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的立場

　　我們注意到，公眾號“南山學脈”同公眾號“漢江墨客”之間最近爆發了一場關于關于左翼及歷史觀問題的論戰。

　　事情原委如下：

　　“南山學脈”于6月1日發表署名褚鎣的《我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一文，該文鮮明地提出反對左翼以斗爭手段爭取社會平等，并且以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為反例，認為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只會放大國內的社會矛盾，搞亂國內的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而一旦國內的矛盾被放大，就會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

　　對此，“漢江墨客”隨即反擊，于次日撰文《超階級的“國家主義”為何臭不可聞——駁“南山學脈”<我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明確反對“南山學脈”對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的錯誤歷史觀點，“漢江墨客”指出“難道因為存在異族入侵的危險，就能無視封建地主的殘酷統治和廣大農民的疾苦嗎？”這一觀點是明確的，即任何時候都不能因為面臨著外部威脅就對內部矛盾視而不見。

　　此后，雙方多次交鋒，“南山學脈”于一周后發表署名文祺的《正人先正己——駁江漢墨客》一文，對此“漢江墨客”于當日以《旗幟鮮明地為農民起義正名！》一文予以回應。次日，“南山學脈”發表署名羅師兄的《超“國家主義”要不得——駁漢江墨客》一文，“漢江墨客”則同時發表《堅決反擊南山血脈為“國家主義”招魂》一文。綜上所述，經過幾次論戰，無論是“南山學脈”還是“漢江墨客”，雙方各自所持的基本觀點已經十分明確了，我們在此便不再轉述。

　　本刊認為，這場論戰的性質是暴露無遺的，就史觀而言，這是“王侯將相史觀”同“勞苦大眾史觀”的尖銳對立，是總體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的尖銳對立。本刊一貫奉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旗幟鮮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此一宗旨的基礎上，本刊堅決支持“漢江墨客”為農民起義正名，旗幟鮮明駁斥國家主義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對“南山學脈”的一系列極其錯誤的觀點，本刊予以聲討。

　　以下是本刊同人的集體意見。

　　二、反對總體主義 明確主要矛盾 高揚斗爭精神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外因決定論者沒有深刻的認識到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明確指出：“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內因。”（1）那種無視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反而以外部矛盾遮蓋內部矛盾的拙劣的障眼法是完全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所不能兼容的。

　　本刊認為“南山學脈”諸同人在此基礎上應當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至少應多讀幾遍《矛盾論》。所謂“而一旦國內的矛盾被放大，就會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這種說法令人不安。這種觀點在事實上是一種總體主義觀點，總體主義在任何范圍內都不是集體主義。在我國，總體主義既具有封建殘余色彩也有歐風美雨的特點，集中表現為總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相互交織，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相互交織，這種總體主義觀點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的差異集中反映在對人民主體性的認識上。總體主義秉持一種精英史觀，即抽象的強調總體利益大于一切，把人民當作毫無主觀能動性的工具，即人民是豬狗，是數目字，只具備統計學的意義，為此只需服從精英眼中的大局即可；而集體主義秉持人民史觀，高度強調人民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引導人民高度的政治覺悟，并且強調權利與義務的辯證統一，實現“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反對總體主義單一維度的義務論。總體主義是主觀能動性缺位前提下的屈從式政治，集體主義是高度主觀能動性前提下的參與式政治，前者是法西斯的哲學，后者是無產階級的哲學。

　　任何事物的內部矛盾都是客觀事實，不是被放大或被縮小為客觀事實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來就沒有“人造”的斗爭，斗爭之所以成為一種可能，是因為斗爭的基礎已經存在，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當下內外形勢劇烈變化，為此我們必須積極開展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就是為什么黨中央提出“四個偉大”并把偉大斗爭放在首位的原因，我們堅決主張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同時又反對斗爭擴大化，但這絕不是拋棄斗爭，那種“拋棄斗爭”的思想是同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根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的。

　　所謂“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完全文不對題，誰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呢？是勞苦大眾爭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爭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嗎？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什么左派為爭取社會公平的斗爭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嗎？都不是。真理是清楚，只有當一個社會變得越來越公平，人民的凝聚力才能越來越強大，不解決實實在在的社會平等問題而空喊團結的口號，只是可憐的夢囈。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給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機的，恰恰是蘇聯共產黨內部失掉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和根本立場的蛻化變節分子、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及貪污腐敗分子，這些人就是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他們腐化了列寧親手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使蘇共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和一群抱著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的民族主義分子——是他們將強大的蘇聯拆解為十幾個國家；以及秉持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們——是他們在蘇聯解體后竊據了俄羅斯政權，通過“休克療法”和“全盤西化”將蘇聯勞動人民洗劫一空。對抗外部力量，不能不對抗外部的“和平演變”戰略與內部積極響應“和平演變”戰略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句話，不斗爭是不行的。蘇聯解體，殷鑒不遠。

　　當前的中外矛盾尚非主要矛盾。在這個問題上，“南山學脈”諸君想必同我們是有分歧的。因此，在中外矛盾的大框架下，他們高舉“愛國主義”（實質是“總體主義”）的旗號，把一切在他們看來有損“大局”的言行都扣上“破壞團結”的罪名。這種把民族矛盾當作目前主要矛盾的認識是極其錯誤的，這一錯誤認識不僅完全違背了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而且還落入了“入關學”（一種對外擴張主義觀點）的巢窠。當前，我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著力點在于堅持“十個明確”，特別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進共同富裕，積極開展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諸多內外矛盾的徹底之解決，是離不開高揚斗爭精神的。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將“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列入“三個務必”之中。斗爭遠未熄滅，復雜的斗爭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加強斗爭精神，培養斗爭本領，那種反對斗爭的聲音，恰恰是在抹殺黨和人民偉大的精神品格。

　　黨的一系列精神是無比正確的。本刊希望“南山學脈”諸公明白這個道理，即要想真正解決外部威脅必須以踏踏實實解決好自身內部問題為根本，那種拿外因彈壓內因的言行，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論的基本邏輯是蛇鼠一窩。

　　三、堅持人民至上是黨一以貫之的歷史觀和根本立場

　　“南山學脈”對于歷史上農民起義問題的觀點根本錯誤，其可笑程度令人噴飯。在歷史問題上完全失掉了馬克思主義觀點和人民立場，或者說，“南山學脈”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的同路人，倒像是“南山下的部長們”。按照“南山學脈”可愛的“新思維”邏輯推演下去，出版商們將要笑開花了！因為我們的中國歷史，乃至于世界歷史的一切教材都不得不重寫，有些人的腰包要鼓起來了。當明末農民起義成為“歷史錯誤”，那么太平天國運動必然是“歷史錯誤”，武昌起義也就不應打響第一槍，南昌起義也遑論正確，二萬五千里長征更自不必再談。

　　真理不是正如“南山學脈”諸君所說的那么赤裸裸嗎？當時的中國不是正面臨著外部入侵嗎？當時的中國不是已經有著崇禎皇帝、清政府或國民政府嗎？看來“南山學脈”諸公同西太后等人是同氣相求的——“啊哈，都怪你們！你們這群該死的革命者！搞亂了國家，破壞了團結！”照“南山學脈”諸公的意見，不僅歷史將被架空，就是現實生活和未來前途都將失去重心，因為當人民的自發斗爭都成為“歷史錯誤”，那就更不必提黨領導下人民的“自覺斗爭”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復強調必須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習總書記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2）歷史虛無主義是從錯誤的歷史觀開始的，沒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就不可能正確的認識歷史，沒有清楚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證明，一個黨，一個國家，其前途命運在于人心之向背。明末農民起義，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等等一系列人民運動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歷史法理，是因為它們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樹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3）

　　地主階級大肆兼并土地，通過高利貸等各種手段造成農民破產，農民除了賤賣土地外別無他法，這種兼并運動的循環往復，不能不加劇階級矛盾。南宋淳化六年，殿中侍御史謝方叔即言：“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4）農民階級與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矛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一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將歷史視作少數人的意志，視為所謂農民的“愚昧”，是根本錯誤的。

　　在明末農民起義中，農民階級站在了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線。當清軍入關，明軍望風而逃時，農民軍沖在了抗清的第一線。從華北平原到西南群山，從山海關到昆明。“兩蹶名王”的農民軍領袖李定國，堅持抗清到最后的“夔東十三家”。農民階級的領袖們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壯舉。反觀統治階級的代表們：大地主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朱明皇室爭權內斗，面對清軍的南下，平時高高在上的封建統治者們一個個或望風而潰，或聞風而降，當“頭皮癢，水太涼”的事件紛紛在明朝統治者身上上演時，是農民階級撐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如何認識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如何認識人民革命運動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民史觀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這就是區分一個人究竟是法西斯總體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的試金石。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5）列寧在《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一文中教導我們：“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6）斯大林也指出：“‘干’革命的不僅是先進集團，不僅是黨，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高級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萬人民群眾。”（7）毛澤東主席也曾尖銳的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8）這是人民史觀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我黨現實工作的根本出發點。人民史觀，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觀，就是在看待歷史的過程中，不僅把人民放在歷史主人翁的地位上來認識和分析歷史，而且還把人民運動放在歷史發展的主流與主線來認識和分析歷史。

　　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人民史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9）人民是歷史前進最根本的動力源泉，這就要求我們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我們要做的絕不止步于在歷史中重新“發現”人民，更要人民回歸到歷史的本來位置——歷史的主人翁——之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歷史應有的態度。歷史絕不僅是帝王將相的家史與譜牒，我們堅持人民史觀，就是堅持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民的主體地位。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多年以來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和一切成就，都是牢牢建立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基礎之上的。脫離人民，就是脫離了自身的立足之地；離開人民，就是湮沒了自身的存在價值；背棄人民，就是拋棄了自身的身家性命。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無產階級政黨，這是黨的宗旨和原則。失掉了這個宗旨和原則，中國共產黨就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黨就會變質、變色、變味。一切忽視、輕視、無視乃至于蔑視人民最為現實的利益訴求和意愿呼聲的行徑，都是同黨的根本原則，同一個共產黨人的根本立場所完全背離的。

　　不明白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不搞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什么，中國共產黨要干什么，就不可能搞清楚人民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擲地有聲地指出：“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什么是大黨獨有難題？早在黨的十八大前，黨中央就指出黨所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個危險”，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這些考驗和危險，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大黨獨有難題，要真正解決這些難題，就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人民至上。

　　《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請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10）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過什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胡話（蔣介石倒是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絕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實在在的中心思想，中國共產黨一切的一切必須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依靠，一分鐘也不能離開人民。

　　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的解釋，人民就是“以社會各勞動階級、階層為主體并聯合其他愛國社會集團組成的統一戰線。”可見，人民的主體就是勞苦大眾，堅持人民至上，就是堅持勞苦大眾至上。要真正堅持人民至上，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必須清楚的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推翻資本家階級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11）——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份綱領的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斗確定為自己的綱領。”（12）實現共產主義，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就是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終身，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入黨誓言，這一誓言要管一輩子。中國共產黨就是要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中國共產黨就是要干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只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不斷朝著共產主義偉大目標前進，才能真正捍衛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回應人民呼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高理想。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13）

　　“南山學脈”諸君在以上這些問題上認識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深不透，也就無怪乎“南山學脈”諸君在史觀上失掉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在根本原則上失掉了群眾觀點，反而陷入到資產階級國家主義的漩渦中了。本刊把這些問題重新講出來，其意并不僅僅在于給諸君上一節黨課，而在于同諸君共勉，深望你們重回正道，共同為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奮斗終身，這才是真正的大局之所在，一切兜售精英主義思想的言行，都是在破壞共產主義事業。

　　四、真假愛國主義

　　本刊認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下，不同的思想觀點應當交鋒。但同時我們又堅持“二為方向”，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人就是要同種種非馬克思主義乃至反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斗爭。

　　本刊認為，“南山學脈”諸君所謂高舉“新儒家”旗幟，奉行“中華精英主義”的觀點，是極其可恥的，這無異于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搞什么“王政復古”這類臭不可聞的爛把戲罷了。我們奉勸“南山學脈”諸君不要陷入“新儒家”的泥潭，不要犯“醒獅派”的錯誤，更不要自己陷進了“新儒家”泥潭還意圖拉更多人下水——這是一定失敗的。所謂“新儒家”，作為一種“學理”，我們承認它的存在。但是，如若有人意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利用“新儒家”來從事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或者反馬克思主義的邪惡勾當，同社會主義爭奪人心。那么，馬克思主義者將對你們大聲說“不！”而且還要毫不留情的戳穿你們的假面。一句話，中國不需要“新儒家”來做什么指導思想，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任何形式的儒學本位論都是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完全對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儒家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建立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本位，對中華傳統文化批判性繼承基礎上的，任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片面理解成為無論什么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儒家化或是儒家馬克思主義，都是極其錯誤的。

　　本刊認為，堅守人民史觀，旗幟鮮明地反對超階級的國家主義既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立場，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宗旨和原則。真正的愛國主義絕不是狹隘的、精英史觀的資產階級國家主義，這種俗不可耐的“鬼扯主義”既不能代表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也不能代表我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更毋庸提先生們鼓吹的什么“中華精英主義”。所謂“中華精英主義”，說穿了就是“四民社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等等等等，諸如此類而已。中國歷史上，這種翻來覆去，混淆視聽的小丑把戲實在讓人感到視覺疲勞，一句話就是——“吃人”，而且還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來吃，還要拿出高尚二字來為自己做棺槨，可惜得很，這種鬼東西早已經爛在文化的孤墳里了。這種主義下的國家，與勞苦大眾沒有半毛錢的關系。先生們想搞“王與馬，共天下”那一套，奈何今日之人民早已不是封建時代的部曲與佃客了。且看梁啟超說：“歷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遞驅于群眾的‘人格者’，愈演進愈成為‘凡庸化’，而英雄之權威愈減殺。故‘歷史即英雄傳’之觀念，愈古代則愈適用，愈近代則愈不適用也。”（14）作為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連非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公，其頭腦都是如此之清醒，他雖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可他清清楚楚知道人民是歷史之主人，并且隨著現代化的發展，人民在歷史中之主體地位，只會越來越彰顯，而絕沒有越來越式微的道理。“中華精英主義”，面對這樣的名詞，我們想不出別的話，只佩服先生們竟有勇氣將這種東西端上臺面，實在為我等佩服。

　　資產階級國家主義，以抽象的整體利益妄圖涵蓋一切。可惜，它沒有涵蓋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也沒有涵蓋社會平等的政治價值，更沒有涵蓋全人類解放的未來指向。資產階級國家主義顧名思義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國家思想，在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話語體系下的愛國主義本質上是假愛國主義，這在許多資產階級國家里能找到許多現成的鐵證。堅持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下的愛國主義就必須明確國家的性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就必須時時刻刻毫不動搖社會主義祖國觀，完全明確認識到人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就必須明確國家及愛國主義本身也只是歷史概念，最終會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走向消亡這一客觀規律。

　　資產階級國家主義話語體系下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抽象的愛國主義，是假的愛國主義，它意圖將“國家”本身永恒化，概念化，而這種意圖把“國家”永恒化和概念化的直接目的——實現既得利益固定化和階層固化的永恒化和抽象化，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眼即看穿的小人伎倆。資產階級國家主義是同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完全對立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點，國家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把國家的本質看作是一個社會共同體的認識”（15）而無產階級國家已經不再是早先意義上的國家，它已經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種存續狀態，一種從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是一種過渡型國家（16），國家是必然要走向消亡的，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國家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17）因此，國家不可避免會消失，并被“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所取代，馬克思說得很清楚——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可惜精英主義者是聽不下進去的。

　　綜上，我們可以說，無論是總體主義視角還是什么“中華精英主義”視角下的國家觀都是極其錯誤的，這些“鬼扯主義”視閾下的愛國主義，也統統是假愛國主義，是以愛國主義之名，行精英主義之實，行貴族主義之實。所以，我們區分真假愛國主義，就看人民在什么地方，就看這些胡亂零碎的“鬼扯主義”在其論說中是否將人民放在第一位，是否以人民為中心，是否承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把人民的主體性置于首要條件，除此之外，我們拒絕接受任何非馬克思主義的愛國主義論說。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302頁。

　　（2）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5頁。

　　（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頁。

　　（4）（元）脫脫等撰：《宋史》（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179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頁。

　　（6）《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3頁。

　　（7）《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17-318頁。

　　（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頁。

　　（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89頁。

　　（10）《中國共產黨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頁。

　　（1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頁。

　　（1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47頁。

　　（13）《在中央政治局“三嚴三實”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2015年12月28日、29日。

　　（14）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3頁。

　　（15）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2頁。

　　（16）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9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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