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世紀50年代之后，隨著整個社會形構緩慢而劇烈地轉換，“階級”概念從在左派話語中逐漸邊緣化。對于這種“階級”弱化的現象，文化研究對之做出的反應具有風向標的意義。從霍加特對勞工物質生活變化引發的“階級心態”變化的思考，到威廉斯對勞工群體的文化歸屬與對社會關系的研究，再到霍爾從資本與社會運作模式中的主動/被動、主導/從屬的角度探查階級意識變遷，連續三代文化研究者對“無階級”概念與現象的研究，不斷深化對“無階級”的認識，將之置于歷史與理論兩方面的脈絡中做了頗富深度與廣度的論述。但在另一方面，針對“無階級”概念，湯普森等人也指出，如果說左翼政治被推入了某種危機狀態，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勞工階級自我意識的退化與消弭，而是社會主義的精英們未為人民指出一條可行之路。以此推理，霍爾對“無階級意識”的一系列論述就成了一種對時代的誤判。這些主要的理論發言人在一時期中的各種充滿緊張感的論說，代表了左翼知識人在思索與處理這一問題時的基本心理路向。這些論述不僅對之后的后現代主體和鮑德里亞的消費論有啟發，對思考戰后資本主義新階段的認識和社會關系的重組與階級意識的偏移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選自黃卓越：《重建“文化”的維度：文化研究三大話題》，“話題二 階級話語：跨世紀的持續博弈”第二部分。書籍詳情請查看“每日一書”。感謝黃卓越老師的大力支持！

　　“無階級”：神話還是真相

　　文 | 黃卓越

　　階級概念或觀念的弱化，需要考慮到“情勢”（conjuncture）與“話語”（discourse）等幾方面的情況。就情勢來看，戰后的變化是多層面的，如果暫時不計機制內部的各種蛻變，并仍然從大的方面來看，最為值得一提的，一是“階級和解”進一步成為各黨派與社會集團的一種共識，“民主”與“平等”的意識為全社會所廣泛接受；二是相較于過去而言，一個“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幻象開始以平闊的樣態浮出地表，加之兩黨共同贊成的“福利國家”政策取得的初步成功，物質財富也在向底層社會轉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工階級的經濟與生活狀況。這些情勢的出現，也促成了政治話語的轉變，出現了如“公民”論、“消費”論、“無階級”論，以及所謂的“勞工階級資產階級化”等的說法，這些話語受到許多無形力量的推動，改變了原來的輿論風向，不僅使以批判性與挑戰性為主要特征的左翼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2]也將長期以來占據中心位置的有關階級差異的議題逐漸擠向邊緣。如果從作為階級分析的社會行動鏈模式ACA（結構→意識→行動）來加以觀察，既不考慮結構的復雜性，也不考慮與“中介”的變量（對“意識”變量的分析可參考斯圖亞特·霍爾與安東尼·吉登斯等的論述），那么便很容易得出階級結構的弱化必然導致階級意識的弱化，進而是階級行動的弱化——這樣一種總體性的結論。當然，這些也需要通過各種論證步驟才能夠推導出來了。

　　Matthew Arnold 《School and University》

　　“公民”（citizen，citizenship）的概念，從一開始出現，便是建立在國家（城邦）概念的框架基礎上的，兩者具有連帶的責任關系（相互保護與促進）。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則是與民主國家觀念的確立相伴而生的。就我們所見，并從英國文化批評系脈上看，阿諾德較早即有“好公民”的建議，如在一份《中學與大學》（School and University）的報告中，他寫到：“學校教導的目的與職責，對大多數人來說，就是去使其成為一個好公民（good citizen）。”[3]這當然還屬局限于倫理品質范疇內的一種表述。至20世紀第二個十年始，在階級和解愿望不斷升騰的大背景下，這一概念在一些自由派思想家、人文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等的表述中常可見到，甚至于還會通過他們主持的一些政府教育報告反映出來，如《紐伯特報告》就曾將教育的職責定位于此，如曰：“這種教育會給一個國家所有的公民帶來最大的好處，……將會形成一個民族統一體的新要素，將所有階級的心靈生活都連接在一起，……。”[4]另如1918年的《費歇爾法案》（Fisher Act）、1919年的《史密斯報告》（Smith Report）、1926年的哈多報告（The Hadow Report）等，[5]也都將對“公民”教育的意義視為一種需要全社會來共同關注與扶持的政策性取向，從而使得在民眾教育的言說領域中出現了一從“社會解放”（平權）向“社會責任”（共責）含義的悄然轉換。費歇爾本人也是《紐伯特報告》的直接推動者，而《哈多報告》的指導思想則來自于理查德·托尼，兩人盡管分屬于不同的黨派，但都希望用具有平等權利的公民概念來調和社會的分裂，重建一種為所有階級、所有人都能認同的國家秩序。[6]至二戰之后，隨著民主思想的高漲，和解進程的加速與1944年教育法案的頒布，公民論以及與之相關的以“people”、“common people”、“everyman”為名義的各種提法受到媒介的積極鼓動，[7]藉此，“圍繞著‘公民’身份，一種可在國家性（nationhood）概念下共享的新的無階級（classless）觀念也隨之出現了。” [8]從早些一些時候的表述看，公民論還主要屬于一種建言性的陳述，并多通過共同權益與共享教育的設想反映出來，然而至40-50年代之后，因在其上附加了對情勢的樂觀主義感知，在概念的跳轉中竟然轉化成了一種對現世狀況的“無階級”斷論。[9]

　　“勞工階級資產階級化”（working class rendered bourgeois），或“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化”（working class becoming middle class），也是當時出屏率比較高的一種提法，原因各有其說，有以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印證之，比如，一是勞工階級的收入開始與中產階級趨同及他們的消費品占有在不斷增長；二是工廠或企業于技術與管理手段上的進步，在較大的程度上使傳統的負重式勞動得以減輕，使勞動者的身心獲得了某種解放；三是都市的居住環境與布局的變化，打破了原先界限清晰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格局，加之地理學上的人口流動性，到了今天，已不再能見到按界限分明的階級區隔來辨別的居住區。[10]此外，還有如“去無產階級化”（deproletarianization）、“半區分的無產階級”（semi-detached proletariat）等時髦的提法，在威廉斯等人的著述中也均可見到。“去無產階級化”，大致上是指那些收入尚可的勞工家庭，因基本上都購置了住房、家具、電視機、洗衣機甚至汽車等，因而原來從經濟上給以定義的無產階級似已很難覓得，這一19世紀發明的概念業已成為一種歷史的遺跡。[11]“半區分的無產階級”的提法，是由于新城鎮、新郊區與新住宅區的出現，勞工階級大量地遷入到了這些新區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與中產階級生活空間的混合。[12]凡此，都使得原來可清晰辨認的階級界限愈趨模糊。盡管上述這些現象都是如實存在的，但也取決于怎樣看待這些變化以及往哪個論述方向上加以引導，如付諸于一個簡化的全稱判斷而不計其余、不做分析，那么也就很容易被誤引入到“無階級”的話域中（從而也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獲終極性的勝利）。

　　Anthony 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

　　文化研究的出場一開始面臨的便是這樣一種輿論處境，在幾乎是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進步主義”的聲浪中，如何在順應時代變化的同時，重新考量社會的結構化特征，并通過辨析上述各種話語的真確性，掃清為多種語言與偽說制造出的迷障，進而有效地制定出一套新的應對方案與策略，將未竟的社會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由此而成為新一代左翼知識人的一項重要的議程。對之做出的及時反應，既存在于以政治集團面貌出現的工黨內部，比如1956年持“修正主義”立場的工黨政治家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在其所撰的《社會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Socialism）一書中，即傳遞出了對社會轉型的敏銳意識，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應對性、建設性意見，[13]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這項反思性的任務還是由以獨立左翼為標榜的文化研究/新左派集團的成員來擔荷的，[14]他們為自己確立的位置也決定了其思考問題的路線會與工黨修正主義有很大的區別。[15] 1957年霍加特出版《識字的用途》，已對當時流行的“公共人”（common man，普通人）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以為這一看似攜有平等主義理念的所謂“依靠人民”，“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選舉權”，“所有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好”，“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聲音”等的表述，內含的很有可能是一種廉價與偽善的心理學策略，在另一方面，它們也為更為有效地行銷資產階級們的文化商品提供了掩護。[16]次年，威廉斯出版《文化與社會》，也對這種以平權名義出現的公民論，特別是所謂的“把一個人塑形為有用的公民”（making a man a useful citizen）的觀念做了深入、透徹的分析，在他看來，這其實還是為中產階級推出的“服務”論的一種變相說辭，從表面上看，每個公民似乎都具有了平等享有教育，進而是平等就業與競爭的權力，并且可以沿著一個對人人都開放的等級“階梯”（ladder）向上攀登（這好像也是“美國夢”的精髓），但其真正的意圖還是為了去培養與訓練為資本服務的、遵紀守法的“奴仆”（servants），“公民”只是比“奴仆”好聽一點的詞語而已，實質還是一樣的。當然，一般人很難發現這個“美德等級制”（the hierarchy of merit）中所隱含的套路，這是因為它已經被一套美好的修辭所遮掩了，被理想化為了文明的一種必然形式，被合理化為一種與價值、努力與智力相一致的自然而然的配置，也只有這樣，不平等的實質才能夠在平等的幌子下周行于世。[17]

　　雖然“無階級”還是一個比較籠統的說法，在離開特定語境或不做解說的情況下，甚至無法確認其是在何種層次或程度上言述的，但畢竟涉及對一個時代特征的整體性判斷，不做細思的話，很容易將人們導入對整個英國社會狀態的誤判，也正因如此，不僅需要對這一說法保持高度的警覺，也有必要做出事實與理論上的澄清。

　　Richard Hoggart 《The Use of Literacy》

　　最初觸及這一問題的還是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開篇的第一段文字中，他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話題：“有一個通行的說法，以為現在英國已經不存在勞工階級了，曾經發生的‘不流血革命’縮小了社會的差異，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差不多生活在一個從下中產階級到中產階級的幾近坦蕩的平原上。”[18]這樣一種提出問題的方式似乎給人的印象是，該書的寫作原意便是想要解答這一“通行的說法”是否真的能夠成立的問題。雖然霍加特也承認當前勞工階級的生活相比過去的確有了很大的改善，這也是可以通過他一些實例證實的，但并不等于就是這一時代的真況了，如果換一只眼睛來觀察之，那么：“盡管有了這些變化，但是心態（attitudes）的改變卻是要比我們所見到的緩慢許多” ，[19]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化與意識的變化并不一定是同步的，順此而加以思考的話，或從某種意義上看，重要的并不是滯留在對結構表象的迷思中，而是應當再往前探進一步，深入到勞工階級“心態”之中，來看看“無階級”這種提法是否還能在當代社會得以如實確證。當然，從全書提供的“一手材料”來看，結構的變化也并非如上所述，已經完全壓平了凹凸的曲線，但是霍加特仍希望將他所聚焦的重心放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即在我們的時代，是否真的出現了一個“文化上的‘無階級’社會”（culturally ‘classless’society）？[20]在此，霍加特所謂的“文化”有幾個方面的意思，既指文化的制品，也指的是他一再強調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及掩藏在這種生活肌理中的“心態”或“意識”。關于“文化”的概念，后來被威廉斯進行分層處理之后分為了三個主要層次，變得更加清晰易解了，然在霍加特此時的論述中，大致還是處在一較為混沌的理解狀態中的。

　　在這本被譽為文化研究的辟荒之作中，霍加特會不時提及“無階級”這一概念，然而從全書兩個大章的布局看，其敘述的主旨仍集中在對一條歷史的垂降線的刻繪上，并以之作為對無階級論進行側面性回應的一種方略，因此格外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從總的趨勢上來看，霍加特首先想要告訴我們的一個事實是：不同于那些樂觀主義左翼政治家一直耽溺的幻象，勞工階級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其實是處在一不斷降衰的運行過程中的，而幾乎所有的問題答案都可以從中尋找。該書第一大章追溯了20世紀20-30年代勞工階級的意識與心態，借此可以看到，相比較19世紀的情況，隨著勞工運動的快速退潮，底層民眾開始內卷到了自己凡庸無聲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自己的居住區域中構成了一個與外部甚少聯系的社群，當然，他們也“仍然保留著一種屬于自身群體的感受”，將自己看作是與勞工階級之外的“他們”有很大區別的“我們”，這種自屬感也存在于他們的各種日常生活細節中，比如幾乎不動地保持著這一階級老舊的說話方式、地方習俗等，自得其樂地生活于一鄙陋、狹小的交際圈子里，甚至于反對新的變革對原來生活方式的侵擾。但是至第二大章，即在50年代以后的這一群勞工后代那里，景觀已經發生大變，原有的心態與質素等幾乎蹤影難覓，在城市文明的沖擊之下，第二代勞工階級成員要不是被大眾文化所裹挾，塑形為了精神上極度空虛的“空心人”，就是分化為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失敗者：如為欲望左右的娛樂青年、懷疑主義、犬儒主義、精神上的放逐者（獎學金孩子）等等，[21]根本無法將他們用一種統一的意識（階級意識）重新組合在一起。對于霍加特這一作品的構成特點，我們在下一編中還會做更詳細的分析，但僅從以上按時間進程排列出的經歷看，反映出的恰好是作為一個尚存某種凝聚力與身份感的階級步步跌入自我消解深淵的進程。當然，這并不說英國社會已不存在階級的層次與“結構”了，而是指一個曾被表彰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階級，也是唯一能使“階級”能夠成為時代重大議題的階級——勞工階級，時至今日，已步入一無自我階級意識的世代之中。如果對照開篇寫下的宣言來看，作者為我們呈現的顯然是一個十分吊詭的的結局。雖然在“結論”部分作者又突然宕出一筆，宣稱可以將希望寄托在仍然未亡的勞工階級的自我肌體“恢復力”（resilience）上：“有必要強調這種力量，有了它，‘舊一代’心態中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就會保留下來，有了它，許多新的有價值的東西似乎在匆遽一瞥時是有害的，但卻可以被歸化與改造。”[22]然而，這是一種有說服力的推論嗎？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據之，霍加特看似對無階級論是持認同態度的，但卻采用了一種與進步主義恰好相反的論述路徑。在其看來，我們所能見到的“無階級意識”其實是被大眾傳媒制造出來的一種假象，或者說是被大眾傳媒建構起來的所謂“統一感”，除了勞工階級之外，被統一到這個無所不在的傳播機制中的還有其他的階級（如中產階級等），試看霍加特下面這段論述：

　　……如果新的產品吸引的不僅僅是數量更大的勞工階級，那么不可置疑的是，某種相似的東西也能在其他階級的文化中得以印證。這進一步闡明了我在本書開篇提出的那個正在呈現的無階級的問題。我們現在已能見到，至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確正在進入無階級的狀態，——也就是說，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正在融匯到同一個階級之中。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文化上的無階級社會。……當勞工階級不再有如此強大的經濟壓力，并感到作為他們公認的群體的忠實成員的巨大重要性，就很容易將自己融入一個更大的，在文化上無個性而言的階級（culturally characterless class）之中。……舊的文化形式正處在被一個可憐的無階級文化替代的危險之中，……[23]

　　就此而言，霍加特也就賦予了“無階級意識”另一層含義，即它指向的不是人們正在熱議的經濟與政治上的階級是否正在消失的問題，而是，甚至于更為沉重的一個問題，即勞工階級在心理上的墮落，無根感，被縛感，自我意識與自我身份的取消，從而在“文化”上被推入到一種可怕的無階級、非階級的狀態之中。

　　理查德·霍加特

　　那么威廉斯又是如何來接應這樣一個話題的呢？從最初于《勞工階級的文化》（Working Class Culture，1957）以及《文化與社會》（1958）中呈示的論述看，他的思路也與霍加特有相同之處，即從勞工群體的階級“意識”入手來分析面遇的問題，這個意識或“心態”也被稱為“勞工階級的文化”，它們也是勞工階級“生活方式”（“整體的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站在這樣一種立論的基礎上，威廉斯首先對兩種有可能引起混淆的推斷做了區分，其一便是只從物質生活的外表，比如汽車、洗衣機、電視機等的占有上來推斷階級的歸屬（從而導出“勞工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說法）。在威廉斯看來，這些都還只是一些次一級的要素，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千篇一律的物品是很容易被所有人獲取的，因此還不能以單純的物質性作為階級判定的標準。另一是從文化產品種類上來推斷階級的歸屬，比如將通俗文化看作民眾階級的所屬物，將高雅文化視為中產階級的特權，進而制造出一個替換性的解釋模式（用“大眾”言說模式替換“階級”言說模式），以此而遮蔽階級這一命題的實際意義。類似的觀點似也包含在霍加特的諷喻式結論中，以為既然出現了一種各階級都可分享的傳播手段，就自然會形成一個“通過電視而凝聚在一起的大眾”，由此而無視在其他層面上事實存在的階級區隔。[24]在威廉斯看來，這些論斷方式不僅“粗糙”(crudities)，而且也是“絕對化的”（absolute）。[25]與之相反，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視角，將目光投擲于更為深層的，也就是他們各自的意識狀態，那么所能看到的便會是，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在“對待社會關系本質的觀念”（idea of the nature pf social relationship）上一如既往地存在著巨大的分歧。[26]比如資產階級持有的是一種個體主義的社會關系概念（現而今又在公民論的名義下轉換為了一種“服務”與“階梯”的概念），勞工階級所持有的則是一種“集體性的”（collective）、“民主集中制”（collective democratic）的社會關系概念（同時也是未來共同體構建的最重要元素），它們不僅都是歷史地形成的并一直傳續到了今日，而且也帶有某種難以調和的性質，不僅資產階級不可能放棄自己看待他人的觀念，勞工階級在內心中也不會信任資產階級那套主張。如此推論下來，就不僅破解了“勞工階級資產階級化”、“去無產階級化”的幻象，同時也破解了“無階級”的命題，并順帶也解答了“‘資產階級’這個詞語還有任何意義嗎”、“繼續用‘階級’這個術語來思考問題還有任何價值嗎”——這樣一系列的問題。[27]盡管威廉斯與霍加特均是從階級意識與階級觀念的角度出發來回應“無階級”這一論題的，但得出的結論仍是有所差異的，這不僅體現在對反諷與正述、悲觀論與樂觀論這樣一些不同姿態的選擇上，也與他們各自對待社會主義信念的態度相關。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雖然二人發聲稍先一步，但可能由于均未在某一文本中集中討論這一問題，或為其他的話題所遮掩，他們針對無階級論發表的意見并未在當時引起批評界的高度關注，甚至于后來的學者在回顧這一話題史時也易遺漏之。在這方面，將無階級論當成一獨立的專題來加以論述，從而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并將之清晰有力地鐫刻于新左派/文化研究的歷史年輪中的，當推斯圖亞特·霍爾所做的工作。1957年春，也就是霍加特出版《識字的用途》的那年，尚在牛津大學就讀的霍爾發起組織“大學與左派評論俱樂部”，并創刊了后來為英國政治文化走向帶來重大影響的《大學與左派評論》（ULR）。據發刊詞所述，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這一團體的目的首先便是超越兩個看似沒有直接關聯但卻長期以來占據主導位置的舊的左翼思想傳統，一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正統左翼政治（political orthodoxies）傳統，二是將“福利國家”視為治世良藥的，以費邊社為代表的國家社會主義傳統，通過消除上述舊的，機械與刻板的對社會主義的認知障礙，重新解讀已經轉型了的時代，建立起一個“自由的、開放的、批判性論辯的新傳統”，從而將富有新意、充滿活力的思想再次引入社會主義的軌道中。[28]逾年，即威廉斯出版《文化與社會》一書的同年，霍爾便在這份期刊的第5期上發表了《無階級意識》（A Sense of Classlessness）一文，或許經過編輯部的有心組織，在刊物下年第6期上又推出了接應霍爾相關話題的，由E.P.湯普森撰寫的《政治的承諾》（Commitment in politics）與拉夫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撰寫的《階級與無階級》（Class and Classlessness）二文，作為回應，霍爾又在第7期上發表了《重創》（The Big Swipe）一文，由此而構成了一話題論辯的系列，并將無階級論推向了思想論爭與交鋒的前沿。借助這場討論，我們不僅能夠窺知霍爾思想成形期思考英國社會與階級問題的一些特征性路向，以及他又是如何踐行在《大學與左派評論》編輯理念中提出的那些理論宗趣的，進而，也可在他與湯普森等的思想比照中去發現早期新左派/文化研究內部存在的多重錯雜性。這里先對霍爾的思路做些梳理。

　　《無階級意識》一文開宗明義就指出自己對這個現象化問題的看法：

　　顯而易見，我們國家的社會生活模式已然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盡管這樣，依然很難說清楚這種轉變達到的深度，以及是否改變了舊的“階級”觀念。由于這種變化是在一個非常不均勻的步驟上呈現的——即舊的事物簇擁在新的事物之上，模糊了轉換的節點，使得我們更難描繪出這種區分。[29]

　　霍爾對當代社會模式，進而是階級意識的轉變是持一種認同的態度的，但是以為不能就此便可對我們的時代下一個全稱性的判斷，很明顯，這涉及到多項認證指數，特別是當存在著新舊事物之間的疊加性以及地區發展上的不均勻等，必然會使得我們對之的分析顯得重重困難。如果一定要做一簡括的話，那么似可采用一種“變與不變的辨證法”（這是我的解讀）來描述之。關于這點，霍爾也從三個方面給出了例證，比如業已提到的居住區的問題，即便是在倫敦，也是新舊并存，并非就是那么整齊劃一的；又如消費習慣的問題，盡管在勞工階級中的確因物質生活的改善出現了追逐時尚的趨勢，但仍然有一些舊的家庭存在，對鶩華逐新沒有多大興趣；再就是從工作場所來看，顯示在我們眼前的也是一幅極度不平衡的畫面，既出現了技術與管理上的變革，勞動似乎變得更輕松了，但也存在直接依賴于生產手段的舊式的體能勞動。[30]這些都說明了即便是我們已經登上高速奔馳的時代號快列，但還是要充分估計到舊模式的延續性，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當代社會的真實景貌。

　　那么又怎樣理解階級意識所發生的變化呢？從理論上講，對之的論述勢必會涉及經濟與“文化”，或說物質性與“意識性”的問題，這既是現代社會學（如馬克思、韋伯）與左翼政治學論爭中的一個原題，也是英國文化研究創建初期甚至于此后很長一段時期都試圖想要去突破的一個理論門檻，從而也直接關系到文化研究是否能借助對之的闡述而樹立起一超越性的坐標。總起來看，霍爾以為像過去那樣，凡是將在產業工人階級生產活動中發生的一切，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都歸在“經濟基礎”的名義下，本來就是一個含混的提法，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澄清。雖然將物質性與經濟關系視為階級意識產生的首要前提，從一種基本的的立足點上看也是能夠成立的，比如勞工階級文化或其團結意識的形成，正是“因于對一系列基于資產階級社會的——經濟與社會方面——的侵犯所做的防御而成長起來的。” [31]進而使產業階級作為一種活躍而自覺的政治運動力量成為可能，不可能離開這種模式與勞工階級的經濟生活去討論他們的階級意識。但是，如果我們聚焦的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的話，那么從物質性出發來直接推斷意識性構成的平行化邏輯就顯得過于刻板、簡單化了。也正因此，霍爾大體同意威廉斯的說法，即“勞工階級不會因擁有了新的產品就成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不會因為他所占有的物品種類變化了就不再是資產階級。”[32]以致于將結構的變化與階級意識的變化完全等同起來，進而去認為以上發生的這些變化足以抹去勞工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界限。他也同意威廉斯從意識的角度出發對兩大階級所做的區分，即由于各自對“社會關系性質”的認識一直存在的根本差異，比如資產階級將社會看作是個人競技的場所，而勞工階級則將社會看作一種“合作體”，這些最為基本的原則直到今日并沒有太大的改變，從而可以將之視為分辨二者差別的重要尺度。但是霍爾也不認為這種尺度是僵硬的，可以一貫到底的，有時也需看到在不同階級意識之間也會出現有限度的越界，比如“在19世紀后期，資產階級由于出于某種責任與服務的開明與仁慈的意愿，調和了個人主義的沖動；而在20世紀，工會中固有的‘集體服務’的觀念則因領導層的官僚主義架構而遭到削弱。” [33]這自然也會造成一些邊界含混的情況。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然而，隨著時代發生的那些變遷，尤其是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改變，比如混合化股份制、法人公司、新的管理方式和“企業責任制”模式等的出現與發展，使得資本的積累與利潤的最大化開始在一個全新的路徑上運行。而資本集團為了攬住員工為其賣力，也紛紛引入“福利化”與“人性化”的制度，在勞工管理上相比較于19世紀的做法出現了“從物理的硬度到人性的柔度”的轉化，“由此，隨著在工業領域中的這種有關‘人際關系’與‘人事管理’的意識形態的擴散——一個新的員工管理關系的概念已經滲透到英國工業的更為發達的據點中。”[34]這些當然都會成為促發“新的階級意識”誕生的重要動能。而在機制的整個轉換的過程中，資本一方始終是處在主導性位置的，勞工一方則往往屬于迎受者（這與后來霍爾在論述“霸權”時分出主導與從屬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后者的意識也是被動性地“內嵌”（has been build-in）在資本運行的新模式中的（不再有早期勞工階級運動中體現出來的那種主體性與主動性）。[35]此外，亟需關注的還有消費的環節，這也是霍爾特別著力于去發掘的一個理論界域，并在后來成為其思想“結體”中的一個重要模塊。在霍爾看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幾乎都是建立在“勞動”與“生產”的概念地基上的，這與早期資本的運行特征以及勞工階級與資本聯系的方式都有密切的關系，那一時期的勞工階級們的開銷能力也很低，很少去購買那些與自己生產脫鉤的商品。然而在今天，隨著購買力的增加，他們已經可以從商店里作為一個消費者將自己生產的產品買回家來了，由此也使工人們會更多地將自己視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存在的，商品或消費由此不僅成為確定身份價值的一個標準，也成了他們與資本主義產生關聯的最為重要的場合。為了能夠將產品推銷給消費者，借助于現代傳媒而大量涌現的廣告遂成了當今視覺世界中最為亮麗的一道風景線，這同樣是以主動/被動、主導/依附的方式貫徹的，并起到了重塑“新的階級意識”的作用。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到，盡管我們不能將結構的變遷與意識的變遷直接對應起來，但是勞工階級群體意識仍在結構的強力移行過程中遭遇了巨大的沖擊，并隨之出現了多方面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變，從其造成的結果看，不僅使得原來固有的階級意識大為削弱，與之同時，一種“無階級”的意識，也始處在濛混不清的浮現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與社會變遷造成的結構性錯覺有關，使得勞工階級很難像過去那樣找到明確的抵抗對象，另一方面，也因受到來自資產階級話語的各種“勸導”與“說服”，處于被動接受狀態的勞工階級幾乎無法判斷這些話語的真相，而現代傳媒的發達又使得這種勸導與說法的能力相比過去不知大了多少倍！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不再存在著富人與窮人、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差異，更不意味著資本已經丟失了其奴役與異化的本性，不過是換成了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并將之偽裝得更為隱蔽罷了，[36]從有些方面看，也因于各種彈性因素（既在職業崗位上，也在生活風格上）的增加等，[37]更將一些區別性界限搞得模糊難辨了。

　　William Whyte《The Organization Man》

　　從上述意義，尤其是從消費與商品成為辨識身份價值的一個主要標準這點來看，再來審視威廉斯所述的不能將人工產品，而應當將勞工階級對社會關系的認知作為該階級意識的核心要素——這樣的提法，就不一定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盡管威廉斯的論斷大體也與之前發生的情況相契，并可通過歷史的追討得以確證，但是在新的情境中，則未必符合實際。在新的歷史階段，不單是物質消費品，“甚至于像文化、教育與學習等，也均變得與‘商品’一樣，將自己依附在一個身份符號等級化的社會價值上”，[38]因此，過去那種在生產場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階級意識（比如團結、合作、集體主義等），很難說還能成為當今勞工階級意識的判定標識。也正因此:

　　我們越是明確地把握住那種特殊的方式，即在舊的勞工階級社區中為維持生活而形成的團結與共同體的含義，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陪伴著新的“無階級性”出現的焦慮與困惑程度。[39]

　　從某種角度看，“無階級”論似乎也非一個毫無由頭的說辭。同時，如果我們所指稱的是舊勞工階級社區中成長起來的團結、共同體等意識，并且是在這個層面上來討論問題的話，那么至少，在舊的階級意識已趨退化，而新的階級意識始顯露于世，甚至于出現了“無階級意識”的情況下，仍然還用舊的目光來打量這一群體，或不由分說地將其原有的屬性生硬地塞給一個已經改變了的階級，則難免有郢書燕說之嫌。如果真的能夠進入他們自己的經歷中，看到的或許是另一幅情景：現在的勞工階級們所相信的已經不再是“團結”這一類的群體身份認同，而是各自在“攀登階梯”（creeping up the ladder）這條狹路上的孤行獨斗，“階級”（class）的觀念也已經為“等差”（status）的觀念暗中替換了：[40]而“一旦勞工階級開始在身份階梯上邁出試探性的腳步，一旦階梯的概念作為生活中必需的部分進入到自身的意識之中，那么也就只剩下永久的奮斗方式了” [41]與之相隨，通過“階梯”（ladder）這一意象，資產階級生活的其他意象——如個人主義、隱私權、“健康競爭的精神”、“培育自己的花園”（比如工黨領袖克羅斯蘭對幸福的隱喻）、“擁有民主的財產權”等，最終也都進入到了勞工們的意識中，成為該階級成員“新的階級意識”的一部分。在這一畫幅中，我們所能窺見的不過是一個意識上四分五裂的群體而已，雖然他們都還仍然披著勞工階級的符碼化外套，如果說從中還能找到一種統合性歸屬的話，除了個人奮斗這一資產階級為我們設立的方向之外，還剩下什么呢？當然，也有剩下的，然而，呈現出的仍然是一個十分吊詭的故事。霍爾在此舉了不少的例子來說明之，比如作為勞工階級意識內核的所謂集體主義精神，經過意義上的置換之后變成了“共謀共商”（joint consultation）、“人際關系”（personal relation）等，反倒成了資產階級在另一個側面上用以訓導其雇傭者的美好修辭。[42]這也可看作意識越界的又一例證，雖然它是以一種偽裝的形式來完成的。又比如勞工階級在19世紀提倡的合作社消費，在當前也被吸納為了消費資本主義計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許多社區中都建立了為人們消費服務的設施，你當然看不出這有什么明顯的階級意識包含在內，但它們仍然是有身份上的“精細”區別的，包含有一種“身份差異與競技的微妙模式”（這也說明了“消費”也是包含有“階級性”的），那些早期為熱心的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理念，在今天卻轉變成了資產階級推行其利潤目標的實踐方式，這種表面上的相似性，自然也會使勞工階級很自然地產生某種去階級化的幻覺。[43]

　　斯圖爾特·霍爾文集

　　在此種情形之下，霍爾認為，我們必須對“共同體”（community）的概念保持必要的慎謹，他也指出，這是針對威廉斯而說的，因為后者在《文化與社會》中明確地提出了一套有關于此的新想法，以為可將勞工階級中原有的群體意識轉化為朝向于未來，并涵容全社會成員的共同體。然而，誠如上述，它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便是，在今日的勞工階級中是否還有人真的相信這樣一種理念？而事實給出的結論難道不是相反的嗎？特別需要去思考的還有，當這樣一種“共同體”（或社區）的理念一旦從勞工階級之手轉手到資產階級那里時，它還能被看成是勞工階級自屬的、純粹的遺產嗎？關于這點，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也有述及，并將之視為是一種 “文化退化的進程”（process of cultural degeneration）。而不管怎樣，霍爾也還是需要給出一個自己的暫時性結論，他這樣寫到：

　　當然，雖然我一直在描繪的那種階級混淆（class confusion）的感受，并不就意味著就沒有階級存在了。但是因為決定“階級意識”的主觀要素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因此勞工階級成員也可以發展出一虛假的“無階級意識”。[44]

　　這段話中有兩個用語是可用以分說的，一個是“階級混淆”，它的確也是一種真實存在的狀態。另一個概念是“無階級意識”，則是由階級混淆引發而來的，當然也與主觀上的引導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將之置于一個與真實結構相比照的狀態中看的話，那么意識與結構之間顯然是存在一定脫節的，因此，霍爾認為，“無階級意識”其實也就是一種虛假的意識。然而，如果再參照意識形態的理論來看，即便是虛假的意識形態，它也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有其現實來源的，尤其會作為一種話語實踐直接參與到社會的運行中去。[45]

　　假如我們將霍爾的這些持論安放在文化研究先賢譜中加以參比的話，很明顯的一點是，與之思想更為接近的是霍加特而不是威廉斯（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1964年霍爾能與霍加特走到一起，共同籌建CCCS），相對于威廉斯所取的“寬容”與“平衡”的基調，[46]霍爾更偏向于對資本主義社會模式持一種激進批判的姿態，同時又比霍加特備有更為開闊與綜合的視野，更多一些“理論”的偏好，更少一些對“文學氣”（也包括利維斯的淵源）的耽溺，等等。就其引入的帶有關鍵意義的理論要素看，霍爾此文由于不是粗放式地（比如在威廉斯那里），而是更為細致地辯說了經濟與文化、物質性與意識性之間的關系，從而將為霍加特與威廉斯初步提出的，并在后來得以光大的，以“文化”為核心構建起來的研究范式用力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在該文中，“文化”與“生活方式”也已是頻繁使用的概念）。關于這點，也可在其對“無階級意識”這一話域中的論述中得到確證，一方面，他并不認為在意識與結構之間就存在著直接的、必然的對應關系，比如意識有可能被某種力量所操控以致于也會以虛假方式的關系來表呈結構，在勞工階級中出現的“無階級意識”便是最為明顯的一個例證，因此，最好還是采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更為自由的運動”的觀點來看待之。但在另一方面，勞工階級的這種新的時代意識也不是無端而來或可任意“制造”出來的，依然與變動中的經濟、物質、技術等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因此，不能因為我們強調了文化、意識、生活方式的維度，就可將之斷然視為一種超乎經濟于結構之上的漂浮物，可以妄自尊大地去藐視物質結構及其移動對意識的施動性。從某種意義上看，霍爾的上述意見也為后來的文化研究繼續思考與探索這一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的基礎。[47]

　　此外，便是霍爾對“消費”的論述，進而將消費視為前后兩個不同時代劃分的重要標識之一，也是這篇文章非常突顯的一個亮點，隨后塞繆爾與湯普森在評述霍爾的追加性文章中也專門提到這點。以霍爾的判斷看來，戰后的發展之所以可被看作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其運行的重心已經從生產的環節轉移到了消費的環節，這不僅促成了各種社會關系的重組以及階級意識的偏移，也是催生“無階級意識”的一個主因，既然如此，我們的理論分析便有必要將視線從對生產關系的考察轉向對大眾消費的關注。盡管該文對這一問題的論證還不是十分慎密，但在當時的理論語境中（甚至于整個西方的理論語境中），仍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不僅使后來的文化研究與更往后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獲得一個能夠與變化的時代緊密地扣連在一起的不同于過去的新的論題范疇，同時也與上述霍爾對結構/意識的論述一起，為馬克思主義能從刻板的、一成不變的公式化理解中解放出來，為之大力松綁，從而導入一種流暢發展的當代性軌道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當然，如同所有的理論發明都有無盡的前奏，這一命題的提出也多少受到過來自于霍加特、威廉斯、戴維·利斯曼（David Riesman）等的影響，[48]但至少在英國新左派/文化研究的語境中，只有到霍爾之處，才將之置于歷史與理論兩方面的脈絡中做了頗富深度與廣度的論述，因此，也可將之視為霍爾帶有標桿性的理論創見之一，而后來隨著這一話題的不斷展開，倒灌入英國文化研究領地中的鮑德里亞等的消費論則要至60年代末才正式起步。

　　斯圖爾特·霍爾

　　介入對霍爾上文評論的塞繆爾與湯普森也是第一代英國新左派的核心成員，屬于霍爾交際圈中的友人，塞繆爾還是《大學與左派評論》的主要編輯之一，但與霍爾有所不同的是他們均有英共的背景，并且都對帶有“無政府社會主義”傾向的19世紀勞工思想領袖莫里斯的那套想法懷有強烈的興趣。湯普森此期剛完成莫里斯長篇傳記的撰寫（1955年出版），塞繆爾原是英共領導之一、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的學生，當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19世紀后期碼頭工人史的研究，《新權威主義》一文中他在重申 “兄弟般的人類共同體”（a community of human brotherhood）的同時，也將馬克思的思想與莫里斯的“烏托邦理想”置于一起作為新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并與湯普森一樣格外注重勞工階級于歷史進程中的“the active agency”。[49]因此，他們也都更偏向于從肯定過去的軌跡上來思考階級的連貫性使命，在新一代知識群體中屬于更為偏左與保守的一翼。在《階級與無階級》這篇論辯性的文章里，塞繆爾似乎主要給自己定位在“唱反調”的角色上，為此，其論說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為霍爾描述的當代轉型諸現象，例如企業所注重的“穩定性增長”（而非資本積累時期的盲目掠奪）、資本家向“慈善化”的轉變、勞工階級社區的解體、人員在地區間與職位上的流動性，社會達到的某種“豐裕”程度、資產階級以及媒介采用的“宣傳”、“勸誘”手段、勞工階級的“資產階級化”等等，其實在19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成為常見之事，而且比當代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二是，其他由霍爾提出的諸如勞工階級的“無階級意識”、大眾傳媒對民眾階級的影響、生活風格的更趨“精致化”、當今勞工階級被“消費主義”捆綁在自己的車輪上等的現象，也有明顯被夸大其詞之處。在塞繆爾看來，資本主義的當代發展形態，不僅在維多利亞時期就已經轉型成功，而且也比我們身處的時代更為開放、更具活力，在另一方面，這種機制并沒有使勞工階級更趨分化，而是相反，使勞工階級獲得了更為緊密的團結意識，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庸俗化誘導始終保持著一種無可滲透的免疫力。[50]這樣一路論證下來，他得出的結論便是：如果我們一定要給戰后社會結構的變化做出一個判斷的話，那么就是 “英國的階級體系被加強了”，在看似“開放的社會”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控制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強化，這顯然不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征兆。[51]如果說左翼政治被推入了某種危機狀態，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勞工階級自我意識的退化與消弭，而是社會主義的精英們未為人民指出一條可行之路。以此推理，霍爾對“無階級意識”的一系列論述就成了一種對時代的誤判。

　　E.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E.P.湯普森在同期發表的《政治的承諾》也是一篇定制式的“擂臺”之文，雖然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肯定了以霍爾為代表的“大學與左派評論”青年群體是當前社會中“作為抵抗力量出現的第一代人”，且可視為“這個國家中革命社會主義的最健康、最具建設性的生長點之一”，[52]但又以為，坦率地說，他們最近推出的一些想法卻是令人失望的，這主要體現在對待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不同態度上，似乎他們的袖中裝著的是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溫情”（tender sensibility），從而導致他們對勞工階級中出現的物質主義要比對金融家的貪婪顯得更為憤怒，熱衷于討論的“是異化而不是剝削”，“如果他們提到馬克思，那也是1844年的馬克思，而不是《資本論》或《霧月十八》中的馬克思；他們感興趣的是如何成為診斷專家，而不是對人類疾病做革命性的手術。”[53]另一方面，勞工階級則被他們看成是在這場社會巨變中處于被動者位置上的人群，不僅忽視了他們所具有的積極向上的動能，也嚴重地低估了左翼政治少數派（political minority）的思想及其在組織勞工運動中的影響，這等于說是“不僅剝奪了我們光榮的傳統，而且也剝奪了我們在目前仍然可以懷有希望的理由”。[54]從湯普森的敘述看，他似乎也將霍加特歸入到了霍爾這一群人當中，并專門點了他的名，而且也明里或暗里將批評的鋒芒指向于他，比如以嘲諷的語調談論之：“他們用阿諾德和利維斯的權威取代了邊沁和穆勒的權威，既然他們不信任功利主義傳統中善于使用操控性手段的社會工程，那么他們只能用教育和文化的療法來替換之。” [55]（這似言中了霍加特，然與霍爾或ULR有關系嗎？可能是在他看來霍加特與霍爾都屬于“無階級”論的贊同者吧）。雖然這篇蕩氣回腸的檄文并未像霍爾與塞繆爾那樣拉開材料的架勢去直接論辯“無階級意識”是否存在這一問題，但也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即盡管不否認霍爾與霍加特等描繪的那些觸目事象，比如大眾媒介對勞工階級造成的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也出現了一個“文化”上的轉向），但不宜從截取的一個片段上評估勞工階級意識狀態，而是還應當看到這一階級的另外一些（也是更為重要的）側面，[56]即不是單從歷史與當代的斷裂性，也應從二者的連貫性上去評估勞工階級的群體意識及其對社會的推進作用（這一思想也成為其后來出版的《工人階級的形成》的一種指導性寫作原則），進而從正面（而非悲觀的面上）去回應勞工階級的各種需求，做出我們的 “政治承諾”。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從塞繆爾與湯普森二文看，兩人對霍爾“無階級論”的反應，多含有“用意圖帶動邏輯”的取向，即試圖用自己原來已有的一套想法或設定的論述目標來解釋霍爾提出的時代轉型的新問題，這在塞繆爾處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只能說是部分地切入了霍爾的思路，未真正形成與霍爾的對證與對話。霍爾不久即在《重創》一文中對湯普森與塞繆爾的批評做了一個簡短的應答，其中也指出了這場論辯中存在的意義脫節問題，即兩位評論家“都不想嚴肅地對待我在標題中呈示的那個問題意識”，他猜想，這可能是因為兩位同仁不太愿去碰觸“勞工階級的心理與‘階級意識’之間的關系”，[57]因此看起來似乎有點兒王顧左右而言他。但不管如何，畢竟也呈示出了來自于左翼內部不同的思想走向，及由這一問題帶來的其他方面的焦慮與不安。

　　上文我已提到威廉斯對無階級問題所持的觀點，盡管在當時的情況下，與其他敏感的學者一樣，威廉斯也意識到戰后轉型有可能造成的階級結構與意識的變化，并對之進行過一些思考，然而在撰寫《文化與社會》結論時（應當是在全書的主體完成之后補寫的）還只有一些較為初步的想法。幾年過后，由于霍爾等人的積極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這一話題的熱度，尤其是霍爾還在《無階級意識》中以批判性的姿態直接挑戰了他的那些想法，因而在1961年完成《長久革命》一書之后，他感到似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這方面的思路，因此在為該書補寫的“結論”部分又專門設立了一個小節，作為對其參與的相關話題的一個再行表態。另在1960年，他與霍加特也有一場由《新左派評論》編輯部安排的對談，主要的議題也是圍繞如何看待目前的階級狀況，尤其是當前勞工階級意識與心態而展開的，威廉斯在該對談中呈示的一些觀點與《長久革命》中的論述也具互文性的效果，故此而可并置于一起看待。

　　E·P·湯普森

　　與50年代中期的解釋有所不同的是，在《長久革命》的“結論”部分，威廉斯公開承認他在《文化與社會》中對延續至今的勞工階級運動的估計偏于樂觀了，因此需要重新審定，他似乎接受了霍爾對他所謂的“共同體”理論所做的批評（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也表示了對之的懷疑），轉而認為“勞工運動的確出現了在道德上的明顯滑坡”。[58]當然，他并沒有直接去探討這與勞工階級的“日常生活”是否有關，而是將敗落的原因歸之于各級勞工組織如工會、合作社與工黨等“機構”在性質發生的蛻變，從而“走向了他們表面上反對的思維方式的那一邊”[59]，并“掏空了英國社會主義的積極意義”。[60]在肯定這些機構以及由他們領導的勞工運動在歷史上曾今取得的“富有創造性的偉大成就”的同時，威廉斯已不再將他前幾年還積極維護的“熱心的少數人”（earnest minority）視為當代社會主義新工程的同盟，[61]這當然會與這幾年來以霍爾等為代表的，以“獨立左翼”為標榜的ULR群體的迅速崛起，以及這些人對新工黨修正主義所做的激烈批評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為了向這個富有生命力的新左派青年群體靠攏，他需要適當地調整自己過去那種更具調和性、并多少帶有某些國家社會主義印跡的思維定勢。這種不間斷的自我反思與修訂，也存在于威廉斯對其他問題的看法上。

　　當然，更需要關注的還是威廉斯在此對階級與無階級問題上所做的新思考，從出發點上看，與其說他是想要去徹底地解決這一問題，還不如說是更傾向于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解答方案，因此一開始便將自己的論述焦點集中在對“階級”這一概念的界定上，希望以之為線索再來討論與之相關的其他一些問題。在他看來，雖然我們對經濟、政治與社會生活模式的任何一種描述都無法回避對“階級”的思考，但是遺憾的是直至目前為止，它一直是一個被模糊使用與處理的術語，比如究竟是何種因素規定著我們的階級身份，是我們的出身呢還是后來在工作中取得的位置，這在各種討論中其實都不是很清楚的，由此也很容易造成了對話上的錯出。[62]以我們常使用的“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這兩個概念來看，勞工階級這一概念原來是以是否從事雇傭性的“勞動”或“工作”密切相關，并與不從事這些勞動的貴族與有資產的階級相對，由于大量的有產階級如獨立的小雇主、店主、小農場主與專業人員在社會地位上又有別于貴族，即處在上下兩個階級之間，屬于一“居中”（middling classes）的階級，因此又在后來出現了“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的概念。又因這個居中的階級包括諸多的層次，又在其中劃分出“上層的”（upper）與“下層的”（lower）兩個部分。盡管這樣，仍然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在勞工階級與下中產階級之間因流動性出現的變位，尤其是隨著一些技術工種的增添，他們既是雇傭勞動者（從傳統的意義上講），同時又比體力勞動者能夠掙到較高一些的工資（這在目前也很普遍），由此而使得如果仍然用舊的術語來對稱之的話，必然會遭遇定位上的困難，當然以上這些都還是從經濟的角度出發所做的分判，尚未涉及其他層次上的問題。[63]

　　如此而言，那么“階級”這一概念或視角是否還有存在的意義呢？關于這點，威廉斯以為：“事實上，我們仍然還處在一個建立在出身基礎上的社會分層（stratification）向一個以金錢與地位轉換的歷史階段上。”[64]前者幾乎是固定不變的，后者則帶有相對的靈活性，兩方面力量都十分地強大。以出身為標志的階級區分，盡管從歷史地看也式有所變化的，但是自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占據社會權力支配的中心之后，不僅將一個界限分明的階級體系當作社會理想接受下來，而且還制造出了一套新的等級化觀念與制度（比如“階梯”說、 “個人奮斗”說），繼續在廣泛的層面上將所有人都納入到它的運轉系統中，使得等級制度成為一種幾乎牢不可摧的事實。[65]關于金錢的意義，從表面上看，對金錢的占有方式看似能夠在聲望上克服由身份所標識的階級分配方式，即像有些人認為的使固定的階級界限變得模糊了，但這也只是一種幻覺而已，因為這種說法只能解釋某一些現象，卻不能取之與體制引起的效果混為一談。我們大多數人都是靠掙錢生存的，無論你是拿薪水（salary）的還是掙工錢（wage）的，都身處于一個行業性內部的等級化體系之中，從而將自己內嵌于一種復雜的差異性體制中，[66]雖然也能看到變化，那也只是發生在某些人而不是體制的身上。在這些事實情形之下再來談論所謂的“新的無階級的狀況”（new phenomenon of classlessness），是于實際不相切合的。[67]

　　Raphael Samuel 《The La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盡管威廉斯的論述重心幾乎都放在對無階級迷思的破除上，與其早期的思想保持著某種一致，但在論述這一問題時，畢竟還得落實到轉型之后所發生的變化之上，對之的解釋，既與從何種意義與層次上才能更貼切地去理解無階級的現象，也與他一開始提出的想要在一團亂麻的概念狀態下去重新定義“階級”這一術語的想法均有關系。當然，威廉斯并未對之做全面的展開，其論述主要還是集中在自己比較感興趣的幾個點上。首先的一點，還是關于“勞工階級資產階級化”的提法，這無疑也是無階級論中的一個題中之意，在其看來，討論這個問題，可以從現代企業中職業分布愈趨細化的角度入手（這在霍爾處也有詳述），在60年代的幾種文本中，威廉斯的論述也有涉于此。比如大量新的技術類工種的出現，不但發展出了大量新的工作職位，也因之帶來了新的生活標準，如對舒適與時尚生活的追求等，進而影響到勞工階級看待社會的觀念，這些人甚至于會感到自己似乎已經成為了中產階級，而輿論界（包括他自己）也偏向于以“去無產階級化”的說辭來表呈這一現象，但由于這類人并不像19世紀的中產階級（有產階級）那樣多少會擁有一些財產，而是仍然還屬于雇傭勞動者，因此，如從另一角度來看的話，又會給人造成另外一種印象，即所謂的“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化”，正是因為這一類人如過江之鯽般地大量涌現，使得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68]此外，還有一種需要注意的情況是，從團體的歸屬上看，我們一般會將保守黨看作是有產階級或統治階級的代表，而將工黨看作是勞工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代表，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些年來大選投票的結果，可以發現英國的勞工階級已經有很長一段時期都非工黨的鐵桿選民，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將選票投給保守黨，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盡管是比較復雜的，并與保守黨的選舉策略也有很大關系，但借助于此也能說明一個問題，即以階級作為政治認同的界限其實并不那么可靠，這一例證的存在，也會對固有的“階級”概念構成有力的挑戰。[69]再一個，所謂新的居住區或社群形成的問題——這也被看成是“新英國”的特征，霍爾等人雖然對之也有過關注，但并沒有投入太多的分析，而威廉斯對這一現象的分析則相對要復雜得多，其主要的一個看法便是，那些不同階級與職業人士混居的新區也的確正在打破過去以社區為標識來組織民眾的政治分類（比如貧困的老的社區會成為工黨的主要票倉），以致于很難據此去判斷居住在新住宅區里的人們究竟是勞工階級呢還是中產階級。[70]許多新的情況的出現，特別是資產階級所灌輸給人們的平等競爭觀念，使當前的勞工階級陷入到一種十分矛盾的焦慮狀態中，一方面感到“勞工階級”這樣一種身份已不同于過去那樣是受人尊敬的，而是演變成了與“下等階級”等同的概念（即“working”=“lower”），另一方面，當他們遇到困難與不幸的時候，又會想起自己所歸屬的那個“階級”。不管怎么說，在很多人眼里，“階級”事實上已成為一個過時的與無關緊要的概念，已被“階梯”或“等差”（differential）的觀念所替代。[71]

　　雷蒙德·威廉斯

　　按照這樣一種思路考察下來，那么，下一個問題也就脫臼而處了，即，既然階級的觀念或意識已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是否就意味著現在我們可以放棄“階級”的概念而將問題都歸在“等差”的名義下呢？對之，威廉斯認為應當從不同的層次上來加以分析。隨著戰后的轉型，人們的確越來越相信自己已行走在“等差”的軌道上，但承認這樣的現實，并不等于就此而可認為帶有剝奪性的“階級”結構也同時消失了，如果將二者混為一事，勢必會造成對界限的混淆：“如果開放的等差仍然是具有現實性的，那么在討論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的區分時就會一直是混亂的，這樣的社會也難以被理解。”[72]然而，如果我們能從對身份表征的識別進入到對深層社會形構的把握，那么就能發現前者依然是在后者的支配下起作用的，即：“等差不過是某種特定社會的一種運作功能而已”[73]，不管在表層出現了多少變化，一種隱秘性的結構（階級結構）依然最終規定著不同類型人群之間的關系。由此來看，或從一最為主要的方向上來看，威廉斯這些想法與該期其他的新左派理論家如霍爾、密里本德等在思想的進路上還是保持著某種一致性的（進而與60年代后期與70年代初在英國左翼知識界所流行的“意識形態”理論恰好銜接上），雖然他仍然沒有徹底放棄對“共同體”愿景的期許。當然，這里也還是留下了一個難以縫合的尾巴，仍然從“結構”—“意識”—“行動”的解釋圖式來看，假如說居間的“意識”已經發生斷裂，那么后續的“行動”（對共同體的實踐）又如何可能？——這其實也是霍爾與霍加特提出的一個帶有質疑的推斷。

　　邁克爾·肯尼 《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李永新等中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至此而止，自50年代中期而迄于60年代初的這場關于無階級意識的論爭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邁克爾·肯尼（Michael Kenny）后在評述這場論辯時曾認為，盡管這段歷史被后來的新左派史學家有意識地低估了，但它卻是“戰后英國左派所經歷的危機的核心構成部分”， [74]如將之再次放回到當時社會變遷與政治較量的語境中看（也包括工黨與保守派面對同一局勢所做出的各種反應），肯尼的判論無疑是精準的，也是符合事理邏輯的。如上所述，階級問題其實也是19世紀以來各派政治與文化勢力共同聚焦的一個中心議題，甚至于如看似比較超然的一些文化批評家如利維斯、艾略特等也都無法擺脫這一背景來自說自話，或發明出一套遁世論的學說，既然如此，對之的重釋，不僅以變奏的方式接續著這一蕩氣回腸的歷史主旋律，也起到了某種朝向于未來的“指示器”與“風向標”的作用。它所標識出的，是一場業已到來的新的話語革命，無論是新左派還是文化研究，均將在這一論述基點上起步，并且由此而行之更遠。

　　仍然在新左派/文化研究的范圍內看，雖然在這一討論中麇雜著不同的噪音，并幾乎一致地反對階級消亡的觀點，但作為主流的表述，還是傾向于認為無階級意識仍是可以在事實的層面上得以確證的，并已駐扎在勞工階級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盡管其由來有自，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是由主導意識形態制造出來的，因此而可歸在“幻覺”的區域內。有基于此，作為對這一現象的直接反應，新左派/文化研究學者也試圖通過一系列論述策略，如“意義置換”或“重心偏移”等來確證這一轉型的機制，以此表明前后兩段歷史或兩大階段的勞工階級群體之間在一個統一的名目下是存在某種意識上的脫位（dislocation）的。在他們看來，這些轉換機制主要指的是對原有重心的更替，即從“經濟”轉向“文化”（“意識”與“生活方式”）、從“階級”（二分法或三分法）轉向“等差”（更為精細的分類），從“生產”轉向“消費”，從 “剝削”轉向“服務”等。[75]通過這些意義上的置換，不僅更新了問題的指定框架，也使得原來嵌入到“階級”這一概念中的指意發生了軸系上的移位，或說是變得不再那么有分量了。

注釋：

　　[1] 本文選自黃卓越：《重建“文化”的維度：文化研究三大話題》，“話題二 階級話語：跨世紀的持續博弈”第二部分。

　　[2] 對在50年代左翼知識界遭遇的巨大危機的一項精確概括，可參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的論述，包括勞工運動的退潮，選民對政治的冷漠，大量知識分子退出政治舞臺，保守主義重獲生機等。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李鳳丹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頁64。

　　[3] Matthew Arnold, School and University on the Continent, London: Macmillan, 1868, p 258.

　　[4] f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 p15.

　　[5] 關于1919年《報告》強調的“公民”意識及帶來的影響，也可參張新生《英國成人教育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頁23,242。

　　[6] 對托尼的“公民”觀的一項分析，見M.K. Smith, “Richard Henry Tawney, Fellowship and Adult Education”, The Encyclopa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2001, 2007). http://www.infed.org/thinkers/tawney.htm (accessed

　　April 15, 2010).

　　[7] CCCS, Unpopular Education: Schooling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England since 1944, London: Routledge, 1981, p69.

　　[8] CCCS, Unpopular Education, p46.

　　[9] David Lee與Bryan Turner在《無階級的神話和階級分析的“死亡”》一文中分析了四種20世紀中期以來關于無階級的神話，其中第一種便是“公民”論，并指出：“就‘公民權’（和福利）降低了階級劃分的顯著性而言，它為一種無階級神話經常提供潛在的支持。”載于戴維·李、布賴恩·特納主編《關于階級的沖突》，姜輝中譯，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頁7。

　　[10] John Clarke, Chas Critch and Richard Johnson(eds.), Working Class Cul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CCCS,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79, p15.

　　[11] 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26.

　　[12] 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31.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 2, 1957, p30-31.

　　[13]，詳參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對之的評述與研究，可參David Lipsey, Dick Leonard(eds.), The Socialist Agenda: Crosland’ s Legacy, London:Cape,1981.克羅斯蘭該書也對新左派成員中有較大影響，霍爾在其著述中即多次引述之，雖對之持批評態度，然在對當代社會轉型的一些描繪也多少汲取了該書的分析。

　　[14] 雖然還不能將新左派與文化研究兩概念完全混為一談，這既表現在思想構成也表現在成員組合方面，但因后來被列入“文化研究”系列中的核心成員，如湯普森、斯圖亞特·霍爾恰好也是英國第一代新左派的創始人與最為核心的發言人，威廉斯則在其中擔當了引領某一方面風氣的作用，加之其他成員交叉的情況也不少，因此至少在對前一時期的考察中采用這種并置法來表示二者的關系，似還是比較妥當的。

　　[15] 在早期英國新左派的表述語境中，“修正主義”這一詞語的使用主要針對的是工黨內部以克羅斯蘭為代表的妥協與調和政策，以及他提出的放棄“階級斗爭”，向美國式自由主義看齊的主張，不同于后來密里本德、麥克蓋根等指稱的“新修正主義”。對前者的具體的分析也可參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頁81。

　　[16]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p134-143. “common man”一詞在霍加特那里基本上同于“citizen” 的含義，并多是在諷刺的意義上使用的，在全書中出現頻率甚高，見于各章節。

　　[1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2-313.

　　[1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19]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20]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1.

　　[21] 其中，對于這個“放逐者”的討論，是霍加特與威廉斯一直十分關心，并累加論述的一個話題，這與他們兩人（以及同類人）對自己身份的焦慮或審思是有密切關系的。因例證甚多，不再贅引。

　　[22]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250.

　　[23]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pp265-266.

　　[24] 在《文化與社會》之中，威廉斯只是提到了霍加特（進而也是是利維斯）的一些觀點，并沒有直接點名，對霍加特這些主張的指名道姓的批評主要還是出現在《勞工階級的文化》一文中，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1957, no 2, p30關于對“通過電視而凝聚在一起的大眾” （”telly-glued masses”）的駁斥，已見于《文化與社會》，然這條引文則來自于Raymond Williams, Long revolution, p334.

　　[25] 對之的整體分析，可見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p306-314.

　　[26]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1.

　　[27]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p311.

　　[28] 上述概括參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editorial”, no. 1, 1957.當然發刊詞所述及的思想背景也不限于此，比如還提到在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變，如兩大陣營之間的全面“冷戰”，蘇聯出現的政治危機、匈牙利的叛逆性喧囂，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的失敗等，以為這些都對社會主義的策略選擇提出了挑戰。當然，關注重心還是集中在英國社會的變化。

　　[29]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6.

　　[30]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26-27.

　　[31]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7.

　　[32]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6.

　　[33]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26-27.

　　[34]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35]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36] 關于這點，霍爾于前一年《大學與左派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文中也有闡述，其中提到中產階級“福利國家”在制造新的階級等級模式中的意義，企業中新的“管理模式”的出現，等等，這些論述都在后來被吸取到了《無階級意識》一文中。Stuart Hall, “The New Conservatism and the Old”,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1, 1957, pp21-22.

　　[37] 霍爾在論文開篇即引用了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在《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的一段話:”the more that distinctions are broken down, the more exquisite they become”，大意為：越是消除區分，它們會變得越是精細。用以看待“無階級”現象，指的是一方面階級之間的區分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另一方面則又使可區分的層次變得越來越多。這當然也是一種新與舊的辯證法。

　　[38]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39]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40] 關于這兩個概念的轉換，也可見霍爾隨后的回應性文章《重創》。參Stuart Hall，“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41] 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9.

　　[42]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28.

　　[43]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30.

　　[44]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30.

　　[45] 關于意識形態的這一特征，霍爾后來在多篇文章中均有闡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其“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B. Matthews(ed.), Marx: 100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3.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2, no.2, June, 1985.

　　[46] 這個看法見之于早期新左派成員格雷漢姆·馬丁評述威廉斯的《共同文化》一文，在文中其引用了他人所使用的詞語“generous”、“broadmindedness”，Graham Martin, “ A Culture in Common”, University and Left Review, no.5, 1958, p72.

　　[47] 霍爾在下年回應塞繆爾與湯普森對其文章的批評時所撰的《重創》一文中，再次對這一來自于經典馬克思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而此后在該話題上展開的討論就更多了。參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p50-52.

　　[48] 關于利斯曼的思想，霍爾在《無階級意識》中也有幾次述及，可知是讀過他的著作的。

　　[49] Raphael Samuel,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69.

　　[50] 以上的觀點均是從全文概括而來，參Raphael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p 44–51.

　　[51] Raphael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1959, p45. 塞繆爾對當代資本主義形態的更為詳細的論述，可參其《新權威主義》一文，其中的有些提法與《階級與無階級》并不完全一致，文中提到的資本主義企業在管理模式上發生的變化——這一論點，似與霍爾的論述相近。Raphael Samuel,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5, 1958, pp67-69. 霍爾后在回應塞繆爾時也述及塞繆爾的“開放與威權”并存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基本矛盾的觀點，并對之做了修正：如曰; “Samuel himself in his article in ULR 4,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where he pointed out the contradictory coexistence in modern capitalist states between the empty rhetoric of liberalism and the untampered violence of the State machine.” Stuart Hall，“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塞繆爾的這個新權威主義的論述既與霍爾所述的“人民資本主義”相關，也對后來80年代后霍爾等因批判撒切爾主義而提出的“威權民眾主義”的思想有連帶影響關系。

　　[52] E.P. 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p50, 51. 應當將湯普森的表述視為是真誠的，出自內心的，對于“大學與左派評論”群體的高度評價也見其1959年在《新理性》上發表的一篇專文，同樣將這一新的知識群體看作是英國未來思想發展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其中也包括有他自己。E. P. Thompson, “The New Left”, The New Reasoner Summer, no.9, 1959, pp1-17.

　　[53]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0.

　　[54]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3.

　　[55] E.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1959, p51.在該文中，湯普森還專門設立了一節，標題為“霍加特的濫用”，對霍加特對舊勞工階級（以及勞工新一代）的消極描繪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以為雖然其提供的材料對歷史學家也有一些價值，但卻是“一種極具誤導性的文獻”。p53.

　　[56] 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6, pp53-54.

　　[57] 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7, 1959, p50.

　　[58]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1.

　　[5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1.

　　[6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04.

　　[61] “earnest minority”這一概念原是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提出的，意指從事勞工運動的組織者，在5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威廉斯區別了兩種不同的“少數人”，將勞工運動組織者與利維斯所說的“少數人”做了區分，并對前者做了辯護。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Culture”, 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 no. 2, 1957, p31.

　　[6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16.

　　[63]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p316-317.

　　[64]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18. 威廉斯這一部分的論述在邏輯上有不少分叉，也帶有某些矛盾，我們通過梳理之后將之概括如上。整個《長久革命》的“結論”部分因為寫的比較匆忙，因此而多顯粗糙，各小節均存在這樣的問題，不像《文化與社會》后附的“結論”寫的更有條理。

　　[65]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p318-322.

　　[6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2.

　　[67]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

　　[68] Richard Hoggart and Raymond Williams, “Working Class Attitudes(Discussion)”, Quoted from Border Country, pp116-117.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

　　[69]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25-329.對選票問題的分析也見之于他的“Working Class Attitudes(Discussion)”, Border Country,p116.

　　[7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4.

　　[71] 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結論）中主要使用的是“ladder”這一術語，而在《長久革命》（結論）中又增添了“differential”這一術語，以之替代ladder的含義，使用頻率也較高。

　　[7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5.

　　[73]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335.

　　[74] 邁克爾·肯尼《第一代英國新左派》，李永新等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頁80。

　　[75] 這也包括來自于保守黨與工黨在話語策略上的一些調整，比如保守黨一方推出的“人民資本主義”的口號，工黨一方所鼓動的是“福利國家”的理念，并試圖以“民族國家”的概念淡化階級性的概念，等。對工黨這一政策的評述可見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pp34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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