[22]、趙玉蘭[23]等人的敘述，在國際上主要形成了四種版本或模式：1925年蘇聯梁贊諾夫主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2卷俄（德）文按照手稿寫作時間順序最早編排出版的《自然辯證法》。1935年蘇聯MEGA1出版的《自然辯證法》新版，其編者首先按照材料形式將全部材料劃分為兩類: 完成度較高的“論文”和具有片段性質的“札記”，在此基礎上按三部分編排文本: (1)《自然辯證法》(論文性質6篇)；(2)《自然辯證法。札記》(札記和殘篇性質)；(3)《兩篇論文》（指公開發表的兩篇）。之后，第一部分論文按寫作時間順序編排，第二的札記部分的前一半即寫作于《反杜林論》之前的按寫作時間順序編排，后一半按照不同的主題進行編排，主題依次是:  兩極性的概念；關于辯證邏輯和哲學；數學；關于力學、物理學和化學；恩格斯的一份計劃；潮汐摩擦。1941年蘇聯又出版一個《自然辯證法》版本，它形成了：(1)“計劃草案”；(2)“論文”；(3)“札記和片段”三部分結構。之后，并未按照每部分材料寫作時間順序編排材料，而是按不同的主題進行編排，如為“札記和片段”擬定了9個部分，主題依次是：科學歷史摘要；自然科學和哲學；辯證法：(A) 辯證法的一般問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B) 辯證邏輯和認識論，關于“認識的界限”；物質的運動形式；科學分類；數學；力學和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并兼顧時間順序，如10篇論文按時間順序編排等。它的1962年的德文版中還附錄了“《自然辯證法》四束手稿內容索引”和 “《自然辯證法》文章和札記殘篇寫作時間順序索引”。1985年MEGA2出版了《自然辯證法》全新版，編者依據恩格斯的1878年計劃等，直接按手稿的內容主題進行編排（而論文與札記結合其中），構建一個思想和邏輯的體系，其主題依次是：1878 年計劃；歷史導論；黑格爾以來的理論發展進程，哲學和自然科學；辯證法作為科學；物質的運動形式以及各門科學的聯系；各門科學的辯證內容；自然和社會。同時，它并存了時間順序編排版本。根據李達順和陳有進[24]等人的敘述，1984年于光遠主編的第五個《自然辯證法》中譯本，全書共十篇，其標題依次是：總計劃草案；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自然科學和哲學；自然界的辯證法，辯證法的規律和范疇；認識自然的辯證法，認識論和辯證邏輯；物質的運動形式，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數學和各門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各束手稿的名稱目錄；《自然辯證法》準備材料。這第五個中譯本與其1985年MEGA2版本屬于同種版本，第五個中譯本前后的其他中譯本大都是參照國際上的。歸結起來，《自然辯證法》總手稿四種編輯版本的演變經歷了從時間編排方式向邏輯編排方式的過渡，即1925年的時間編排方式，1935年的邏輯——按手稿形式（論文或札記）分類編排主導兼及內容分類編排方式和時間編排方式的結合，1941年的邏輯——按手稿內容分類編排和形式分類編排相結合兼及時間編排方式，1985年的邏輯——按手稿內容分類編排。但問題是：這幾種編排模式的編輯依據、編輯的遵循和結果等是否合理，是否合符恩格斯及其總手稿的真實和本意？

　　我們先粗略地分析一下四種編輯模式的結果。從上述四種模式的編排情況看，它們都與總手稿的原樣原貌——“四束分類和標題”整理不同，1925年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恩格斯手稿寫作的部分真實，1935年、1941年、1985年的三個版本體現的都是編者的結構意志——都企圖編出一個近乎完型的版本，并且后三種版本的結構目錄都不能客觀或完全地反映恩格斯總手稿的重要內容和重要創新——如前所述《自然辯證法》總手稿涉及的七大問題域，特別是沒有顯示總手稿最核心的內容——辯證唯物的自然觀包括其自然辯證法思想。在它們的目錄中沒有“自然觀”這個概念，沒有涉及到如前所述辯證唯物自然觀的六大要點的多數，最多的也只是涉及到“物質運動”和“猿到人轉變”兩大點（第五個中譯本僅多了“自然界辯證法”一點）。由此可見，這四種編輯模式都是編者的結構意志的體現，都不符合恩格斯及其手稿原樣原貌與內容的本意，是不合理的，是“偽編輯”“偽版本”。即使是其中的1925年版本至多只能視作其“副版”。

　　其實，這四種編輯模式之所以成為“偽編輯”“偽版本”，主要原因在這些編輯模式在編輯的依據、編輯的遵循等方面出現失誤，即其編輯依據（前提）出錯，編輯遵循越界。編輯依據的確定與編輯的遵循密切相關，后者直接影響前者。一般說來，編輯有修改作品的權利，但編輯又必須充分尊重作者作品，盡可能減少編者的意志；編輯不是改寫，不得歪曲和篡改作者作品的基本或主要的思路、思想、意圖、構架等。具體到《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編輯上，根據前述王旭東[22]的敘述，它的最早的編輯者蘇聯學者梁贊諾夫就分別考慮了三種編排依據：第一，依據具有指示性的《1878年的計劃》，在他看來，這是一種‘主觀性’的嘗試；第二，依據現存四束手稿中各部分材料存放順序，在他看來，“不能保證是否沒有陌生人改動了手稿順序，或者每一束手稿沒有丟失任何一個部分”；第三，依據手稿寫作時間順序。為了維護編輯的應有遵循，為了穩妥起見，梁贊諾夫選擇了第三種依據，這在最初和當時的社會學術環節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客觀現實性；但他卻明顯地忽視了恩格斯的“四束分類和標題”整理的本意。后三種模式的編輯基本上就是：在持續梁贊諾夫編輯依據第一種考慮——“1878年計劃等個別文獻”作它的編輯依據及其所隱含的錯誤。關于《自然辯證法》編輯依據的選擇及其可能存在的失誤問題，早就有學者展開了類似的研究，如我國學者林萬和[25]、杜鎮遠[26]、孫逸倩和丁心全[27]、張云飛[28]等人。

　　“1878年計劃等個別文獻”作它的編輯依據能成立嗎？答案是否定的。對此也有學者論述過，如剛才提到的杜鎮遠、張云飛等人。根據張云飛觀點，1878年計劃草案中11條內容，其中第5條又包括5款內容，從其思想來看，大體上可劃分為以下幾項：（1）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部分包括前3條的內容。（2）科學分類，各門科學及其辯證發展。包括第 4、5 條。（3）認識自然的辯證法。包括第 6、7、8三條，涉及認識的界限、機械論和原生粒的靈魂等問題。（4）科學技術、自然與社會。包括 9、10、11三條，涉及科學和講授、細胞國家等評論，在最后一條中涉及對達爾文主義的政治學和社會學說等批判，涉及“人通過勞動而分化出來”和“經濟學應用于自然科學”的內容。1878年計劃具有“總計劃草案”的性質， 但是，作為《自然辯證法》重要內容而被反復論及的 “物質運動”、“運動形式”、“運動形式轉化” 等重要論題沒有出現在該計劃中。順著張云飛的觀點繼續前進可得，“1878年計劃”是《自然辯證法》193篇文稿中涵蓋內容范圍最廣泛的文稿，但它仍不足以涵蓋這些文稿所涉及的各項重要內容，特別是沒有顯示這些文稿論及的核心內容——辯證唯物的自然觀包括其自然辯證法的議題，它僅涉及到辯證唯物自然觀的少數要點（見前面）。所以“1878年計劃等個別文獻”并不具有前導和廣泛的概括性。雖然可以增加這種依據的個別文獻的數量，但這種編輯依據的選定法根本不是恩格斯及其整理后手稿的本意，而是編輯者的意圖和強加。恩格斯把“1878年計劃”放置在總手稿的最尾就能說明問題。由這個作編輯依據而成的2014年中文《自然辯證法》新版（它來源1985年的MEGA2版）里還出現了一種明顯的錯誤：文稿【83】和【160】等多個文稿中包含恩格斯特別重要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思想（它們涉及到哲學派別劃分前提、辯證法、唯物史觀基本點等），但這些哲學文稿卻被歸屬于哲學事例層次即數學自然科學的哲學層次。這種錯誤在恩格斯那里是不可能出現的。這種錯誤的出現就是對這種編輯依據選定法的某種否定。

　　其實，恩格斯的“四束分類和標題”整理，這就是編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主要依據，甚至是唯一的依據，這就是恩格斯的本意。由這種編輯依據所決定的編輯模式才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編輯的正常的正確編輯模式。《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四束分類和標題”整理本身就蘊含著一定的結構機理和邏輯。前面所述的“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雙重視角”就是其中之一。它之中的更大秘密就是：手稿的四束分編邏輯，是以問題和歸屬的手稿狀況而表現的，如整體的考察，第一束手稿標題：辯證法和自然科學，從其手稿構成上看，是重點反映《反杜林論》之前的寫作狀況（除2篇論文外此前寫作的文稿都在這里），包括其認識的起點、視角、水平等（還包括之后的小部分文稿，兼及全過程）；第二束手稿標題：自然研究和辯證法，從其手稿構成上看，是重點反映在著《反杜林論》期間為另處寫作而又納入其內的與該手稿寫作內容同構的一些比較成型比較重要論述全面的哲學認識和哲學觀念（包括之前的【99】篇，之后的【193】篇，兼及全過程）；第三束手稿標題：自然辯證法，從其手稿構成上看，是重點反映在《反杜林論》之后對自然界的自然觀和辯證法等的具體認識及對某些錯誤觀點的批判上，如對運動形式的系統研究，重要自然現象功、電、潮汐的研究，同時納入了之前的對自然觀、自然科學及自然與社會之關系有系統論述的《導言》（兼及全過程）；第四束手稿標題：數學和自然科學，各種扎記。從其手稿構成上看，是重點在《反杜林論》之后寫作的關于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辯證法及辯證法的主要內涵等認識方面。四束手稿各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有內容上的重復性（這說明：沒有實現進一步的整理，真正克服其重復性的只有進一步的改寫或重寫）；但它的總構成表明：初步的整理既可以大致反映整個寫作歷程（即使在四束手稿分離時也能如此），又可以反映“從自然科學和辯證法開始，經過自然觀或自然哲學等，最后又回到自然科學和辯證法”的邏輯理路。這里是真正的時間編排方式和邏輯編排方式相結合的表現。這應當是學習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最大發現。

　　總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編輯模式必須盡早回正，也能夠回正。我們既可以以恩格斯的初步整理形式出版他的總手稿，又可以在恩格斯初步整理的框架內做進一步的時間編排方式和內容分類編排方式相結合的修改而出版。歷史需要恩格斯本人式的《自然辯證法》等。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編輯模式應當回正，這個版本名稱（書名）也應當回正。其書名回正又必然涉及到恩格斯自然哲學概念及運用等。

　　人們關于自然界的認識、利用和改造及人與自然關系領域的哲學問題，都是與自然界直接相關的，都屬于廣義的自然哲學問題。在古代，科學與哲學沒有分開。在近代，隨著自然科學發展，科學與哲學分開了，出現了獨立的自然哲學形態。在近代到現代，無論自然科學怎樣發展和發達，實踐證明，人們關于自然界的認識、利用和改造及人與自然關系領域的哲學問題總是存在的，只是隨著自然科學和實踐的不同發展它涉及的具體問題和形態也不同。正因為有發展變化的不同，才有恩格斯1886年所說：“描繪這樣一幅總的圖畫，在以前是所謂自然哲學的任務。而自然哲學只能這樣來描繪：用觀念的、幻想的聯系來代替尚未知道的現實的聯系，用想象來補充缺少的事實，用純粹的臆想來填補現實的空白。……今天，當人們對自然研究的結果只是辯證地即從它們自身的聯系進行考察 , 就可以制成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令人滿意的‘自然體系’的時候，當這種聯系的辯證性質，甚至迫使自然哲學家的受過形而上學訓練的頭腦違背他們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時候，自然哲學就最終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復活的企圖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種退步。”?“這種歷史觀結束了歷史領域內的哲學，正如辯證的自然觀使一切自然哲學都成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樣。現在無論在哪一領域，都不再是要從頭腦中想出聯系，而是要從事實中發現這種聯系了。這樣，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但這并不是說恩格斯完全否定了自然哲學或哲學。恩格斯的這些話是針對舊自然哲學而言的，它還涉及到哲學的內容與形式的發展變化問題。這些話其實是恩格斯所持開放性立場的表現，因為當時的德國社會確實存在著對自然哲學的疑慮，于是有恩格斯1885年所言：“理論自然科學的進步也許會使我的勞動絕大部分或者全部成為多余的。因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經驗的發現加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這場革命必然使最頑固的經驗主義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

　　就自然哲學的概念和運用等，恩格斯有多處正面的肯定。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封信中說：“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他（指黑格爾——引者注）現在要寫一本《自然哲學》，那么各種事物會從四面八方向他飛來。可是，人們對最近30年來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成就卻一無所知。” ?他在1876至1878年《反杜林論》中說：“在世界模式論中，純數學產生于純思維，而在自然哲學中，純數學是某種完全經驗的東西，是來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脫離外部世界的東西。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 ?恩格斯《反杜林論》的第五、六、七、八章都直接用“自然哲學”的標題，對此，1885年他在它二版序言中說：“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 ? 1894年他在它三版序言中還說：“我感到十分滿意的是，自從第二版以來，本書所主張的觀點己經深入科學界和工人階級的公眾意識，而且是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里。” ?

　　馬克思和列寧等無產階級的導師和領袖對恩格斯的自然哲學及其相關的哲學寫作活動都給予了明確的肯定。如馬克思在1877年1月21日的一封信中說：“如果你偶爾見到特勞白博士，請代我向他衷心問好，并請提醒他一下，他曾答應把他已出版的著作目錄寄給我。這對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寫關于自然哲學的著作（《自然辯證法》——引者注），并打算比以往任何人更多地指出特勞白的科學功績。” ?列寧在《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里說過：“對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形式’的修正，對他的自然哲學論點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義’，可相反地，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所必然要求。” ? 總的說來，對自然哲學的存在、對恩格斯的自然哲學及其相應寫作活動的肯定，已經有很多學人做了深刻的論述，如徐蘭[29]、童鷹[30]、張旭平[31]、安維復和匡勇兵[32]等人。

　　《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這個命名，并不是恩格斯給出的，而是蘇聯學者梁贊諾夫1925年給出的，后來成為主流的命名。這個命名值得研究但必須改正。根據一些研究情況（如前[1]、[23]等）可以得知，出現《自然辯證法》這個命名，可能的淵源有二：一個是恩格斯的第一束手稿《辯證法和自然科學》的前11頁被恩格斯編號，并且各頁頂端寫有總標題“自然辯證法”；另一個是1882年11月23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中所言：“無論在電的運動中還是在機械運動中可以測量的表面形式……，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來的運動的普遍自然規律。但是現在必須盡快地結束自然辯證法。” ? 對于后一個淵源，它可能是恩格斯的應時應急所言，如前所述，恩格斯在此著寫作中后期的一個思考重點是辯證法方面，而回信內容又涉及電的運動等具體自然現象，于是就應情說出了其辯證唯物自然觀中的一個基本點——自然辯證法。前一個淵源與后一個淵源可能是相應的，可能曾想從基本點上去命名所寫手稿。但由于“一點不能代面”等多種原因，恩格斯沒有對總手稿給予命名。最后總手稿“四束分類和標題”整理，其標題大多是雙語，含義多樣，它就是對可能有過總命名的否定。1925年最早出版《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蘇聯學者梁贊諾夫，1927年再版時他更改書名為《辯證法和自然》，就可能是對命名上失誤的糾正。由此容易得出，《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這個命名存在著“一點代面”的明顯失誤，這個命名必須改正。對此，類似的研究已有很多，如查汝強[33]、伍正亮和梅宗奇[34]、周林東[35]等人的研究。

　　總之，《自然辯證法》總手稿的這個命名存在 “一點代面”等嚴重失誤，與其總手稿的客觀實際相差太遠，它必須回歸正道。如前所述，恩格斯所寫舊名《自然辯證法》總手稿涉及多個問題域，并大都是圍繞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發展而展開的，它實現了“雙重突破”和“雙重創新”。順著恩格斯的整理，立足于正確地反映和界說其總手稿本身的客觀實際，新的命名就是《自然哲學和辯證法》。這個書名的含義是廣泛的，它有利于澄清問題，開闊視域。該著的哲學史意義需要重新光大。

　　三、《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歷史意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清理

　　恩格斯的《自然哲學和辯證法》（舊名《自然辯證法》）的歷史意義是什么，有哪些？解答這個問題，它就必然涉及到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身份和貢獻，涉及到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身份和貢獻，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之間的關系等。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任何一種社會改造、變革和發展宏圖的基本實現，都離不開其社會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哲學問題的基本解決和解答，所以任何一種相對完整的意識形態或思想體系都必然有其明確的哲學立場和觀點、經濟立場和觀點、政治立場和觀點。由此，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基本構成部分。恩格斯作為馬克思的戰友，曾與其開啟了長達 40 余年（直至其逝世）的思想合作，并且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和科學共產主義誕生及公開問世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都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著作——《資本論》的第二第三卷是由馬克思遺言恩格斯編輯和系統化而問世的。由此，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合作者、共同創始人、共同奠基人的身份，是客觀的鐵定的。對此，吳苑華和吳妍林[36]等人有深入的論述。

　　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起源于經濟問題的研究，物質生產（大工業）第一地位作用思想的萌芽和成長，具體表現為“工業生產——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構架的萌芽和展開，特別是隨著其中包含的“物質生產及其兩個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內涵和地位作用”的新發現，及由此帶來的“兩個轉變”（由唯心主義者向唯物主義者轉變，由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的實質。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是由恩格斯引導馬克思完成的。[37]在這個過程中，1842年11月恩格斯寫作和發表《國內危機》一文，以此為新開端，經過《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文本呈現，其新哲學唯物史觀思想逐步形成。1843年10月馬克思寫作和發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此為新開端，經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評弗里德里 ? 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等文本呈現，其新哲學唯物史觀逐步形成。直到1845年初秋馬克思寫作評李斯特文本之時，都是恩格斯起引導和先行作用，之后，在馬克思的主導下并同恩格斯一起于1845—1846年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它標志著唯物史觀的基本形成，1848年他們共同著作《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唯物史觀的公開問世。這正如馬克思所說：“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后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于情況改變，不能付印。” ? 對于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形成中的貢獻還有很多論者給予了充分地肯定，如龔榆[38]、覃正愛和郭江勇[39]、段迎暉[40]等人的論述。

　　哲學唯物史觀誕生以后，馬克思理論研究的重點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而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重新認識和發現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并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改造成唯物辯證法，還充分地應用于經濟學研究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但并沒有實現他完全改造辯證法的宿愿。如1858年1月16 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談到：“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瀏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 ? 恩格斯在1859年的書評《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說過：“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態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做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 ?

　　馬克思沒有完成的宿愿，恩格斯完成并發展了。1870年代恩格斯退出商界以后，理論研究的重點轉向自然科學和哲學，由此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寫作。在其寫作前期取得雙重成果——辯證唯物的自然觀和“兩個結合”思想初步形成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反杜林論》（哲學篇及其引論）的哲學創新。在《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寫作中后期，前期取得的雙重成果獲得了充分地發展，最后完成了《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雙重突破”和“雙重創新”（見前第一部分）。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恩格斯的《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創新及其《反杜林論》（哲學篇及其引論）創新與馬克思哲學思想是互補一致的，還是對立或異質的？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圈外甚至是其內部還存在著疑慮。

　　其實，恩格斯的哲學視域，是基本重合并超越馬克思的哲學視域（盡管馬克思后來完善了社會形態發展理論等，恩格斯晚年也完善了唯物史觀的完整性和辯證發展等）。恩格斯哲學創新、哲學思想才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科學的哲學形態。恩格斯獨創的《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可比肩馬克思獨創的《資本論》。如前所述，《自然哲學和辯證法》涉及七大問題域，特別是它的主要成果“雙重創新”，這些基本上是恩格斯的獨創。恩格斯辯證唯物自然觀的“六大要點”比較全面客觀的反映了對自然界（包括人化自然）的認識，而馬克思的自然觀則涉及到其中的少數點，如他論及到自然界的客觀性和先在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化自然等方面，并且論述簡單，對此可參見李文匯[41]等人的論述。而恩格斯的論述特別是對自在自然究竟如何的論述則相對完整和深刻。從自然界運動中產了人和人類社會, 而有了人類才有了真正的意識或思維，這就是辯證唯物自然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和層次的客觀依據。恩格斯不僅解開了“歷史之謎”，而且解開了“存在之謎”, 后者是由恩格斯自然哲學研究完成的。從另一方面看，沒有相對科學完整的辯證唯物自然觀，就沒有完全徹底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沒有完全徹底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就不可能科學揭示世界總體的存在及規律。殘缺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能戰勝非科學的，如沒有對自然界的科學認識及對其客觀性的肯定，就無由說明社會歷史發展客觀性的最后根據。推倒了《自然哲學和辯證法》的哲學創新，就可能推倒馬克思主義哲學甚至馬克思主義。正因為如此，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甚至自己內部個別人都追根索源到《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并要反對它。這正反兩方面情況說明，辯證唯物的自然觀（包括其自然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和最后依靠。總之，辯證唯物自然觀的創立使一般的普遍意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創立得以實現，這“雙重創新”從另一個視域上看就表現為完全真實的“兩個結合”：即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或思維觀的結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結合”，這“兩個結合”，科學地反映了世界的生成和基本構成等現實，合符邏輯與歷史的統一。而《反杜林論》（哲學篇及其引論）第一次公開展示了《自然哲學和辯證法》這個前期寫作成果，并在實際上建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哲學體系。恩格斯的這些創新，主要完成在恩格斯中年和馬克思在世時，馬克思對此是給予充分肯定的，如馬克思在1880年5月為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所寫的前言中說到：“他為《前進報》撰寫并諷刺地題為《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的最近的一組論文，是對歐根·杜林先生關于一般科學，特別是關于社會主義的所謂新理論的回答。這些論文已經集印成書（指《反杜林論》——引者注）并且在德國社會主義者中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 對于恩格斯的哲學貢獻及其與馬克思哲學之間互補一致的正確關系的論述及對相關錯誤觀點的批駁已經在廣泛深入地展開，如黃枬森[42]、孫樂強[43]、張三萍[44]、孔德臣和姜迎春[45]、侯惠勤[46]、袁銀傳[47]、任平[48]等人的論述。

　　綜上所述，《自然哲學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構成和原生形態初步定型的標志，《反杜林論》（哲學篇及其引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構成和原生形態公開問世的標志。馬克思哲學（1845年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但它又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部，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位創新的哲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生形態。馬克思并沒有獨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和著作，但馬克思的相關文本和著作（包括與恩格斯合著的）仍然表述著馬克思哲學的存在。馬克思哲學的主要構成——唯物史觀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馬克思哲學的另一個基本構成——唯物辯證法，由恩格斯繼承和拓展升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和本質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參見郭大俊[49]等人的論述。它的“基礎”是辯證唯物自然觀，它的“核心”是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的“紅線”就是“兩個結合”，即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或思維觀的結合，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結合，并包含其“基礎”和“核心”。科學認識和定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是統觀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哲學史和相關哲學思想、哲學文本的科學基礎。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的“紅線”，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歷史發展的“紅線”，是判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歷史屬性和范圍的基本標準，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核心”判定標準中，不僅有一個表層標準——對過往唯物史觀等承認，而且更在于其內層標準——唯物史觀的價值導向，它是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服務的（具有階級性），即它有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立場、有對當時國內國際時代發展本質和無產階級等廣大勞動人民解放路向等的科學觀點及其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形態是多種多樣，但各種形態的本質又是一元和同一的，因為它首先是為無產階級等廣大勞動人民的解放服務的并不得脫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紅線”，否則，它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由此，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發展歷史在一定的時代、國家和地區，就是客觀的一定的，而不是任人打扮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歷史屬性和范圍的識別標準，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以來的歷史發展事實及其實踐時代狀況，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是否有重大發展或重大創新及其整體水準，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大體上區分為四大階段：（1）、1818年—1848年時期，即馬克思、恩格斯誕生至馬克思主義哲學誕生時期，《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和《共產黨宣言》發表是其基本形成和公開問世的標志。（2）、1848年—1895年時期，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構成和形態形成時期，《自然哲學和辯證法》、《反杜林論》（哲學篇及其引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初步定型和公開問世的標志。（3）、恩格斯逝世—20世紀前期，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一個大發展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列寧主義和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階段，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蘇聯（至50年代）哲學教科書是其主要標志。這個階段伴有第二國際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曲折發展。（4）、20世紀中期—21世紀，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個大發展到來時期，其標志是真正全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和體系的再誕生，其成果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毛澤東哲學主要是屬于前一階段的繼承性發展。這個階段還伴有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哲學”、“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等的曲折發展。下面，結合實踐時代的發展，依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紅線”，接著梳理它的過去和未來。

　　蘇聯哲學教科書，是第一個內容基本正確、結構基本合理的系統宏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此前《反杜林論》哲學篇也只是是一個體系的雛形，其框架也不同于蘇式。蘇聯哲學教科書按照人們通常的理解，它是由“兩大部分四大塊”構成：即由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大部分和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四大塊構成。它以1930年代初米丁等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38年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1958年康斯坦丁諾夫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為代表的，其形成問題可參見薛文華和李樹申[50]、吳國光[51]、安啟念[52]、趙綏生[53]、魯克儉和施夢[54]等人論述。其實，С·沃里弗松主編《辯證唯物主義》1922年版作為蘇聯高校第一本哲學統編教材就是一體化（沒有二分但包含四大塊）的體系，其具體篇章參見前面安啟念的論文。總的說來，蘇聯哲學教科書，首先，它是一個基本反映馬恩列斯哲學思想并適應那個時代主題需要的具有鮮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屬性和時代屬性的哲學。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紅線”鮮明，它的無產階級等廣大勞動人民求解放斗爭的有關內容（價值導向）突出，并與其所處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需要相適應。其次，它有一個正確的出發點或邏輯起點，即從物質出發。哲學體系的邏輯起點決定一種哲學思維的視角，體現一種哲學思想的性質。而物質包括自然物和人類物兩大類。由其教科書內容可知，它的唯物論實際上是自然唯物論，是從自然物質出發（人類時刻身處自然物之中），它的唯物史觀是從社會存在即從人及其實踐（物質生產實踐）出發，這樣就確保了整個體系的唯物主義性質，為整個體系奠定了科學基礎（只是它的世界觀及其人類觀的兩個出發點沒有統一起來）。同時，它有明確的對象（整個世界觀）和與對象相一致的基本正確并且相對完整的原理，即它由自然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唯物史觀等基本部分構成，其結構的深層邏輯如：從自然唯物論到唯物史觀；從立場（唯物論）、方法（辯證法）和認識（論）世界到改造世界（唯物史觀——它就是研究人類共同體及其實踐活動的規律和方法）；其自然唯物論、唯物史觀和認識論三塊雖各有不同但又由具有普遍意義的辯證法把它們融通起來，這些邏輯機理是正確的，并且各部分內部也系統化，內容也基本正確，因而其整個理論體系就是基本反映并符合現實世界的，是基本科學的。總之，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性質、科學性、合理性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其模式至今難以完全突破就是對其正確的一個證明。當然，蘇聯哲學教科書的結構等還主要是以問題式表現的，還不能完全從邏輯上去理解，其不足和缺失也是明顯的。如其哲學名稱和大體系的兩分式就是一種不合理，辯證唯物主義是（恩格斯）從本質特征上給予的一種界定，歷史唯物主義是恩格斯從領域區別上給予的一種界定，它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普遍與特殊或總與分的關系，把它們并列起來就不合理。但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在其總名中有所提及，也是可以的（可修改統一的名稱）。對于有人指責它的“推廣說”，也必須有客觀全面的理解，在米丁、斯大林等人之前，把歷史唯物主義看作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舊的一般的（自然）唯物主義立場和方法研究歷史而來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合邏輯的，斯大林的“把辯證唯物主義推廣到歷史領域而形成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主要來源于米丁等人，而且斯大林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解釋也主要是著眼于其立場和方法上的含義。對于有關蘇聯哲學教科書的錯誤認識，陶富源[55]等人已給予了有力的批駁。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第四大階段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屬性大曲解，哲學史范圍人物亂擴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屬性的各種討論可參見張一兵[56]、胡大平[57]、王貴明[58]、孫亮[59]、彭志恩[60]等人的論述。歸結起來，各種新解釋主要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解釋模式如人本人道主義的、科學主義的、生態學的、甚至是“后馬克思主義”等解釋模式，“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派”、“哲學人文學派”，中國特色的“實踐唯物主義”，各種“馬恩對立或異質論”形式等。這些新解釋的核心就是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或辯證（自然和歷史）唯物主義。對于各種反對派，辯證唯物派給予了批判，孫亮的論文也從文本依據和價值導向上給予了批判。其實，“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種解釋模式就是運用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抓住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的某些個別方面（包括馬克思早期思想），進行“以偏概全”的錯誤解釋。空洞的“實踐哲學”、“人本哲學”、“實踐唯物主義”等其實就是一種“表子實踐哲學”、“表子人本哲學”、“表子唯物主義”，因為它們不明白人及其"實踐”的真實所在、基本形式及其界分和性質等等。而實踐就是人的一種客觀存在方式，包括共同體實踐和個人實踐，實踐的基本形式包括物質生產實踐、人口生產實踐、公共組織交往實踐、文化實踐等各種類實踐，它們早就是唯物史觀的研究對象。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范圍人物的亂擴展集中表現在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哲學”、“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概念、范圍、人物的界定上，并把它們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表現。這種情況表現在一系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科書中，如何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上下卷）[61]。事實上，它們大都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紅線”，特別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為無產階級等廣大勞動人民求解放服務的價值導向，它們已經變成了為資本服務（至多是對資本的“表批判”）和學院學問派，它們大都不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屬性。它們的這種屬性可從一系列論文對它們本來面面目的闡述中得到證明，如李忠尚[62]、易顯飛[63]、于永成和賀來[64]等人的論文。它們這幾種形式哲學的一體性也可以從一系列論文的論述中得到證明，如羅騫[65]、何萍[66]的論文。總之，這幾種形式的哲學基本上是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修正主義形式”或“外部影響形式”范疇。

　　在其第四大發展階段，中國1976年前的無產階級哲學如毛澤東哲學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表現。但在本階段50年代特別是1976年以后，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實踐出現了歷史性的大曲折，因此至今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沒有獲得充分地發展，它的第二個大發展時期還沒有真正到來。相反，它的“修正主義形式”或“外部影響形式”卻獲得了廣泛的發展。這正反兩方面的情況表明，必須盡快總結本階段馬克思主義哲學曲折發展的合理因素，貫串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紅線”，大力開拓創新，促成它的第二個大發展形式的到來。

　　簡單地說，本階段哲學曲折發展中的可取之點主要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上有進步的因素，如把實踐概念納入到本體論范疇，對階級概念的理解結合實踐中的變化有所補充等；在哲學研究領域上，獲得了擴大，如新興的價值哲學等；在哲學體系建構上，經驗教訓豐富。例如，根據袁貴仁和楊耕[67]關于國內哲學教學體系改革方面的陳述，經過分析可知，高清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1980年代出版），從認識出發，以意識與存在的關系這一認識活動的基本矛盾為基本線索，由客體——主體——主體與客體統一的順序而結構。它因其起點而唯心主義，并且其自然界、社會歷史、人類意識思維三界無標題分別（自然界也丟失，因為自然界是無主體的），它是一個非唯物主義哲學體系。辛敬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導論》（1991年版），從實踐出發，以實踐為基點統一自然觀、歷史觀、意識認識論等。它因其實踐只是人的一種運動，實踐的構成因素復雜（如有主觀因素）和形式多樣，實踐不可能成為一個邏輯起點，實踐在世界中而不是世界在實踐中，世界統一于物質性， 而不是統一于實踐，它是一個非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陳晏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高級教程》（2001年及2017年修訂版），從哲學思維范式出發，以必然與自由的關系為基本線索，由實踐伴生辯證法、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真善美。它因其起點而唯心主義，是一個非唯物主義體系。對于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改革，曹典順[68]等人把它歸結為四種類型：從“物質本體論”出發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范式；從核心范疇“實踐”出發的“實踐唯物主義”范式；從“主客統一”的認識論出發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范式；從“思想主題”的內涵出發的“歷史唯物主義”范式。由此看來，只要不是從物質（自然物和人及其生產實踐）出發的哲學體系，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那些從物質出發的哲學體系，其內容結構基本上沒有突破蘇聯50年代以后哲學教科書模式，而且其內容邏輯上還存在諸多的不合理與錯誤，如黃枬森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構建》[69]中的把“人學”單列為一大塊就不成立，因為唯物史觀就是共同體意義上的最大的人學。馬工程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70]中，實踐范疇仍然不在“世界的物質統一性”章節內，它的本體論不健全。尤其是這些所有的哲學體系建構都缺失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它的價值導向，即都缺失了科學的當今國內國際的時代本質觀和無產階級解放觀。當然，也有人對這些哲學體系建構的經驗教訓做了一些總結，如蔣昌和[71]等人。

　　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2016年出版的拙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形態》[72]，該著或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個大發展形式的萌芽。該著的哲學名稱是：辯證（自然和人道）唯物主義。該著的框架結構：除緒論外，由本末篇（包括天道自然、人道有為、世界的多樣性統一和運動），常變篇（包括一般辯證法、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價值評價論），境界篇（包括生命的生存條件和境遇、主體自身改造、客體存在改造、生命境界）等“三大塊多小塊”組成，它貫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紅線”，又超越了其“紅線”，擴大了哲學的新領域，并在境界篇中科學地闡明了現時國內國際的時代本質觀和無產階級解放觀——社會資本主義（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兩種革命時代（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繼續革命而奮斗）。它建立了新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完整的本體論、唯物史觀和世界改造觀等，如人的原始性的許多個方面的概括都納入了本體論范疇且以實踐為基礎，它的歷史觀是實踐的主客體統一式的全新構架。一句話：該著的邏輯就是：物質及其運動，它的起點是物質（并重視人類物的特性），上篇世界的本質（即物質，自然物到人類物），中篇世界的運動（物質的運動，由一般到個別），下篇世界的改造（人世的改造，由主體到客體）。該著的哲學基礎基本理論有了一系列的創新發展，特別是其歷史觀（包括科學社會主義觀）方面有繼承性的較大發展，如在歷史觀的兩根支柱上，從社會客體與主體相結合的社會總體上繼承和拓展了毛澤東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把馬克思關于社會“三形態”和“五形態”理論提升和概括為“社會二重性（社會類形態和社會質形態）發展過程有機統一”規律等，由此科學地解釋歷史和現實，重新探討和指明未來。

　　總之，《自然哲學和辯證法》（舊名《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生形態初步定型的標志，它的成果“兩個結合”（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或思維觀的結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紅線”，并檢驗和推動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健康發展。它的新名同舊名相比，可以彌補傳統體系中缺失完整的辯證唯物自然觀，推動馬克思主義自然哲學學科的興起和發展，避免原來的自然辯證法學科定位的尷尬、爭議和局限等。

　　注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2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6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⑨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9—580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2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3—464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2—543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5—556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4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1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41—542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756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756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521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2014 年第503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639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34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457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534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301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2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229 頁。

　　?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5頁。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5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3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603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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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趙玉蘭：《MEGA1視域下〈自然辯證法〉文本的確立》，《國外理論動態》2022年第3期。

　　[24]  李達順、陳有進：《新校重編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評介》，《自然辯證法通訊》1985年第3期。

　　[25]  林萬和：《關于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的幾個問題》（下），《教學與研究》1962年第1期。

　　[26]  杜鎮遠：《重新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手稿》，《山西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27]  孫逸倩、丁心全：《〈自然辯證法〉寫作思想發展的試探》，《安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7年第4期。

　　[28]  張云飛：《從創作史看〈自然辯證法〉內容編排的文獻依據》，《自然辯證法研究》2015年11月。

　　[29]  徐蘭：《自然哲學研究概述》，《哲學動態》，1996年第11期。

　　[30]  童鷹：《論恩格斯的自然哲學觀》，《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年2期

　　[31]  張旭平：《自然哲學研究的意義與方法》，《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32]  安維復、匡勇兵《重溫自然哲學：文獻研究與當代進展》，《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

　　[33]  查汝強：《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自然哲學的對象》，《自然辯證法研究》1988年第6期。

　　[34]  伍正亮、梅宗奇：《馬克思主義也應有自己的自然哲學》，《江蘇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35]  周林東：《解讀“自然辯證法”》，《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1年第9期。

　　[36]  吳苑華、吳妍林：《被祛除誤讀而走向澄明的恩格斯 ——論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身份》，《理論探討》2019年第6期。

　　[37]  周承友：《恩格斯引導馬克思完成的馬克思主義》，《烏有之鄉網刊》（歷史視野）2020年12月1日。

　　[38]  龔榆：《唯物史觀的創建:恩格斯是給予者,馬克思是承受著》，《馬克思主義來源研究論叢》第20輯  商務印書館2000年2月。

　　[39]  覃正愛、郭江勇: 《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貢獻新論》，《江漢論壇》2020 年第 2 期。

　　[40]  段迎暉: 《恩格斯對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獨特貢獻》，《蘭州學刊》2008 年第 8 期。

　　[41]  李文匯：《青年馬克思辯證自然觀發展中的兩次質變及其意義》，《中州學刊》2020年第4期。

　　[42]  黃枬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道路》，《哲學研究》2003年第2期。

　　[43]  孫樂強：《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

　　[44]  張三萍：《恩格斯與馬克思哲學思想差異論評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3期。

　　[45]  孔德臣、姜迎春：《1995年以來中國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關系重大問題研究述評》，《湖北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46]  侯惠勤：《恩格斯: 馬克思哲學守正創新第一人》，《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0期。

　　[47]  袁銀傳：《論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內在一致性及其當代啟示》，《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1期。

　　[48]  任平：《論恩格斯創立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偉大貢獻及其當代意義》，《江海學刊》2021年第4期。

　　[49]  郭大俊：《恩格斯與辯證唯物主義體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

　　[50]  薛文華、李樹申：《全面評價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吉林師大學報》1980年第1期。

　　[51]  吳國光:《論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關系》，《學術月刊》1983年第10期。

　　[52]  安啟念：《關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幾個問題》，《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11期。

　　[53]  趙綏生：《列寧對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形成的影響初探》，《理論界》2010年第2期。

　　[54]  魯克儉、施夢：《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的早期建構及其反思》，《哲學動態》2017年第7期。

　　[55]  陶富源：《走出以往“哲學教科書”批判的誤區》，《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5期。

　　[56]  張一兵：《五大解讀模式：從青年馬克思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6年第2期。

　　[57]  胡大平：《重新闡釋馬克思的三個理論模式》，《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58]  王貴明：《再評劉放桐的馬克思、恩格斯進步—退步論》，《河北學刊》2010年第4期。

　　[59]  孫亮：《詮釋文本的定位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范式的轉型》，《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

　　[60]  彭志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國內學術界40年研究概略和述評》，《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9年第3期。

　　[61]  何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上下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62]  李忠尚：《評“新馬克思主義”關于恩格斯與馬克思對立的觀點》，《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1期。

　　[63]  易顯飛：《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恩格斯哲學評價的歷史演變及“理論浮夸”》，《學術前沿》2022年11月上。

　　[64]  于永成、賀來：《改革開放40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65]  羅騫：《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我國哲學學科的影響》，《社會科學輯刊》2019年第4期。

　　[66]  何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的形成及其特點》，《學習與探索》2022 年第5期。

　　[67]  袁貴仁、楊耕：《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下），《哲學研究》2011年第11期。

　　[68]  曹典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范式研究》，《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輯刊2012年。

　　[69]  黃枬森：《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當代構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1日。

　　[70]  馬克思主義哲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1日。

　　[71]  蔣昌和：《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應加強相關理論研究》，《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5期。

　　[72]  周承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形態》，中國文化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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