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蒲魯東的貧困理論頗有影響力。就反思貧困的理論脈絡而言，激進主義批判、浪漫主義批判與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等三種方式，或多或少與蒲魯東貧困理論相關。蒲魯東的貧困理論指向貧困生產背后的各種社會現象，如法權或所有權問題、銀行收益與小時券等內容，目的是以小生產者視角考察社會生產力，以維護他們的利益。與之相對，馬克思認為，貧困生成與社會制度相關，即資本剝削造就了現代貧困，反貧困必須超越資本，進而，馬克思批判性超越了蒲魯東的貧困理論。具體而言，反貧困離不開世界觀的更新——資本的文明性與全球化并未帶來貧困問題的解決，反而導致了無產階級貧困的世界性固化，故需批判現代世界以完成反貧困重任；反貧困離不開政治經濟學批判——反貧困不是簡單地超越財富生產與財產分配，而是要追溯至對資本生產的復雜性矛盾的批判；反貧困離不開人類解放向度——反貧困離不開重建生產資料公有制，以無產階級革命解決現代貧困，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而真正超越貧困議題。

　　關鍵詞：馬克思；蒲魯東；貧困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人類解放

　　蒲魯東對貧困問題的診斷方案，在反貧困思想史上頗有影響，特別是他對所有權的批判更具獨特魅力，至今仍然有大批擁躉。作為馬克思的理論對手，蒲魯東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擁有很高知名度。究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作為小生產者的理論代表，蒲魯東的觀點在工聯主義或小生產者那里有廣泛的市場，其理論通俗易懂而便于傳播，能爭取到無產階級的閱讀市場與煽動對象；二是他的煽動性觀點高度隱匿了其根本性錯誤，即他并未揭示現代性核心命題的本質。蒲魯東作為法國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代表，是當時理論水平最高且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他的貧困理論在無產階級中影響很大，也具有很強的煽動性，至今仍然有很多理論變種。因此，有必要回顧和批判蒲魯東的思考，為現代貧困研究打開寬闊通道。

　　縱觀國內外學界研究及其社會化實踐，蒲魯東貧困理論余波未了且影響深遠。一是“銀行改革”的反貧困方式。這以達里蒙主義為代表。達里蒙主義試圖通過改造銀行或建立合理的貨幣制度，以消解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困弊病。他們提倡以無息信貸的方式杜絕資本致貧的可能。如，設計公平交易所，力圖實現產品的勞動時間等額化交換，以防止加價行為與欺騙行為等剝削方式所導致的貧困。又如，發放小時券的經濟舉措。但正如馬克思所評價的那樣，達里蒙主義者不理解貨幣與商品之間的本質關系，因為“小時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個觀念上的勞動時間”[1]，即發放小時券并不是一種能擔負起消滅剝削、反對貧困的經濟行動。二是無政府主義的反貧困路徑。這些無政府主義理論企圖以階級調和為方式消解政府的強制干預，其實質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建構以小私有制為內容的平均分配制度，把反貧困轉向無政府主義運動，以此反對致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巴枯寧認為，是國家維持了特權階級的利益保障與福利制度，而這是以絕大多數人民的貧困和無知作為代價的，故“必須摧毀一切，特別是和首先是摧毀財產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國家”[2]。三是互助主義的反貧困形式。比較典型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他認為，與殘酷競爭的自然法則不同，人類社會保存有互援互助的非政治性合作內容，就能夠消除社會致貧的競爭現象，因為“不論是在動物界還是人類中，競爭都不是規律”[3]。這種觀點期望以人類互助法則取代資本剝削的制度法則，以互助合作方式對抗資本剝削致貧的現實，期望通過一種漸進式、改良化的互助性社會化實踐完成反貧困重任，建立消除剝削與壓迫的社會。但是，這些期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顯然無法實現。四是福利主義的反貧困途徑。二戰后，隨著社會生產力快速提高，資本生產創造出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延緩經濟危機的國家干預機制頗顯成效。由此，新濟貧方式即福利主義應運而生，成為重要的反貧困途徑。就反貧困效果而言，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是緩和階級矛盾的最直接方式，但這種社會化實踐不可能改變資本致貧的社會機制。

　　正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4]。但是，顯然蒲魯東（包括其后繼者）的貧困思考并未真正獲取資本剝削的思想密碼，反而繞開資本，以扭曲的棱鏡透視貧困問題，求助于諸如所有權、競爭權、收益權等內容，以獲取事先預設好的結論。就此而言，蒲魯東的貧困理論沒有上升至哲學[5]。就原則高度而言，蒲魯東在反貧困領域迷失了方向，執著于小生產者的理論期盼，完全脫離宏大敘事的資本時代，盡管蒲魯東的貧困理論對馬克思產生過重要影響，但由于階級立場、理論限制與現實因素等，馬克思必然與之分道揚鑣。

　　一、問題的提出：現代貧困反思的三種路徑

　　及蒲魯東的態度

　　歷史上，人類持續關注貧困問題的生成機制、運行體系與固化機理等問題，期望提供超越貧困之路。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來，思想家們從各個層面對貧困問題做出諸多討論、反思和批判，這些構成了蒲魯東貧困反思的理論情境。

　　一是反貧困的激進主義傾向。反貧困的激進主義批判在今天仍有廣泛市場，需要嚴肅對待。其問題在于，一方面，這種反貧困的批判思想將對財富的渴求轉化為一種平均化的剝離事件，以壓制人類創造新社會的可能而保存現有社會；另一方面，激進主義式的反貧困聚焦于考察財富分配方式的公正性，但并未反思財富生產與貧困生成的內在關聯。這種批判理論的基礎就是霍布斯的“性惡論”：人的貪婪與反社會的本性導致了貧困，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對峙。如何解決之？霍布斯認為，通過市場化契約，以推動市場自由與確立契約價值，以價值契約與市場聯合否定貧困。顯然，這僅是一種理論設定而已，即“霍布斯所說的使得人生險惡、野蠻而短暫的人人為敵的戰爭，肯定是不能和市場社會中無可否定的不安全狀態劃等號的”[6]。

　　該看法與曼德維爾社會秩序的自動發生論不謀而合，是從人性論視角考察貧困，并試圖以激進方式解決貧困問題。一是激進的政治實踐訴求。它們訴諸社會化的激進實驗，以勞動為原則批判資本主導的市場，期冀將資本控制在社會限度之內。如，工團主義、拉薩爾主義等都致力于以勞動平等作為反貧困的基礎，盡管看似激進，其實又退回至小生產者的平均主義框架之內。二是通過縮減人口以減少貧困人口。這以馬爾薩斯的激進人口論為典型。馬爾薩斯認為，貧困現象是由于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的不匹配。他以疫情為例指出，貧困與人口、瘟疫是緊密相連的，“與那些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相適應的國家相比，那些生活資料不斷積累足以推動人口增長卻不能滿足人口各種需求的國家，會更多地遭到周期性流行病的折磨”[7]。故他認為，貧困問題是無解的，“這部分成員所遭受的困苦和壓迫，乃是一種頑疾，非人類的智慧所能治愈”[8]，只能技術性地減少人口，以瘟疫、戰爭、節育等方式緩解貧困。同樣，福柯認為，禁閉防控貧困，只是人為隱藏了貧困，卻消耗了財富，故“古典時期的救濟是導致貧困的一個原因，是對全部生產性財富的逐漸凍結，在某種意義上是慢性自殺”[9]，表達類似馬爾薩斯。

　　可以管窺，激進主義的批判意在說明，現代性貧困需要以激進形式進行重釋，即以權力方式限制與修正貧困內容——貧困本身關聯著人權、經濟穩定、種族、生存尊嚴等。就此看來，激進主義批判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反向的思考：這種批判并未賦予反貧困以應有的社會預期。換言之，沒有給我們提供一種固化的富裕狀態，而僅僅停滯于消費、分配等環節的平均化或均等化激進形式；至于勞動與資本、財富與貧困的對峙根源不可能得以澄清。簡言之，激進主義批判看似激進，其實質是以抽象的勞動原則作為抵抗，并未有效提出批判原則、實踐方向與發展目標，貧困解決變成剝離社會發展進程的空想內容。

　　二是反貧困的浪漫主義路向。這種批判的譜系一直致力解決，如何從傳統世界獲取糾偏現代發展的理論資源與實踐方向。故他們致力于澄清，現代致貧問題是否由非人格力量的支配所致，而這種非人格力量是否會產生毀滅傳統價值、消解個人自由的社會危機。因此，在他們看來，貧困現象只是一種強制提示：在現代生產機制中，人由于被政治權力與經濟組織所控制，已經喪失了自然主義的遏制貧困傳統。這以盧梭的現代性批判為代表。

　　顯而易見，盧梭并不意在讓社會倒退發展，而是以浪漫主義形式包裹甚至消解政治斗爭、貧困惡化、資本剝削等否定內容，“這就是社會和法律的起源，或者這是社會和法律應有的起源，窮人獲得了一副新的枷鎖，而富人獲得了一些新的權力”，“保障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法律卻永遠固定下來，這種法律將富人的巧取豪奪變成一種不可變更的特權”[10]。故他建議，應賦予社會契約論以社會化改造能力：消解資本剝削與貧困生成之間的關系，而進行一種非經濟性的社會化變革。這種浪漫主義批判影響至深，拓展至經濟學領域。如巴師夏與達里蒙認為，貧困問題應歸結為貨幣制度或銀行問題，故要通過傳統方式改造銀行運行與貨幣分配，與政治行動保持嚴格距離。這個看法為美國學者凱里所發揮，他認為解決貧困問題應該回到經濟和諧的國家通道。

　　故浪漫主義批判直接面向這樣的問題：現代性的內在機制有惡的內容，這種惡成為鉗制與壓迫人類解放的理論環節，這種惡集中體現為廣大社會成員的貧困化。浪漫主義批判設想一個反普遍性壓迫與剝削機制，試圖以此回歸傳統世界的精神氣質。問題在于，它直接否定了反貧困的社會化因素與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前景，以極端的自然主義形式，反對與阻礙歷史進程賦予反貧困的解決路徑。

　　三是反貧困的空想主義路徑。這種批判形式多樣，其特征是扭轉人類發展的現有秩序，以優化的發展模式改進舊有的致貧機制。但這種考察并未把握住改造社會結構的主體力量，故仍然是在資本主義的地基上完成的，無疑是以空想方式切入現代世界。盡管如此，這種批判路徑值得認真對待。空想社會主義者通過創辦新型工廠與工廠制度改革，試圖解決工人的貧困，如圣西門的實業制度、歐文的工廠實踐等。顯然，空想社會主義解決貧困，依然從屬于一種私有財產支配下的解救行動，因為其堅信貧困是人類歷史中不可避免的陣痛[11]。但問題在于，它們并未理解現代工人的貧困不是由工廠制度導致的，而是由資本生產的內在機制所建構的。如，最為典型的是發放“小時券”的社會行動。小時券意在取消實際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能夠實現勞動者平等地購買回自己的勞動產品，解決資本占有產品差價的行為，進而解決勞動者的貧困問題。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小時券只是觀念上的貨幣，而非現實交往中的貨幣。這些空想者沒有澄清貨幣的歷史起源與現實運動，卻試圖以貨幣自身運動終結勞動者貧困問題。但問題在于，他們沒有看到，貨幣權力的形成是歷史運動的結果，是資本借以展開增殖運動的媒介。因此，當面向貧困現實時，托馬斯·霍吉斯金、約翰·布雷等的“我們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12]觀點，無疑是可笑的。正如馬克思所言，“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即這一面只要參與到歷史運動過程，就是革命的科學[13]。

　　總之，以上批判看似激進且頗具誘惑，但問題在于，它們只是在資本機制之內提出了改良運動，執著于道德反思或路徑改良，而不能把握住資本生產的內在復雜性矛盾。就反思向度而言，蒲魯東兼具上述思考。但他的貧困理論有其特殊之處：如果說前述三條路徑只是從靜態生產力視角進行考察，那么蒲魯東的貧困認識則開始深入社會生產關系視域內——他直接指認現代貧困的起因是私有財產或私有制。由此，蒲魯東強制切斷了貧困與神意、階級、等級、分配等的聯系，直接將貧困結果歸結為現代私有財產運動，直接批判私有制、所有權等，而非局限于經濟理性、歷史精神等形而上的反思方式。就這點而言，他與馬基雅維利極為類似，將反貧困看作一種可供操作的政治技術。但問題在于，他的政治抱負只是將市民與國民的權利普遍化為私有財產本身，即夸大市民（小生產者）的歷史功能，以對抗大資本和工業生產者的剝削與掠奪。蒲魯東以所有權批判作為基礎，輔之以所有權平等原則，具有一定的理論高度與批判力度。

　　二、澄清前提：蒲魯東貧困理論的特殊內容

　　與理論癥結

　　有一個有趣的文本現象：蒲魯東的理論觀點不斷出現在馬克思的文本之中。這從側面證實了蒲魯東的學術思想引起了馬克思持久的關注。就關涉的話題而言，蒲魯東涉及方方面面，諸如平等、分工、自由、競爭等；就理論立場而言，他始終關注小生產者的貧困問題，并將之作為反抗現代性的基本抓手。在《什么是所有權》《貧困的哲學》《論人類秩序的建立》《社會問題的解決》《一個革命者的自白》《戰爭與和平》等文本中，蒲魯東詳細考察了所有權與貧困之間的關聯，確立反思貧困的理論方向與超越目標。但這并不代表他真正解決了貧困問題，如馬克思致信約·巴·施韋澤（1865年）時所評價的那樣，“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財產？’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至少是由于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14]。這至少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什么是所有權》是蒲魯東的代表作，是研究與批判蒲魯東的貧困理論的最好入口；二是這本書的理論作用很小，它雖有沖擊力但很庸俗化，以至馬克思指出，在政治經濟學的嚴格的科學歷史中，它不值得一提。

　　但不可否認，蒲魯東貧困理論還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拉丁語系的勞動解放，還有對后來的拉薩爾主義、工團主義等影響至深。蒲魯東的貧困理論的評價，成為馬克思反貧困哲學與之分野的重要標識。

　　第一，開啟貧困反思的經濟哲學路徑。蒲魯東的貧困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有自己的運行規則與自發秩序，但社會的自發運動使社會走偏了，將社會帶入某種形式的欺騙模式。故蒲魯東認為，只要揭示出這種欺騙模式，那么貧困問題就會得到最終解決。盡管蒲魯東已經注意到資本社會的交往關系，特別是商品交往的社會屬性，但由于不具備新世界觀的考察能力，他依然停留于對商品者的法權關系的考察，而將自發秩序（所有權）作為社會秩序（資本），混淆了所有權與資本。這是第一次以經濟哲學視角考察現代貧困問題。

　　具體而言，一是貧困形成于產品的加價。蒲魯東堅信，工人貧困是由于工人沒有辦法買回自己的產品，是由于資本家私自加價的行為，故產品的價格高于本來的價值，導致工人無法用工資購買。這就是蒲魯東對生產過剩的評價。顯然，蒲魯東不可能科學區分必要勞動與剩余價值之間的差別，“他（蒲魯東）既絲毫不懂價值規定，也絲毫不懂價格規定......蒲魯東關于由此會導致生產過剩的這種抽象的結論，也是錯誤的”[15]。二是貧困根源于所有權問題。蒲魯東將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殖內容，看成商品收益的占有過程，僅僅是一種所有權意義上的占有，即商品所有權的占有收益。這分為兩步：資本家對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資本家的生產積累通過勞動延續且加固這種所有權，“勞動是所有權的動因”[16]。這種看法就是將勞動與所有權看成統一的東西，資本家的所有權就是工人勞動的占有。

　　如何解決之？蒲魯東提出三大路徑：一是勞動者不要勞動，那么所有權自己會瓦解，但是社會沒有勞動就會毀滅，這條路顯然行不通；二是以占用取代占有，“占用不但可以導致平等；它還可以防止所有權”[17]；三是批判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按勞分配”的多勞多得原則，提出勞動聯合與工資平等，“社會只能對于為它提供的勞動給予酬報；因而它就可以平等地酬償所有的勞動者”[18]。

　　第二，比較完整地提出解決貧困的實踐方案。黑格爾早就意識到，貧困源于生活資料的匱乏，“喪失了自食其力的這種正義、正直和自尊的情感時，就會產生賤民”，如何解決與賤民相關的貧困問題，“是推動現代社會并使它感到苦惱的一個重要問題”[19]。黑格爾的思考仍然是一種思辨哲學的路徑，并未真正切入現實的本質議題，即貧困源于現代資本制度。同樣，空想社會主義者已意識到社會財富分配與貧困勞動之間的關系，但他們將貧困局限于工廠生產，故他們試圖在工廠內部改造勞動結構，如圣西門的實業制度、傅立葉的“法郎吉實驗”、歐文的工廠實踐等。與之相對，蒲魯東將貧困現象歸結為資本生產的占用制度，認為解決貧困要建立新的占用制度。一是信用不均致貧。蒲魯東直接抓住了致貧的表象，認為不平等的社會信用導致勞動者的貧困[20]。二是儲蓄不公致貧。諸如銀行、人壽保險公司等的有收益內容，必然導致無產階級的永久貧困，卻維護了投資者的長期富裕。他認為，“儲蓄銀行是造成貧困的一種有力的、無可懷疑的因素，因為它不但遠不能消滅貧困，而且只會再出現貧困，而且由于這種再出現，使貧困現象更嚴重”[21]。三是所有權失范致貧。工資與勞動的結合是基本的占用制度，但所有權的失范導致小生產者貧困。蒲魯東看到了組織化生產所蘊含的社會力量，“對于勞動者因團結協調和群策群力而產生的龐大的力量，資本家并沒有給予任何報酬”[22]，故所有權（財產）就是盜竊[23]，因而提出要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權。據此，蒲魯東提出，一方面要消滅所有權。所有權的存在，使商品存在著“加價”，導致工人無法贖回自己的勞動產品，故應消滅所有權制度，實現小所有權的占用，“占用不但導致平等；它還可以防止所有權”[24]。另一方面要保護小生產者的勞動權。蒲魯東特別強調要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什么叫勞動權？這就是在具備必要的條件的情況下使自己分享一份財產的權利。這就是社會的權利，也是平等的權利”[25]），以對抗資本剝削與占有權。

　　第三，蒲魯東貧困理論的理論癥結。由于舊的世界觀影響，蒲魯東不可能進入現代經濟關系的矛盾領域，其理論癥結在于，僅僅用直觀原則或者經濟抽象論對待貧困問題。首先，貧困研究的歷史意蘊嚴重缺乏。所有權在蒲魯東看來，仍然是舊的土地占有權和世襲權意義上的，只是以收益方式與宗教形式掩蓋了其占有與剝削內容，所有權的剝削顯得更加隱匿。但問題在于，這種所有權是傳統世界的封建占有制，而非現代財產權意義上的法律經濟關系，因此，蒲魯東混淆了傳統等級所有制與資本所有權的本質區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將貧困簡單地看成商品經濟關系與等級社會結合的占有制，澄清所有權本身的歷史演變進程，故馬克思批判蒲魯東，“蒲魯東等人自然樂于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的起源做歷史哲學的說明”[26]。

　　其次，貧困生成的簡單化處理。關于貧困的形成，蒲魯東認為，所有權是盜竊小生產者的收益的手段，因為這種所有權導致了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產生貧困、犯罪、叛亂和戰爭的原因是地位的不平等；而地位的不平等則是所有權的產物”[27]。蒲魯東將資本生產與一般性生產看成一回事，那就不會理解傳統世界與資本世界的貧困生成的本質區別。與傳統世界的絕對貧困相比較，資本主義生產是積累性生產，一方面是擴大產業工人的規模，另一方面是擴大產業后備軍的規模。兩種方式都意在建立一個極度貧困化的無產階級隊伍。換言之，現代資本生產是相對貧困的生產。

　　最后，貧困定性的理論化分歧。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提出的社會契約，在蒲魯東這里轉變為經濟契約。前者致力于尋找一種脫離政治權力制約的自然狀態的契約原則；蒲魯東試圖在社會經濟運動中尋求生產者之間建立政治契約可能——這種政治契約終結了大資本侵害小生產者的剝削方式，試圖以此爭取符合小生產者利益的政治路徑。蒲魯東的理論深處蘊含這樣的結論：生產者為利己而努力，而上帝保護生產者。簡言之，蒲魯東由于舊世界觀的限制，企圖從哲學反思內部破解貧困問題，仍屬于浪漫主義批判，即蒲魯東仍然基于資本創造世界的舊世界觀，而沒有看到生產過程中資本生產的貧困生產之必然。

　　總之，蒲魯東貧困理論問題的癥結在于，混淆了貧困生成的自發秩序（所有權致貧）與社會秩序（資本致貧）之間的關系：他以自發秩序論即所有權致貧論，作為批判現代資本的突破點，無疑走偏了方向。誠如馬克思所言，盡管蒲魯東看到了勞動受制于資本，試圖以降低收益來保障勞動的權益，“貨幣利息降低——蒲魯東把這看成資本的揚棄和資本社會化的傾向”[28]，但問題是，“蒲魯東認為是勞動反對資本的運動，都不過是具有資本規定即工業資本的規定的勞動反對那種不是作為資本即不是以工業方式來消費的資本的運動”[29]。換言之，蒲魯東并未看到所有權背后的資本運動及其權力設置。故蒲魯東的貧困理論建構有難以克服的癥結：只是從庸俗經濟學視角考察貧困——蒲魯東誤將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作為一種批判武器反抗資本主義所有制或占有規律；他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是資本占有制，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商品所有權制度，“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30]。

　　蒲魯東的考察思路與解決方案仍然局限于資本生產，故不可能提出超越貧困的全新途徑。故卡爾·洛維特有一個判斷非常準確：蒲魯東以批判為基礎，“以要重塑世界的暴發戶的狂熱仇視市民階級”[31]，建立自下而上的社會新秩序。他對貧困生產的思考必然要回到異化勞動即雇傭勞動，但他只是用小資產者的制度藍圖改造現代大資本化生產。上面已提及，蒲魯東主要是從貧困現象出發，將貧困作為社會自發秩序的后果，這種自發秩序就是所有權問題，他的想法在于破解所有權，以公正與平等的勞動權作為重新整合社會的整體性形式，以此回到消除貧困的社會制度設計的初衷上來。

　　三、劃清界限：馬克思對蒲魯東貧困理論的

　　復調批判與超越路徑

　　縱觀馬克思思想史發展進程，他對蒲魯東貧困理論的態度有一個轉變過程：1847年之前馬克思還是基本認同后者的貧困理論的。馬克思曾贊美道，“他（指蒲魯東）的著作是法國無產階級的科學宣言，因此具有與任何一個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作品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32]。當然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褒揚有所保留，不滿意蒲魯東對私有財產的態度，批判他對私有財產不是徹底消滅而是平均占有的觀點。“他把占有解釋為‘社會職能’”，因此，占有的平等仍然從屬于國民經濟學的抽象立場。換言之，蒲魯東只是用占有來克服私有財產的現象，“蒲魯東在國民經濟學的異化范圍內揚棄國民經濟學的異化”[33]，并未對異化本身加以批判。顯而易見，馬克思此時并未真正理解商品所有權與資本占有權的本質聯系，主要從哲學批判入手剖析蒲魯東的理論。但到了《哲學的貧困》之后，馬克思開始徹底批判后者的貧困理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至《資本論》研究，形成科學的反貧困哲學。

　　1.唯物史觀：反貧困的世界觀革命及其與蒲魯東劃界 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對貧困的反思頗具代表性，他的舊世界觀導致難以澄清貧困問題，更不用說解決之。黑格爾從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出發，認為貧困形成于市民社會階段。市民社會是三大體系：勞動與需要的關系（需要體系）、所有權體系（司法）與共同利益的保護機制（如警察與同業公會）。黑格爾認為，貧困成型于第三個體系，而所有權只是市民交往與權力交往的中介環節，本身并不能帶來貧困問題。在第三個體系中，個人走出家庭進入社會時，由于“普遍權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顧到他們的直接匱乏，而且顧到他們嫌惡勞動的情緒”[34]，出現了窮人及喪失正義、正直、自尊等情緒的賤民[35]。如何防范產生貧困與賤民？黑格爾側重于從法律、同業公會、社會幫扶等方面防范貧困與賤民的出現。顯而易見，黑格爾從貧困的歷史發生學視角進行詮釋，比蒲魯東更為深刻。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黑格爾的觀點，同時提出了質疑，“不論是機器的改進，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殖民地的開辟，向外殖民，擴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滅勞動群眾的貧困”[36]，原因在于黑格爾與蒲魯東一樣，沒有澄清資本致貧的實質內容[37]。我們看到，基于唯物史觀對蒲魯東貧困理論的批判，主要集中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等文本之中。這些文本以唯物史觀為視角，澄清了蒲魯東的貧困理論的前提、基礎、方法論、世界觀等問題。

　　一是基本定位：貧困生成于私有財產運動。《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已經意識到現代貧困是由于私有財產的運動，而非其他原因，因為私有財產批判直接涉及人的問題，特別是貧困現實。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論及無產階級的形成問題，已經意識到工人的貧困與傳統社會不同：它是工業運動造成的，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別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故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只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產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產階級的協助就已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他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38]。這種社會原則其實就是消滅私有財產進而消除貧困的理論高度的總結。

　　二是本質批判：反貧困不能執著于致貧現象，而應轉向資本致貧研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曾高度肯定蒲魯東的反貧困思考。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學只是從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出發，完成了財富創造論的論證；蒲魯東從私有財產的非法性出發，完成了無產者貧困論的證明，并由此提出私有財產的最初批判。因此，蒲魯東的理論水平在當時最高，以至于馬克思高度褒揚他的工作，指出蒲魯東是“從私有財產的運動造成的貧窮出發，進行了否定私有財產的思考”[39]。但馬克思認為，他只是從私有財產的社會表現即貧困出發，從最令人反感的致貧形式譴責私有制，不能真正抵達異化勞動的宏大背景。

　　故馬克思提出了兩大質疑。質疑之一：工資平等為何不能成為社會革命的原因？“把工資的平等看做社會革命的目標，他們究竟犯了什么錯誤？”馬克思認為，蒲魯東并未意識到工資作為工人的私有財產部分，仍然嚴格受制于異化勞動（即謀生活動），因為“勞動在國民經濟學中僅僅以謀生活動的形式出現”[40]，蒲魯東只是提高了小生產者的私有財產，但它的獲取仍然是謀生活動。

　　馬克思剛開始沒有意識到蒲魯東的理論立場特別是反貧困的理論實質。只是將之作為自己的補充材料，以烘托異化勞動理論的批判效果。馬克思引用蒲魯東的貧困理論的目的在于，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因為后者完全忽視了現實的人的貧困問題。正如馬克思引用費爾巴哈的觀點，“哲學應該從思辨的天國下降到人類貧困的深淵”，而鮑威爾卻相反，“他教導我們說，哲學是超實踐的”[41]。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馬克思逐漸勘破，蒲魯東只從小生產者的經濟利益出發，而不是從無產階級的物質利益出發，這與馬克思的物質利益觀有本質性的區別。蒲魯東與馬克思對物質利益的考察都聚焦私有財產內容的理解，但存在嚴重分歧：前者將私有財產作為人類永恒存在的問題，是公平正義與解決貧困的根基，而馬克思將私有財產作為一種暫時性的社會現實。由于對私有財產的認識存在局限，蒲魯東不可能真正理解現代社會中貧困的成因，只是將私有財產普遍化與庸俗化；與之相對，馬克思將之轉化為對現代資本的批判，資本致貧問題的解決是共產主義解放之路。

　　質疑之二：看似激進的私有財產批判，仍可劃至浪漫主義批判陣營。就理論實質而言，蒲魯東并未抵達現代異化勞動的批判視域，只以哲學話語重復了西斯蒙第等人的激進話語。換言之，只有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對私有財產、現代資本進行了真正批判，超越了激進批判模式。例如工資問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批判國民經濟學兩大問題之一，就是對蒲魯東的工資平等設想的批判，并一直延續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時期。究其本質，工資平等無非就是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完成，這正是《共產黨宣言》所批判的經濟共產主義，并未達到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高度。換言之，工資平等被蒲魯東看成所有權的重要內容，勞動生產必須以收入平等為基礎，以防止資本所有權的過度收益。所有權是法律意義上的占有權利關系，是資本物質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蒲魯東將之看成剝削的來源，提出要以占用作為取代內容。顯然，他沒有看到所有權背后的物質生產力的權力動因，即資本內容，“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42]。

　　三是世界觀革新效應：反貧困與資本批判有機結合。《共產黨宣言》第一次使得貧困問題與全球化視野結合起來。反貧困考察實現世界觀的更新：資本的文明性與全球化并未帶來貧困問題的解決，反而導致了無產階級貧困的世界性固化，并體現為資本的內在否定性。馬克思第一次在全球化視野中考察貧困：無產階級貧困化是資本主義內在否定性的最好體現。一方面，資本創造了可供自由發展的物質條件與財富基礎；另一方面，它使無產階級不斷貧困化，以滿足資本增殖所需的產業化人口（工業化人口與產業后備軍），故資本在這個意義上創造出自己的“掘墓人”。而蒲魯東由于沒有看到資本否定性與無產階級革命性的雙重內容，而執著于共產主義不能解決貧困問題的誤判——“在所有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礎上總是有所有權一詞”[43]，把共產主義歸結為所有權批判，無疑是錯誤的。

　　簡言之，蒲魯東看到了現代所有權致貧的社會現象，但他并未理解資本所有權的矛盾內容。換言之，蒲魯東只是賦予所有權以哲學性質，而并未關注其背后的社會關系內容。與之相對，如何剖析所有權，特別是澄清所有權的形成根源，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力點，同時也是超越蒲魯東貧困理論的基本路徑。換言之，馬克思并未簡單地停留于所有權反思，而是切入現代資本批判的復雜性視域。

　　2.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超越蒲魯東反貧困的原則進路 魁奈、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開辟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意在擊破封建社會與神性統治，使得經濟學發展具有資本改造世界的政治向度[44]。換言之，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是，為資產階級的“富國裕民”提供制度設計與理論指導，而無暇顧及貧困作為社會化頑疾的討論。申言之，現代貧困問題由于資本發展而具有新的形式與內容，只是不被政治經濟學所重視。這些經濟學家的基本立場就是政治經濟學為財富制度做理論設計，把貧困問題交給社會保障部門。只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真正揭示了問題癥結，即古典經濟學并未看到貧困生成與資本增殖之間的內在矛盾關系——從經濟學批判的高度區分了兩大內容：勞動創造價值與勞動衡量價值。前者肯定了勞動建構資本主義世界的最重要內容；后者則是勞動創造剩余勞動的揭示。前者以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以勞資平等形式為內容；后者隱匿于剩余生產過程，以資本占有制度為基礎。

　　因此，蒲魯東只關注到所有權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但這恰恰是理論虛構起的鏡像幻境；與之相對，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恰恰是建立于無產階級貧困化基礎之上，資本生產是剩余生產（資本積累）與貧困生產（貧困積累）的有機統一，故古典經濟學本身是值得批判的。

　　在這個意義上，費徹爾把握住了馬克思的批判精髓，即“馬克思的目的始終是‘政治經濟學批判’”[45]。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管理機制加以批判，如早期的異化勞動理論。異化勞動通過生產過程的異化方式導致了無產階級貧困，這顯然更加側重于對異化勞動的強制性加以批判，但問題在于異化勞動的成因是什么，這是后來馬克思急切要破解之難題。馬克思直接指出了異化的經濟學性質及其管理機制的社會性質，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造就了現代生產機制，特別是異化勞動形式。剖析現代生產機制成為《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重要任務。

　　第一，資本致貧與貧困固化內在互動。蒲魯東認為，所有權瓦解了以世俗勞作為基礎的社會基石，將社會變成了相互欺騙與榨取收益的市民社會。所有權所裹挾的世界其實就是資本社會的商品化表現：他并未看到社會貧困的資本致貧實質。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意識到，在社會財富增長的樣態下，“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46]，即現代貧困是資本生產所塑造出的新形式，表現為兩個階級的人格化本質。很多人在人格化這里迷失了方向，如黑格爾認為，人格化是個體意志與財富的結合，以所有權內容注入財富使得人獲得人格，那些沒有財富的人由于沒有人格而陷入貧困，“為了取得所有權即達到人格的定在，單是某物應屬于我的這種我的內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夠的，此外還須取得對物的占有”[47]。黑格爾強調，只有實現對物的占有，才能獲得人格化，即把人格化看成物的意義上的所有權內容，與蒲魯東都有類似的理論努力。

　　馬克思認為，黑格爾與蒲魯東等沒有看到資本致貧的社會結構，而糾纏于諸如人格、財產或所有權等內容。《資本論》及其手稿從社會發生機制提出，資本生產方式使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扮演了不同的人格化角色，成為不同社會關系和物質利益的承擔者。無產階級貧困化意味著無產階級作為被剝削的社會關系必然貧困化，這種樣態從屬于資本剝削的范疇，因為富裕的資本家是資本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48]，目的是塑造出貧困化的無產階級，以驅使他們進入自己的工廠工作。貧困是一種中介性的力量，促使無產階級成為變革世界的主體力量，這是蒲魯東所沒有關注到的，“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即貧困必然導致革命。與之相對，蒲魯東認為“貧困只不過是每一次分娩時的陣痛，無論是自然界還是工業都要經歷這種情況”[49]，進而自認為抓住所有權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故他求助于超歷史內容方式，如“發行小時券”“銀行改革”“工資平等”等，不可能真正理解貧困在勞資對立中的角色地位，馬克思給出一個基本判斷，“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病不是通過‘改造’銀行或建立合理的‘貨幣制度’所能消除的”[50]。故黑格爾的看法無疑是深刻的，“所有權在意志對物的關系上具有它更進一步的規定”[51]，所有權只是法律層面上的占有、使用與轉讓的權利，而非資本占有制度的權力機制。

　　第二，貧困生成與階級斗爭互為補充。現代貧困生成直接體現為兩大階級對峙。《共產黨宣言》將整個社會劃分為兩大階級；圍繞貧困問題，資本與勞動嚴格對峙。它詳細考察了貧困現象與階級斗爭之間的內在關聯，這種貧困不是階級對峙的表象，而是揭示出資產階級如何通過資本的財富運動塑造出現代無產階級的過程。《雇傭勞動與資本》則直接說明了現代世界致貧的社會結構性矛盾，雇傭勞動是致貧的生產形式，資本是致貧過程的主導力量。《資本論》及其手稿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具體考察了兩者之間的關系。一是資本致貧引發階級斗爭。資本生產是貧困生產，資本生產一方面形成一無所有且自由流動的貧困工人，另一方面通過雇傭勞動的剝削過程，不斷吮吸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圍繞剩余價值，兩大階級必然進行階級斗爭。二是資本生產產業后備軍。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資本生產必然創造出游離于資本之外的相對過剩人口（產業后備軍），它們構成了無產階級的主體性來源，具有強烈的革命訴求。三是資本積累塑造階級矛盾。資本積累，即資本的擴大再生產，通過不斷追加資本與雇傭勞動，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整個社會都變成了剩余價值的擴張內容，其后果就是形成越來越多的無產階級，塑造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四是資本生產固化致貧機制。《資本論》從資本致貧機制即資本生產的“二律背反”（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對峙）入手。勞資對立的根源在于資本私有制：資本私有制全面控制著社會與自然，一方面將勞動力變成商品，使勞動者一無所有而必須通過雇傭生產獲取生活資料；另一方面將自然資源商品化與生產資料化，使其完全脫離勞動者，即資本必然固化無產階級致貧機制。

　　第三，貧困解決與人類解放協同推進。《資本論》及其手稿彰明這樣的態度：反貧困不是簡單地超越財富生產與財產分配，而是追溯至對資本生產的復雜性矛盾的批判。換言之，反貧困不是僅僅局限于一種外部貧困反思，而是對致貧機制的內在批判。貧困解決，不是哪個階層或群體的獲利事件，而是整個人類解放的根本訴求。一是反貧困關涉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可能。要澄清這樣的誤解：反貧困僅僅局限于絕對貧困的解決，即物質財富層面上的保障問題。應該要解決相對貧困，如相對充足的自由時間與休閑時間、相對豐富的物質財富、高度發展的精神文化素質等。二是反貧困關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問題。馬克思認為，現代貧困源于資本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這種“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其解決，在于重建生產資料公有制，以社會化生產運動解決現代貧困，“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52]。三是貧困解決必然超越資本。資本主義制度有兩大基礎：雇傭勞動與資本。前者是謀生勞動，是工人必然貧困化的社會現象；后者是經濟權力，是工人貧困現實的根本原因。消滅貧困，必須超越兩者，用新的社會制度加以替代，以實現人類解放之最終目標。

　　總之，當代消費主義、符號拜物教、數字化生產等大行其道，而智能化生產激活了財富擴張的終極想象，似乎貧困問題已蛻變為歷史性議題，被消費社會的高度運動所終結；但國際化的絕對貧困與中國發展的相對貧困仍未解決，故反貧困仍然任重道遠。只要沒有上升至資本批判的高度，那么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就成為一種價值懸置，而并未得以真正解決。人類解放的命運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從本質上超越人類貧困難題，而包括蒲魯東在內的其他路徑則南轅北轍。

　　文章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

　　作者單位：周露平，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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