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在《烏有之鄉》網刊上看到鐘建民的文章，題為《講講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與按勞分配》。此文開頭引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832頁中的一段論述：“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經他一番論述，最終竟得出這樣的結論：“把生產資料公有制當作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核心和重點，只是一個誤區”，并將此作為該文的提要。這個觀點是獨特的，但我認為，這并不正確。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核心和重點才恰恰是誤區，是對馬克思關于所有制問題的那段話本意的曲解。

　　誠如該文所說：“所有制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概念，是進入社會主義經濟學大門的必要前提。因此，對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有重點研究和反復討論的必要。”我寫作本文，與鐘建民商榷，也是基于這個目的。

　　一、研究所有制問題，必須基于對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

　　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生產力是指人們利用、改造和適應自然實際進行生產活動的能力，表明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表現為人們進行生產實踐活動的結果，即生產勞動的產品。生產力的三要素是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包括三方面：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通常簡稱所有制是指一定社會中由什么階級、階層、社會集團或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和基礎，對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后兩方面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鞏固、變革和發展也起到反作用。它決定著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這是人類社會基本經濟規律之一。生產關系尤其是作為其基礎和核心的所有制取決于社會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歷史上曾依次出現過原始公社公有制、奴隸主私有制、封建地主階級私有制、資產階級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制五種主要所有制形態。在某個時期一個國家中通常不是只有一種所有制，會有多種所有制存在，構成一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社會所有制總體體結構形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了這個國家的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指社會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矛盾主體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和社會勢力的地位和功能，是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的性質和特色的反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人類社會又一基本經濟規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鞏固、變革和發展也起到反作用。所有權制度是階級社會中所有制關系的主要法律反映，它們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因此，所有制問題無疑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核心。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變革，是所有制問題的重點。在資本主義社會，如《共產黨宣言》所說：“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 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當時的發展程度怎樣。”并明確的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

　　正是基于馬克思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理論，中國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后，沒收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資本，在創建了全民所有制的國營工商業的基礎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進而形成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沿襲至今。改革開放以后，基于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充分利用國內外比較優勢，加快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實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規定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即允許私有制經濟依法合理發展，但整個國民經濟仍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原則前提，在實際執行中注意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和計劃指導，注重發揮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如今，中國改革開放正在進入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階段，但是萬變不離其衷，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

　　如上所述，從理論到實踐都說明，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核心和重點，過去、現在始終未變。將來，進入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公有化程度只會越來越高，直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徹底消滅私有制，實行全面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

　　二、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

　　鐘建民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話分為三段，他認為馬克思指明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有三點：“第一，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第二，是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第三，是重新立個人所有制。”

　　這里涉及到三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會不會重新建立么私有制？第三，社會主義所有制是是一種個人所有制嗎？所謂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是什么？

　　第一，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

　　鐘建民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第二個基本特征：“是在協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基礎上”。只是他沒有明確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事實上，社會主義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根本區別就是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在中國，有全民所有制（國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正是由于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并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勞動人民成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決定了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是自主勞動者的協作關系。馬克思原話開始提到的“協作”，就指明了這一點，這也是社會主義生產活動的重要特征，這也商[鐘建民大概是為了強調生產活動的個體所有，沒有提及），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決定了產品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馬克思原話中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前面還加了一個定語“靠勞動本身生產的”。這正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并由此形成的公有資本積累的特點，也是與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并由此形成的私有資本積累的根本區別。資產階級私有制的生產資料，在資本形態上即私有資本，除最初的原始積累外，主要是靠剝削勞動者作為勞動力因素進行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存在決定了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到是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剝削者，工人階級只是為剝削者生產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者，產品分配方式是以資產階級的按資分配為主，工人階級得到的只是其為提供剩余價值而付出低廉的勞動力價值，這與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按勞分配本質不同。國此，《共產黨宣言》作出了這樣的論斷：“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對此，鐘建民的文章中雖然有所提及，卻輕描淡寫地僅僅說成：“資本主義制度的重點就是體現資產者對個人利益的要求一一即對資產所有權的利益要求”，而沒有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重點和核心是資產階級最大程度地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眾所周知，剩余價值規律正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至于生產資料的個體私有制，也屬于私有制。如果個人或合伙人占有生產資料，在資本形態上也是一種私有資本，除自己勞動外，還雇傭勞動者，生產資料的個體私有制所決定的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了類似資產階級私有制條件下的特征。

　　第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可能重新建立私有制

　　鐘建民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第一個基本特征“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這在理論上不確切，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不相符。

　　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正因為如此，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列寧曾提出并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允許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恩格斯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有其發展階段。毛主席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這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就是目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二個階段，“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就是將來的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占絕對主體地位，私有制趨于消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由于社會以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優越性，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更有利于在當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集中力量辦大事，依靠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勤儉建國，中國建成了獨立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國防體系，開啟了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的進程。但是現實也使我們認識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及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階段，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運行。改革開放前長期被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封鎖，與基本上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世界市場隔離，與發達國家相比，現實生產力水平較低。由于一個國家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生產力是一種既得的力量，現實生產力水平是客觀存在的，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在目前條件下，除生產資料公有制外，其他所有制也能對生產力發展提供一個或大或小的空間。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化水平過高，幾乎消滅了私有制，雖然先進，但只適用于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即社會主義的中、高級階段。為了更快拉動中國整個國民經濟這輛大車，迅速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只要目標一致，多匹馬總比一匹馬好。因此，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據此，改革開放后，中國決定實行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多種所有制包括公有制、私有制以及包含公有制、私有制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私有制分兩大類，一類是國內、外國和港澳臺私有資本建立的獨資或合資的私有企業，其性質實際上資產階級私有制，另一類是個體工商戶、個體企業、合伙企業，其性質是個體私有制。混合所有制由于公有（國有或集體）資本與私有資本投資比例不同，經營由投資比例高的一方控制.者。這樣混合所有制企業，就有公有控股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或集體控制企業）與私有控股企業之分，前者具有更多的公有制企業的特征，后者具有更多的私有制企業的特征。這就是說，相對于改革開放前實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主體地位，私有制趨于消亡的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來說，這是重新建立了私有制，與鐘建民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第一個基本特征“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恰恰不相符合。

　　對于改革開放后重新出現私有制，改革開放前經過公私合營民族資產階級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現在又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成為剝削者。有人認為是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其實，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采用公有化程度不同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分別應用于現實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同的工業和農業，就是一種創新。而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后，將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實行三級所有，先后從公社為基礎、生產大隊為基礎調整到以生產隊為基礎，也是考慮了這個因素。在實行公私合營后，1956年12月，毛主席在《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中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由此可見，毛主席也曾有過允許私有制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存在，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設想。

　　由于重新建立了私有制，改革開放后與改革開放前相比，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雖然仍以公有制為主體，但公有化程度降低了。有人認為是倒退，但如前所述這種改革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實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客觀條件下，是符合生產關系一定要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的。在所有制變革上退一步——公有化程度降低是為了進兩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正是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中所強調的。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在這種新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下，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問題上，經過反復實踐，在黨的十八上形成了了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及由此 形成的生產關系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加上擴大開放，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借鑒國外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又發揮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國國民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主要表現有：1、中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實現了歷史性躍升。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1。02萬億元，折合18萬億美元，是美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25.46萬億美元的的72%，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于兩國貨幣實際購買力不同，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就已達到21萬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8萬億美元，202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8.90萬億美元，仍超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5.46萬億美元，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除國內生產總值之外，2022年中國共他反映國家經濟總量的重要指標：國民總收入達到19.72萬億元。一般公共預算達到20.37萬億元，支出達到26.06萬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57.95萬億元；全國全部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年末達到264.4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年末達到219.1萬億元；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3.09萬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55%，居世界第二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共資助5.19萬個項目。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這一切意味著中國發展基礎更牢、發展質量更優、發展動力更為充沛，意味著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空間廣且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終保持著，更加接近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2、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并且是全球唯一具有最為獨立完整體系的制造業大國。2022年，全國工業增加值達到40.16萬億元，工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44.4%，造業，采礦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全面增長。中國現在享有“世界工廠”和“基建狂魔”之美稱，制造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等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最發達國家組成的“七國集團”制造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之和。中國基礎設施日益完善。2022年，全國建筑業增加值8.34萬億元。交通郵電、物流網絡功能齊全強大，遍布全國城鄉。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15.5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營業里程4.2萬公里，在全世界遙遙領先。機場、港口、水利、能源等設施建設也取得重大成就。2022年，全年貨物運輸總量達到506億噸，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157億噸。同時，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工業互聯網已經廣泛融入45個國民經濟大類，迅速而穩步地跨入了數字經濟時代。3、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數量猛增。營商環境不斷改善，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穩步實施，高標準市場體系加快建設。2022年末，全國登記在冊市場主體總數近1.7億戶，其中企業5600萬戶，個體工商戶11400萬戶。這些企業中成長出一批規模大、實力強的特大型企業，成為行業龍頭和市場經濟骨干。在2021年世界500強企業中，近年來，上榜的中國企業數量持續增長，先后超越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并在2019年達到129家，首次超越美國，2021年上榜數量145家再創新高，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上榜中國企業經營狀況良好銷售收入；利潤、收益率均超過世界500強平均水平。4、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69萬元，中位數為3.14萬元，連年穩定增長并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3萬元，中位數為4.51萬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萬元，中位數為1.77萬元。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萬元。改革開放以來，從1994年至2020年，中國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96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化問題。2022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97萬億元。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升，做到了衣食住行大改善，生教病老有保障。。糧食生產實現了“十九年連豐”，連續8年穩定在6.5億噸以上，2022年達到6.87億噸。截至2000年末，全國城鎮和鄉村居民住宅建筑存量面積分別為347.55億平方米和272.67億平方米。人均居住的住房建筑面積，城鎮居民達到38.5平方米，鄉村居民達到53.5平方米，2022年末全國民用汽車保有量達到3.19億輛，全年旅客運輸總量達到56億人次。現代通信設施進入家庭，全國電話用戶總數達到18.63億戶，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119.2部/百人。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5.90億戶，蜂窩物聯網終端用戶18.45億戶，互聯網上網人數10.67億人，互聯網普及率75.6%。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3.97萬億元，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27.2%。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為30.5%，達到國際公認的富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更健全。2022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03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50億人，增加155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13.46億人，參加失業保險人數2.38億人，參加工傷保險人數2.91億人，參加生育保險人數2.46億人，年末全國共有683萬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349萬人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435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年末全國共有各類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務機構4.3萬個，年末共有社區服務中心2.9萬個，社區服務站50.9萬個。教衛文體事業齊發展。中國基本上消除了文盲，在全國普及了小學、初中八年制教育，不少地區爭相普及幼兒園和高中教育。高等教育也進入了普及的階段。2022年全國在學研究生365.4萬人，畢業生86.2萬人。普通、職業本專科在校生3659.4萬人，畢業生967.3萬人。兩項畢業生相加，共1053.5萬人，比當年新出生人口956萬人還多。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1784.7萬人，畢業生519.2萬人。普通高中在校生2713.9萬人，畢業生萬人824.1萬人。初中招生在校生5120.6萬人，畢業生1623.9萬人。普通小學在校生10732.0萬人，畢業生1740.6萬人。特殊教育在校生91.9萬人，畢業生15.9萬人。學前教育在園幼兒4627.5萬人。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5.5%，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91.6%。2022年末，全國共有醫療衛生機構103.3萬個，其中醫院3.7萬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98.0萬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1.3萬個，年末衛生技術人員1155萬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975萬張。全國文化和旅游系統共有藝術表演團體2023個。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3303個，文化館3503個。有線電視實際用戶1.99億戶，廣播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接近100%，年末全國共有體育場地422.7萬個，體育場地面積37.0億平方米，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62平方米。、2022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2歲，比美國高2歲。5、中國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穩步推進，就業結構發生巨大改變。2022年末全國常住人口14.12億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9.21億人，鄉村常住人口4.91億人。城鎮化率達到65.22%。全國就業人員7.34億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59億人，鄉村就業人口2.75億人，分別占62.6%和37.4%。全員勞動生產率達到1.53萬元/人。全年農民工總量2.96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24億人；外出農民工1.72億人。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斷縮小。6、中國已經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引領者。2022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42.07萬億元，其中，出口23.96萬億元，進口18.10萬億元，貨物貿易順差5.86萬億元。其中，機電產品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9.1%。全年服務進出口總額5.98萬億元，其中，出口2.85萬億元，進口3.13萬億元。全年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1169億美元，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1550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6萬人。2022年年末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13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一。中國繼續成為全球投資興業的熱土，2022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3.85萬家，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891億美元。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在30%以上，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發起和引領的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等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擁護，紛紛要求加入，與上百個國家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與各國發展戰略相連接并積極實施成果豐碩，與東盟、非盟、歐盟、阿盟、拉美共同體等地區性國際組織建立了合作關系，積極參與聯合國及所屬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活動，并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面向全球的《安全倡議》和《發展倡議》，打破美國與其同盟和仆從國基于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利益制定的規則所控制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建立新的推動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的國際的規則和秩序。

　　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民營經濟的功不可沒。中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近年來，為充分肯定民營經濟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有一種說法，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稅收、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企業數量。2022年全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是121萬億元，全國全年城鎮就業人員479796萬人。據此測算，民營企業貢獻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2萬億元以上，民營企業貢獻的城鎮勞動就業，達到38300萬人以上。此外，據估算，在個體工商戶的城鄉就業人員至少共有27000多萬人。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民營經濟是相對于國有經濟而言。因此，民營經濟不僅包括私有制經濟——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個體私有制經濟，而且包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就把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及其經濟成分的性質和界限混淆了。如果認為民營經濟就是指私有制經濟，顯然夸大了私有制經濟的貢獻，盡管在民營經濟的貢獻中，私有制經濟尤其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的貢獻是最大的。另外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的貢獻，還要加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貢獻，2022年它們貢獻了國內生產總值共約4000多萬元、城鎮勞動就業共約200多萬人。

　　中國現行法律、政策性文件都將經濟類型劃分成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兩大類，國家統計局則是在這種劃分的基礎上再細分經濟單位種類，并無完整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綜合數據。從嚴格意義上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加上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兩者構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才是民有、民管、民享的名符其實的民營經濟。私有制經濟私有、私管、私享稱為民營經濟名不符實。

　　第三，社會主義所有制并不是一種“個人所有制”

　　鐘建民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第三個基本特征“是重新立個人所有制。”他斷言：“社會主義所有制是一種個人所有制”。其理由是：“社會生產是由生產資料和生產勞動兩個方面構成的。既然社會主義這種個人所有制是以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為基礎的。那這里的個人所有制，就是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并進而斷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上的相同點都是個人所有，區別在于資本主義是資產的個體所有，是少數人的個體所有；社會主義則是勞動的個體所有，是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所有。”

　　鐘建民說：“社會生產是由生產資料和生產勞動兩個方面構成的”，既然這樣構成，生產資料可以個體所有，生產勞動也可以個體所有。資本主義是資產的個體所有，社會主義則是勞動的個體所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上的相同點都是個人所有，他這種推理過程似乎順理成章。

　　其實，將社會生產劃分成生產資料和生產勞動兩個方面這個前提并不正確，如前所述，根據對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社會生產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構成的。生產力是人們生產勞動的結果。生產力的三要素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構成生產資料。生產關系的三方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和基礎，決定著后兩方面，。正是由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決定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是自主勞動者、相互關系是協作關系；決定了產品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而資本主義所有制是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決定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是資產階級是資產私有者，工人階級只是出賣勞動力為資產階級生產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者、相互關系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決定了產品分配方式主要是資產階級之間按資分配，工人階級得到的只是出賣勞動力的價格。因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上并沒有什么相同點，倒是有根本的區別，前者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后者是資產階級私有制。

　　如果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生產活動上有什么相同點的話，相同點是都是社會化大生產，目前都處在商品經濟階段，以市場經濟體制運行。（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就包括這些），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資產和勞動，都不可能是完全是由個人或個體所有的，其所有權持有方式是具有社會性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只有一小部分是由資本家個人直接持有的，絕大部分是由資本家合資組成的股份制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間接共同持有的，還有很大一部分資產是由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整個資產階級利益間接持有的。而不少勞動者也會省吃儉用節省一些工資收入作為小投資者投資股份制企業，這也可以算個人間接持有資產。因此，鐘建民所說的“資本主義是資產的個體所有，是少數人的個體所有”的說法并不確切。

　　至于“社會主義則是勞動的個體所有，是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所有”的說法更成問題。人們的生產勞動離不開生產資料，歸根到底要受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支配。勞動者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從事生產勞動實踐必須具備由一定的知識、技術和經驗構成的勞動能力，這是勞動者的素質，也可以說是“勞動能力的個體所有”但這不等于“勞動的個體所有”。因為勞動者的勞動，總是為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者服務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下，工人階級是無產者，是雇傭勞動者，其勞動是為資產階級生產剩余價值服務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勞動只是一種勞動力因素，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勞動只是一種能夠用來使其他商品增值的特殊的勞動力商品，從這個角度說，勞動不是屬于勞動者個體所有的，而是屬于資產階級所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所有者，成了為自身服務的自主勞動者，是不是就實現了“勞動的個體所有”并且“是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所有”了呢？其實不然。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雖然意味著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等于勞動者的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將生產資料或將其折合成股份分給個人所有，為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服務，而是以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兩種形式由國家和集體經濟組織代表勞動者所有，不僅要用于滿足每個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更要滿足全體人民和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的集體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勞動者是取得了自主勞動者的地位，但由于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必須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和計劃調控，全國一盤棋，并對外開放，揚長避短，利用比較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可持續的發展，同時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的貢獻。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不是個人單干，而是馬克思所說的“協作”，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要有統一意志，自覺紀律，并能民主管理。這正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賦予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這個角度看，即便“勞動能力的個體所有”，勞動也不是個人所有的，而是國家、集體和個人共同所有的。斯大林曾經說過，社會主義就是集體主義，資本主義就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可以說是一針見血地說明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至于在觀念上，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奉行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如毛主席所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當然，這種工作也包括生產勞動。而對于如今17000多萬中國共產黨員和預備隊——中國共青團員來說，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將自己的知識、技術和經驗構成的勞動能力乃至鮮血和生命貢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更是本份。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恰恰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在如今宣傳社會主義是勞動的個體所有，是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所有，從理論和實踐上看都是荒謬的。

　　鐘建民將的文章的標題是《講講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與按勞分配》。他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那段話中“個人所有制”幾個字單獨抽出來，與按勞分配掛上鉤，是想要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按勞分配，是因為建立了“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他卻抹去了這段話中說得明明白白的前提：“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這就弄錯了因果關系，這里的“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顯然是指生產資料公有制，而“協作”是指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生產資料公有制與按勞分配之間才是因果關系，而不是什么“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與按勞分配之間的因果關系。所謂“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將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說成是個人所有的，說到底就是將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自主勞動者的勞動看作是一種勞動力商品，按勞分配只是一份貨一份錢，自主勞動者憑借勞動力商品在市場交易中得到的勞動力價格。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按勞分配與資產階級私有制下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雇傭勞動者的勞動力商品生產剩余價值后，按勞支付勞動力價格不是一模一樣了嗎？

　　鐘建民從社會主義是勞動的個體所有的觀點，引申到認定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不僅否定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特征，而且必然造成經濟理論的混亂。提到所有制，通常都是認為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并不是指什么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如果硬要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中尋找一種勉強符合他所說的生產勞動個體所有的現象，那只有是自己出資、完全由自己勞動而不雇工、自收自支的個體工商戶，他們屬于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形式，曾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否定，馬克思稱之為“第一個否定。”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與社會主義所有制不是一回事。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以社會化大生產為主要方式，個體工商戶的個體私有制經濟比不上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更比不上生產資料公有制，而且大都從事個體小生產、小商販，經不起風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只能起到拾漏補缺的作用。

　　不講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而說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并說社會主義則是勞動的個體所有，是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所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上的相同點都是個人所有。很容易讓人誤解社會主義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即個體私有制，從而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有和集體資產分拆成個人私有資產，化公為私，搞全面私有化，最終讓資產階級私有制攻城略地，大行其道，造成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在這方面。蘇聯解體后在俄羅斯國內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為我們提供了深刻教訓，當時他們采實行“休克療法“措施之一是將原先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股份化，然而將股份平均分配給每個職工，這種做法貌似公平，但每個職工手中股份很少，對企業并無控制權。這時，蘇聯解體前養肥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便利用個人財力收購職工的股份，將國有企業變成了私有企業。國外壟斷資本也借機主義在俄羅斯全面復辟。從此，俄羅斯國民經濟一蹶不振，至今全國國民生產總值還不如中國廣東省。對此，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痛心疾首，一再呼吁：根本解決俄羅斯發展問題，只有重新走社會主義道路。

　　三、正確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那段話的本意，并應用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

　　鐘建民文章的標題是《講講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與按勞分配》。他的出發點是好的，是想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那段話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根據，只是平生枝節，將馬大批進入俄羅斯國內進行收購，最終控制了俄羅斯經濟命脈的主要企業和行業，促成了資本克思的“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中的“個人所有制”理解為所謂“生產勞動的個人所有制”并將其說成這就是社會主義所有制，進而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所有制上的相同點是個人所有”并在文章最后大聲疾呼：“把生產資料公有制當作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核心和重點，只是一個誤區！”如前所述，此見解貌似新穎，非同一般，其實弄巧成拙，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與客觀現實情況不符。現在的問題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那段話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應用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下文想介紹一下本人對此接觸、理解和探討的過程，僅供參考，不當之處，謹聽指教。

　　早在2001年2月，我在通讀馬克思《資本論》的過程中便讀到了馬克思在其中所說的那段話，深感耳目一新。當時，我理解馬克思的本意是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決定的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生產資料協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如果說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對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第一次改革，那么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對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第二次改革。

　　于是，聯系當時中國國有企業必革的實際，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國有企業民營論——對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的思考》刊載于《技術經濟》2002年第2期，并曾寫成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提出的對十五計劃的建議《實行公有制實現形式的轉變——十五計劃在改革問題上思路應當突破》，2001年4月1日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發來公函表示感謝。后來，此文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中國未來研究會確定為2003年5月召開的“中國世貿國際論壇（2003）曁中國入世后回顧與展望學術討論會”的宣讀論文。至今22多年過去了，最近我在百度網用文章標題搜索了一下，發現現在不少網站上還能檢索到原文，看來還有一點價值。全文如下：

　　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努力把握新形勢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加強對經濟工作重大關系的研究，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努力擴大改革和脫困成果，堅忍不拔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

　　江澤民同志指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生產關系的問題。我國經濟取得發展，當然要靠新的生產要素投入，但更重要的，是要靠深化改革和體制創新，把現有生產要素的潛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并真正提高新投入的生產要素的效率，從根本上改善國民經濟的運行質量。在這方面，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尤為重要。

　　歷史——我國國有企業的形成和沿革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經過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奪取全國政權，為建立公有制創造了政治前提。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沒收官僚壟斷資本，建立了全民所有制；改造民族資本，通過和平贖買，將其逐步轉化為全民所有制；通過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改造個體所有制，建立了集體所有制。經過社會主義建設，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迅速發展。

　　但是，由于缺乏經驗，在所有制問題上，也有一些缺點和偏差。主要表現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變化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等。尤其表現在不顧生產力實際狀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人為拔高公有化比重和公有化程度，過度限制非公有制發展。改革前，在我國國民經濟總量中，公有制經濟占90%以上，其中全民所有制經濟占70%以上。基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一般采取國家所有制”的認識，全民所有制企業（當時稱之為國營企業，后來才稱之為國有企業）由政府直接經營。集體所有制企業則向全民所有制企業看齊，力求從“小集體” 過渡為“大集體”。集體企業經營方式，與國有企業差不多。個體經濟受到排斥，私營經濟則在消滅之列。這種高度集中的所有制結構和經營體制忽視了我國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低、不平衡和多層次的實際狀況，結果只會阻礙經濟發展，造成資源浪費。

　　在改革中，我們認識到，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全民所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經濟除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外，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公有成份；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全民所有制的主導作用應主要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上。其于這種認識，我們加快了混合所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它們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的比重愈來愈大。據1997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 1995年與1985年相比，在全國工業資產總額中的比重,公有工業從98.6%下降到77.5%,其中國有企業從74.6%下降到53.7%,而個體工業則從0.5%上升到1.0%,私營工業從0上升到1.9%,股份制工業從0.2%上升到5.0%。在全部工業中，鄉鎮工業從12.0%上升到20.3%,三資工業從0.2%上升到16.2%。

　　在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同時，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也進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我們把增強企業活力作為中心環節，擴大企業自主權和職工民主管理權利；接著，我們全面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實行國家對企業的最終所有權、資產運營權與企業的獨立經營權分離，確立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與此同時，在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中，各類國有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分別進行扭虧增盈、改制重組、兼并聯合或退出淘汰。

　　現狀——還是要在體制創新上做文章

　　經過前一階段改革實踐，國有企業面貌發生了較顯著的變化。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和三年脫困的目標基本實現，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和經濟效益全面提高，推動整個國民經濟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呈現出積極的變化和重要的轉機。但是，應當看到，國有企業的體制障礙仍然顯得非常突出。例如：

　　國有企業資產運行效益低下。目前，國有企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量的貢獻僅為20%，占用的資源卻超過60%。國有企業的資本利潤率，仍低于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

　　國有資產存量流動性差。我國國有資產存量巨大。國有工業固定資產有9.6萬億元，還有6萬多億國有房地產，加在一起有近16萬億元。在現行體制下，它們分散呆滯在大小國有企業中低效率運行，造成資源嚴重浪費。

　　國有企業在國有資產上吃大鍋飯。目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主要由政府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承擔。企業領導者的任期是一定的，資產保值增值卻是長遠艱苦開拓積累的過程。現行體制往往剌激企業領導者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熱衷于“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之類。企業資產一旦發生嚴重貶值，即使對企業領導者給予處分，也難以挽回損失。在企業中長期工作的多數職工，不能從國有資產增值中獲得相應回報，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失去了群眾基礎。

　　現代企業制度建立進展不快。許多國有企業雖已進行公司制改革，但由于民有股份比例較低，實際上還是政府說了算數，難以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部份大中型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行業的國有企業，被改制成國有獨資公司，沒有民有股份，更失去了公眾從企業內部監督的機制。

　　國有企業分配制度改革不夠完善。雖然企業工資制度日益合理化，也已提出對技術成果、經營業績試行股權分配，但未能普遍推行。還沒有如實地把包括人力資源、勞動技能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看成是無形資產，參與股權分配。國有企業中的多數職工不能分享到因自己的勤奮勞動使國有資產增值帶來的成果而先富起來，真正先富起來卻是非公有制企業的業主們，社會個人收入水平兩極分化，必然影響社會公平和企業效率。

　　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給國有企業造成沉重負擔。城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體系，從長遠看，是將國有企業從“企業辦社會”的困境中解放出來，但在目前，各項基金的繳納給國有企業造成沉重負擔。而從表面上看，國有企業職工享受到的實際保障水平有所降低，遇到非常變故時個人支出大大增加。在現行體制下，國有企業職工的未來收入預期不高，未來支出潛在風險較大，勢必影響其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給擴大社會需求，推動經濟發展戰略的實現造成阻力。

　　國有企業體制上的弊端也影響了政府職能的轉換。不少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運營權尚未轉到按企業原則運行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仍然掌握在政府行政部門。行政部門就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社會目標而偏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利潤最大化原則 ，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異化或出現非市場化趨勢。同時，由于這種聯系和現行體制漏洞，為少數行政官員插手國有企業以權謀私進行尋租創造了客觀條件。近幾年，貪污盜竊國有資產、受賄行賄成萬上億的案件層出不窮，就是實例。

　　國有企業體制改革還提出了內在動力問題。隨著改革進行，必然涉及人們原有利益調整；要使改革深化，必須給大多數人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才能得到人們擁護。而現在對于相當多的國有企業職工來說，他們卻感到疑惑，因為許多改革措施是以犧牲普通職工利益為代價的，而一些國有企業為脫困而采取的職工下崗、失業等措施則好象是將他們一下子拋進了汪洋大海，感到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他們沒有企業主人的感覺，對企業進一步改革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

　　上述情況說明，國有企業還要進一步改革，仍然要在體制創新上做文章。

　　取向——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

　　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的取向應當是圍繞所有制問題，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即在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明確了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問題后，進一步解決國有企業“姓官姓民”問題。

　　國有企業民營化，這里的“民營”與目前所講的民營企業的“民營”的含義是不同的。

　　民營企業，通常是指非國有企業，包括集體企業和各種非公有制企業。

　　國有企業民營化，一是指國有企業資本中應當增加民有成份，特別是要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將國有企業變為國家持有一定比例資本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同時也可以將國有資本全部有償轉讓變為民有成份。這樣，我國企業實際上就全變成了民營企業，不過是有的企業具有國有成份（全民所有，另一種意義上的民有），有的企業不具有國有成份而已。二是指國有企業普遍進行股份公司制改造，采用這種國際通行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制度，進行集約化經營。與此同時，除個體企業和合伙企業外，集體企業和其他非公有制企業也普遍實行股份制改造。這樣，混合所有制將成為我國所有制結構的主要形式，股份公司制將成為我國各類企業的主要形式。這將使我國所有企業都能成為平等的市場主體，參加公平競爭，承擔社會義務。

　　國有企業民營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民主化”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資本家發行小面額股票，用股票代替部分工資，鼓勵工人購買股票，使廣大工人擁有少量股票，以此宣揚“資本民主化”，人人是企業的“主人”，不過是一種欺騙性作法，因為企業大權仍然掌握有控股權的大資本家手里，工人不能參與企業重大決策，不會改變雇傭勞動地位。而在社會義條件下實行國有企業民營化，承認勞動者個人所有權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代表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國家仍然掌握著主要企業資產的控制權，企業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可以更好地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地位，調動其積極性和創造力，從而真正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實際控制力，體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全民所有制的主導作用。

　　國有企業民營化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的“私有化”，也有本質區別。這些國家拋棄公有制，將企業的財產折成股份，平均分配給全體職工，每個職工只有少量股票，由于經濟崩潰、通貨膨脹，職工只能將手中的股票廉價出售給新生的資本家，倫為雇傭勞動者，從而重新形成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國有企業民營化，雖然國家減持和轉讓了部份股份，但并未放棄在主要企業的控制權，相反通過減持和轉讓所得的資金，國家還可以參股和控制新的企業。國家通過參與制，可以達到用較小的資本量控制更多的企業的目的，從而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在新形式下更快發展壯大。

　　基礎——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

　　國有企業民營化，不是一股意義上的國家所有、企業經營，而是必須進行所有權改革，在企業中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從而將國有企業改制成混合所有制企業，為企業民營奠定基礎。

　　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這并不是什么別出心裁的主張，馬克思早就提出過這種設想。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引自《資本論》第1卷第24章）

　　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但過去我們將國家所有制當成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實現形式，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企業，后來通過改革實行兩權分離，政府掌握國有資產所有權，企業具有法人財產權，但企業負責人由上級政府主管部門直接任命，只要對上負責；企業正常的經營管理仍不能不受到政府部門的行政干擾，出現官辦企業的種種弊病。在國有企業內部，勞動者對企業財產沒有直接所有權，也不能從自己對國家提供的積累中直接享有所有者的權益，這就缺乏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經濟基礎，很難真正實施民主管理，建立最有效的內在動力機制、約束機制和運轉機制。國此，可以說，目前在國有企業中全民所有制是虛擬化的。這種虛擬化一旦被壞人利用，國有企業就會成為私人提款機，變成事實上的私營企業。

　　在國有企業中，全民所有制能否實體化呢？比較現實的途徑就是按照馬克思在公有制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在國有企業中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

　　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可以通過企業外勞動者個人收入對企業的投資形成，更重要的，還應通過對企業內原有國有資產的分拆來形成。目前，我們已經承認創造發明、技術知識、經營才能是無形資產，可以折算成資本和產權；那么，我們就理應承認人力資源、勞動技能也是無形資產，尤其是當它們創造出超過本行業平均利潤率的超額利潤之后。這些超額利潤理論上應是無形資產的報酬，它們所形成的資本和產權應當返回給持有那些無形資產的企業內的勞動者個人。這一點通過對國有企業現有資產的評估是不難做到的。

　　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可以用按實際凈資產向職工出售國有資產的辦法，但僅限于此是不夠的，因為沒有考慮職工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歷史貢獻，會出現職工用自己的錢去買自己積累的財產的怪事，陷入“職工貢獻越大——企業凈資產越高——職工個人出資越多”的怪圈。例如，江蘇春蘭集團，是從一個虧損480萬元的企業起步的，目前已發展到總資產120億元，凈資產80億元，最近集團確定拿出12億元凈資產由職工個人出資購買，似乎對職工是一種優惠，其實，更應當考慮的是如何將增值的凈資產的一部分返回給企業職工。

　　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除對現有國有資產所有權進行分拆外，還應采取期權制等方式，使職工在未來通過自己對企業資產增值的貢獻，增加自己的股權，使其收入成為個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主要來源，在企業內本職工作中也能真正實現通過勤奮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并不是單純的福利措施，是在企業法人治理機構中給勞動者個人參與民主管理奠定經濟基礎，注入內在動力。持有個人所有權，也是有風險的。在企業凈資產貶值甚至虧損時，個人也要承擔連帶責任。但這也比現行體制中的企業領導者負盈不負虧、企業普通職工負虧不負盈合理得多。

　　形式——股份公司制是國有企業民營化的適宜形式

　　股份公司制是現代市場經濟造就的現代企業制度，本身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股份公司制，能完全體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征，能促進企業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根本轉變。它有利于靈活適應市場變化，建立起強有力的經營決策、計劃、控制、組織、監督和信息系統，有利于技術開發和管理創新，充分利用企業內外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取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并能較多地承擔各種社會責任。我國現有的多數股份公司在同行業中創造的驕人業績就是例子。

　　股份公司制作為一種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也可以成為我國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領導作用可通過在股份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和作用具體表現出來。

　　國有企業民營化可以利用股份公司制這種適宜形式，國有企業普遍參與股份公司制改造。在股份公司制企業中，各種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作為國有股份的持有者同其他股東一樣依法享有股東的權利、承擔股東的義務，從而發揮相應的作用。同時，企業要通過各種途徑增加民有股份比例。首先是通過對各種無形資產的測算，向公司職工分配或配售部分股份；其次是在公司職工中逐步實行各種類型的股份期權制，讓公司職工除工資、獎金外能依據其超額貢獻獲得股權獎勵；同時公司還可以向社會投資者包括法人機構和個人公開增發股份，從而將現有國有企業改造成由國家、社會法人機構、個人分別持有不同比例股份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在股份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可根據所在企業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性，并考慮國家的公共職能決定。可以控股，也可以不控股。即使在重要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中，也不妨有公眾參股；國有股權可以通過出售、贈與等轉讓方式減持；在一些國有小企業中，國有股權也可以通過轉讓逐步退出。

　　有國有股份的股份公司中，國有股權、勞動者個人股權分別代表著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實現了勞動者的勞動和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直接結合，企業真正變成了“全民所有”，也實現了馬克思在公有制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

　　好處——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優點

　　第一，國有企業切實做到政企分開。國有企業民營化后，企業就會真正取得法人財產權，建立起相對獨立的法人治理結構，從國營變為民營。即從姓官變為姓民。國有股權的行使者不再是行政官員，而是資產控股公司。這樣，就有效地實行了所有權、營運權和經營權三權分離，可以從體制上切斷官僚主義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擾。一方面，防止行政官員利用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的權力，以權謀私，進行尋租活動的腐敗行為；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行政官員忽視行政運行規律和經濟運行規律的差別，對企業經營的瞎指揮。同時，還可以防止唯利是圖的商業意識侵入行政行為。政府退出企業后，并沒有解除其經濟職能。它仍然可以加強服務，為企業改革和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環境。

　　第二，所有企業統一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我國現行經濟政策，各種所有制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取得、社會義務等方面是有區別的。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的這種權利和義務上的差別，不僅使企業得不到公平競爭的條件，造成許多變相的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造成企業鉆政策空子侵害國家和消費者利益的行為，而且嚴重影響了市場機制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功能的發揮。國有企業民營化，在全社會普遍實行混合所有制，采用股份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就可以對所有企業實行統一的國民待遇，讓所有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這必然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市場機制的形成。

　　第三，促進經濟貨幣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國一方面有近16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分散在大小國有企業中，使用效率不高，另一方面又有近9萬億元的儲蓄存款呆在銀行中，使用效率很低。使兩者溝通，國有企業民營化是一個辦法。它可以盤活國有資產存量，將其股份化后，通過適當的方法轉讓給國民，讓國民掌握和享有股權，就等于將其資本化，資本化可帶動貨幣發行，股權進入市場，進行合理流動，就能將經濟貨幣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推進到新高度。整個國民經濟將在資本的高速運動中獲益，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總量成倍增長。

　　第四，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所有制基礎。國有企業民營化，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是從知識經濟時代的實際出發，看待勞動價值和衡量勞動貢獻，在按直接勞動時間和有形勞動產品分配的基礎上，更強調按知識技術、經營才能、勞動能力、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由此對現行分配制度進行重大改革。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使我們將按勞分配用工資，將按各種生產要素分配用股權來衡量，有利于調動企業中各類員工的積極性，為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組織形式。同時讓員工享有股權，將他們為國有資產增值所作的貢獻部分返回，還可以從看得見的物質利益角度，為公眾參與進一步改革注入動力。

　　第五，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提供支持。最近，國家已經確定減持轉讓某些企業規定比例的國有股份，以其資金補充社會保險基金的不足。如果此項義務僅由目前少數國有控股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來承擔，可能負擔太重。國有企業民營化，讓更多國有控股公司共同承擔這項義務，酌情減持適當比例的國有股份，可能更合理一些。由于股份制改造造成的職工普遍持股，其股權分紅收入將會成為職工包括退休職工的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也是有力支持。

　　第六，配合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展開。國家要求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主線，邁出大的步伐，有新的起色。經濟結構調整就必須以企業為主體，緊緊依靠深化改革和體制創新。股份公司這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形式不僅可以包容國有企業，也可以包容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不僅適用于工業、建筑業，而且適用于大農業、大商業和其他服務業。便于進行資產的重組和流動，便于進行企業間的兼并和聯合。這種兼并和聯合，可以跨部門、跨地區、跨國界進行。可以根據國有企業的不同情況，實行優勝劣汰、有進有退的調整，做到進而有為，退而有序。

　　第七，便于企業體制進一步發展和創新。股份公司制可以適應不同行業、不同規模的、不同技術水平的企業，可以容納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也可以容納管理體制的不斷完善、發展和創新。從所有制變更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民營化可以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自然形成恰當的公有股權和民有股權的比例，而不必象目前這樣硬性規定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個私企業的比例，用整體出售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增加非公有制企業來調整這種比例，從而避免因企業勞動者地位的急劇變化而引起的種種弊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或變相流失。從長遠看，將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范圍內的國有股權和勞動者民有股權比例會不斷提高，最終實現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那將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

　　第八，利于企業更好吸收外資和對外開放。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國有企業的直接投資設置種種壁壘。國有企業民營化后，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都成為民營企業，加上股份公司便于資金合作的靈活機制，必然為今后更大規模地吸收外資創造條件。在我國加入WTO后更是如此。

　　寫過這篇文章后，我更認定所有制問題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關鍵問題，因此，從2001年至今22年來，始終密切關注這方面改革的動向，關注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變化趨勢，取得的成果和出現的問題，思考如何用進一步改革去解決這些問題的理論和方法。

　　我總的看法是，目前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從質的方面始終堅持著沒有改變，仍以公有制為主體，尤其是國有經濟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國有企業在國內私有化潮流的沖擊和國際霸權主義制裁的打壓下，負重前行，努力做大做強，提質增效。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相比，數量少，然而規模大，實力強，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可謂勞苦功高。

　　然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從一開始就不斷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沖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搞全盤西化。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這種傾向“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他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并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黨的十八大前，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有人鼓吹什么“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一私就靈”。將大批中小型國有企業用管理層向國家貸款收購的方式改制成私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接著又通過出讓土地和礦山等國有資源讓私有資本投機獲取暴利。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時鼓勵私有資本進入獲得控股權，并讓國內外私有資本大舉進入原先由國有企業經營的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國退民進”成為正道，只要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吸收私有資本成立國有控股企業，或兼并民營企業，就被說成是“國進民退”，“新的公私合營”而受到非議，集體企業也在遇到類似的命運。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領域的私有化趨勢勢一瀉千里。國內外資產階級相互響應，企圖搞全面私有化，自由市場化，經濟殖民化，改變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從根本上摧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完全背離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與鄧小平理論也是背道而馳的。

　　目前，我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在量的方面私有化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截至2018年末，全國共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企業法人單位1857萬個，其中國有企業7.2萬個，集體企業9.8萬個，股份合作企業2.5萬個，聯營企業0.7萬個，有限責任公司233.4萬個，股份有限公司19.7萬個，私營企業1561.4萬個，其他內資企業0.1萬個，港、澳、臺商投資企業11.9萬個，外商投資企業10.3萬個。這就是說全國共有公有制企業19.5萬個，占企業總數的1%；私有制企業1583.6萬個，占企業總數的85.3%。而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共253.8萬個，屬于混合所有制企業，其中有公有制經濟成分，也有私有制經濟成分。另外，還有個體工商戶6295.9個，屬于個體私有制。

　　如今，穩定和公平已經超過效率成為新時代我國國民經濟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如果解決不好，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我國國民經濟在將來遭遇國內外新的“黑天鵝”、“灰犀牛”時將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甚至于遭遇嚴重挫折，將過去的經濟增長成就一筆勾銷。這兩個主要問題是不能靠一味地、片面地發展私有制經濟來解決的，私有制經濟的短視逐利性和盲目擴張性決定了其對價格信號過分敏感，一旦市場價格出現意外波動，極易出現躁進或恐慌，引發投資和就業水平的劇烈震蕩。私有制經濟以追逐超額剩余價值為目標和在市場競爭中的叢林法則必然造成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這些根本缺陷可能成為國民經濟宏觀穩定性和社會不公平的致命短板。相反，公有制經濟更加注重社會效益，尤其是國有經濟能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和滿足人民需要，追求的是穩定投資和擴大就業等全局目標。它不僅不受價格信號偶然波動的影響，還能在國家的統一指導下平抑價格，成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可靠保障。國有企業對國內生產總值、技術創新的平均貢獻也較多，而且處于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命脈和國計民生、科技前沿的關鍵部門。在對外投資中也是主力，除承擔國家稅收外，還上繳部分利潤，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為人民群眾提供穩定的市場秩序和生活秩序。事實證明，在出現重大災變的非常時期，公有制經濟可以暫時拋棄效益目標，不計成本地投入救災抗疫物資的生產，極大地增強國家動員力。在平時，公有制經濟維持的糧食、能源和其他物資的儲備體系是國家安全建設不可缺少的部分；公有制經濟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科研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提供了保質保量的公共服務、智力資源，保證了我國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可以享受和平安寧的環境。這些是私有制經濟不愿做也做不到的。所謂“不管公有制、私有制，只要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就一好百好”的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公有制經濟搞垮了，搞沒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就成了一句空話，把公有制經濟搞垮，最終必然犯顛覆性的錯誤。

　　黨的十六大曾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在實際經濟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具體經濟工作部門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一說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積極性高漲，自稱要當“店小二”，為私營企業家保駕護航，甚至還要限制公有制成分發展，為非公有制騰出空間；一說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國有股“一股獨大”，改變企業國有控股的局面，增加私有制投資比例，取得控股地位，使其更具有私營企業色彩。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把自己當成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娘家人，公有制企業反倒成了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工作變得理不直、氣不壯。

　　因此，雖然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從質的方面還始終堅持著沒有改變，但仍無法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和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已經低于私有制經濟，尤其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并且還在繼續下降的勢頭。加上農村集體經濟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許多地方囿于個體小生產方式，難以得到迅速發展。對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說，資產階級私有制大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果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私有化的趨勢繼續下去。由量變到質變，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就會失去，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就不能發揮，而由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取而代之，國內外私有資本，沆瀣一氣，野蠻生長，為所欲為。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有人估計，十年后甚至不到十年，中國私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就會與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多少差別，甚至低于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那時，目前實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有可能發生質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會被摧毀。進而而影響到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走上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邪路。

　　可以看到伴隨著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兩個最為顯著的現象。

　　一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鄧小平早在對改革開放進行總體設計時就已經發出過警示。他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992年2月，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因此，他對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特別重視，反復論述。他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小平曾明確提出過二十世紀末要研究解決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問題的要求。然而，事與愿違，二十世紀末這個問題并未能提上重要議事日程。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遠遠超出了鄧小平的估量和判斷。目前，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是基尼指數——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基尼系數介于0-1之間，基尼系數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國際慣例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為警戒線；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中國基尼系數1978年為0.317，自1994年開始（除1999年外）越過0.4的警戒線，總體趨勢逐年上升，2004年超過了0.465。此后，中國國家統計局不再公布基尼系數。據經濟學者的估計。2006年達到0.496。2010年超過0.5。2021年有所下降，約為0.472。另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我國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國財富的45%，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財富僅為1.4%。據胡潤研究院公布的《2016中國高凈值人群出國需求與趨勢白皮書》顯示，截至2016年5月，中國大陸擁有約千萬富翁134萬人，億萬富翁有8.9萬人，有2056個家庭財富達到20億元以上，其中，10億美元富豪達到594人，領先于只有535人的美國。北京已超過紐約成為全球億萬富豪之都。而且中國的千萬富翁中的60%，約80萬人的目標是將三分之一財富布局海外，并計劃移民外國。2019年千萬富翁年增速超過10%，達到270萬人，比2018年1%的年增速比大幅加快。凈資產總額也增長了10%以上，達到26.6萬億美元。2019年，瑞士銀行公布消息，100個中國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合計人民幣7.8萬億元，而2018年末我國全部金融機構的儲戶存款僅為人民幣72.44萬億元，也就是說，這100個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已經超過了全中國14億人民存款的11%。2020年，盡管遇到新冠疾情，仍有2398個家庭財富達到20億元以上，其中家庭財富達到1000億美元的富豪從2019年的19人猛增到41人，富可敵國。也是在2020年，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83655元，而城鎮私有制企事業單位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57727元，是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6.51%。有些城鎮私有制企事業單位高管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元年薪，是普通勞動者平均工資的幾百倍甚至幾千倍。他們與苦苦掙扎在住房、教育和醫療費用這“新的三座大山”下的億萬勞動者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二是新的資產階級實體日益壯大。鄧小平在對改革開放進行總體設計時還明確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并曾經告誡說：“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樣是事與愿違。改革開放前，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行贖買政策，向資本家支付一定年限定息結束后，資本家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實體自然消亡。改革開放以后，由于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允許私有制經濟尤其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合法存在，而且在政策上鼓勵其發展，并將部分公有制企業改制成資產階級私有制企業，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迅猛發展，目前中國新的資產階級不僅已經產生而且已經形成實體，日益壯大。其特點，一是規模性，人數至少在2000萬人以上。應當說，他們中的多數人屬于奉公守法的愛國、擁護黨的領導和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新的民族資產階級成員，其中特別是作為參政黨的各個民主黨派的黨員。還有不少人積極要求進步，據《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分析報告》（2000~2014年），當時我國民營企業中規模以上私營企業的所有者即大資本家中有50.28%。營業額工業不超過3000萬元和其他行業不超過1000萬元的小私營企業所有者即小資本家中有28.31%、中型私營企業所有者即中等資本家中有38.62%，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也有少數人構成了新的官僚壟斷買辦資產階級勢力，與黨和國家作對，一心想讓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邪路。二是團伙性。新的資產階級頭面人物，大資本家們結伙組成了泰山會、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接力中國、華夏同學會、江南會、正和島等商會進行種種活動。以秦山會為例，全稱是泰山產業研究院，1993年成立，號稱中國最知名、最神秘的商會，有人將其與美國骷髏會并列。泰山會會長是聯想控股柳傳志，理事長是四通集團段永基。成員有萬通集團馮侖、泛海集團盧志強、阿里巴巴馬云、復星集團郭廣昌、華誼兄弟王中軍、遠大集團張躍、遠信控股林榮強、巨人集團史玉柱等富豪，所在企業涉及高科技、地產、金融、娛樂等方面，掌握資本9萬億元。泰山會入門門檻為資本1億元，每年只發展1家會員，定期聚會，如果不能到會要一次繳納20萬費用，并規定聚談時不錄音、不記錄、不邀請當地領導、不對外宣傳，談論上市、并購等問題，目的是鉆國家政策空子，互相串通幫乘，謀取更大暴利。由于多行不義，引起公憤，泰山會不得不解散。泰山會成員馬云和柳傳志等還在杭州西湖邊創辦了一所“湖畔大學”，根本不是正規大學，招生標準卻十分苛刻，招收的學員要是企業家，還要請人推薦，三年學費高達28萬元，其實是培養與他們理念相同的富人和權貴，以擴大他們的圈子，更多地剝削民脂民膏。現在這所“湖畔大學”已經改名“浙江湖畔創業研究中心”仍存在著。三是貪婪性。新的資產階級頭目已經在向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公開挑戰。首先是千方百計侵占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如通過串通轉讓將國有企業化公為私。其次是公開反對國家宏觀調控，他們公開要求改變國家金融制度，并插手搞亂金融領域，如通過串通層層擔保以小搏大，騙取國家銀行資金。企圖通過上市，席卷廣大中小投資的財富。四是殘忍性，為了榨取勞動者更多的剩余價值，他們公然要改變我國勞動法規定的8小時工作制，即每周平均工作時間40小時，而要實行“996工作制”即每天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時或不到1小時，工作10小時以上，每周工作6天，60小時以上，并宣稱這是勞動者的“福報”。據統計，2022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7.9小時，這還沒有將法定節假日計算進去。在抗擊新冠肺炎期間，一些資本家用盡各種手段乘機哄抬物價，謀取暴利，更顯露出赤裸裸的噬血本性。五是買辦性。對外開放以后，隨著外國和港澳臺私有資本進入中國，境外資產階級也乘勢進入與中國新的資產階級合流。中國新的資產階級有的不僅不求自身技術創新，甘居生產線底端，為境外資本充當出賣和盤剝國內廉價勞動力，賺取超額利潤的工具，而且協助境外資本打壓國內技術創新企業，覇占技術高地。有的將企業干脆將本國企業變成外國企業。有的將從本國取得的資金和財富轉到國外。有的本人和家族放棄中國國籍，移民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宣誓效忠于帝國主義主子，叛國投敵，充當洋奴。六是腐蝕性。由于在社會上形成了厐大的新的資產階級實體，為了使私有資本野蠻生長，資產階級利益最大化，侵占國有資產和資源，尋求庇護或謀取特權，用盡糖衣炮彈等手段在黨內、政府內尋找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和合作者。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為了在中國謀取更多經濟利益，為了實現使中國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圖謀，也千方百計在中國黨內、政府內尋找買辦、漢奸和幫兇，這樣就使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干部到一般干部，腐敗分子層出不窮。這些腐敗分子，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有些人貪贓枉法，受賄斂財，化公為私，動輒千萬上億，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腐敗分子人數還不少。據中共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共十九大報告，十八大以來，經黨中央批準立案審查的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43人，竟占總數的11.7%。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154.5萬件，處分153.7萬人，其中廳局級干部8900余人，縣處級干部6.3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8萬人。這些腐敗分子，上下成線，遍布全國，內外勾結，無孔不入，可以說也形成了黨內新的資產階級實體，實際上充當著新的官僚買辦資本階級的角色。

　　由于新的資產階級產生并且壯大，促使中國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新的工人階級成員的構成和地位改變。改革開放前，工人階級成員絕大多數就業于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在生產中的地位是自主勞動者。改革開放后，2020年，全國就業人員共75064萬人。其中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共5903萬人，占7.86%，他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仍然是自主勞動者；私有制企事業單位共60400萬人，占總數80.46%，他們中絕大多數在生產中的地位已經是雇傭勞動者，受資本家剝削，生產剩余價值。工人階級成員中農民工占大多數，據統計，2022年全國農民工總數29562萬人，其中又大多數就業于。在私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工人階級成員組織比較松散，尤其是農民工們，流動性大，原先從事農業，受小生產傳統習慣勢力影響大，組織政治學習，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個難題，如何充分發揮這些企業中的黨團組織的作用，更好發揮工會在維護工人群眾利益和作為共產主義學校的職能也是新的課題。有利方面是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已發展到9800多萬人。其后備隊——中國共青團團員總數已發展到7300多萬人。

　　新的農民階級是由原先農民階級中仍生活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成員組成。2022年為28400萬人。攺革開放以后，解散了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協會和農民代表大會也不再存在，農民變成了中國唯一沒有社團組織的階級。農村雖然仍堅持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但由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方式由集體經濟組織的社會化大生產重歸一家一戶的個體小生產，鄉鎮集體企業大都被改制為私營企業。農村集體組織松散，資金積累降低，缺乏社會主義教育，政治學習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缺位，結果造成小生產習慣勢力作祟，據統計，2018年我國共有2億人信教，宗教團體5500個，其中天主教信徒約600萬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萬人，主要是農民。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共同的世界觀是唯心論，無產階級世界觀是辯證唯物論，這表明在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斗爭中，無產階級遭到挫敗。毛主席曾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個嚴重的問題如今又擺到了面前。這個問題只有結合新型合作化的開展，依靠農村黨團組織引領，重新將農民組織起來，生產方式由個體小生產復歸社會化大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使農村集體經濟企業化的過程解決，如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等始終堅持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先進典型就是榜樣。現在也有新的資產階級打著“資本下鄉”、“重用鄉賢”等幌子，企圖乘機兼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搞農業私有化搶占農村土地和其他資源，并愚弄和剝削農民。

　　新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面廣量大的個體工商戶，2002年末達到11400萬戶，從業人數估計在18000萬人以上。他們大都經以個體小生產方式經營，自然更加易受小生產傳統習慣勢力影響。對于個體小生產，列寧曾指出：“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分散依附在不同階級身上為其服務的階層。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我國教育事業迅猛發展，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全國18歲以上成年受學校教育時間已經達到學13.8年，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數已經達到24000多萬人。如果將這些人視為知識分子。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成為直接從事生產、技術和管理的勞動者，他們在公有制經濟組織或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組織中的地位與新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相同，或者說就是新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組成部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組織中還有極少數知識分子已經成為資本家或其代理人，成為新的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一部分知識分子就業于個體工商戶，具有小資產階級特征。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就業于公有制行政事業和社會事業單位。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就業于私有制的事業單位。他們的地位與就業于在公有制經濟組織或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中那些知識分子的地位大體相同。應當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依附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身上為他們服務的，盡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規保持一致的。但是，還有不少知識分子依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的為他們服務的，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往往維護新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規相抵觸。其中，尤其是一批被稱為“公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宣傳、教育、文化界和一些網站上專門為國內新的資產階級和國外敵對勢力服務，充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吹鼓手，對此引以為榮。例如，2021年7月7日，“財新”網上就刊登了吳曉波的一段自白：“我覺得人大部分都是無用的人，我是個挺精英主義者的，我認為這個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同時思考那么多問題。我認為可能還是蠻少數的人，可能全國一年就幾十萬人吧，我就懶得破圈，我這幾十萬人服務好就挺好了。你愿意來，你就進圈，我也就不出去了。”

　　因此，在我國目前社會條件下，仍然存在著不同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當年，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矛盾的問題》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基本適用。例如：“必須用對立統一規律來分析社會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判斷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言行的標準：“（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一般地屬于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礎上的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專政的方法是指：對內“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對外“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等等。

　　總而言之，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變化問題，事關堅持還是背離、肯定還是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一個涉及到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帶根本性的原則問題。錯綜復雜，積重難返，涉及到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由于公有制主體地位削弱，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新的資產階級實體日益壯大。這說明，要看到改革開放看到成績是主要的，也要看到存在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已經觸碰到鄧小平當年所警示的“政策失敗”和“走了邪路”的紅線。由此引起了中國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變化。

　　2018年6月，習近平指出：“當前，我們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 如前所述，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中國現在已經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正在走向衰落，新冠災情肆虐、種族沖突惡化，財政債臺高筑，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危機頻發。列寧所揭示的帝國主義的五個基本經濟特征突顯，但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同盟不甘心失敗，困獸猶斗，垂死掙扎更烈。近年來美國更是堅持霸權主義政策，在軍工復合體壟斷資本的梆架下，將反對其霸權主義，并影響其霸權地位的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公開宣布中國是“最大的競爭對手”，其實是將中國定為頭號敵人，時不時渲染“中國威脅”，千方百計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圍堵中國，并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對一個又一個國家連綿不斷地搞武裝侵略和顏色革命。美國總統奧巴馬聲稱“美國還要領導世界100年”，出專門針對中國的 “亞太再平衡戰略”，并揚言“如果讓10多億人口的中國都過上美國人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與災難，四個地球都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執政綱領，并在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強調了以美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美國第一主義”。揚言中國應該為疫情對世界造成的破壞而賠償10萬億美元，同時還慫恿各國應該將對華債務一筆勾銷。還宣稱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貨物征收100%的關稅。拜登則借俄烏戰爭大做文章，宣稱要么與俄羅斯開始戰爭，發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要么就是對俄羅斯發起制裁。沒有其他的選擇，不可能有和平的選擇。他們在俄烏戰爭中全力支持烏方。公開宣稱要通過此戰，削弱俄羅斯，然后全力對付中國，并已經揚言要象對俄羅斯那樣制裁中國等等。美國憑著美元獨占發行權和在國際貨幣中的壟斷地位，極力將利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打造成新的帝國主義陣營，使“北約”全球化，將“亞太再平衡戰略”擴展這“印太戰略”，并在中國周邊拼揍了多個軍事同盟。美國自己并糾集仆從國不斷地派軍機、兵艦到中國南海、東海和臺灣海峽騷擾和，并與中國周邊國家不斷舉行軍事演習威脅中國，不僅用武裝島鏈圍堵中國，中國在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伎倆作斗爭時并不總是處于主動地位，中國倡導建立人類共同體的政策以及安全倡議、發展倡議、文明倡議，雖然為世人所贊賞但發揮主導作用尚待時日。在國際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中國的話語權和決定權還受到種種限制，在軍事上中國還處于美國及其同盟國和仆從國構建的包圍之中，它們的核武器、導彈系統和戰爭機器還具有能將地球毀滅數十次的能力，它們在政治軍事拉幫結伙上圍堵中國的同時，在經濟上不僅通過科技戰、金融戰、貿易戰、科技戰在經濟上打壓中國，而且搞所謂價值觀外交，推銷所謂普世價值，并收買中國國內的一批“公知”，繼續鼓吹在國際上已經破產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為中國下一歩改革開放作設計、提方案，要中國繼續搞全面私有化、自由市場化，最終全盤西化，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宿愿，使中國走上改旗易幟的資本主義的邪路。而國內一些受他們收買或唬惑的“公知”以及個別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們，還鼓吹中國和美國是什么“夫妻關系”等，以美國為樣板，把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拴在美國身上。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處在如汪洋大海一般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包圍之中，目前國際經濟交往的規則還大都是帝國主義國家基于國際壟斷資本同盟的利益制定的，更適合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它們極力維護這種“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當年列寧在分析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之后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弱一些的原因時就說過，“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總之。只要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各國人民與壟斷資產階級國際同盟的矛盾一天不解決，國際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國內，會使國內階級矛盾更加錯綜復雜，并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內階級矛盾的對抗性和改變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

　　習近平明確指出：“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這一指示與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的判斷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言行的“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完全相同。習近平還指出：“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怎么改、改什么，有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底線，要有政治定力。”“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這些指示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必須同樣的道理，凡是要改變一種所有制,也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中國社會所有制總體結構的私有化勢不可擋，與國內外資產階級及其收買、籠絡和影響的“公知”持續不斷地煽動資產階級自由化密切相關，美國霸權主義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敵對處心積慮想讓中國歩前蘇聯和東歐的后塵，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在中國周邊拼湊軍事同盟，制造爭端，用武力圍堵中國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向中國進行大舉進攻和滲透。他們不僅利用自己的媒體大肆宣傳，而且用各種方式在中國國內收買和籠絡了一批“公知”鼓噪全盤西化，極力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迅猛發展，資本主義私有觀念“只要我撈到一把，那怕它寸草不生”的個人主義盛行，再加上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如崇尚“一切向錢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作祟，更加增強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封建主義傳統觀念和歷史虛無主義也乘機死灰復燃。有的人還以所謂“不爭論”為借口，反對與這些錯誤主張正面交鋒，說什么這樣會把它們“炒熱”。現在，一方面境外敵對勢力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另一方面，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或者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或者應聲附和，為虎作倀，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鄧小平指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 對此，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要有敵情觀念，要有責任意識。“對別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我們的黨員、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軟，不要聽風就是雨。同時，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

　　作為一個入黨數十年的共產黨員，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主動投入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追根溯源，我發現2016年11月4日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由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的開幕式上，做了題為《鑒別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塊試金石——是‘揚棄’，而不是‘消滅’私有制》的主題演講。公開反對《共產黨宣言》的提法，將“消滅私有制”這個“共產主義的特征”說成是空想社會主義。12月4日，我就寫了《共產黨人就是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消滅私有制——評胡德平的“揚棄私有制”論》一文發表在烏有之鄉網刊上（網刊發表時題目改為《系統批判胡德平的“揚棄私有制”論》），指出：《共產黨宣言》德文原版中的“Aufhebung”這個詞，翻譯成中文“消滅”并沒有錯；“揚棄私有制”論否定消滅私有制、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共產主義的特征”，將其說成“空想社會主義”，恰恰是在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科學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論述的精神實質；胡德平用“揚棄私有制”論否定消滅私有制，首先是要否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所有制變革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2002年胡德平和張殿清第一次拋出《對馬克思關于消滅私有制的另解》，旨在繼承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放觀的衣缽，煽動全面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改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突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底線；2010年由張殿清出面第二次拋出《對私有制是揚棄而不是消滅》，表露出胡德平決心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放觀，繼續煽動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在中國“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決心；2016年胡德平通過公開演講，第三次拋出“揚棄私有制”論，是與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著干，繼續煽動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化，進一步突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底線，維持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趨勢，為新的資產階級“喂定心丸”。這篇文章又一次引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那段話，指出：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二步變革的方向，也是破解目前我國改革開放中在所有制方面出現的問題的途徑。（此文如今在烏有之鄉網刊上仍能搜索到。）

　　2013年5月3日，胡德華在參加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85周年學術研討會，接受記者專訪時說：“現階段的改革創新需要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大慈悲。指導改革在理論上應該大無畏”。2016年12月26日，石興國有針對性的在烏有之鄉網刊上發表了《在美麗詞藻包裝下的真實心聲——評胡德華和胡德平的“大智慧、大氣魄、大胸懷、大慈悲、大無畏”》一文，對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和胡德平近年來的諸多言行，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以歷史和現實的事實詳細分析了他們所謂“大智慧”即如何記取蘇聯和蘇共解體的教訓，所謂“大氣魄”即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所謂“大胸懷”即如何看待對外開放后的中日關系，所謂“大慈善”即如何踐行“富民為始”“藏富于民”，所謂“大無畏”即如何指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后指出，這些實際上是顯露了他們在美麗詞藻包藏下的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禍心。（此文如今通過百度網仍能搜索到。）

　　本著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思路，2018年3月。石興國在烏有之鄉網刊召開的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集會上，發表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探索所有制結構改革的途徑》一文，后來刊載于烏有之鄉網刊并被紅歌會網轉載。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國社會所有制結構在毛澤東時代的兩次偉大飛躍，進入鄧小平時代后中國社會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根據習近平同志所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么別的主義。”認為應當正視社會所有制結構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并提出在選擇途徑時應當注意：第一，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個毫不動搖”的關系，堅持和鞏固現行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第二，積極審慎地推進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守住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的底線。第三，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化，探索農村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倡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企業化。第四，在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中，要特別重視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這個環節。第五，通過新的勞資合營和公私合營的方式，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在第四、第五點中，因涉及到是本人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那段話本意的進一步全面理解，并認為不僅可以將其應用于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可以將其應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和對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而且提出了一些方法，故將這兩點的原文摘錄如下：

　　第四，在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中，要特別重視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這個環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中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引自《資本論》），這可作為理論根據。

　　對馬克思設想的理解上，目前是有爭論的。第一種理解，馬克思設想中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只是指重新建立消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而不是指重新建立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只能是公有制，重新建立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只能是私有制，是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兼容的。所有制結構改革，或者公有化，或者私有化，二者必居其一。他們主張目前我國所有制結構改革的方向是恢復全面公有化。我認為，這種理解顯然忽略了馬克思這段話講的正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而且依據的是“否定的否定”的規律。即對《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的“絕大多數人”（“十分之九的成員”）的“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的否定，這顯然是指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制。第二種理解，馬克思設想中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就是指重新建立私有制，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馬克思在這段話中已經明確指出 “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且“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中的個人所有制是建立公有制的基礎上的。第三種理解，馬克思設想意味著，如果說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步是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結構公有化；那么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推進社會主義共有制改革，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二步，即社會所有制結構共有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曾這樣描繪社會主義社會的圖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設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社會圖景在所有制結構上的體現。我贊同這種理解，并認為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完善和發展的波浪式運動、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與十九大提出的“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符合的。現在已經到了將其付諸目前我國社會所有制結構改革實踐的時候了。它有利于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進一步實體化，將代表全體勞動者持有的國家所有權、代表集體勞動者持有的集體所有權，與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結合起來，實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的夢想。“共有化”的所有制，將使勞動者從無產者成為有產者，促使勞動者在生產中地位“自主化”，即成為有所有權保障的，以聯合勞動、自覺紀律、民主管理為特征的為自主勞動者。它有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使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能廣泛地惠及從事生產、服務、科技、管理的絕大多數勞動者。它將勞動者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與看得見、可獲得的個人利益、直接利益結合起來，將為實現多數人富起來提供所有制基礎。它立足于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實際，看待勞動價值和衡量勞動貢獻，將按知識技術、經營才能、勞動能力與資本等多種生產要素分配用股權來衡量，讓絕大多數勞動者都有公平合理的機會獲得勞動收入、投資收入、經營收入、保障收入，從而建立一種“共富化”的分配制度，這將會釜底抽薪般地扭轉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它將絕大多數勞動者在獲得更大實際購買力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同時，促使勞動者得到人的全面發展，參與投資和管理實體經濟和發揮相應能力的機會，“有恒產者有恒心”，不僅使人民群眾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有主人感、責任感，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使中國人才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它將促使新的工人階級，包括龐大的農民工階層以及農民階級更大程度上由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為在政治上人民當家作主、保持社會安定團結提供經濟基礎。進一步鞏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在國有企業中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就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對此，《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沒有明確規定，只是提到了與此有關的“探索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的舉措，提出要“堅持激勵和約束相結合的原則，通過試點穩妥推進員工持股。”并說：“員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資擴股、出資新設等方式，優先支持人才資本和技術要素貢獻占比較高的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服務型企業開展試點，支持對企業經營業績和持續發展有直接或較大影響的科研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和業務骨干等持股。”這一規定在持股方法和持股對象上限制過于嚴格。在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中，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可以采取增資擴股、出資新設的方式，但不應僅限于此，要承認職工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歷史貢獻，員工持有的原始股份應當通過對企業內原有國有股份分拆來形成。既然我們已經承認創造發明、技術知識、經營才能是無形資產，可以量化成資本和產權；那么，我們就理應承認人力資源、勞動技能也是無形資產，尤其是當它們創造出超過本行業平均利潤率的超額利潤之后。這些超額利潤理論上應是這類無形資產的報酬，它們所形成的資本和產權應當返回給持有那些無形資產的企業員工。以后，可以在國有企業中逐步實行各種類型的股份期權制，讓員工除工資、獎金外能依據其超額貢獻獲得股權獎勵，使員工在通過自己不斷對企業資產增值的貢獻，增加體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股份，并引導員工將自己的收入投資本企業，使財產性收入成為員工個人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主要來源。同時，國有企業還可以接受企業外勞動者用個人收入對企業的投資，由此形成的股份也具有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性質。這也是為絕大多數勞動者增加財產性收入，更快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機會和渠道。應當說明，在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中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并不是單純的福利措施，是在企業法人治理機構中給勞動者參與民主管理和監督奠定所有權基礎，注入內在動力。不論是企業員工還是企業外的勞動者持有體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個人股份，都是有風險的。在企業凈資產貶值甚至虧損時，勞動者個人也要承擔連帶責任，但這比現行體制中的企業領導者負盈不負虧、企業普通職工負虧不負盈合理得多。

　　必須指出，員工持股，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普遍存在，作為一種緩和勞資矛盾的改良措施，其做法是資本家發行小面額股票，用股票代替部分工資，鼓勵工人購買股票，使廣大工人擁有少量股票，以此宣揚“資本民主化”，人人是企業的“主人”，不過是一種欺騙性作法，因為，企業大權仍然掌握有控股權的資本家手里，工人不能參與企業重大決策，不會改變雇傭勞動地位。而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代表勞動者根本利益的國家仍然掌握著國有企業的控股權，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后，可以更好地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地位，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從而真正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實際控制力，體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二者之間有本質區別。這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資本主義復辟后進行的“私有化”，也有本質區別。這些國家拋棄公有制，將企業的財產折成股份，平均分配給全體員工，每個員工只有少量股票，由于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員工只能將手中的股票廉價出售給新生的資本家，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從而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在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中，雖然國家向勞動者減持和轉讓了部份股份，但并未放棄在國有企業的控股權，相反通過減持和轉讓所得的資金，國有資本還可以投資和控股新的企業。達到用較小的資本量控制更多的企業的目的，從而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更強，實力增長更快，社會所有制機構總體公有化程度不斷提高。

　　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企業化改革，也要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即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個人所有權。在目前農村集體經濟“包產到戶”的經營體制下，農村集體資產產權是分散的。與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不同，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產權中，部分是屬于集體所有的，部分是屬于家庭個人所有的，也就是說，我國農村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是存在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的，基本符合馬克思“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只提到有序推進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有諸多限制，但其中提到了 “集體股”、“成員股”的區分。如果按照我們設想，主要目標定位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企業化，采用公司制，那么，在股份公司中的“集體股”就是集體股份，而“成員股”就是體現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成員個人股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改制成以集體所有制為主體、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集體控股公司，這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方式。這種集體控股公司的組織形式，也適用于原由村民委員會直接組織管理農村集體經濟，準備新建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企業化涉及到全部農村集體資產，除將經營性資產量化為集體股份和成員個人股份外，還要對資源性資產和非資源性資產的產權形成的股份結構進行分析。由于農民集體承包土地這種資源性資產在農村集體總資產中的權重最大，按照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勞動者所有制的原則，確定集體股份和成員個人股份的組成結構。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公司制改革時，可以通過資產評估可以確定集體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權的總價格和每個成員個人所承包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的價格。本著國家規定的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同地同權”的原則，每個成員個人所承包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價格，大抵相當于當時當地同樣土地的土地承包權轉讓費，由于土地承包權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個人，因此，以此為依據可量化出每個成員因其集體土地承包權而在改制后公司中持有的成員個人股份。集體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權的價格大體相當于同樣土地如由國家征用的土地征用費。將集體所持有的全部承包土地所有權的價格減去全體成員個人承包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總價格，則可量化出在改制后的公司中因集體經濟組織持有承包土地的所有權形成的集體股份。對于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以及除土地以外的資源性資產也可作類似處理。當然，集體企業還可以接受企業外勞動者用個人收入對企業的投資，由此形成的股份也具有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性質。同樣是為絕大多數勞動者增加財產性收入，更快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機會和渠道。

　　第五，通過新的勞資合營和公私合營的方式，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一是基于全面認識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的現狀。如前所述，其功過是非已經顯現。應當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對于提高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增加國民經濟總量和國家財政收入、解決就業問題、推動民生改善，發展外向型經濟、開拓多元化、多樣化經營，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完善，開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等方面的貢獻，但同時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過程中，重新出現的絕大多數員工倫為雇傭勞動者，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的階級關系，以及隨之實施的血汗勞動制度，出現的種種壟斷和不正當競爭，以及政商勾結，權錢交易使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私有化，導致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流失，引發腐敗的非法經營行為。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在占國民經濟總量的比例和發展速度上問題已經超過公有制經濟，并促成了社會所有制結構的私有化趨勢和市場自由化傾向，以至于喧賓奪主，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分配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受到沖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動搖，與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漸行漸遠，對此不能熟視無睹，應當正本清源，有所改變。二是基于全面認識我國社會中已經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的特點。應當承認新的資產階級本質上還是民族資產階級，屬于人民的范圍，其中占大多數成員，他們是在改革開放政策支持鼓勵下通過合法經營發展起來。他們與勞動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可以在新的改革開放中逐步解決的。但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中有少數暴富者，如他們并不是靠全法經營而是為富不仁，靠巧取豪奪，侵吞國家和集體資產，掠奪中小投資者發展起來的。如今，他們經濟實力強大，富可敵國，具備舊中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一切特征，而且更加貪婪和腐朽，同時又帶有封建繼承性。他們主張全盤西化，將全面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將西方議會民主制、多黨制、憲政制等，尤其是美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模式奉為經典，甚至公開贊美臺灣的民主模式，想以此來改變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他們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推動資產階級自由化，使中國通過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背離社會主義方向，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階級基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已經從幕后走到幕前控制意識形態陣地，力圖直接獲取政治權力。這個新的資產階級成員從黨外到黨內，從國內到國外，互相勾結，盤根錯節，已經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網絡，并有一批所謂公知、大V充當其吹鼓手，擾亂人們心智，冒充公眾民意，加上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一心向錢看的思維定勢、物欲橫流、社會道德墮落、價值觀扭曲的傾向，由此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中的一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勢力。他們必然對習近平思想和基本方略實施的對抗，在這種事實上已經重新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將革命進行到底。

　　目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已經坐大，其發展趨勢，與《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消滅私有制”、“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要求與社會發展前進的方向相背離。但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總體中舉足輕重的一部分，其經營活動大都是守法的。我們除了依法懲治非法行為，取締非法組織、沒收非法財產外，對木已成舟的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沿用毛澤東時代對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進行沒收，對民族資本主義進行贖買的辦法顯然是不行的。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也引導它們進行公司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過新的勞資合營和公私合營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的勞資合營方式，就是引導它們在企業內部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即普遍實行員工持股，這是一種在所有制上實行產權共有、使員工在生產中的雇傭勞動地位有所改變，在分配方式上使員工能分享部分利潤的改革。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雖然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中，員工的雇傭勞動者和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本質沒有改變，但是只要整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調節和政府國家計劃調控相結合的，加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又是以加強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實行以法治國有機結合為特征的。那么，在我國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中普遍實行員工持股就成為一種 “勞資合營”為特征的特殊共有制形式。有了勞動者個人所有權作支撐，就能改善勞動者在生產中單純的雇傭地位，對企業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經營管理的決策具有一定的建議和批評的發言權，保持就業相對穩定，在企業內部獲得滿足多種需要和全面發展的機會，并能直接分享到一部分企業利潤，從而使企業投資者和勞動者的命運共同體。再輔之以在這類企業中黨組織和工會的活動，顯然可以推動這類企業更好融入社會主義建設大局，并更多地為實現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做出貢獻。事實上，在沿海地區，為緩解目前勞動力缺乏和人才流失的困難以及勞資矛盾，這類企業中有不少已經開始嘗試進行員工持股的改革。

　　新的公私合營方式，就是引導它們自愿的基礎上，讓國有資本或集體資本注入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或者由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與國內外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建立合資企業或合作企業，同時在企業中實行員工持股，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改造，從總體上看，這將會提高整個社會所有制的公有化水平，強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引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正確處理新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矛盾。

　　對非公有制經濟主體中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外的個人企業、合伙企業（通常稱為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改革。這類經濟主體面廣量大，情況復雜。有一部分是從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中下崗或者自動離職的員工另找門路創業的，還有一部分是有科技人員及其他有一技之長者自主創業的，還有的是由大中學校畢業生自主創業的。由于競爭力不強，往往難以為計，開業關門頻繁。目前，國家號召“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互聯網+”的經營模式盛行，這種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如雨后春筍一樣出現，其所有制的性質屬于勞動者的個人私有制，任其自由發展，其前途無非是成長壯大，發展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或者破產消亡，造成人、財、物和技術、管理資源的浪費。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服務經濟、體驗經濟并存并進入主流的時代，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的時代，那些以高科技人才個人和群體的創新成果或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小微企業，那些具有傳統特色、品牌聲譽、持有非文化遺產的個體工商戶往往是最有發展前途的。國家對這些非公有制經濟主體，不應當袖手旁觀，既然要加強政策支持和計劃指導，又要支持國有資本或集體資本、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及時介入，建立相應的公有控股企業，并將高科技人才所持有的各種無形資產量化，從優給予個人股權。避免掉以輕心，讓高科技人才和無形資產更多地流向國內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甚至流出國境，為國際壟斷資本所利用，增長它們的核心競爭力，回過頭來向我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叫板。

　　可以設想，隨著我國經濟日趨現代化，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范圍內的國有股權、集體股權和勞動者個人股權比例會不斷提高，我國社會所有制結構公有化水平總體上逐步提高，會促使新的資產階級得到改造，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得到扼制，最終實現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為形成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公有化程度更高的所有制結構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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