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萊茵報》時期遭遇的“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的現實沖突為起點，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以“國家的起源和國家同市民社會的關系”“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為理論主題，經歷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個發展時期，同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也經歷了巴黎－布魯塞爾時期、倫敦前期和倫敦后期這樣三個發展階段，由此奠定了馬克思在“經濟學語境”中思考和把握“社會政治哲學話語”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社會政治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歷史唯物主義；《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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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哲學界除了展開有關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三種爭論外，最為突出的就是關于馬克思哲學的各種領域哲學(部門哲學、問題哲學)的開展，如歷史哲學、社會哲學、實踐哲學、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等。這些領域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和發展的新的生長點，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發生的變化、進展、突破和發展圖景。然而，在眾多領域哲學中，進入新世紀以來馬克思政治哲學越來越受到重視和關注，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顯學”。那么，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與馬克思哲學之間是什么關系?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與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又是什么關系?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回答的重要理論問題。

　　一、馬克思從根本上是一個

　　社會政治哲學家

　　首先必須說明，本文的論題既不是籠統的“社會哲學”，也不是單純的“政治哲學”，而是總體性的“社會政治哲學”。吳曉明教授認為，社會政治哲學的真正要義并不像羅伯特·西蒙所說是由于人們很難在社會和政治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而是源于政治哲學在本質的相關性上深入社會現實的必要性。由于黑格爾自覺地、并且史無前例地使政治哲學或法哲學同實在的社會內容本質地勾連起來，因而可以說是社會政治哲學的現代開創者。正是在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中，馬克思開辟了一條把政治上層建筑的本質性導回社會現實，并使社會現實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社會政治哲學道路。[1]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及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時，曾經指出：“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2]馬克思的這段思想自述告訴我們，正是《萊茵報》時期遭遇的“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的內在矛盾，推動他走上了法哲學批判并最終走上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道路。對于馬克思來說，后來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剩余價值學說的發現以至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與證成，都是他從法哲學批判進入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后的事情。

　　那么，馬克思在實現了從法哲學批判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變后，是否意味著他就放棄了對“法的關系”與“國家的形式”這兩個與“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社會現實內在相關的社會政治哲學問題呢?回答是否定的！無論是在早期通過法哲學批判進入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還是在中后期步入以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又以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推動歷史唯物主義再創新和再創造，馬克思始終沒有放棄從社會政治哲學的整體性角度思考并把握社會與國家、社會與政治問題的基本主張與一貫立場。馬克思說：“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3]“從政治的觀點來看，國家和社會結構并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國家就是社會結構。”[4]“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5]在馬克思看來，傳統政治哲學之所以帶有形而上學的神秘性質和思辨色彩，在根本上就是因為它們僅僅局限于傳統的政治范圍思考國家問題，而沒有深入社會現實中去把握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內在相關性，因而無法把握表層的政治革命與深層的社會革命之間的本質區別，無法洞悉政治國家背后的市民社會根源與現代國家背后的世俗社會基礎。相反，只有從社會與國家、社會與政治甚至經濟與政治的內在相關性入手認識政治國家的本質和職能，才能搞清政治國家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根源與基礎，揭示現代國家是與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上層建筑的社會本質。

　　事實上，從社會政治哲學角度考察，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政治實踐中遭遇了雙重的“苦惱的疑問”，即隱含在理性的法的背后的“物質利益難題”，以及包含了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關注于自身之內的“共產主義難題”[6]。正是以這雙重的“苦惱的疑問”為起點，以對社會與政治、社會與國家問題的關注為核心，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不僅澄明了其理論主題，而且還經歷了“三個階段”(準確地說是“兩個半階段”)的內在發展邏輯。

　　首先，就理論主題而言。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卷第1章(即“費爾巴哈”章)中，馬克思以他和恩格斯正在創設中的“新歷史觀”為指導，打算深入探討兩個重要的社會政治哲學問題：一個是“國家的起源和國家同市民社會的關系”，另一個是“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7]。筆者認為，這構成了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中內在相關、前后相繼的兩個理論主題：前者主要是國家“從何而來”的問題，可稱之為國家的“外在問題”即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后者主要是國家“因何而在”的問題，可稱之為國家的“內在問題”即國家的本質和內容問題。從原則的高度來理解，馬克思從法哲學批判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也就是他在社會政治哲學的立場上，從國家的“外在問題”轉向國家的 “內在問題”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8]。對于馬克思來說，只有深入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中，才能通過對現代國家的批判，以及對現代國家之世俗基礎(現代市民社會)的批判，而對現代社會發展的理論基礎作出更為徹底、更為根本的社會政治哲學批判，從而為現代社會發展和現代國家建構，奠定更為廣泛、更加深入的新的社會政治哲學基礎。

　　以這種視角回溯性地審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可以發現，這部手稿其實在根本上構成了馬克思探尋社會政治哲學兩大理論主題的突破口。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國內法”導論部分，馬克思一開始就批判了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所體現出來的唯心主義哲學基礎，從他正在轉向的唯物主義立場角度，提出了“不是國家決定家庭和市民社會，而是家庭和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唯物主義觀點。然而，由于馬克思一開始就把重心放在了對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念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基礎的批判上，所以他對黑格爾有關市民社會的具體觀點和豐富內容并沒有很在意。隨著批判的進一步展開，馬克思覺得自己的想法可能過于簡單了，他越發覺得有必要對市民社會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他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看法也就一點一點改變了。這種改變表現為層層深入的三個理論質點：一在“王權”批判部分，馬克思從國家的“形式的原則”與“物質的原則”的統一出發，認為現代國家是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政治國家與物質國家的相互適應。現代國家盡管在政治國家上表現出對物質國家的排斥假象，在本質上它卻總是表現出對于物質國家的依賴與屈從。二在“行政權”批判部分，馬克思從“國家的市民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國家”的統一出發，認為官僚政治看似把自己即“國家的市民社會”，與同業公會即“市民社會的國家”對立起來了，但在根本上，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其實是同一共同體內部的對立，兩者存在著“同生共死”的依存關系。三在“立法權”批判部分，馬克思從政治等級到市民等級，再到社會等級轉變的歷史進程出發，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以長子繼承權作保證的國家制度其實就是以私有財產作保證的政治制度”的歷史事實，提出了如下基本觀點：“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階段來說，是私有財產的制度。”“政治國家對私有財產的權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財產本身的權力，是私有財產的已經得到實現的本質。”[9]

　　正是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這三個層層深入的理論批判，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最后得到了兩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思想收獲：第一，馬克思認識到了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開始就繞過“市民社會”一章，而直接解讀和批判“國家”一章的路徑缺陷，認為如果不深入市民社會的內部結構，也就無法徹底領會政治國家的社會本質。正因此，馬克思一再表示對相關問題的認識，要“留待批判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看法時再來闡述”，“要在《市民社會》這一章中作進一步闡述”[10]。第二，馬克思已經觸摸到了政治國家與私有財產關系的歷史本質。這一點當然與他摘錄《克羅茨納赫筆記》后形成的新的認知分不開。

　　顯然，馬克思的上述兩個思想收獲，正是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社會政治哲學的兩個理論問題的初始地平：馬克思不僅為解決“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的現實難題，找到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歷史參照，而且把私有財產放置到了“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當中考察，從而為他此后深入私有財產探討“國家的形式”與“法的關系”，并進而探討“國家的起源和國家同市民社會的關系”與“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這兩個社會政治哲學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致思路向。如此，我們也就明白了馬克思為什么在《巴黎筆記》中，一開始就把問題集中到了對于“私有財產”問題的關注上：“私有財產”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駐足的地方，自然也是《巴黎筆記》開始的地方。也正因為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編者，才按照各個部分的內容，分別給它們加上了帶有“私有財產”字樣的標題。后來的事實說明，馬克思認識到私有財產是政治國家存在的基礎，維護私有財產就是資產階級政治國家的內容和目的，破除附著在政治國家身上的所有權崇拜，就是破除政治國家身上的社會附咒，就是破除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附咒，因而是“為消滅國家和市民社會而斗爭”[11]，這是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性質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偉大目標。

　　其次，就發展邏輯來說。馬克思在1843年至1883年的四十年時間里，圍繞著解決《萊茵報》時期的“物質利益難題”和“共產主義難題”，其社會政治哲學經歷了三個(兩個半)發展階段。

　　第一個發展階段從1843年《克羅茨納赫筆記》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到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發表。這是馬克思從法哲學批判經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進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這個發展階段的重要成果是《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哲學世界觀基礎，形成“兩個瓦解”(“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和“兩個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2]思想。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論述了“兩個必然”(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社會發展規律，而且從社會政治革命角度，公開宣布了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的觀點和意圖，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3]。也正因此，《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就標志著無產階級新世界觀的誕生，以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的開始。

　　第二個發展階段從1848年歐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1848年歐洲革命的爆發，給馬克思提供了一個運用和檢驗歷史唯物主義的機會。這次革命雖然失敗了，但為總結這次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著作，則是馬克思對他此前的社會革命理論與社會政治哲學進行的一次理論校正。正如馬克思所說：“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14]這一思想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發揮就是：既要堅信“社會革命的時代必然要到來”的歷史趨勢，也必須正視“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的客觀現實。[15]從總體上來看，馬克思在這個發展階段，不僅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且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過程中，創新和再造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其標志性成果就是1867年9月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

　　第三個(半個)發展階段從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直到馬克思逝世。巴黎公社起義雖然也以失敗告終，但馬克思在為總結公社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而寫的《法蘭西內戰》中，卻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價值性和有效性。也正是為了探索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突破口，馬克思在晚年才轉向了人類學和歷史學研究，把革命的目光從現代社會和西方國家轉向了古代社會和東方國家，力圖為探索東方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提供新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據和政治經濟學理由。遺憾的是，由于馬克思過早去世，他僅僅為我們留下了“兩封書信和一篇序言”，即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和查蘇利奇的復信，以及他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這就使馬克思的第三個思想階段呈現出不完整發展的“半周期”情況，即提出了問題，但沒有圓滿地回答問題，甚至為我們留下了馬克思晚年為什么放下了《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出版，而去研究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歷史謎團。總之，馬克思一生所關注的，在一般意義上說是社會與國家的內在關系問題，在特殊意義上說則是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的發展前途問題。但無論如何，以解決《萊茵報》時期“苦惱的疑問”為邏輯起點，馬克思思想在經歷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個(兩個半)發展階段后，已經為我們揭示了“政治論證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16]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據和政治經濟學理由，為我們提供了考察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之經濟本性與政治本性的世界觀基礎和方法論依據。正因此，筆者認為，馬克思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社會政治哲學家。

　　二、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及其

　　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為解答“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的難題而研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從而發現“私有財產”的過程，也是馬克思觸摸社會政治哲學理論主題的最早嘗試。然而，對于馬克思來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探討，“首先不是聯系原本，而是聯系副本即聯系德國的國家哲學和法哲學來進行的”[17]。這種聯系副本而不是聯系原本的研究路徑，對于已經自覺意識到了“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8]的馬克思來說，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在當時“要切實地研究……關于市民社會的科學，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在德國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英國或法國才有可能”[19]。于是，馬克思于1843年10月底到達巴黎，開始了他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歷程。

　　那么，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政治哲學與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關系呢?馬克思告訴我們，當然要聯系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于是，如何劃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發展階段，就成了一個必須首先回答的重要問題。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必須回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在闡述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時，曾經指出過這樣兩個重要事實：一是“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而移居布魯塞爾，在那里繼續進行研究”[20]；二是“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后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倫敦重新進行這一工作”[21]。考慮到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間是1859年1月，他在這里實際上已經暗示我們：截止1859年1月，他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了巴黎－布魯塞爾時期和倫敦時期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就巴黎－布魯塞爾時期來說，馬克思說他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布魯塞爾則只是被驅逐移居后的“繼續進行”。在這里，“繼續進行”本身就說明從巴黎到布魯塞爾的改變，僅只是空間結構上的改變，而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并沒有因此被改變。這就是馬克思為什么在這句話之后緊接著指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22]至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第5段，筆者把它解讀為馬克思在敘述了巴黎－布魯塞爾時期所創制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思想后，對他在布魯塞爾時期的研究和活動(包括他和恩格斯的合作)所作的“工作補記”：前半段主要講他和恩格斯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論動機，因為“我所得到的……總的結果”已經在第4段的經典表述中敘述過了；后半段主要講“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這些成果包括：《共產黨宣言》和《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是“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著作；《哲學的貧困》是對“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的著作；《雇傭勞動》則匯集了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講演”[23]。顯然，馬克思在這里提及的四本重要著作，都是圍繞著《德意志意識形態》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展開的，它們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間，并沒有形成一種“哲學話語”的“斷裂”。從總體上來看，第4段和第5段實際上是馬克思從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的角度，為我們完整地呈現了他是如何帶著《萊茵報》時期的“苦惱的疑問”，經歷了法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識形態批判，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宣告無產階級新世界觀的誕生。

　　就倫敦時期來說，真實的情況看似簡單明了，但其實卻極其復雜。按照馬克思的自述，他的“經濟研究工作”在1848年和1849年被“打斷了”，只是到1850年以后才能在倫敦“重新進行”。在這里，“重新進行”顯然有別于“繼續進行”：它不僅表明了空間結構的轉變，而且本身已經是研究取向的重大轉變。正如馬克思緊接著這句話所說：“英國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于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后，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似乎踏進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新的材料。”[24]在這里，“再從頭開始”作為對“重新進行”這一研究定性的呼應和回應，表明了馬克思決意“用批判的精神來透徹地研究新的材料”，再次解剖“似乎踏進了新的發展階段”的“資產階級社會”。如果說巴黎－布魯塞爾時期的“開始研究”和“繼續進行”，是馬克思從經濟學研究中走向哲學理論變型的重要階段；那么倫敦時期的“重新進行”和“再從頭開始”，就是馬克思在經歷了1848-1849年的歐洲革命后，“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而重新總結經驗、錘煉思想的過程。這種理論反思的最重要成果，最先是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然后是1867年的《資本論》第1卷。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前者“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對社會關系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25]，而后者“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26]。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以及“本書的最終的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27]，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最終目的，就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破解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及其社會基礎的商品基因和資本密碼。

　　現在的問題是，馬克思的倫敦時期是否僅僅就是為了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回答是否定的！這種否定的根據，既不在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不可能對他1859年以后的研究作出說明，也不在于馬克思在后來對他在倫敦時期的研究經歷再沒有進行過說明；而在于馬克思在倫敦時期的后期，在總結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的經驗而寫了《法蘭西內戰》，特別是在1875年為了批判拉薩爾主義而寫了《哥達綱領批判》之后，他在原來的“經濟學語境”的“內在連續性”上，出現了一次真正的“非連續性”的“話語斷裂”：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放下了《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出版工作，走上了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道路。在晚年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中，馬克思盡管也摻入了他此前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很多經驗，而表現出“經濟學語境”上的“內在連續性”，但他的思想也確實因為把關注的焦點，從現代社會和西方國家轉移到了古代社會和東方國家，而表現出“話語結構”上的某種“非連續性”。

　　正是由于這種非連續性的話語斷裂，筆者把馬克思的倫敦時期區分成了倫敦前期(1848-1871)①和倫敦后期(1871-1883)，也就是筆者在前面分析的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以及第三個(半個)發展階段。無論人們對晚年馬克思研究轉向存在著什么樣的疑問和困惑，嘗試著作出什么樣的解答與設想，筆者認為恩格斯有關記傳，即“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28]，都是符合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的總結說明：馬克思確實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但這兩個規律背后折射出來的，恰恰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向何處去、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無產階級向何處去、現代國家向何處去”這幾個本質相關的社會政治哲學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它說明了我們從社會政治哲學的整體性角度解讀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這樣，當我們把這里討論的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與前面分析的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三個(兩個半)發展階段聯系起來的時候，就會得到一個結論：馬克思的每一次政治經濟學研究，都是為了解決他此前碰到的社會政治現實問題，而對資產階級國家制度及其社會基礎進行的新一輪的密碼破解與生理解剖；正是在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意識的牽引和推動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才呈現出與他的社會政治哲學的三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三個發展階段：(1)與社會政治哲學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相適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第一個階段，從1843年10月底到達巴黎開始，直到1847年《哲學的貧困》的出版。在這個發展階段，馬克思從法哲學批判走向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從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宣告馬克思主義誕生。(2)與社會政治哲學的第二個發展階段相適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第二個階段，從1850年在倫敦“重新進行”“再從頭開始”經濟研究工作，直到1867年《資本論》第1卷出版。在這個發展階段，馬克思通過更加深入、更加系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而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再創新和再創造。(3)與社會政治哲學的第三個(半個)發展階段相適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第三個階段，從1875年特別是1877年開始到1882年底。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第三個發展階段，是與他晚年的人類學研究與歷史學研究相補充而進行的。這個發展階段是馬克思運用新的材料，重新研究和反思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探索東方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現實道路的新的研究轉向。它極可能是馬克思超出現代歐美社會和國家范式，完善并提升《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又一次新的理論嘗試中，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又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上，解答社會政治哲學問題的又一次新的理論建構。

　　總之，牽引并推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三個發展階段的，正是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三個發展階段的內在轉變。可以說，在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每一個發展階段，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馬克思無論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歷史唯物主義考察，還是對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始終都是圍繞著社會與政治、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等社會政治哲學問題展開的。顯然，對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進行一種“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不僅構成了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之“哲學話語”的理論主題與重要任務，而且引致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之‘經濟學語境’中思考和把握社會政治哲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整個馬克思哲學)”這個根本不可能繞開、也沒有想繞開的“哲學話語”的有效路徑。

　　三、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相統一的例證性考察

　　為了說明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與其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之間的內在統一關系，筆者結合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三個發展階段，以及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三個發展階段，各舉例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證是，馬克思在1844年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曾于1844年11月草擬了一個可以媲美《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同樣包括了十一條內容的《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其最后一條就是“為消滅國家和市民社會而斗爭”[29]。此后，馬克思曾打算寫作一本“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書”。從1845年2月1日馬克思與出版商列斯凱簽訂兩卷本《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版合同可以推知，馬克思打算出版的這本書，并不是單純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而是包括了“政治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樣兩個部分。[30]只不過《政治經濟學》的寫作工作，后來因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寫作和準備出版而“擱下來了”，那是由于馬克思認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為重要的哲學世界觀的奠基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發表我的正面闡述以前，先發表一部對德國哲學和那一時期產生的德國社會主義的論戰性著作，是很重要的。為了使讀者能夠了解我的同迄今為止的德國科學根本對立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這是很必要的。”[31]我們看到，盡管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把問題聚焦到了通過此前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識破思辨哲學的幻想，清算從前的哲學信仰，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但他對與這些問題本質相關的社會政治問題，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社會政治哲學的兩個基礎理論問題。這說明，在馬克思那里，社會政治哲學的問題意識、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實證考察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創新是融為一體的。

　　第二個例證是，馬克思在1857-1867年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并整理出版《資本論》的時候，曾設想過多個寫作和出版計劃。最先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寫于1857年8月底)中的“五篇計劃”[32]，后來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的“六冊計劃”[33]。在這里，“五篇計劃”與“六冊計劃”的內在邏輯說明，馬克思給自己制定了一個“資本－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宏偉計劃，其目的是從資本與國家的關系出發，思考以世界市場為載體的世界歷史的形成，及其“導向共產主義”[34]的過程。只是在后來的“資本論”整理出版過程中，馬克思才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分冊，即《資本一般》的理論重要性和相對獨立性角度，重新提出了以“資本論”為標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的“三卷四冊計劃”[35]。寫作與出版計劃雖然改變了，但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的意義上，考察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發展的社會政治哲學主題并沒有改變。正如阿維納瑞所說：盡管《資本論》最終成為了馬克思“最初打算僅僅在第一部分(即資本)加以闡述的內容”的“不相稱的擴充”，而“并未進展到第四部分(即國家)”，但馬克思在他后來的作品中，“總是希望返回到這個主題(即探討現代國家)”[36]。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和《資本論》第1卷，雖然構成了英國人稱為“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的“精髓”，但是從中并不能輕而易舉地推導出“國家的各種不同形式對社會的各種不同的經濟結構的關系”[37]。

　　第三個例證是，馬克思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1877年至1882年底所作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讀書筆記。這是馬克思身后給我們留下的一個篇幅巨大的文本群。王東教授認為，馬克思晚年文本群，是馬克思為寫作“《資本論》續篇”而作的“四組讀書筆記”或“四組準備材料”，包括《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國際關系與世界歷史筆記》《俄國與東方國家：村社制度與社會發展道路筆記》和《西方歷史發展與社會主義道路筆記》。這些筆記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馬克思從《資本論》的“四卷結構”向“六冊結構”的“復歸”[38]。筆者認為，“復歸”的定位有利于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研究角度，科學認識《資本論》的“三卷四冊計劃”，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五篇計劃”或“六冊計劃”之間的邏輯差異，但卻遮蔽了我們從社會政治哲學角度，認識馬克思哲學內在統一性與思想整體性的正當性。

　　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兩個社會政治哲學問題，拆解成“國家的起源”“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以及“國家和法的關系”“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四個內在聯系的問題。如果說“國家和法的關系”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遭遇的主要問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是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之后，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意識形態批判，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過程中基本解決了的問題，“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是馬克思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考察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初步論述，并在《資本論》手稿與《資本論》第1卷中著力要解決的問題；那么對于馬克思來說，過去只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行了簡單說明的“國家的起源”問題，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則變得日益緊要起來。這種緊要性的根源在于，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革命形勢正在經歷一些新變化：馬克思原來寄予厚望的西方革命日漸消退，而東方革命特別是俄國的革命形勢卻日漸成熟。在這種形勢下，俄國的革命者就俄國革命的前途和革命后俄國發展的道路展開了爭論，他們不僅直接寫信給馬克思要他談談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人在使用《資本論》解釋俄國革命的時候，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39]揭示現代社會發展規律，進行了錯誤理解，把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40]。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為了從當時世界歷史發展的新高度，更加深入地續寫《資本論》，另一方面也為了通過對比東西方國家的歷史發展道路，而探索無產階級革命的突破口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前景，馬克思對19世紀中葉以后出版的與人類學、考古學的重大發展有關的大量著作，以及當時能夠閱讀到的一些歷史著作作了全面細致的閱讀、摘錄和評注。對于研究歷史的目的一向都是為了從中獲得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的馬克思來說，只有在閱讀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后，才可能對世界革命作出科學的理論總結。正如馬克思在去世前不久所說的：“我現在還沒有開始真正工作，而是在做準備。”[41]可以印證馬克思這一說法的是約翰·斯溫頓在《太陽報》上發表的卡爾·馬克思訪問記。斯溫頓指出：“在他談話的過程中，我發現，我提出的‘您現在為什么沒有從事任何工作’這一問題是無知者提的問題，是一個他不能直接回答的問題。”[42]可能正因為“還在做準備”而“不能直接回答”的原因，馬克思才在晚年的“兩封書信和一篇序言”中，對當時的俄國革命作出了簡要的因而也是審慎的預言性分析。遺憾的是，由于過早地去世，馬克思根本沒有來得及對他晚年的讀書筆記和摘錄進行具有原則高度的理論概括和升華。這一工作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以“實現遺愿”的形式部分地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說：“這本書，只能稍稍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43]

　　結合馬克思晚年的“兩封書信和一篇序言”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來看，馬克思晚年的筆記摘錄，很可能就是他想從“國家的起源”及其歷史發展中，探索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由何而來”“因何而在”“向何而去”的問題，這樣的問題自然也是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的兩大理論問題的題中應有之義。對于馬克思來說，東方國家能否通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根本上就決定于他自19世紀50年代就一直致力探索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西方社會生產方式在歷史上有著不同的歷史起源和社會分叉，因而它們在走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著不同的發展模式。由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經歷了從原生形態向次生形態和再生形態發展，所以馬克思決定對其進行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研究，用馬克思的話說，“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已經“預示著生產關系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只有把“作為生產過程的歷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同“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之點”聯系起來，“正確地加以考察和推斷”，才能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過去的鑰匙”，即一把既理解“資本的現代史”，也理解“資本的形成史”的鑰匙[44]。如果說這把鑰匙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還是無法尋覓的，那么到了19世紀中葉以后，一方面由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由于人類學與考古學等方面的重大發展，產生了有關古代社會、史前社會和東方社會的大量描述性材料和專著，無疑為馬克思提供了這樣一把鑰匙。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經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45]經濟方面如此，被經濟決定和制約著的政治、國家與法的方面也是如此。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對人類學和歷史學作了大量讀書筆記和摘錄的馬克思來說，通過研究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經濟方面，無疑有助于《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寫作與出版；但是通過研究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政治、國家和法的方面及其與經濟方面的關系，則很可能幫助他理解“現代社會回復到‘古代’類型的公有制”，“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高級的形式下的復活’”[46]。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克思晚年筆記的支援性背景，無疑正是他從歷史唯物主義考察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相結合的意義上，對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社會政治哲學探索。如果說古代東方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它的“國家職能不但是政治性的，而且是經濟性的”[47]，那么這種情況的根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東方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48]“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社會的一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49]對于馬克思來說，以國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不僅產生了古代東方社會特有的專制主義的政治模式，以及自足性與超穩定性的社會結構，也決定了東方社會走向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可能采取的根本不同于西方社會的政治革命與社會發展道路。

　　在這里，筆者之所以對第三個例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與論證，主要是因為人們以往只是從人類學或歷史學筆記意義上理解馬克思的晚年筆記，即使從政治經濟學研究意義上理解，也完全把它與《資本論》第二、三卷的寫作與出版聯系起來；而很少從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差異、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聯系看待其中的內在聯系；至于從社會政治哲學的整體性角度，對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研究則更是少得可憐。事實上，自從馬克思為了解決《萊茵報》時的“苦惱的疑問”，而通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發現了問題的關鍵，即與所有制相關的私有財產問題，才是解開物質利益與理性的法、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鍵樞紐，因而按下了他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而解剖市民社會的啟動鍵，馬克思就再沒有純粹意義上的社會政治哲學著作和政治經濟學著作了——但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既可以被當作社會政治哲學著作，也可以被當作政治經濟學著作進行某種互文性的解讀和研究。馬克思后來的幾乎所有著作，既充盈著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概括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兩個理論主題，也表現出他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批判論述社會政治哲學問題的睿智與深邃。而把馬克思社會政治哲學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貫通起來的，當然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巴黎－布魯塞爾時期的創制，在倫敦前期的再創造和在倫敦后期的新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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