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讀了《王曙光：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https://www.sohu.com/a/479066052_121124804）一文。

文章前半段大略地敘述了人民公社列舉了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起的作用，不僅對我國前30年的發展，而且對改革開放后的四十年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說明了改革的過程及變化，然后對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提出了七個假說：

第一個是激勵不足假說；

第二個假說可以叫做“生產力水平或經濟發展水平約束假說”；

第三個假說可以稱之為“監督缺陷假說”；

第四個假說是可以稱為 “退出權假說”；

第五個假說可以稱之為“規模邊界假說”；

第六個假說可以稱之為“契約假說”；

第七個假說可以稱之為“產權缺失假說”。

王教授在文章中是這樣說的：

“人民公社制度為什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面瓦解？其內在根源到底是什么？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假說，這些假說要經過很嚴密的論證，我們今天不展開講，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其中第一個假說如下：

“第一個是激勵不足假說，即人民公社內部沒有適當的激勵機制，收益分配機制有問題，導致農民不愿意投入勞動，而是采取偷懶的搭便車的方法。實際上，后來人民公社體制的一個主要調整就在收益分配機制的調整上，比如自留地的調整。”

很顯然，這個所謂的假說完全是脫離實際的。在人民公社，經過頭三年的挫折之后，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人民公社事實上已經走上正軌。在最基本的核算單位一一生產隊采用的是工分分配制度，這是直接把社員的收入與個人勞動投入量的差別相聯系，直接與生產隊的生產經營成果相聯系。生產隊采用了時間記工或定額記工的方法，是多做多工，少做少工，個人是干多干少不一樣的；而生產隊之間也是各自獨立核算，搞得好的生產隊，你可以是0.8、0.9元一工，搞得不好的生產隊，你可能只有0.1、0.2元一工。這種個人收入與個人勞動投入狀態直接相聯系，個人收入與企業生產成果的好壞直接相關聯，這能說是“內部沒有適當的激勵機制”？完全是張著眼睛說瞎話嘛。

“第二個假說可以叫做“生產力水平或經濟發展水平約束假說”。人民公社制度是一套比較理想的體制，這套體制其實是很先進的制度，但是卻嚴重脫離了當時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就是生產關系的發展嚴重脫離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政策制定者過于理想化了，對于小農經濟的頑固性和農民小農意識的頑固性沒有充分的估計。這就導致人民公社體制與當時的農村生產力水平、農業技術水平、農民組織水平不相匹配。”

這第二個所謂的假說，是完全不懂人民公社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的基本特點與發展要求。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很低吧，它都可以采用共產主義所有制，難道我國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隊水平怎么就適用不了公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一開始的時候是在工場手工業形成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大多數國家都基本沒有變，這一事實說明所有制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是對應的關系吧？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是一個基本原理。這就像夫妻關系是家庭中的一種男女關系，但你不能反過來說只要是家庭中的男女，就是夫妻關系吧？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由于消滅了人格化的資產者，勞動者就成了唯一的生產主體，同時，也由于公有制本身也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因此，勞動者作為生產主體的利益要求，不是表現為資產所有方面，而是表現為勞動所有方面，表現為勞動所有權。而生產隊的基本制度，即社員大會、隊委會領導下的隊長負責制，體現了勞動者的勞動管理權；工分分配體制則體現了勞動者的勞動分配權。生產隊的制度從整體上來說，就是體現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制度。一個適合公有制條件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怎么能說不適應了呢？這生產力水平約束的說法又從何說起？由此可見，第二個假說，完全是不懂我國農業生產力特點和發展要求的胡說。

“第三個假說可以稱之為‘監督缺陷假說’。人民公社是一個幾萬人左右的龐大的合作社，農業生產的監督問題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有些人說在人民公社當中農民的幸福指數很高，為什么呢？因為存在著監督困難，很難監督農民的行為。監督有缺陷，信息不足，農民的約束機制就不行，最后導致合作社失效，因為搭便車的太多了。”

這個所謂的“監督缺陷假說”的出臺表明作者是完全不懂人民公社經濟實體的性質。在人民公社，基本的制度是以社員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制度。在這種制度條件下，每個社員都是作為生產主體存在的。它與產權企業所不同的是，它不是由個別老板或幾個股東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而是社員自己選擇合適的管理者進行生產過程的組織、指揮和協調，當選出的管理者（隊長）不適應生產發展要求時，則通過社員大會的權利體制進行管理人員的更替。在一個“人人為主體”的企業，用得著“監督”嗎？把產權企業的一套東西拿來解讀勞權企業，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啊？

“第四個假說是可以稱為 ‘退出權假說’。在人民公社中農民退出的權利被剝奪，這對一個俱樂部或者合作社來說是致命的。沒有了退出權，合作社成員就必然理性地選擇搭便車，合作社就喪失了提高效率的動力，因為缺乏成員‘ 退出’ 的威脅。”

這第四個所謂的退出權假說同樣是荒唐的。人民公社是建立在土地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基礎上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而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合作制。社員作為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者，你有權使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的消費需要。這里的集體的生產資料是作為滿足勞動者消費需要的手段而存在的，勞動者必須在不損害公有資產的前提下利用公有資產。當然集體也沒有規定你必須一定參加集體生產。如果你覺得不合算，你完全可以不參加集體生產的管理和生產活動。有誰規定每個人一定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生產隊是一個勞動實體。你參加集體勞動，即可參與集體生產成果的分配和參與相應的管理活動；而如果你不參加集體勞動，即可不參與集體生產成果的分配和不參與相應的管理活動。例如，有手藝的人就不參加生產隊集體生產勞動，譬如裁縫，理發師傅、木工、瓦工等等手藝人，他們就是靠自己的手藝吃飯的。生產隊集體是一個勞動集體，講的是勞動所有權，你可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也可以不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誰說沒有退出權？因此，用只是適合資產實體的所謂“退出權假說”，來解讀作為勞動實體的存在和發展的集體企業，豈不是很荒唐？

“第五個假說可以稱之為“規模邊界假說”。合作社的管理成本、監督成本、信息對稱的程度、內部治理的效率，與合作社的規模密切相關。如果合作社規模比較合適，則其信息比較充分，管理成本能夠得到控制，這個合作社就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突破了規模的邊界，合作社的規模太大，則這個合作社一定會面臨崩潰，因為會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對稱，會出現大量的監督問題和激勵問題。一個人民公社少則兩三萬人，多則五六萬人，監督成本、組織成本之高不可想象，信息不對稱很嚴重，組織生產、調配資源的復雜性極高，這就不得不動用強大的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來支配資源、監督勞動、動員農民的積極性，但這些東西是不能持久的。”

這個假說是更不適有人民公社。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頭三年經受了挫折，在1961年之后即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事實證明，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是比較適合的。由于各生產隊建立了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勞權制度，生產隊本身具有自我調節機制。因此，它是能夠自主經營、我自管理的。除了個別生產隊會發生不正常情況需要大隊、公社干部進行干預之外，絕大部分生產隊都是可以自我調節、自我管理的。因此，用管理成本與經營規模之說，來解讀人民公社是完全不適用的。事實上，一個人民公社有十幾個大隊，每個大隊有十幾個生產隊，而大隊干部和公社干部的人員卻很少，管理效率是非常之高的。當每個生產隊或絕大多數生產隊能夠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獨立核算、自主經營、收支自理、自我發展時，事實上公社與大隊的管理事項是非常有限的。

“第六個假說可以稱之為‘契約假說’。一個農民加入一個合作社，其前提是出于自愿，他根據他自己的資源稟賦情況，來計算他的成本收益，最后決定是否加入合作社。在這種自愿的情況下，他和合作社之間就有一個基于平等和自由選擇的契約。在合作社運動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在初級社和高級社階段，農民加入合作社基本上是基于自愿的，政治上強制性的因素比較少（但也不能說絕對沒有）；而到了人民公社化階段，在很短的時間就跳躍到人民公社，幾乎在幾個月之間全國農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這背后的動力是什么？是農民的自發自愿行為嗎？很顯然，政治壓力和意識形態壓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運用政治意識形態鼓舞農民加入公社的時候，人民公社發展當然非常之迅猛，但是其崩潰得也快，因為沒有了農民的自愿自發行為，這個合作社就失去了穩固的基礎。要經過合作者之間長時間的相互博弈、相互妥協、信息溝通，還要設計完好的機制，才能持續維系一個合作社的效率，但是，人民公社基本上不是一個漸進的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非常激進的過程，這個激進的過程破壞了農民與合作社之間的平等契約關系，而成為強迫性的。”

這第六個假說，即“契約假說”是完全搞錯了對象，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勞動實體當作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實體來對待了。首先，西方經濟學用契約理論來說明企業，這本身就是一個誤區。契約是一個市場范疇，是說明市場機制的一個理論，企業服從于經營機制，完全是不同經濟規律的作用方式。因此，用契約理論解讀企業本來就錯了。其次，人民公社的發展是從互助組逐漸演變而來的，從互助組到初級社是基于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合作制度，而高級社是從生產資料的合作制向生產勞動合作制的轉變時期，到人民公社只是高級社的規范化發展而已。在這里，整個過程轉變是從資產所有向勞動所有的轉變過程。而在一個勞動合作企業，關鍵在于能否真正建立按勞分配制度，從而反映社員勞動投入差別并使社員能夠多勞多得即可，而工分制的計酬制度恰恰滿足了這種要求。因此，人民公社是形成了非常有活力的按勞分配機制的。在1961年之后，生產隊先后經歷了由時間工為主到定額工為主，后又進一步向采用綜合記工的工分制的方向發展。而生產隊社員大會、隊委會領導下的隊長負責制則與工分制的要求相適應，使生產隊的管理狀態與生產發展要求經常保持在一致狀態。因此，生產隊是有健全的經營機制的。這是人民公社體制與國營企業不相同的地方。所謂的契約假說的謬誤表現在兩點：第一是把市場機制的范疇誤作企業機制；第二是不知企業機制有按資分配機制與按勞分配機制之區別。而且人民公社也不是自我瓦解的，而是在國家相關政策規定下解體，所謂“人民公社發展當然非常之迅猛，但是其崩潰得也快，”完全不符合事實，許多地方不愿分戶單干，上面便派了工作組進行推進，所謂“不換思想就換人”，這些地方完全是不得以進行了分包單干的。

“第七個假說可以稱之為‘產權缺失假說’。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包括其他財產權，基本上都是缺失的，這就扭曲了激勵。”

這第七個所謂的“產權缺失假說”的毛病是完全不懂社會主義的基本常識。社會主義要實現公有制，為的是什么？為的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也確實消滅了人格化的資產者，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從而也消除了產權賴以生存的基礎。這不是公有制的缺點或缺陷，恰恰相反，是公有制的特點和優勢所在。這個假說的提出是表明作者不懂公有制區別于私有制的本質特點，從而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點說成了缺點。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實現按勞分配的公有制企業，是消滅產權和體現勞權的企業形式，解讀按勞分配的公有制企業必須用勞權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用產權經濟學的框架，這所謂的“產權缺失說”的出籠，說明了什么呢？那就是我們的專家學者完全不懂人民公社經濟實體和基本制度的性質與特征。

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整個社會進入了資本主義不斷衰退，社會主義逐漸興起的過渡時期。在這種過渡時期中，既有資本雇傭勞動的資產經營方式和資產實體，又有工本雇傭資產的勞動經營方式和勞動實體。產權經濟學是適用資本雇傭勞動的資產實體的經濟常說，而勞權經濟學是適用工本雇傭資產的勞動實體的經濟學說。而我國農業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的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經濟模式，正是工本雇傭資產的勞動經營方式，適用這種勞權經營實體的基本理論，是勞權經濟學理論，而不是什么產權經濟學理論。

當我們處于一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既有“私有制+產權制度”的經濟實體，更要認識到又有“公有制+勞權制度”的經濟實體。因此，我們在解讀現實的經濟模式時，首先要弄明白是產權類經濟實體還是體現勞權的經濟實體，從而用與這些經濟實體性質相適應的經濟學原理來進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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