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30日上午，“女性主義理論和帝國主義：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階級視角”講座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順利舉行。美國塔夫茨大學國際文學文化研究系鐘雪萍教授主講，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羅崗教授主持，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張屏瑾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朱康副教授、黃銳杰副教授和其他到場學者參與對談。本場講座由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主辦，華東師范大學遠讀批評中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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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理論和帝國主義

　　講座伊始，鐘雪萍教授首先就“女性主義理論”“帝國主義”兩個概念進行了簡明扼要的界定。鐘教授指出1970年代以來，作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的“女性主義理論”受到各種“后”理論的影響，不但使自身的批評力度減弱，而且在諸多方面成為資本樂于接受的一種身份認同政治以及帝國主義借以發揮的意識形態宣傳。在鐘教授看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因而具有共同的階級性）：帝國主義經由殖民侵略、掠奪、強占以及相互之間的對抗等形式向世界擴張，用軍事、政治和文化等各種方式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擴張需求“打開世界”。

　　隨后，鐘教授圍繞講座的副標題“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階級視角”，著眼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階級性質，反思了1990年代初引入中國的“性別”概念，以及中文語境里的“婦女”（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兩詞比之對應的英文詞語更為豐富的階級意涵和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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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關鍵問題

　　鐘教授用三個問題對本次講座討論的“女性主義理論和帝國主義”做了進一步說明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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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級、婦女解放與中國民族解放

　　鐘教授借用《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一書中白露教授的“誤用”概念，說明現代中國婦女主體形成過程中的辯證關系與發生軌跡及其與歷史勾連的過程，并將“婦女”與“民族(國家)”概念放置在一起思考，在“階級性”的大前提下強調兩者之間的聯系：婦女解放是中國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的應有之義，包括“婦女”一詞，也既是階級的也是性別的。“階級”既是“結構的”(structure)也是“形成的”(formation)。本質上呈現一種對抗關系的“階級民族”(class nation)，必須被置于資本主義在其初始地區的發展及其全球化擴張的進程和產生的影響、與之相對的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各種斗爭、努力尋找替代方案以求建立一個資本不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以及在這些斗爭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過渡形式等歷史背景下加以理解。

　02

　　“婦女”的革命性起源

　　鐘教授指出，“中國爆發的全面革命”的階級性質，同時界定了中國婦女解放的階級屬性。“婦女”是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布的《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中的用詞。“婦女”作為階級話語被政治化，日后成為中國革命話語的關鍵詞，“婦女/女性”之間的張力及其辯證關系與革命領導的婦女解放（及其不滿）的階級屬性密切相關。

　　03

　　“去政治”與“女性”的崛起或回歸

　　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中共領導的婦女解放以及“婦女”一詞，開始遭遇各種女性主義者的批評。鐘教授著重解析了在“遭遇”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時，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提供的“性別”視角如何面臨著“歷史的狡計”(cunning of history)，使得內涵于“婦女”的階級和女權雙重意義及其政治性在“去革命”“去政治”的語境下被消解。在后革命的階級轉型中，“婦女”的衰落伴隨著“女性”的興起和回歸，亦伴隨著城市小資產階級文化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及后者愈發彰顯的階級和性別訴求的某種結合。此外，鐘教授提示，去革命的“女性”和“性別”概念容易陷入個體的單薄這一問題。最后，鐘教授回到當前的現實語境，認為中國學者在“后婦女解放”的語境中質疑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和話語霸權的同時，亦對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的歷史和實踐重新予以了思考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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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理論上思考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的關系

　　在與談環節，張屏瑾指出“婦女”一詞在社會性與階級性之外，還帶有很強的集體主義意涵，其背后召喚出的是一種屬于集體與共同體范疇的女性群像。女性主義理論用發展代替了解放，用“性別”研究代替了“婦女”研究，其實是將歷史截斷或平行化，試圖替換和放棄之前的歷史前提和經驗。張屏瑾以《我們夫婦之間》《李雙雙小傳》等小說中的女性形象為例，指出從小家庭的封閉單位到公社的集體單位，“婦女干部”面臨“集體敘事”時所遭遇的問題和困境。隨后，張屏瑾從“女性主義面值暴漲”的時代語境出發，指出“國家女權主義”概念在具體歷史中實際上隱含著批判國家主義的面向。張屏瑾認為，只要關注女性問題，最后就將會走向整個民族和階級化的革命視野中，現在對女性或者性別共同體的想象，更多基于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式文化，女權問題背后的社會主義社會問題無法由此得到解釋。

　　圍繞“女性主義理論”這一核心議題，朱康認為鐘教授展示了一種理論的意識形態分析方法，為反思女性主義理論與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婦女解放問題提供了新的判斷的可能性。從女性主義地理學和女性主義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在所謂“全球流動”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被放置在一種對抗性的關系當中，帝國主義并未被去除，在此意義上女性主義本身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入到了“北方”對“南方”的支配中，使得全球“南方”女性處在雙重壓迫的位置。中國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變動，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社會主義傳統，在全球“南方”處于微妙位置。朱康討論了鐘教授借由社會語言學方法對“婦女”和“女性”兩個詞語的分析呈現出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組成部分的特殊性，以及這種工作方法面對具有局限性的女性主義理論的意義所在。

　　黃銳杰指出，今天西方身份政治意義上的女性主義在非西方世界往往被視作顏色革命的武器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女性主義看似去政治化實際是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追溯起源，女性主義的出現本身就是西方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民主政治帶來的必然結果?，F代民族國家這種政治組織形式具有強政治性，要求將統治滲透到原來可以在政治之外生活的前現代群體中。中國的現代化同樣要經歷和西方民族國家一樣的強政治化過程。“婦女”這一概念其實早在明清之際便已出現，指稱的是宗法社會中的女性親屬群體。對于女性親屬群體而言，家庭提供了政治外的空間。中國“婦女”的政治化路徑與西方有差異。中國革命不指向絕對主義國家意義上的國家主義，而是整體性的社會動員，具有更強的政治性，同時試圖讓最廣泛的群體分享這一政治性。在路徑上，中共將婦女的解放界定為“勞動者的解放”，強調的便是婦女“社會”意義上的政治屬性而非“國家”意義上的政治屬性。黃銳杰以趙樹理《孟祥英翻身》為例揭示了這一動員機制，他同時指出，呼應著“四三決定”的《孟祥英翻身》也留下了一個難題，即為何不讓孟祥英離婚。黃銳杰認為，家庭具有公私雙重屬性，保留家庭同時也就保留了“家-國”這一傳統的轉化路徑，但更重要的是，這也為婦女保留了一定的非政治（而非去政治）的空間，這點在身份政治意義上的“小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在羅崗看來，西方女性主義在西方自由民主擴張的過程中，某種程度上是分裂的，一方面對所有的現代性持有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又重新強調傳統的重要性，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值得被進一步反思。

　　參與對談的還有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毛尖教授、羅萌博士。

　　就西方女性主義是否有可能在反對帝國主義斗爭上做出更多貢獻的議題，羅萌關聯了斯皮瓦克在殖民語境中重新評價西方女性主義的代表性實踐，指出斯皮瓦克在犀利批判西方女權內置帝國主義邏輯的同時、籠統指稱“第三世界女性”的問題和局限性。毛尖認為鐘教授將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討論放置于“婦女”、革命、政治和國家的關系中極具啟發性，當下的女性主義及討論需要重新引入勞動、集體和國家的視野。

　　講座最后，鐘雪萍教授對上述學者的發言和提問進行了精彩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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