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現代性”具有內在關聯，它不僅幫助“判定”了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而且“型塑”了當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還指明了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對于“中國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許正在于為人類的未來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國現代性”之上的“中國經驗”，極有可能開辟“一種新的現代性文明形態”。這種新現代性既是“現代性一般”與“現代性特殊”的統一，又是“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道路”的統一，也是“中國理論建構”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統一。

　　關鍵詞：歷史唯物主義；現代性；中國化

　　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現代性”具有內在關聯，它不僅幫助“判定”了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而且“型塑”了當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還指明了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當前，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關鍵是要在“中國現代性”建構進程中推進“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現代性在中國的生成與建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聯系在一起；中國現代性的建構也歷史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任務與方向。”（張琳）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些重大現實問題的解釋和解決，需要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中，深化“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建構“中國現代性”，這可能孕育著“一種現代文明的新類型”。

　　一、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性”

　　之建構：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

　　如何認識中國現代性發展的獨特道路？所謂“中國現代性”，就是“中國現代化過程的質的規定性，它體現在中國現代化實踐、道路、模式和理論之中”。（侯才）由于“中國現代性”“積極地揚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所以它能夠在占有這一文明之成果的同時，使自身從由資本邏輯而來的‘進步強制’——生產強制和消費強制——中解放出來”。（吳曉明）在中國，現代性建構必須正視中國社會現狀。“當下中國這個現代社會是一個尤其難以理解的社會，是一種難以置信的組合，它有著從接近遠古的社會、傳統社會到發達的現代社會的各種生活和生產方式，有著從前現代、現代到極端后現代的精神和觀念；……最大限度地胡亂包容著許多時代和各種生活，這種情況產生了荒誕而真實的中國經驗。”（趙汀陽主編，第2頁）因此，“中國現代性”建構必須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人對人的依賴、人對物的依賴和人的自由個性等諸多“時空壓縮”復雜境遇下開展。在此意義上，“中國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在一些普遍的“物質內容”層面上應該是相同、相似或相通的，但在特殊的“社會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雖然現代性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主體性、理性和個體自由等等，但現代性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中會有不同的實現方式。

　　其實，在現代性視域下，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解釋世界”的一種方法與理論，更主要的是一種“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由此，“要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并對其進行合理的定位，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題。正是在這一主題的指引下，馬克思不僅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的徹底批判，也豐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豐子義）馬克思既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成就，又看到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缺失，由此，他希望能用一種更完整的現代性來治療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如何揚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種種弊端，開辟“中國現代性”發展新道路，就成為當代中國人重要的思想任務。

　　二、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與

　　“中國道路”之探索：社會主義

　　的“中國特色”

　　全球化境遇下中國“自主性”的新形式何在？在一個“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現代性發展模式中，“中國現代性”的建構應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國道路”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實踐以及在這一實踐中所形成的社會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的設計與框架，他構成了對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實踐批判”；“中國理論”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的理論成果，他構成了對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理論批判”；“中國制度”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和關鍵因素，他構成了對資本邏輯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制度批判”。當然，“中國現代性”建構之路并不平坦，原因在于“中國現代性存在著感性現代性不足、理性現代性片面和反思現代性薄弱的結構性缺陷”。（楊春時）基于這一判斷，筆者認為“中國現代性”建構主要應圍繞歷史方位判定、時空壓縮闡釋、中層理論建構和現代性反思四個問題展開。

　　1.從“跨越卡夫丁峽谷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準確判定“歷史方位”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現代性”建構的前提。“新中國建立以后對于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五形態理論’的堅持、創新與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上：‘跨越卡夫丁峽谷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郗戈）前者從學理上對“可以跨越”的論證，有力地回擊了“資本主義補課論”“社會主義早產論”等思潮，后者從政治上闡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初級”性質，為吸納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成果以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策略提供了理論支持。198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為“中國現代性”開辟了廣闊空間。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不是一個“標簽”，而是一種“方法”。歷史唯主義的核心思想，從靜態來講，主要是“社會結構”理論，從動態來講，主要是“歷史過程”理論，“社會結構理論和歷史過程理論是馬克思解釋分析社會歷史發展的兩種基本框架”。（韓慶祥、張健）合理運用這一框架有助于深刻理解“現代性一般”與“現代性特殊”。

　　2.從“歷時態發展”到“時空壓縮”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時空壓縮”的形式加速進行三大轉型，即歷史轉型、社會轉型和經濟轉型。這三大轉型使中國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里濃縮了世界上發達國家近三百年時間所面臨的問題和發展任務。因此之故，當代中國社會更為復雜、更為矛盾交織，既有傳統社會主義的矛盾，也有傳統資本主義的矛盾，既有新社會主義的矛盾，也有現代資本主義的矛盾，既有現代矛盾，也有后現代矛盾，同時還不斷催生出新的矛盾。這種“歷時態”問題“共時態”壓縮的復雜性（時空壓縮），既決定了中國科學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也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將處在一個多種價值博弈和整合過程之中，此時尤其要倡導“包容”理念。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標志著中國開啟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轉型；1992年中國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標志著中國向“包容性體制”的轉型；2004年中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標志著中國社會向“包容性社會”的轉型；2013年“中國夢”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向“包容性國家”的轉型。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加速了中國社會的“結構轉型”和“領域分離”，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的“混合結構”，這種結構更具彈性。“混合型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包容性發展”。這啟示我們不能人為地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嚴格區分開來，而要保持“必要的張力”。

　　3.從“宏大敘事”到“中層理論”

　　利奧塔等人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宏大敘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經典著作，從論述的主題看似宏大敘事，但其中有大量的實證性材料與具體性分析，內容極其豐富，不乏微觀研究與中觀研究，而這正是我們當前的研究所缺乏的。”（李海青）在當前的研究中，“作為一般理論和方法論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由于缺乏中級理論將其轉化為可操作化的概念，仍然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層面，既無法對應用研究實施具體指導，也不能將經驗研究提高到理論水平”。“要使馬克思主義提供的一般理論取向能夠指導系統經驗研究，就必須發展中層專門理論”。(默頓，第97頁）如果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總取向與經驗概括之間的鴻溝能被填平，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中層理論”。“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一直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但是，由于缺乏中層理論和實證工作的支持，唯物史觀的一些理論原則并沒有得到貫徹，有的人甚至對唯物史觀理論本身也存在一些絕對化和片面化的認識。”（郭德宏）既然歷史活動是人（群眾）的活動，那么“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歷史是人們創造的，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歷史上不可能沒有作用”。（普列漢諾夫，第17頁）問題的關鍵是在每個人（個人）與一切人（人類）的統一中把握歷史創造的機會和空間。

　　4.從“追尋現代化”到“反思現代性”

　　從世界歷史的高度看，一部現代性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現代性的生成史與理解史，更是一部現代性的反思史與批判史。現代性似乎是人類的宿命，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各國皆必須經過現代性的洗禮。雖然現代性最早體現于歐洲，且如今已弊端叢生，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就已經引起所謂“后現代思潮”的反動，力圖對現代性進行反思與解構，然而對于現代性的追求與夢想，在中國與其他亞、非、拉等后發展中國家，依然是一個“將來式”或“正在途中”。從理論上看，現代性如今已經是一個多元、混亂且復雜的概念，需要對其進行有原則髙度和理論深度的清理、總結和再認識。從實踐上看，世界各國、各民族、各文化傳統，因為各自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和現實遭遇，可以有不同的路徑進入并發展不同樣態的現代性。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確實部分地從屬于現代文明的普遍性，主要表現就是中國近代以來主要是追求現代化的實現。自1840年以來，現代化成為貫穿中國政治實踐和社會生活的宏大主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3頁）其實“現代化”與“現代性”有聯系也有區別：從因果關系看，“現代化”是原因，而“現代性”則是結果；從事實與價值的關系看，現代化屬“實證的”范疇，現代性屬“規范的”范疇；從哲學視角看，現代化是現代社會的“量的規定”，現代性是現代化的“質的規定”。從社會文化背景來看，“西方的現代性是扎根于前現代的神啟宗教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上的，它是與啟蒙理性對‘神啟’的克服結伴而來的，因此它表現為‘祛魅’的世俗化（基督教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過程。與之不同，中國的現代性并不表現為對‘神啟’的顛覆，而是對壓制和奴役人性的‘朕即國家’的克服以及人的普遍權利的回歸。因此，可以有資本主義的現代性，也可以有社會主義的現代性，并非只是‘自古華山一條路’”。（陳嘉明，第36-37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就在于中國要探索一條既遵循“現代性一般”的規律，但又不完全同于“西方現代性”而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現代性”之路。

　　余論：“中國現代性”與“一種新文明類型”

　　的開啟

　　現代性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現實問題，既是當代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后發展國家”特別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對于中國而言，任何追尋現代性的努力都必須充分考慮到自身的“歷史方位”“現實境遇”和“發展方向”，否則要么中國的現代性建構會游離于“世界歷史”之外，要么會被“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吞噬。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保持張力，尊重各國現代性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提倡“共贏共生”與“包容性發展”，應該是使人類走出現代性困境的現實道路。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均是從不同方面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中國人對于“中國道路”的探索，其根本宗旨也許正在于為人類的未來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基于“中國現代性”之上的“中國經驗”，極有可能開辟“一種新的現代性文明形態”。這種新現代性既是“現代性一般”與“現代性特殊”的統一，又是“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道路”的統一，也是“中國理論建構”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統一。

　　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單位：張艷濤，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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