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正進入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隨著信息技術與大數據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每一個毛孔，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資本主義進入“數字資本主義”階段，傳統的勞動形式也從產業勞動衍生出數字勞動，并成為數字資本主義時期的主要勞動形式。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用“異化”概念闡釋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被剝削和被奴役的本質，并指出異化勞動的四重基本樣態。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逐漸突破了傳統的時空限制，并呈現出新的特點，但數字資本主義和私有制仍然占據人們生活、生產的主導地位，其資本增殖的邏輯實質并未改變，且在數字技術的條件下更具隱蔽性和擴散性。因此，《手稿》中所揭示的勞動異化現象在數字化時代仍然存在，并體現出新的形式，即“數字勞動異化”，使社會生產、生活遭遇新的挑戰。我們需要以《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為線索，剖析數字勞動的異化表征，積極探索其揚棄路徑，思考數字時代下人的解放的可能性。

　　一、數字勞動及其異化的出場邏輯

　　在傳統工業資本時期，馬克思在《手稿》中從勞動這一基本活動出發，闡釋異化勞動理論，揭示資本對人的剝削本質，即勞動產品本身作為工人耗費生命、精力創造的客體被資本占有，而成為一種與主體相對并反過來統治主體的異己力量。當下，隨著大數據與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合謀，傳統工業資本催生為數字資本，人們再次被資本主義的數字權力統治和操控，《手稿》中指明的異化勞動在數字資本和數字生產領域中延展為數字勞動異化。因此，我們需要回歸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剖析數字時代勞動形態的實質和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語境。

　　1.數字勞動的界定及其本質

　　在探索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邏輯時，我們有必要對數字勞動進行界定，并闡釋其本質內容。隨著數字時代的生產力變革，數字勞動的表現形式必然會不同于馬克思在《手稿》中所說的工業勞動，社交媒體和大數據對生產、生活領域的嵌入，使人們的生產、生活場域被延展，傳統的時空界限被打破。微博、淘寶、微信、釘釘等各類平臺成為我們工作、購物、交流、娛樂的重要工具，正是資本主義和生產力對各類數字平臺的滲透，傳統的勞動形態與勞動關系也進行了數字化重構。

　　關于數字勞動，目前學界并未形成統一的定義。尼葛洛龐帝、丹·席勒等學者認為與信息通信技術密切相關的行為和勞動都可以稱為數字勞動。泰拉諾瓦則認為數字勞動是“互聯網上的在線勞動”，屬于非物質勞動范疇。目前，學界對數字勞動的分析與界定主要有以下三類：一是數字技術勞動，主要指圍繞網絡技術、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進行開發應用的技術性工作。二是網約平臺的線上勞動，主要指在滴滴、餓了么、高德等線上平臺進行接單，隨后提供線下服務的復合型勞動。三是數字平臺的無償受眾勞動，用戶在淘寶、微信、京東等APP的使用過程中，不再是傳統的互聯網用戶，而是無償進行數據生產，并為平臺帶來利潤的“產消者”：我們在平臺使用過程中的點擊、瀏覽等行為既生產數據，也進行廣告、物品、娛樂消費。也就是說，用戶的平臺使用過程就是出賣勞動力的過程，其在線時間即是勞動時間。當下，數字勞動形態主要表現為數字平臺的無償受眾勞動，本文的討論分析也主要聚焦于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四要素為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過程。從勞動要素的維度看，數字勞動正是用戶以數據、信息等客體為勞動資料，并通過一系列的點擊、瀏覽等線上行為使各種數據對象化的過程。因此，數字勞動仍然屬于馬克思的勞動范疇，其“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數字勞動過程仍然是人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具備物質勞動范疇的根本屬性。

　　2.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邏輯

　　在《手稿》中，馬克思基于無產階級立場，揭示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現實困境，將“異化”與“勞動”相聯系，闡明人在雇傭勞動下的異化表現形式，并將批判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平等的生產關系及私有制度。與傳統的工業勞動相比，數字勞動雖然發生了新的變化，但西方資本主義及其生產資料私有制仍然占據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的主要地位，數字勞動同樣面臨工業勞動所面臨的異化狀態。

　　其一，數據的平臺資本私有是數字勞動異化的根源。數字技術在資本主義的滲透下，各類數字平臺成為資本增殖的新場域，傳統的雇傭模式、勞動場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工業勞動中固定的時空場域轉變為沒有固定時空限制的網絡空間。人被抽象為一串串數字代碼，表面上娛樂式、自由式的一系列網絡行為、活動，實際上成為無償為平臺資本獲取利潤的免費生產活動，即無意識地從事數字勞動。比如，用戶在免費使用抖音、淘寶、微博等APP進行視頻觀看和文章瀏覽等數字行為時，其產生的大量數據被平臺收集和私人占有，并以此對用戶進行分析、預測，從而精準地對其投放廣告和信息推薦，最后實現數據到剩余價值和利潤的轉化。其二，數字勞動異化建立于階級對立的數字資本剝削。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產業資本時期，工廠主、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與奴役導致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伴隨數字時代的到來，資本原有的剝削本質并未改變，商品化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反而被數字技術加劇。數字勞動重新建構起數字資本與數字勞動者的新型階級關系，數字資本以數字技術為工具，更為隱蔽、全方位地對數字勞動者進行剝削，原本自由、娛樂性的網絡場域成為數字資本的增殖場域，進一步推動了資本積累的實現。數字勞動者不自知地生產著剩余價值，數字資本對數據產品的無償占有使數字勞動者成為其資本增長的新奴隸，進一步激化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關系。

　　二、數字勞動異化的四重表征

　　在《手稿》中，馬克思以異化勞動理論揭示出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實質，并將其表現形式總結為工人與勞動產品、工人與勞動本身、工人與自身類本質以及由此產生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四重異化形式。回歸馬克思的異化勞動邏輯理路，我們同樣可以對數字時代下的數字勞動異化的四重表征形式進行探討說明。

　　1.勞動商品化：異化的數字勞動產品

　　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被物化為商品，勞動產品成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與勞動者相對立。在馬克思看來，一切認識和科學力量必須以感性直觀的對象為基礎，勞動產品的異化作為無可否定的直接感性事實，因此，馬克思將其作為異化勞動四重規定的開端。馬克思指出：“工人在勞動過程中耗費的力量越多，他親手創造出來的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在這個過程中，勞動不僅生產商品，更是將自身勞動力以商品形式出賣給資本家，即勞動的商品化。同樣的，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用戶在平臺或者各類APP中發生數字行為時，其產生的一系列數據、瀏覽痕跡等在內的數據商品，無一例外地被網絡平臺無償占有并商業化，并將其打包賣給廣告商或對用戶分析、預測，進而獲取利潤。在這一過程中，用戶在網絡空間所生產的本該自我占有的數據成為勞動產品，最終被資本平臺占有并以此牟利。數字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必然使數字勞動走向商品化，網絡用戶的在線時間即成為數字勞動時間，網絡平臺的使用過程轉變為數字勞動過程。因此，用戶的在線時間越長或者網絡行為越豐富，其生產的數據越多，則被資本平臺占有的越多，自身失去的越多，自身越發容易被數字資本“操控”，數字勞動產品越發成為異己的力量，并成為資本平臺的利潤來源。

　　2.剝削隱形化：異化的數字勞動行為

　　在馬克思語境中，勞動本身作為自由自覺的活動，是人本質力量的彰顯和自由的體現。因此，資本對人的鉗制不僅表現為勞動成果的占有，“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相較于傳統的工業勞動，數字勞動雖然不再具有強制性，也不被特定的工作時空場域規制，表面上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自由”，但實際上并未改變其異化實質，反而變得更為隱蔽、深入。不管是在工業資本時期抑或是數字資本時期，勞動行為過程和勞動方式一直被技術裹挾，然而技術卻始終被資本控制。因此，在帶有資本性質的數字空間中，資本的剝削不再受制于傳統的具體生產場域，而無形地將爪牙侵入勞動者的生活時空。在數字時代，廣大用戶在免費使用線上平臺進行娛樂活動的過程中成為“玩工”，即在玩樂中不自知地進行剩余價值生產。對于網絡用戶而言，原本屬于自身娛樂、放松的閑暇成為數字勞動時間，資本平臺無形中支配著用戶的時空權利，模糊了閑暇與勞動時間的界限，使用戶的一系列瀏覽、觀看、點擊等數字行為也成為一種新的勞動形式。如此一來，網絡用戶即成為資本平臺價值增殖的工具，原本自由的閑暇活動異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無償數字勞動，不僅沒有真正促進人的勞動解放，反而使人進一步陷入更為隱蔽的數字剝削中。

　　3.操控無意識化：異化的類本質

　　馬克思指出：“人是類存在物”，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勞動是人作為類存在物區分于動物的第一梯度。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由于雇傭勞動制和生產資料的私有使工人失去了自由自覺的勞動和對象世界。在數字化時代，數字勞動看似不再遭受產業勞動時期的資本鉗制，一定程度上體現“自由活動”的回歸，但實際上數字資本將原本的資本權力轉換為技術權力，實現對人由體力操控到腦力操控的形式轉變。當技術成為數字勞動的支配性力量時，表面的自由回歸實質上卻使人陷入一種無意識化的腦力操控，讓人深處“自由中的不自由”境遇，是資本對人的“類本質”進一步剝離。一方面，人對數字技術的依賴使自身的存在價值和意義被數字空間重塑，這便造成人與自身類本質異化的基本樣態。在數字時代，人們的一切社會生活、生產活動幾乎與數字技術緊密連接，而數字勞動本身具有的娛樂性、無償性進一步導致了其無意識性的特點。因此，數字勞動者在娛樂時間或休閑時間當中所受到的剝削也被欣然接受，而甘做“低頭族”“賽博人”，進而使自身的勞動主體性進一步喪失于數字場域。另一方面，由于數字技術對人們生產、生活領域的深入滲透，人們對其的依附感使自身主體意識被無限擴張的技術理性裹挾。在資本邏輯的牽引下，人們不知不覺間被數字空間打造的信息繭房包圍，并對其“上癮”。算法機制往往決定個人的信息獲取和處理，進而導致人的盲信盲從，同“有意識的類存在物”相背離，最終淪為“單向度的人”。

　　4.社會關系等級化：異化的主體相互關系

　　馬克思認為，人與自身的關系必然體現于人與他人的相互關系當中，當人同自身的生命活動和類本質相異化時，必然導致他與他人的異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勞動力被物化為商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降為物與物的關系，每個人都處于與他人關系的異化之中。然而，在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為主體間的交往提供了更為簡便的方式，并為交往范圍的擴大、交流速度的提升創造了技術基礎。難以避免的是，主體間在互聯網中的交往必然要被抽象為數據，以“虛體”的狀態進行。一方面，在這個交往過程中，越是掌握數字技術或數字規律的人，越能在互聯網社會中獲得更高的關注度，即網絡“熱度”，進而占據更高的“數字等級”。如微博“大V”或是網紅博主往往在數字平臺中擁有普通用戶不具有的“特權”，并將影響直接的經濟收入和公眾用戶對其信息或行為的價值評價。如此一來，抽象的數據仍然為主體間的相互交往帶來了異化和不平等。另一方面，當一切交往活動都以數據為中介時，數字資本便在數字空間中再次進行“數字圈地”，操控著數據的生產與售賣。在這一過程中，用戶成為“產消者”，成為數字勞動下的被剝削對象，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越發尖銳。此外，由于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并行，人們容易沉溺于虛擬世界的“虛體”身份，被數字空間的虛假欲望體系所支配，現實世界的真實身份反而被邊緣化，最終導致人喪失自身的社會性本質。

　　三、數字勞動異化的揚棄：通往共產主義的數字勞動解放

　　在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中，對異化勞動的揚棄最終指向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實現勞動解放并成就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其理論脈絡。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對數字勞動異化的揚棄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當下的數字化時代，破除數字資本對人的枷鎖，必然要求我們持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推進數字平臺和數據的公有建設，喚醒“現實的人”在數字空間中的類主體意識，使其成為數字時代的社會主體，探索出人真正通往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1.喚醒人的類主體意識，重新審視數字勞動

　　馬克思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本身意味著人本質力量的彰顯。但在資本邏輯下，數字技術異化為數字資本剝削人們的工具，與此同時，人們越發容易在數字技術理性的支配下迷失自我，使自身的批判性與能動性思維進一步遭受壓制。有人認為，我們應該遠離網絡，摒棄淘寶、微博、微信等各類APP的使用，回到往日的“田園生活”，進而脫離數字異化的鉗制。但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勞動異化的根源并非在于生產力，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關系和私有制。同樣，數字勞動異化也并非科學技術發展所造成的，而是數據被資本平臺私人占有，以及廣大網絡用戶無意識的數字勞動。由于人們在虛擬空間中可以實現“缺場”的“在場”，獲得真實的認同感，因此，更易于被技術理性所同化。對此，作為“現實的人”，數字使用者、網絡用戶應自覺更新數字觀念，重新審視自身在數字空間中的存在樣態，加強對數字勞動的認識與反思，積極主動地面對大數據信息，而非被動接受。

　　當前，我國數字技術正處于更迭時期，數字技術在造福人民的同時也易受到資本邏輯的驅動。因此，必然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防止資本邏輯對數字技術的滲透。一是要加強全民數字教育，提升人民的數字素養和數字本領。在日常的數字教育當中，不斷提升廣大用戶對數字勞動的認識，科學審視數字技術所打造的虛擬空間，把握數字勞動的內涵與本質。從自身認識與主觀能動性出發，批判地、辯證地對待數字技術，保持自我，不盲從虛假的欲望體系與數字資本打造的消費景觀，防止異化現象的發生。二是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人民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在數字交往過程中，人們應自覺堅持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抵御技術資本化的偏向，讓數字技術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建設。

　　2.推進數字資源共享，規訓數字資本

　　在數字化時代下，資本與數字技術的耦合使傳統意義上的勞動產品、勞動資料和勞動范式發生數字化的轉變，數字資本對廣大數字資源的私人占有成為數字勞動異化的根源。但數字勞動異化仍未脫離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框架，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數字資源的共享環境，推進大數據回歸用戶本身，使數字資源為人民所用，既是規訓數字資本，阻止其對網絡用戶的剝削，防范其無限擴張的基本舉措，也是打破數據壟斷，堅持共產主義基本方向的必然道路。一是要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對大數據進行屬性劃分，對國家、用戶的核心數據和隱私數據進行保護，將資源數據轉變為公有形式，使其服務于社會主義公共事業的建設。二是需要國家行使公權力限制數字資本的無限擴張，避免資本對資源數據的私人占有以及對核心數據、隱私數據的竊取，防止數據壟斷，保障公共數據的全民共享，進一步推進數字資源、數字資本的公有化。三是要依靠國家積極利用資源搭建公益數字平臺，推動服務型、非營利性的數字平臺建設，進一步引導資本轉向社會主義公共事業，減少并阻止其對網絡用戶的數據剝削。

　　3.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實現人的社會關系和諧發展

　　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共同體”只不過是虛假的共同體，是被資本所支配的。而“真正的共同體”必然指向人自由而全民的發展，即是人徹底解放的“自由人聯合體”。在數字化時代的今天，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打破了原本的時空界限變得越發緊密。而資本主義仍在數字空間中對人實行抽象的數字統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一步剝削用戶、侵占數字資源。只有基于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體”思想，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秉持“共治共享”的發展理念，才能真正打破數字壟斷，化解數字鴻溝，使數字技術真正成為實現人本質復歸的現實力量。作為敢于擔當、勇于奉獻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始終致力于構建數字空間命運共同體，為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發展貢獻中國力量。一是持續推進數字資源的公有制改革，以打破數據壟斷，使數字無產階級突破異化困境。同時加強全民數字教育，提升人們對數字技術的使用技能，彌合數字鴻溝，化解數字時代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推進實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二是始終秉持“共商共治共享”的協作理念，著眼追求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為有擔當的大國，繼續推動多邊、民主、共享共建發展的數字治理體系，推動構建、完善全球數字安全保障體系，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技術、數字資源等一些援助手段，在和平、合作、共享中實現共贏，為構建全球數字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使世界人民共享數字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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