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關系到人類命運和文明的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當今世界局勢詭異多變，如何正確認識戰爭與和平問題關系到國家的安全、發展戰略和內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今年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重溫毛主席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想與實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前世界局勢，更好地遵循正確的戰略策略。本文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2期，是筆者在“全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今天特刊發此文，以供讀者閱讀和學習。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關系到人類命運和文明的生存發展的根本問題，同樣是關系到人類社會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制度的興衰成敗的大事，直接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戰略、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乃至國家的安全、發展戰略和內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蘇聯解體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一步步入低潮。我國作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國際生存環境面臨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的時候，重溫這位偉人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想及實踐，有助于遵循正確的戰略和策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里，筆者僅就毛澤東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有關思想及實踐作幾點辨析、概述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

　　前些年，國內外一些學者和國外有的政治家常說：“毛澤東曾斷言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筆者認真查閱了力所能查的大量資料，但至今仍未從已公開發表的文獻中看到上述說法有一條確切的佐證。而與此相反，毛澤東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論述卻大量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即對戰后國際形勢進行科學分析，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完全嶄新的論斷。此后，毛澤東又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了這一論斷。

　　1945年10月17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兩個月零兩天，毛澤東即在延安的干部會的報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這是總的趨勢。”“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不會的。”由此觀之，毛澤東是不是世界上所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最先作此判斷的第一人呢？

　　1946年4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到八個月，針對西方國家的“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鼓噪和一些同志的懼怕心理，毛澤東又在延安揮筆寫下《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就在這個文件的開頭，毛澤東又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

　　1946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個著名談話中還說：“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斗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

　　1950年6月，毛澤東再次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

　　1959年10月，毛澤東還指出：“我們歷來是這樣估計的，整個國際形勢是向好發展，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到，那就是瘋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么辦?所以，戰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壞，緩和之后又會搞緊張，搞突襲，打大戰，等等。對這些情況都估計到了之后，我們說總的看來，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從總的情況來看，爭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假如這種情況實現了，那時要打世界大戰，他們就比現在更加困難了。那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條約而造成的許多矛盾，都很難解決。”

　　毛澤東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制止與避免的論述還有很多，這里不一一列舉。只是到20世紀60年代，中蘇兩國的關系日趨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之后，毛澤東才逐漸對我國所面臨的戰爭的危險性估計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的戰略方針。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是指中蘇之間的戰爭，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戰。

　　70年代前后，西方國家的不少學者看到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紛紛著書撰文，甚至直接用《第三次世界大戰》冠以書名和論文名，驚呼“第三次世界大戰已到了間不容發的地步”。但就在1969年，毛澤東在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時，仍然認為“關于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

　　1997年3月，西德前總理施密特撰文說：“1975年10月，我作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當時毛澤東曾簡潔地對我說：‘我知道蘇聯將如何：將爆發一場戰爭。’我表示了異議，認為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澤東堅持他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按照施密特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所作的表述，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施密特認為不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則堅持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事實果真如此嗎？請看我國外交部當時的記錄：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施密特。當時陪見的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翻譯是唐聞生、徐維勤，記錄為王海容。會見中，施密特問：“毛主席能否告訴我，蘇中美關系的形勢將來會怎樣？”毛澤東說：“也要打仗。不能永遠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處）。”毛澤東還對施密特說：“你是康德的學生。我是馬克思的學生。馬克思就學黑格爾。”筆者理解，毛澤東是在含蓄地告訴施密特：事物總是在發生變化，永遠和平共處靠不住。毛澤東在這里強調的僅僅是戰爭的危險性，其中當然也包括世界大戰的危險性；但這里主要是講局部、有限戰爭的必然性，卻并未斷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施密特說毛澤東堅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不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同時也與我國外交部當時的記錄根本不符。

　　國內外一些學者和國外包括施密特在內的政治家可能是誤讀了毛澤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說“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他們這樣說的目的，恐怕主要是為了訛詐、恐嚇被壓迫人民的革命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訛詐、恐嚇社會主義國家，使之不敢和不要用正義的反侵略的革命戰爭來反對非正義的侵略戰爭。

　　（二）關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蘇聯的戰備工作

　　蘇聯原是社會主義國家，但隨著后來實力的增強和黨的領導集團的一系列錯誤，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重新滋生膨脹，并不斷向社會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演進。

　　1958年4月，蘇聯提出在中國建立特種長波收發報無線電臺。1958年6月，蘇聯又提出在中國建立中蘇共同核潛艇艦隊。由于這有損于中國的主權，我國沒有答應。基于上述原因，加上其他各種原由，從1960年開始，蘇聯在中蘇邊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繼續推行赫魯曉夫的政策，使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和緊張。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六十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于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鄧小平所說的相當于蘇聯導彈的三分之一共30多處導彈基地分別部署在蒙古、外貝加爾軍區等地，這些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核基地的。除此之外，蘇聯還配備了遠程空軍所具有的大型遠程轟炸機50多架和中型轟炸機400多架，這些轟炸機都可以攜帶氫彈進行戰略核攻擊。此外，蘇聯還在中蘇邊境部署2萬輛坦克，3000架飛機。僅從1964年10月到珍寶島事件爆發，蘇軍挑起的邊界糾紛多達4189起。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蘇軍的行動立即引起了中方的高度警惕。1969年3月，蘇聯又在中國珍寶島挑起武裝沖突，在幾個星期的交戰中，雙方死亡人數達千人。1969年6月和8月，中蘇在我國的新疆地區兩次發生武裝沖突。此間，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召集蘇軍政要員開會后決定：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導彈部隊，攜帶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和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核打擊，同時還采取了一系列準備活動，如任命戰略火箭軍副司令托盧勃科上將為遠東軍區司令，以加強核打擊行動中的指揮力量；命令在遠東的戰略導彈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等候發射命令。1969年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透露，蘇聯代表向其東歐盟國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的情況。8月底，美國情報機構透露，蘇聯駐遠東空軍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種情況將一直持續到9月底。9月底，美國在明確拒絕蘇聯關于美蘇共同對中國進行核攻擊主張的同時，還通過其駐波蘭大使，把蘇聯的企圖秘密通報中方。種種跡象表明，蘇聯指揮部正從“戰略上”設想、研究和準備對中國進行一場核戰爭。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這一系列威脅既十分警覺，又毫不畏懼。早在1964年6月，毛澤東便強調，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1965年，毛澤東又發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珍寶島事件后，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強調：“要準備打仗。”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不僅準備打常規戰，而且準備打核戰爭。毛澤東不僅教育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有打仗的精神準備，更為重要的是從各項實際工作上進行了充分的戰爭準備。毛澤東和黨中央多次指示，加強包括尖端武器在內的武器裝備的研制和裝備工作。1964年10月，中國首次原子彈爆炸成功；1968年裝備部隊的亞音速中型轟炸機“轟6”則可攜帶百萬噸級的核彈。從1969年開始到1970年，部署在我國東北、西北射程可達到西伯利亞城的中程導彈已達50枚；我國的陸基導彈隱蔽、分散，有較強的機動性，即使先受到攻擊后，仍有對對手的第二次打擊能力。這種陸基和空基核突擊能力對蘇發動侵略戰爭形成極大的威懾。此外，到1964年11月，中國已初步建立了現代化的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能自己生產飛機、艦艇、坦克、火炮等各式武器。毛澤東、黨中央十分重視戰略后方、戰場建設和物資儲備。1964年6月，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要搞三線；軍事要有準備；要考慮打仗，要有戰略部署；三線現在不為后悔不及。1965年11月，毛澤東又提出，各省要搞小三線。到1968年，全國形成中央和地方、大小三線配套的國防科技工業系統。60年代中期開始，中央軍委決定加強“三北”（即東北、華北、西北）國防工程建設。1969年前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要加強人民防空、城市防衛建設。到70年代中期，設防陣地工程也已初具規模，從而建立了以防御為主的反核戰略體系。各項物資儲備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績。1969年中國的軍費比1968年猛增了34%，1970年和1971年又分別遞增15%和16%。叛逃到西方的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說，蘇聯之所以沒有對中國進行核襲擊，“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于中國有了充分的準備”。事后，美國學者也認為，若不是中國嚴陣以待，“蘇聯甚至可能在30分鐘內突襲并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國的原子彈無疑是蘇聯人避免使用核彈頭互相攻擊的理由”。

　　有學者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對蘇聯的戰備是假想、虛構了一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強大的企圖入侵之敵；由于對敵情判斷嚴重失誤，導致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嚴重干擾了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六七十年代，我國對蘇聯的戰備是被迫進行的。筆者完全贊同后一種說法。當然，在如此紛繁的諸多方面的具體準備工作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在所難免。但是，正是因為我國從精神上和物質上作好了隨時準備打仗的充分準備，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籌帷幄，積極推進了世界戰略格局的重大演變，才有效地遏止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發動大規模戰爭和核戰爭，有效地消除了各種外患，保證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安全穩固和經濟建設以及后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從而也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正如1965年4月毛澤東在《關于作戰計劃和改變帽徽、領章問題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不僅如此，當時十分必要的戰備工作還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建設、科技發展，直接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改善和外交戰線上一系列重要成績的取得，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西北、西南以及中部地區的開發與發展。必要和必需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的準備工作，遏制住了可能爆發的戰爭。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遏制了戰爭，戰爭沒有爆發，卻回過頭來指責當初必要和必需的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認為是戰略決策失誤。

　　（三）關于調整中美戰略關系

　　毛澤東認定，美蘇爭霸中，蘇聯處于進攻態勢，并已成為戰爭的主要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后，即考慮收縮戰線，調整美國在全球的戰略。毛澤東敏銳、及時地捕捉到了這一具有巨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機遇。為了從根本上緩和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的軍事壓力，同時為世界和平尋求新的堅實的基石，早在珍寶島事件之前的1969年2月19日，作為偉大戰略家的毛澤東就明確指示：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你們這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3月2日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后，毛澤東即意味深長地說：“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此后，毛澤東又數次催促四位老帥抓緊著手研究，并一直對此十分關注。如3月22日，毛澤東再次對陳毅等人研究國際問題表示關注。4月19日，毛澤東第三次對陳毅等人的工作表示了關注，希望他們就國際、國防問題提出意見。毛澤東之所以催促數次，主要是四位老帥此時對毛澤東讓他們研究國際問題的戰略意圖還不甚理解。這說明，中美關系戰略調整的思想始發和始創于毛澤東，而不是如有的學者所說，毛澤東是被動的，是被推著走的。四位元帥不負重望。從1969年5月至10月8日，元帥們座談了數十次，給中央呈送了數次關于國際、國防問題的報告。他們判定，當時的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主張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1969年的外交調整工作是多方面的，也是激動人心的。周恩來作為外交工作的組織領導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接著，中美關系新局面的開創，中國倡議建立的一條從東面的日本經過歐洲一直到西面的美國的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的提出與實施，無疑都對遏制蘇聯對華戰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美關系的戰略調整，也使其他許多國家開始調整對華外交政策，并紛紛與我國建交；我國周邊環境已顯著好轉；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較短期內對我國發動大規模戰爭、迫使我國舉國迎敵的危險性已基本消除。這為我國爭取到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進行改革開放，打下了基礎和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毛澤東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和成功實踐，生動地說明了戰爭與和平、遏制戰爭與打贏戰爭相統一的辯證關系。這進一步告訴我們：只有不怕可能發生的戰爭，認真作好必要的準備，具有打贏戰爭的信心和能力，才有可能遏制戰爭、贏得和平，從而贏得發展。

　　（四）對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的幾點概述

　　毛澤東無疑是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他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為推動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與研究，筆者對毛澤東的戰爭與和平思想試作如下概述。

　　⒈關于戰爭的起源、根源、類型與消亡

　　1936年12月，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軍事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這一定義，把戰爭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現象來考察，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戰爭是從人類一開始就有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一定義，既揭示了戰爭的起源和根源——私有財產和階級的產生和存在；又指出了戰爭的社會功能，即戰爭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用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最高的斗爭形式，也就好似外部暴力對抗——戰爭這一最高斗爭形式；還對階級社會里進行戰爭的社會力量進行全面科學地考察，把戰爭分為四個類型：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古今中外所有的戰爭，莫不在這四個類型之中。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同時，十分關注世界戰爭與和平形勢的新變化。他曾多次指出，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我們，我們必須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進入60年代以后，毛澤東又根據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明確指出：美蘇爭霸是導致國際局勢緊張、爆發大規模戰爭的主要根源；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醞釀著戰爭，霸權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在揭示戰爭的起源、根源和類型的同時，毛澤東還對戰爭的消亡作了深刻的闡述：“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么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清楚地告訴我們，只有消滅私有制、階級和國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戰爭；消滅戰爭是我們共產黨人進行正義的革命戰爭的出發點，從根本上消除戰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為實現人類永久和平而戰的崇高使命。

　　⒉關于戰爭的本質、性質和我們的態度及立場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毛澤東還說：“歷史上的戰爭分為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這既告訴我們戰爭與政治之間的一致性，戰爭要為政治的具體目的服務；又告訴我們兩者之間的區別，必須學習研究戰爭這一政治的特殊形態，并掌握其獨特的規律，以正確指導戰爭；還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應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非但不反對而且積極參加進步的正義的戰爭；消滅戰爭的辦法只有一個，這就是用進步的正義的戰爭消滅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

　　⒊關于提高警惕，準備打仗

　　早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即提醒：務必不要松懈警惕性，要嚴防國內外反動派以包括戰爭在內的各種方式進行的破壞和搗亂。1957年，他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說：絕不可以對帝國主義國家“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1960年，毛澤東在同非洲友人談話時說：“帝國主義者哪里會愛和平？他們愛的是殖民主義。”1970年，他對來訪的法國政府代表團說：“我們要準備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當別國打進來的時候，我們要消滅它。”對帝國主義絕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⒋關于熱愛和平，不怕戰爭

　　1954年8月，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誰要打仗，就反對他”；“美國人做的事太不像樣子，他們支持蔣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騷擾大陸。”“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的政策。”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拉丁美洲的友人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我們就宣布執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們的領土、主權絕不容許別人侵犯，誰來侵犯，我們就要自衛。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面對美帝國主義發動的侵朝戰爭，毛澤東強調：“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來了，我們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國人民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又說：“我國和各社會主義國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國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戰爭、不要和平的，僅僅是少數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發財的壟斷資本集團。”1957年，毛澤東表示：“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么辦法呢？”1960年，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1964年，在同智利友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熱愛和平，不怕戰爭，這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⒌關于努力加強國防建設

　　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100多年來中華民族受欺辱的歷史。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國防建設高度重視。1950年9月，他即明確指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此后，他又明確提出一個屁股（基礎工業）、兩個拳頭（農業、國防）的“三位一體”的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布局。他強調指出，“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我們“將加強人民的海陸空軍，鞏固國防，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為加強國防建設，他十分注重發展國防科學技術，加強武裝力量建設，實行全民國防教育，大力加強戰略后方、戰場建設和物資儲備等。正因為我們加強了國防建設，并打贏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戰爭，所以贏得并可能繼續贏得多年的周邊安全環境。

　　⒍關于常規戰爭與核戰爭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是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末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1961年，毛澤東對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1964年，毛澤東說：“世界人民是反對用原子彈殺人的。”1965年，毛澤東在同國際友人斯諾談話中，斯諾問：“主席并不是認為核戰爭是件好事？”毛澤東回答：“對。根本不要打核戰爭，要打就用常規武器打。”但是，毛澤東向來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1975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主席比耶迪奇時，比耶迪奇說，我們認為，如果再打仗，那就是一場可怕的核戰爭；所有的人都在為防備這種可能而加緊自己方面的準備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希望它發生。毛澤東回答，你們是堵死另一條路，我不堵死；常規武器，核武器，兩種可能都有。

　　⒎關于世界大戰

　　上文已引述過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不少論述，這里再補充幾點。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拉丁美洲和非洲友人時說：“避免打世界大戰，按照我們中國的說法，要兩條腿走路。四國首腦會議，或者大國協商，是跟他們在桌子上談，這是一條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又是一條腿。兩條腿走路，世界大戰就難打了。我們支持四國首腦會議或大國首腦會議，同時我們更支持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人民有權利反對他們的壓迫。要不打世界大戰，就要各國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這是一條重要的腿，是第一條腿。有人說，要世界和平，就不要搞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如果這樣，帝國主義不打世界大戰就沒有保證。”1961年，毛澤東指出：“說世界大戰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這么兩條。”“按照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見，按照各國共產黨的意見和各國勞動人民的意見，是不要打的。現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和各國勞動人民的力量很大，資本主義也怕滅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國主義以及它在各國的走狗的意見，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說做壞的方面的準備，這么做好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帝國主義反對我們，如果我們都睡覺，那是很危險的。”

　　⒏關于美帝國主義要稱霸全球

　　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說：“不能設想任何國家會開軍隊到美國去。”“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它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美國做事是不管別人能不能受得了的。”1964年，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它“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

　　⒐關于帝國主義的兩重性

　　毛澤東曾多次論述過帝國主義既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問題。1958年9月，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們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他指出美國在搞緊張局勢，“緊張局勢調動世界人心，都罵美國人”。1958年12月，毛澤東在《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中又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1960年，毛澤東說：“中國俗話說，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一個跳蚤都捉不到。因為帝國主義管得太寬，它們也就控制不住。美國現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美帝表面上強大，但有弱點，引起很多人的反對。”1964年，他在同法國友人談話時說：“現在我們說有兩個大紙老虎，就是美國和蘇聯。我說得靈不靈將來瞧。請你們記住。”1959年，毛澤東還論證了帝國主義另外的兩重性。他說：“美國有戰爭邊緣政策。”“實際上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帝國主義每天都在宣傳它們的力量大，來嚇唬我們。”“帝國主義是會搞欺騙的。帝國主義也有兩條腿，有欺騙的一條腿，又有壓迫的一條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義者必將戰勝邪惡者。在美國企圖建立單極世界、永遠稱霸全球的今天，在認清美國“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的同時，要認清它同時又是紙老虎的另一面本質，這對于我們樹立既善于斗爭又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對于在涉及我們國家根本權益時，堅決維護我們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不怕打的形象，對于我們牢固確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共產主義必將最后取得勝利的信念，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⒑關于要利用世界各種矛盾

　　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分析指出，“所謂西方團結是一句空話。團結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團結’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們向美國靠攏，交納貢物，磕響頭稱臣”，這“勢必走向所謂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1959年，毛澤東在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壟斷資本本身也有區別，有賣國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區別。”1960年，毛澤東在同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中強調：“現在的局勢我看不是熱戰破裂，也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第三種：冷戰共處。”“有沒有這種可能，英、法、蘇、中在某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如果英、法、蘇、中四國能夠比較接近，事情就會好些。”1965年，毛澤東又指出：“現在發達國家為一方，不發達國家為一方。所謂發達國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從來沒有一致過。例如發達的英、法、德、意、日之間，就發生兩次世界大戰，這還不是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打嗎？其目的是爭所謂不發達的國家。”

　　⒒關于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毛澤東一貫強調，對弱小國家的朋友要特別尊重，不允許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國家不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自己管。1954年12月，他在會見緬甸總理時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不是為了臨時應付的。這五項原則是適合我國的情況的，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又向世界宣示：“我們堅決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和平競賽，各國內部的事務由本國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決。我們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樣大家知道的五項原則。”

　　呼吁各國特別是各個弱國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和平。他指出：“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

　　⒓關于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拉丁美洲、非洲14個國家和地區的有關友人時說：“我們一面反對世界大戰，一面支持各國國內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我們用兩只手，因為敵人也用兩個辦法和我們斗爭。”毛澤東認為，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都是相互支援的，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說：“我們認為，你們的斗爭支持了我們，幫助了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廣大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也幫助了我們。這就分散了敵人的力量，使我們身上的壓力減輕了。因為你們幫助了我們，所以我們有義務支持你們。我們是互相支持，互相幫助。” 1963年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靠人民靠得住。”

　　⒔關于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1960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西亞三國的友人時指出：“要戰勝帝國主義，不是短期的事，要進行持久的艱巨的斗爭，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敵人在內。”1964年1月，毛澤東呼吁：“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1970年7月，毛澤東在同法國政府代表團談話時說：“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

　　⒕關于弱國、小國能夠打敗強國、大國

　　1960年5月，毛澤東在同非洲12個國家及地區的友人談話時強調：“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國主義，勝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國主義是其中的一種；再有一種，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力量很小；認為西方世界很行，我們黃種人、黑種人、棕種人都是不行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我們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種人可以干的事，我們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們干得好些。……我們在戰略上完全有理由輕視它們，堅信帝國主義制度是要滅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來的。”1970年，毛澤東在為支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所發表的聲明中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7月11日，他又對坦桑尼亞友人說：“實際上現在世界上帝國主義的日子不大好過。它們怕第三世界。”

　　15.關于第三世界團結起來

　　早在1960年，毛澤東就對非洲友人說：“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祝賀我們的團結，由于團結我們一定會勝利。祝賀我們的勝利，讓我們團結起來取得勝利。”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

　　（五）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的堅持發展及對我們的有關啟示

　　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中有很多深刻的基本理論，今天無疑仍然適用。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當今國際局勢已經并正在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毛澤東戰爭與和平思想中的某些具體結論已明顯不適用于今天，我們對這些具體結論決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以避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我們十分需要繼續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環顧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經濟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但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也在增多。必須看到，冷戰結束以后，世界軍事力量的對比出現了新的嚴重失衡，美國單邊主義明顯抬頭，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特別是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民族、宗教矛盾增多，恐怖主義的危害上升，我國周邊安全也出現不少新的情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創新，進一步探討新世紀新階段我們應遵循的國際戰略指導思想，將會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筆者僅談幾點很不成熟的學習體會，以便與大家一起探討。

　　1.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深刻地論述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他指出，要在經濟建設發展的基礎上加強國防建設，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首先突破并獲得成功的，這是社會主義革命不同于其他社會革命的顯著不同之點。社會主義在一個相當長的發展時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在相對的和平時期，國家要發展，社會要前進，經濟建設則始終是國家各項建設的基礎、大局和首要任務。而國防建設決不能過多地占用國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而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在人類沒有到達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態勢。自從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來，特別是當今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較量，最主要的是綜合國力的較量。而綜合國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內容和物質基礎則是直接體現自然力、科技力等諸要素的經濟實力。經濟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國防建設才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雄厚的經濟基礎，國防力量包括武器裝備才可能逐步強大和得到改善；敵人才不敢輕易對我言武，也才可能為經濟建設創造和維護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威脅，我們既不能置若罔聞，只講和平與發展，也決不能過分夸大威脅的嚴重性，反應過度，只講戰爭，把國家的資源空耗在無限制的戰備之中，從而給國家經濟建設造成巨大的損失。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不發生舉國迎敵的局面，我們就應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了強大的綜合國力，有了雄厚的物質資料基礎，在戰爭爆發之時，我們才更加有把握打贏戰爭，從而進一步贏得新的和平局面。

　　⒉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

　　這是我們黨的三代領導集體的一貫思想。黨的十六大報告意味深長地指出，“面對很不安寧的世界，面對艱巨繁重的任務，全黨同志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由于我們中華民族在近代積弱積貧，屢受侵略，內亂叢生，所以有不少歷史遺留問題尚待解決，目前的周邊安全環境也存在著諸多不穩定、不安定、不確定的因素，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現實或潛在的威脅。第一，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下，企圖分裂祖國的敵對勢力活動猖獗，“藏獨”、“東突獨”特別是“臺獨”勢力膨脹，活動空間增大，氣焰日漸囂張，出現一些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危險動向，對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構成最為嚴重的威脅。第二，中國與一些周邊鄰國仍存在著較大面積的陸海疆域爭端。那些通過非法侵占獲取既得利益的國家正謀求使其侵占行為固定化、合法化，有的還加緊對中國海洋資源的掠奪，同時還紛紛擴軍備戰，力圖使雙邊性質的爭端“國際化”，以在其背后的超級大國支持下，形成聯手對付中國的局面，使我國維持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斗爭面臨著更加復雜的形勢。第三，鄰近中國的一些地區性熱點問題并沒有完全消失，周邊某些強鄰的未來政治、軍事走向尚有不少未知數。第四，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綜合國力在逐漸增強，加上我們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便使個別霸權主義國家內心里十分懼怕和仇視我國。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不是在歐洲腹地，而是在亞洲，在中國周邊的朝鮮和越南，不惜耗費其國力直接出兵，打了兩場較大規模的地區性戰爭。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這是我們不應忘記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周邊環境有著十分有利的一面，在當前和今后一個較長時間內，沒有發生大規模全面反侵略戰爭之虞，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中國在周邊的某些方向上面臨著局部戰爭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且目前這種可能性正呈增大的趨勢。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前半個世紀，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局面。對可能出現的這種局面，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

　　⒊充分作好必要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準備

　　我們黨的三代領導人對戰爭的軍事斗爭準備都十分重視。現實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并不直接等同于現實的軍事實力。只有具備打贏戰爭的軍事實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戰爭的喉嚨。1999年5月間，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接受媒體采訪。當被問及“北約空襲科索沃是否會成為未來介入中國等其他國家事務的先例”時，她坦率地承認，鑒于“中國具有核嚇阻力量”，以軍事介入中國事務的風險太大，美國顧慮遭到核報復，所以不敢貿然沿用南聯盟模式襲擊中國。這又一次反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當初進行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這一戰略決策的英明正確。事實證明，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下決心搞出的兩彈一星是中華民族避免遭受兵燹之災的強大盾牌，并且澤惠數代，否則便有可能任人宰割。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在堅持國防建設必須服從并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的同時，也應注意使經濟建設兼顧國防建設的需要，在綜合國力允許的情況下，立足當前，著眼未來，扎扎實實地做好軍事斗爭的各項準備工作。

　　立足當前，就是要深刻領會和堅決貫徹我國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增強確保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能力，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祖國疆土被分裂、邊境領土被侵占、海洋權益受侵犯等各種復雜情況。著眼未來，就是指我國的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必須全面考慮國家安全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歷來堅持不懈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努力推動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和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必然把我國視為眼中釘。我國的軍事準備工作必須全面考慮國際安全環境和整個國際戰爭形勢的需要，既要保持當前適當的實力，又要為今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準備得越充分，制勝能力越強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便越小。如果對戰爭的危險失去警覺，放棄必要的準備，則戰爭這一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就會降臨得越早。當然，在作好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兩點：一是必須深刻汲取蘇聯在冷戰期間陷入惡性擴軍備戰、最終在經濟上被拖垮的教訓，絕不能夸大外患威脅的嚴重性，從而反應過度，把國家有限的資源空耗在無限制的戰備之中；二是必須堅持必要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準備，切忌一進行適度的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便過分不恰當地擔心會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拖上軍備競爭的“賊船”，從而放棄適度、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

　　在當前臺灣當局鼓吹“兩國論”陰魂不散、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臺海是否必有一戰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對臺灣當局的支持。如果臺灣當局膽敢宣布獨立，軍事打擊就不可避免。而如果要對臺灣進行軍事打擊，從現在起就必須扎扎實實作好必要的各項軍事斗爭準備。否則，到真正下決心要打時再做準備就來不及了。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到下決心打擊時還可能打不贏，一旦出現要打但又打不贏的局面，就會觸發國內各種矛盾，并且導致我周邊安全環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所以說臺灣問題絕不僅僅關系到國家能否實現最終統一，而且更是事關國家能否保持長治久安的重大的全局性戰略問題。我們只有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才能徹底遏制戰爭，爭取和平。因此，我們對臺灣的底牌只能是：你臺灣當局倘若膽敢宣布獨立，我們就一定會不惜一切代價，立即用強大武力阻止臺獨，并順勢用武力解放臺灣。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公開將這個底牌向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昭示，特別是要昭示臺灣當局和美國、日本的部分上層人士，勿謂言之不預。從現在起，我們一定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即刻開始扎扎實實地作好解放臺灣的各項必要準備工作。這絕不是一句嚇唬臺灣當局和美國的空話，也不是牽制美國的策略性口號。現在是信息社會，真正的底牌無密可保。如果我們的真正底牌是不打和嚇唬，那么臺灣當局便有可能在條件成熟時宣布獨立，這樣的話，臺海之戰就不可避免。要讓對手明白武力解放臺灣不僅是一種威懾，而且是真正可以做到的。我們如果真正扎扎實實作好了各項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臺灣當局就絕不敢輕舉妄動。

　　4.堅決維護我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時語重心長地說：“國際形勢有一個戰爭問題……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我們怕什么？戰爭我們并不怕。我們分析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真打起來也不怕。……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這個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本錢。”維護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這個打出來的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國際戰略思想。毛澤東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輝典范，為在國際上樹立我們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我們要戰勝國際上擁有龐大核武器的強敵，需要兩種本錢，一種是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一種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榮傳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第一種本錢還不會很殷實、豐厚，但我們的第二種本錢卻有相當好的基礎。這種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勢本身，對那些妄圖染指我國領土和主權的敵人就是一個強大的威懾。我們絕不稱霸，絕不擴張，絕不主動惹事，但也絕不懼怕強敵高技術條件下的武力威懾，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和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海洋權益的斗爭中，有著準備付出任何代價的決心和意志。“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致勝。”——這是我們威懾敵人、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徑之一。

　　⒌完整準確、積極全面地貫徹“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

　　我們應當認識到，冷靜觀察是正確認識世界格局的前提條件，穩住陣腳把國內自己的事情辦好是正確處理國際問題的基礎，沉著應付實事求是找到解決國際新問題之新辦法、在國際上爭取主動的關鍵，韜光養晦是量力而行、避免力不勝負的策略，絕不當頭是我們在國際關系中不謀求特權和特殊地位的本質體現，而有所作為才是我們在國際問題上的根本目的。貫徹這24字方針，核心是正確處理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一方面，我們絕不能不顧我國的國力和各國自己的特點，出頭扛旗，在全球范圍內與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全面對抗。我們也決沒有這個實力，并十分需要排除不必要的壓力；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對國際上的所有事務完全不聞不問，完全埋頭做國內的事情，不去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積極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友誼和支持都是相互的。我們在國際上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當我國受到霸權主義干涉時，深受霸權主義之害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也一定會聲援和支持我們。因此，我們也應遵循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的精神。從一定意義上講，能不能有所作為，關鍵是看我們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能否有新的加強與發展；此外，我們還要在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原則下，正確處理與西方各個強國和世界上各個大國之間的關系，從而不斷拓寬我國對外關系的回旋余地，趨利避害，在復雜的國際斗爭環境中縱橫捭闔，站穩腳跟，積極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在國際問題上采取有所作為的姿態，就能為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周邊安全環境，才有利于我們真正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6.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爭取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

　　毛澤東、周恩來為我們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避免使用武力解決國際間問題，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唯一可靠的途徑。這五項原則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完全一致的，同時又充分體現著新時代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平等、互利、和平、民主的精神。鄧小平和江澤民也多次反復強調要在國際關系中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許多工作可做。一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把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立足點。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戰后國際政治中的頭等大事。在當今世界，第三世界依然是經濟上反對新殖民主義的主力軍。第三世界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必將對世界格局的演進發生重大影響，并將深刻地改變聯合國，甚至正在改變世貿組織這一經濟上的聯合國。第三世界的團結合作和發展壯大，將是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有力牽制，將從根本上緩解西方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甚至企圖干涉我國內政的壓力。二是力爭與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的西方國家在國家關系上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有根本對抗和沖突的一面。看不到這一點，要犯歷史性的錯誤。但是，從各自的戰略利益出發，雙方也有著一定的共同利益。只要西方國家不對我言武，不干擾我內政，我則一律以尊重、友好待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我們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在堅決維護我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做到在斗爭中求合作，避免關系破裂。革命是不可能輸出的，最終埋葬什么制度和實行什么制度，只能是本國人民自己的事。對于雙方的分歧和利益沖突，我們力爭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三是繼續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為我國深化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四是充分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各種國際會議，通過發展中國家間的相互支持和聲援，進一步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

　　被推為百代論兵之祖、千古武學之圣的孫子在2500多年前曾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曾經屢遭外來民族蠶食鯨吞的欺凌和內戰頻仍的磨難。盡管飽經憂患，但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告別了災難深重的大規模戰爭，迎來了巍然屹立、揚眉吐氣、和平發展的輝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并正在一天天地富強起來。勤勞、智慧、勇敢而又酷愛和平的中國人民絕不容許任何國家損害我國的尊嚴和主權，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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